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後,我們對東歐的了解,或者說東歐可以讓人了解的部分,已經大幅拓寬變廣。我們比以往更加理解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悲劇:人類究竟如何謀殺了那一千四百萬人。但這些知識仍舊散落各處,而我想把它們整合起來。
《血色大地》作者序(節錄)
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著,陳榮彬、劉維人譯,衛城出版,2022。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每個人都只能踏進一條河一次,到了第二次,河就不再是同一條河,你也不再是同一個你。兩千年後,蘇聯猶太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加上了一句:每個人也只能搭火車前往集中營一次。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變化。幫這個版本的《血色大地》作序,就像是在逆著河水而行。因為我不能把同一段歷史寫兩次,現在已經不是同一個時刻,我也不是當年那位歷史學家。不過我還是可以談談這本書的誕生,談談它所引起的反響。
《血色大地》剛出版時,世界各地正開始上演民主退潮。十年之後,民主和歷史都逐漸從公領域消失。《血色大地》引起的餘波盪漾,讓我找到一個說法理解事情為何會變成這樣。就在本書出版後,一場爭論也跟著爆發。但爭論的重點卻不在書籍本身,而在一個不大相關的問題上:我是不是比較了一些不能拿來比較的東西?本書忠實呈現了東歐在歷史上如何同時受到納粹與蘇聯勢力的影響,但這種寫法顯然刺激到某些人,令他們爆發了某種本能式回應:「你怎麼可以將猶太大屠殺跟其他事件相提並論?」「你不能把希特勒拿來跟史達林相比!」「納粹德國與蘇聯無法相互比較!」這些反應令我困惑,因為《血色大地》開宗明義就是要書寫納粹與蘇聯在東歐的歷史,而不是著眼於兩者之間的比較。
為了理解批評者為何執著於「不能比較」,我必須暫時擱置我的作品,思考社會上的文化記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文化記憶的規矩跟學術研究不同,設有著許多禁忌,而這些禁忌往往奠基於矛盾的邏輯。當有人說「不能比較」,他們真正的意思其實是「我不想花時間找資料,而且我已經先比較過了,所以現在不准你用自己的方式把這兩者重新比較」。當代社會正在形成一種慣例:那些聲稱握有話語權的人,越來越常在人們不知情的狀況下先做好了比較,再把這種比較變成禁忌。雖然本書的核心並非比較,但比較卻是審慎學術研究的常態。如果比較變成一種禁忌,社會就會陷入自我審查跟思想箝制。
禁忌的力量不外乎來自於重複灌輸,「不能比較」也不例外。在2010年代初以前,俄國官方對待文化記憶的態度,就是「不要比較」。俄國的這種禁忌,讓德國的罪行變得不可質疑,讓蘇聯的罪行變得無足輕重,更讓普丁政權在政治上無往不利,開始盡其所能地讓其他國家也這麼相信。但除了俄國之外,德國也有「不能比較」的禁忌。與俄國不同,德國政府致力於教育人民,使大眾明白前朝政權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但官方版本的猶太大屠殺,卻不幸出現兩個問題:首先,它太過強調集中營,而非真正要命的槍決刑場和死亡工廠,從而淡化了納粹罪行的嚴重性。其次,它讓德國人直覺以為猶太大屠殺就是學校所教的那樣,而其他版本的歷史都是在避重就輕。《血色大地》裡的猶太大屠殺,其實遠比德國教科書裡所述的範圍更廣、更加恐怖,也涉及更多德國人;卻因為放在更廣的脈絡下討論,從而引發質疑。
美國自身的問題也助長了禁忌的形成。猶太大屠殺在冷戰期間並不受美國人重視,但到了世紀之交卻一躍成為關注焦點。在此同時,冷戰時期過度誇大的史達林罪行,則逐漸從美國人的記憶中消失。美國開始盛行一種說法,說美國是為了阻止猶太大屠殺才投入二次大戰。這當然與事實不符。美國當年的反猶主義,妨礙了小羅斯福總統帶領美國參戰。抵達亂葬坑跟死亡工廠等屠殺之地的也不是美軍,而是蘇聯的紅軍。二戰結束後五十年,希特勒已是美國人公認的暴行代表。他被描繪成一個瘋子,距離今天的我們太過遙遠,而且無從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過問為什麼希特勒會把美國當成榜樣。美國小學生都讀過安妮.法蘭克的日記,但卻沒有人告訴他們安妮之所以會死,是因為美國沒有讓她們家以難民身分入境。猶太大屠殺在剝去歷史脈絡之後,就化為一種純粹的邪惡,讓美國人自以為代表良善的力量。當有人要把猶太大屠殺放回歷史上的時空背景,他們就覺得不大對勁。
