【講座摘要】近消失時寫作──董啟章、王証恒對談小說如何記憶地方

記者／黃柏熹

 

近一、兩年來最具象徵性的香港關鍵詞，可能是「消失」，事物在現實裡突然缺席的空寂感覺。但消失不會是全然的，有人就有創造，小說可以是一種記憶與傳遞的方法，在虛構中注入真實；問題是，小說應該通過怎樣的方式去記錄真實？

 

由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十七次「香港文學文化沙龍」，就邀來去年分別了出版短篇小說集《南歸貨車》的王証恒和長篇小說《香港字》的董啟章，對談各自的作品與寫作的心路歷程，乃至對小說如何記憶或記錄地方的想法。

 

一本是以新界西為主題的小說集，一本是通過追尋「文字」的歷史來書寫的長篇小說，兩人不約而同在對談中提到一個關鍵詞：連結。

 

 

王証恒：消失的焦慮，所以書寫

 

王証恒屬九十後一代，《南歸貨車》裡的短篇小說主要環繞新界西地景，以寫實的筆觸記下低層人物的愛慾和生存狀態。

 

與新界西結緣，最初源於王証恒自兩歲起搬入屯門的成長經驗。就讀中學時，社會上亦發生反高鐵等社區保育運動，「對社區有一個很大的消失的焦慮」，因而產生了要書寫地方的意識。他認為，在九十後一代來說，以地方作為文學場景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因為過去有很多人做過，這一代人不再需要想像書寫地方是對大論述的抵抗，會很直接地認定這裡是我的家鄉。」對於成長時期讀過不少香港文學的他而言，當中有一個傳承的過程。

 

但他強調，這種地方意識不全然建基於愛，也可以是恨。所謂社區的形成可以建基於荒謬的條件和政策，人容易陷入焦慮和躁動的情緒當中，譬如〈虫豸〉裡兩個想要逃離城市的年青人，〈狗哥〉裡被教育制度壓迫的少女；他的小說裡，愛之下有一層很強烈的恨。

 

 

流徙的人，流徙的地方感

 

帶恨的書寫，某程度上是希望促成溝通。王証恒提到，學者梁啟智幾年前曾訪問不同香港人的新界西印象，不少人的答案是現在被當成笑話的「新界西有牛」。作為新界西人，他認為有責任藉由書寫地景，使讀者可以代入，乃至介入新界西的社群生活：「（書寫）不一定是好的，可以是很差的，但可以作為溝通的橋樑。」

 

談到地方書寫，王証恒在對談裡分享了由他自己製作的地圖，點出《南歸貨車》裡不同人物在故事裡的移動路線，範圍涵蓋港九新界。除了部分定點描寫的小說，王証恒亦寫出了人在城市中不斷流徙、逃離的情狀，那種生活在其中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遠遠超出一個有限的社區，或者想要逃離的慾望又構成了與過去不同的地方意識。

 

 

以「新界西」命名，是希望把故事裡不同的陌生人連結在一起，進而凸顯新界西的書寫方法。在他而言，新界西的一個特色就是城鄉交界非常接近，「例如繁忙的青山公路，突然會有一個岔口通往嘉道理家族的別墅；要逃離城市，只要轉一步就可以。」作為一個寫作者，新界西無疑是一個很強大的抒情資源和文學地方，藉此反映人的生活，乃至地方與問題的關係。

 

董啟章：降靈，連結歷史的方法

 

董啟章寫《香港字》一書的歷程，不少人都耳熟能詳。2020年10月他在文化博物館參觀「字裡圖間－香港印藝傳奇」展覽，意外碰上19世紀在香港英華書院印刷所開發製造、名為「香港字」的鉛字，在鉛字實物、歷史資料加上印刷品組成的氛圍裡，他形容自己「跟150年前的香港有物質和身體上的接觸」，當刻就萌生了寫小說的念頭。

 

這個源起，某程度上亦源於一種「消失」。過去，「香港字」曾一度失傳，甚至無人提起，直到展覽策展人偶然接觸到被賣到荷蘭的「香港字」銅模和鉛字，一段隱匿的歷史才得以被重新打開。董啟章認為，「香港字」實物加上其歷史源流，實在是一種在散亂的歷史中連結集體記憶的方向，可供追溯和重構；問題是，如何藉小說書寫出來？

