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字
第五十三期
【來自閱讀飛地的消息】陳慧、鴻鴻與閱讀共享的動盪史
講座報導
記者、攝影：鄺鉅裁
位於西門町的書店「飛地」正式開幕一個月，「飛地」作為人文地理學的概念，象徵懸而未定的狀態，以及對跨域的想望。《字花》邀請了陳慧和鴻鴻兩位跨界創作者到飛地，談談閱讀與自身的關係。如果閱讀必然是多元的，陳慧和鴻鴻如何從中提煉出養分，滋養創作和生活，在動盪中安身立命？
書本作為舞台，人是其中的角色
陳慧四年前移居台灣，在遷移的過程中學習與不安、焦慮共處。來台之前，因無法負擔寄送大量書本的費用，她把家裡的二千本書送到香港文學生活館寄賣。把書本送走前，她才意識到書中可能夾有東西，必需每本翻找，包括鈔票。以前從事電影工作收入不穩，她為了不把錢花光，便把一張張百元鈔票夾在書裡。
「不知道哪天這本書會把你救出來。」陳慧說。面對大量讀不完的書，她不免感到焦慮，但仍然把新書帶回家，因為那可能會是生活的救命繩。
2019年後，陳慧陷入另一種焦慮，每本書讀十幾頁就讀不下去。人們會關心彼此的情緒、創作和生活，卻很少提及閱讀的狀態。其實閱讀的狀態能呈現一個人的狀態。陳慧指這種狀態是孤獨的。她分享發佈在IG上的照片，大部分是新書或在不同咖啡店寫稿的留影。那是對朋友表示安好的心意，「我仍然在閱讀和寫稿，請他們不需要擔心。」幫她渡過困難的書，包括桐野夏生、泰絲．格里森和卜洛克的小說。讀不下去，讓陳慧開始流動、跳躍式的閱讀。早上打開《聖經》APP，讀一小段摘取的經文；睡前讀詩，挑幾句，停駐在那邊，為自己帶來安定的感覺。陳慧反問，為何讀經典不能跳躍地閱讀？
鴻鴻同樣有兩段與愛書失散的經歷。第一次是在大學時期，他擔任楊德昌導演的助導，拍攝《恐怖分子》時為片場提供兩千本書作道具。當時的製作條件很差，常留下爛攤子。拍攝完畢，鴻鴻的兩千本書連同道具師傅消失了，他要花幾年時間才把大部分的書買回來；第二次是在離婚的時候，鴻鴻把書都留在以前的房子，只帶走了兩套書：《卡夫卡全集》和《七等生全集》。「重買的看不完，舊的更看不完。」鴻鴻笑道，即使與前妻保持友好關係，還不打算把舊書帶回來，他認為要展開生活，就要讀新的書。有時候，人必須要透過斷捨離，才能更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最需要的是什麼。
保持距離才能看得見
與楊德昌導演合作後，鴻鴻不禁在創作上感到巨大壓力，那是源於對自身嚴苛的要求，以及對電影界線的想像。1996年，鴻鴻以劇場導演的身分進駐巴黎國際藝術村，看了大量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電影，平淡和生活化的拍攝手法為他帶來啟發，擴闊對電影的想像。同時，鴻鴻回顧過去在台北的生活，「當時我知道有一個家在等我，我可以安心地去流浪。」距離把過去壓縮為記憶和夢，讓他更完整地看待自己，這造就了鴻鴻的第一部電影——《3橘之戀》。
保持距離對陳慧而言，一開始是不安的。從2014年雨傘運動至今，香港陷入長期的集體憂鬱，2017年陳慧來台生活後，發現自己有種「追不出去」的無力感。兩年前，她白天如常授課和寫稿，晚上獨自回家回復香港人的身分，看著直播，見證在香港發生的一切。陳慧第一次為此感到害怕，有一種掉隊的感覺，如小時候拉著陌生人的手，誤認對方為自己的父親。同時，她為恐懼感到氣憤。她一度以為自己不再懂得書寫香港，時間停留在2019年10月，只能寫回憶。
在此之後，陳慧作品中的地方變得難以辨認。收錄在去年出版的小說合集——《孤絕之島：後疫情時代的我們》的一篇小說，女主角的生活範圍正參考了陳慧居住的地點。寫出來後，她卻分不出那是香港還是台灣，地理的界線和特徵變得曖昧不明。不能寫香港，因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敢寫台灣，因為對台灣的了解不夠深。在兩地的夾縫中，陳慧練習與焦慮共存，重新出發，尋找新的書寫路徑。在目前進行的專欄「物證簿」，陳慧以物為起點，透過尋常事物檢視人的狀態，側鋒切入與近年香港息息相關的議題，如移民和集體創傷等。
從文本中提煉自己
回應陳慧的狀況，鴻鴻認為，透過閱讀獲得的不在場經驗能刺激思考和創作。例如，詩歌不一定交代事情的脈絡，卻能貼近普世價值，引起共感。在詩歌創作的經程中，鴻鴻也是一直在演化，從各種文本尋找自己的聲音。他表示剛開始寫詩時，受上一輩台灣詩人的影響很深，如瘂弦、洛夫、楊牧和鄭愁予等詩人，他們建立了台灣詩歌的兩大傳統：第一是抒情傳統；第二是意象先行，運用大量象徵和隱喻。隨台灣民主運動的推進，鴻鴻漸漸不安於以這些形式寫詩。