1930到1940年代的暴行,正逐漸從歷史中淡出,換上了名為「記憶」的外衣。如果繼續把談論當成禁忌,我們就會在缺乏描述與解釋的無知情況下「紀念」那些自己從未參與過的事件。沒有歷史的記憶,終將逐漸化為遺忘。
歷史不會重演,沒有事物會完全一模一樣。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變化;但所有的流動和變化都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歷史海納百川,無所不包,也包括我們對歷史的觀察。我們變得更有智慧,是因為我們一次次回到河邊,不斷重複思考,一再重複詮釋,盡力用新知識填補舊知識。1989年後,我們對東歐的了解,或者說東歐可以讓人了解的部分,已經大幅拓寬變廣。我們比以往更加理解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悲劇:人類究竟如何謀殺了那一千四百萬人。但這些知識仍舊散落各處,而我想把它們整合起來。
「不能比較」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幻想:把比較的對象隔絕開來,讓各自都能保持純粹。猶太人的歷史必定是獨一無二,因為他們曾被人指名消滅;德國人是清白的,因為他們早已道歉;俄國人不能批評,因為蘇聯曾被納粹德國擊潰;美國人是良善的化身,因為他們打過一場正義之戰;烏克蘭人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遭史達林刻意餓死;波羅的海人也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被大量驅逐流放到古拉格。波蘭人當然也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先後遭德國和蘇聯屠殺。這種把每個對象完全區隔看待的幻想,讓國族史混淆成文化記憶,文化記憶混淆成禁忌。然而,無論是民族史或國別史,都只有在跟他人互動時才有意義。歷史是一種不斷向外互動的過程。
我們需要歷史,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汲取教訓。我們甚至需要歷史,才能成為獨立的個體。禁忌會讓我們分裂為部落,無知會讓我們淪為暴民。只有歷史才能讓每個人用相同的基礎思考是非善惡,成為每一個獨立的個體。
正是這種「不能比較」的自滿心態,讓我們更難付出心力保護良善的體制,更容易讓自己國家的歷史淪為平庸。歷史從來不管你的國家獨不獨特,也不管你的感受舒不舒服。歷史只會展示出人類可能會做出哪些事情,讓我們思考那些事情會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當我們看過人類行為的可能,明白自己也可能做出同樣的行為,我們在應對身邊的社會環境時,就能多帶有一份責任感。無知、禁忌與各種自詡無辜的迷思,都無法增進我們對現在的理解。知曉過去歷史事件的樣貌,才是通往眼前世界的門票。如果問我《血色大地》在往後幾十年最能帶給人們什麼啟示,我會說有些歷史現象只有同時去看納粹德國和蘇聯,才能得到全貌。
(精彩15000字全文請見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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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所以在現實面前……」
「不,我是現實主義者。」
「你是現實主義者
那麼其他的人是什麼?」
「其他的人是現實。」
——孟浪《不現實的人》,2003
孟浪讀大學時在宿舍照的照片,攝於1981年或1982年
孟浪是誠實的。誠實,多麼高貴的品質,作為一個人的、以及作為一位詩人的。誠實是品質,也是不可替代的勇氣。孟浪深知自己是誰,所以他寫下《不現實的人》時,直面的是他自己,本質的自己。
孟浪是孟浪自己的理想主義與理想主義者,僅關乎一心,與他者無關。理想,在更多的時候或許只是一種心境,漫長的,又抑或是短促的。