 

 

「香港字」的鑄造正值清末大時代，加上大量的歷史材料和人物，大可以寫出一部史詩式歷史小說。但董啟章說，個人不想用常見的歷史小說形式來書寫，一反過去平均二十多萬字的「大部頭」習慣，他希望《香港字》會是一本比較短、看起來不像歷史小說的小說。

 

「後來出現了一個想法：不如就讓『香港字』在電腦裡自己走出來跟打字的人對話，就像西方的降靈會。」據說在西方的降靈會上，被靈魂附身的人會寫出不同的字跡，靈魂臨在肉身，是為一種連結，「不過是現代化的降靈會，即是以新細明體的形式出現。」他笑言。

 

對話體的歷史書寫

 

這個「香港字」的靈魂，在小說裡稱為「字靈」，與生活在當代的女主角賴晨輝持續對話，構成了歷史連結當下的方法。有別於傳統的歷史小說，《香港字》書寫歷史的方法，董啟章形容為「降靈書寫」，是通過濃縮和對話所促成的連結所達成的。他自言，在思考小說如何寫的過程中，這個形式甚至相比故事重要：「找不到適當的形式，可能就寫不到那些故事出來。」

 

可以說，《香港字》記憶一個地方的方法，就是通過對話體這個形式，當中亦可以細分成字靈與晨輝的降靈對話，19世紀香港少年戴福寫給苦戀對象的書信和自傳，以至生活在當代的晨輝遺書。董啟章形容，小說裡既有集體記憶，亦有個人記憶的部分，兩者通過對話連結起來。顯然，於是次對談的兩位小說作家而言，「連結」、「溝通」都是他們書寫小說的關鍵詞。

 

寫不寫實

 

討論如何記憶或記錄一個地方，無可避免要論及小說寫作裡的寫實問題。

 

王証恒的小說被認為有寫實主義傾向，但他坦言，《南歸貨車》未必是最典型的寫實主義作品：「自己常常希望學魯迅一樣寫尖銳的文章，但最後不知為何寫出了像沈從文、蕭紅或張愛玲的東西。」他沒有刻意要寫得很寫實主義，反而認為在不同文學源流的碰撞中，會產生新的風格。

 

黃碧雲是其中一個對他影響甚深的作家，特別是大學時讀的《烈佬傳》。他認為，黃碧雲是用記者的方法寫小說，透過對話和了解找尋與內容統一的文體，而非通過個人技巧或才能去處理。「寫小說的真實感不是由我自己去創造世界，而是在交流中創造。」王証恒說，「甚麼是寫實，自己一開始是由主義出發的，後來覺得是一種介入世界的方法，從介入中得我的文學作品，亦令讀者有介入世界的衝動。」

 

 

他亦坦言，雖然自己嘗試通過身體和語言來把握基層人物的真實，但小說的角色未必就等同於現實裡的人，就如他不懂寫人講粗口。小說裡比較詩意的部分，他形容是一種可能性：「詩意某程度上都存在於基層心裡，但未經發掘。詩意和寫實之間的張力，可能就是一種潛能。」

 

時代的文學

 

董啟章則向來被認為是在知識與體系裡創作的作家，他亦笑言自己是「最大的孤獨精」、「閉門造車的人」。他指，香港一直存在以「寫實」來處理經驗的作家，例如李維怡，雖然自己無法做到，但一直主張香港很需要這種寫作。他更指，在創作裡沒有過時：「如果某個切入點自然地在社會上發展，代表在經驗處理上有這樣的需要。」而其實不同方式之間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在寫香港。

 

他以由歐洲流傳到日本的自然主義為例，最初歐洲自然主義是指寫實地處理社會題材，但流傳到日本後變成了「自然展露自己的生活」的文體，後來又發展到森鷗外的「歷史的自然主義」，主張自然地把歷史材料展露出來，就是真實。「這很有趣，不應該說哪種東西沒效，它們總有新的時代處境，不同人會有不同的方向，把經驗轉化成小說是沒有限制的。」董啟章說，「文學是有彈性的東西，能屈能伸，當中會有很多空間。」

 

無論是地方書寫抑或是降靈書寫，只是有人在寫，消失就不會是全然的。

 

鳴謝：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