「其他的人是現實。」而現實的進行時從未停歇,日復一日又復一日,正在進行的重複,還會一再重複。災難發生,再發生,一再發生,直至不忍目睹,還要你瞪著眼睛一直在場。更殘酷的是,我不能悲傷的坐在你身旁。
哈利路亞,只有耶穌基督在復活中,也只有耶穌基督可以死而復活。人類死了就是死了,是沒有任何機會復活的,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
眾所周知,沒有人可以討論不存在的東西,被大象踩到才是真實的。我看見,沒被踩到人都認為房間裡沒有大象,這是真實的現實性,雖然現實性不是現實。
多麼魔幻啊,現實性不現實;多麼分裂啊,現實不在現實性中。這就是我所在的地方,這是我所生活的時代,這是後1984的美麗新世界。
四月的一個淩晨,醒來後再也無從入眠,繼而湧入一堆堆的胡思與亂想──忽然就想到非常時期的上海,想起詩人孟浪的一首詩,想念出生於上海病逝於香港的大鬍子孟浪。
詩人孟浪,原名孟俊良,生於上海吳淞,祖籍紹興──那是一塊長出過一堆硬骨頭的人的地方。不過,孟浪這個名字是屬於世界的,而俊良──關於俊良的所有呼喚,它是專屬於杜家祁老師的。只是,沒有任何呼喚可以挽回一個人的生命──2018年12月12日,孟浪因病於香港去世。
命運,會把一個人帶向未知的任何地方的。1995年9月,34歲的孟浪離開上海前往美國,自此居留海外。2006年年底孟浪開始在香港長居,從事自由寫作、也從事文學編輯和獨立出版活動。2015年,孟浪又移居臺灣花蓮,準備開寫他籌畫許久的長篇小說。2018年2月17日,孟浪在香港突患急病入住威爾斯親王醫院,後確診為肺癌並轉往沙田醫院治療,直至逝世。
孟浪是我認識的上海人中最不像上海人的一個。江湖有種說法,說誰不像上海人,就是對誰最大的認同與讚美。讚美,我想什麼樣的讚美孟浪都接得起──是在孟浪離開多年後,我才發現與確認的,為此我感到羞愧。
沒有人可以與故鄉一刀兩斷,孟浪也不可以。只是,在孟浪的詩中,出現更多的是祖國,各種複雜性思維與意義上的祖國──而不是作為故鄉的上海。「我不是上海人,我是上海鄉下人。」 是孟浪口頭禪式的自嘲。
因著協助杜家祁老師編輯孟浪全集的機緣,我在孟浪的詩文中,試圖尋找他的上海痕跡。試圖把視野所及的一些,稍作編輯整理為一個小輯「孟浪的上海」,權作這個被取消的春天的一塊幕布。
2022.04.18~23,記於海客堂。2022.04.26略有修訂。
孟浪的上海
上海被推了過來,活生生展開。這個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同時只是數學和物理學概念中的一個點。我們深陷其中。……人類正生活在地球村中。上海跟這顆星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靠得太近了。……我們生在上海純屬偶然。必然的、不可逆轉的事實是:我們深陷其中。
──孟浪《海上詩群藝術自釋》,(《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 1988/上海)
如此十裡洋場的上海,也是如此「新感覺」的上海,如此「現代」的上海……我遠離上海、也遠離中國已逾八年。而今,上海又終於在那裡被集權與資本媾和而成的一種瘋狂的強力撐起,當屬美學上的忒勉強。在大洋彼岸,遙對八年來貌似巨變的上海,恍如遙想八十年前那舊照片上紋絲不動的上海:一邊是我的回憶,另一邊則是他人深刻鮮明的生命印記,我們把它小心翼翼地承納下來……
──孟浪《施蟄存先生的六封信》,(《印刻文學生活志》 2003/ 臺北)
我們的上海啊,土地之上的人們的命運,因土地的命運而徹底改變!歷史不可重建,但歷史竟是可以失去的。從城市史、城市規劃史的論述中,上海,作為一個近代都市計畫的完整規劃及體現,曾有過全新的藍圖,並得到了部份實施。……幸好,失去了過去的未來,仍然可以期待──因為,未來的主人公正在湧現──上海徘徊,何去何從?答案已經沒有意義,我期待的是負責任的行動。
──孟浪《上海徘徊:失去了過去的未來》, (《今天》2009年夏季號.,該文義大利譯本2008年11月首發於米蘭《Dialoghi Internazionali》雜誌第8期)
南京路上,兩匹奔馬
兩匹奔馬,面對面會意一笑
哦,她們擁有幸福的不同來源:
母親,食品,與生俱來滿足的疲憊
——我是主人,並無理解她們的權力
她們可能在生長中互相撕咬
可能一起奔進天上,那空中的廄房。
靜止中呵,絕美的鬃毛揚得更高
八隻馬蹄已馳往八個方向
驕傲的馬頭,在標本館與我重逢。
1993.10.23
上海紀事
黑色提包裡帶雨水的傘
傘之上的晴空
晴空下的我,手上的一個黑色提包
對未來發出警告的一位紅色職員!
別人密謀奪取的檔!
綠色背囊裡帶雨水的靴子
靴子裡的傷腿
腿的終了處,是腳,是腳趾
拒絕了白色芭蕾
撒向觀眾席的舞臺和佈景!
還有撒向他們的真正的傳單!
一隻內向的手
在黑色提包與綠色背囊之間穿梭
帶雨水的城市
貫穿本世紀的初葉!
1992.08.12
四川北路
明天,你立在四川北路底的寒風中
痛悼著魯迅公園,還是痛悼著魯迅
你身邊走過的成年男女,活著就是死了
只有在永恆的廢墟上才會散佈著這些不朽的兒童!
明天,你將把整個四川北路從腳下抽走
那樣你就站在了無人跡的大地之上
那樣,這些兒童終生將幸福地與猛虎、雄獅相伴
——這是魯迅公園的遺址?——哦,這分明是魯迅的前身!
1992.03.25
一生一次的法華鎮路
一生一次的法華鎮路
舊軍隊拖著革命的步伐
或許也打這裡走過
或許落伍的遊兵散勇
遠遠繞開還在幸福的家庭
活到了,活著了,活過了,活完了。
安於另外的道路兩側
心室以外的懸鈴木把榮與衰重複
沒有人看懂落葉之墮落
搖身一變又沒有人看懂
那墮落後的種種情操
舊軍隊一律在遠方的墓中。
一生一次的法華鎮路
太勉強了就好像沒有盡頭
撤退的號聲衝進了落日深處
誰聽得懂?真是我的哭聲
讓破爛戰鬥服裡的身子打顫
讓大眼睛一樣烏黑的槍口一陣陣劇痛
活到了,活著了,活過了,活完了。
1990.01.01
孟浪和弟弟在華東理工大學門前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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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R
六歲兒子上機時
褲袋中的素描筆早已送人
再多的寫生都不足以
挾帶故鄉
我告訴他
第二家園還是家
他卻懂得
「次等公民,好渣」
不再是填滿欲望的魔戒
只有水電煤稅
緩解我(如有的)鄉愁
何處無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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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孟浪
又一頭抽象行走
四山包覆之黑陸
山曰:余以為妙道矣!
足以上升
背離自己的人往外際航行
又一顆老實跌墜
白花重又重
海曰:酴醾怎不爭春?
底下活過億年之石
開花有時
醉著旋轉
人物,你是人還是物啊
是人,是孤高的落伍的群狼之首
是物,是國破山河滅古戰場最後一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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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場雷電
自水簾洞分解
蘇幕遮 滑過春泥
幾度鐵劃銀勾 磬聲不斷
超度了人生
用粒子的語言說 再見
大氣環流 從神話回來
忘記
親密本無必要
一輩子
沒有擁抱過大地以外的誰
多伸橄欖枝
才觸碰 就消逝
嫩芽煉出一片林綠
野地隆 少虎正下山
江湖老叟徒步下岡
一合
亂作兩儀
🌵
占卜
迷上占星以後
抬頭即末日
隕石核爆還是瘟疫喪屍
最後生還者最懂寂寞
若有那日我會再問一句
一起睡虎地,可?
會有新物種稱霸
我們的時代叫「史前」
最終也無關歷史
萬物只圖呼吸
但再次占星以前先要驗眼
未來斷不會筆直地閃爍
🌵
與自己聚舊
那個叫本我的我
現身,攜酒
最醉的時候最為顯性
我說
是假的,我因他而活
樽頸和煙嘴都是臍帶
養他
於龜裂的日子
成長為
禽獸或超人
我期望他們合體
能粗野而具智慧
總是企得直
不管契約存廢
我用代謝收拾他
可惜他的同伴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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