此時，外國詩歌開拓了鴻鴻的眼界，不僅在創作形式上有所啟發，做人處世的態度亦然。兩位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德語詩人——傅立特（Erich Fried） 和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對鴻鴻的影響最深。兩者的共同特質是，勇於以詩歌對現實提出批判，讓鴻鴻發現詩歌的抗爭面向。在〈先知——論紀伯倫《先知》〉，傅立特批判了紀伯倫的詩歌過於抒情，欠缺社會脈絡，無法指出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心靈雞湯都是毒藥。讓社會出問題的人總是把問題拋到個體身上，使你覺得要改變的是自己，不是結構。」接下來，他從布萊希特的詩歌〈這是人們會說起的一年〉談到台灣民主運動。面對納粹黨的暴行，雖然布萊希特感到絕望，但還是試圖以詩歌表達他的意見。同樣地，在台灣民主運動中沒有人能保證成功，但一代一代人還是抱持熱情和信念，開拓出更多議題和自由的可能性。鴻鴻認為，讀完一首詩，不要停留在原地，要走出去作出改變。
在批判的同時，鴻鴻認為，我們應避免變成「正義魔人」，即盲目批判，拒絕理解跟自己不一樣的立場和事物。他分享了以色列詩人阿米亥（Yehuda Amichai）的詩歌〈耶路撒冷〉，在以巴衝突的背景下，表達了生活在侵略者國家的掙扎和矛盾，而正正是這種矛盾，讓詩人從更個人和細膩的角度思考戰爭。詩歌中，阿米亥以旗幟象徵對立的意識形態，它遮蔽人們真實的臉孔和日常生活。「在抗爭中，我們都覺得對方很快樂，但其實雙方都不快樂。」鴻鴻說，為了自由和生存不得不對抗，但抗爭從來都不是最終目的。
對鴻鴻來說，公義不單是自己的事，更是跨地域的。鴻鴻一直努力連結台港。他表示，台灣在八十年代深受香港文化影響，如港片、港劇和流行音樂等，那亦是西西的小說開始風靡台灣的年代。雖然社會背景與過往不同，鴻鴻還是希望港台有更頻繁的交流，互相切磋。他創立的《衛生紙詩刊》在2014和2015年分別以「太陽花詩集」和「雨傘革命」為題，把詩歌、抗爭和兩地的關係拉近。受香港詩人洛謀同名詩作的啟發，鴻鴻以〈暴民之歌〉對抗政府和媒體對318太陽花學運的污名化，為抗爭者正名。2019年後，得悉很多香港人離家，他便寫〈鵜鶘飛行〉，寄願遷移者同樣能安身立命。
面對時代的動盪和噪音
處身資訊爆炸的年代，彈指之間便能透過手機追蹤世界的動向，但過多的娛樂和資訊終會變成噪音，把我們從閱讀和思考中拉出來。陳慧和鴻鴻同樣認為，不管閱讀的形式和內容為何，保持求知欲和不安於主流的態度是關鍵。「一定要往感興趣的部分鑽，抓東西出來。」陳慧說，她把文本比喻為窗口，藉著文本，讀者看見不一樣的風景，但同時要爬出來發現更多窗口，讓自己保持活躍和流動，尋找下一個文本。鴻鴻則認為，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知識形成的脈絡，這些脈絡可以透過不同媒介吸收，如音樂、文學和電影等，最重要的是抱持學習而非娛樂的心態看待文本，尋求當中的內在關係。「開放一點，同時深一點。」鴻鴻說。閱讀從來不是各自為政，把世界破碎化的行為，而是藉著閱讀，把散落在不同領域的碎片，還原為我們的世界，或可能的話，共同的世界。
⭔講者介紹
鴻鴻
詩人，劇場及電影編導。出版有詩集《樂天島》、《暴民之歌》等八種、散文《阿瓜日記──八０年代文青記事》、評論《新世紀台灣劇場》及小說、劇本等，及主編《衛生紙+》詩刊。曾獲吳三連文藝獎、南特影展最佳導演獎、芝加哥影展國際影評人獎。擔任臺北詩歌節及人權藝術生活節之策展人，並主持黑眼睛文化及黑眼睛跨劇團。
陳慧
香港作家及電影編劇，小說《拾香紀》獲得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1997年—1998年度的小說組獎項。已出版多本小說及短篇作品，亦有於不同媒介撰寫文稿及出席講座等。2006-2018任職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編劇高級講師，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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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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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
【趁著風眼還未消失】詩三首
周昭亮
游魚
陽光勉強照耀魚腥味，彌留香港仔。岸上小孩在朗讀狂人的日記，一句又一句吃人，是科幻電影。我一口一口吸水，呼出寒末的刺骨。那年，躺在廣場上的春雪，長大後，我的志願是吃人。
聽說，這樣才不會讓人吃魚。後來到了青衣，是個海島：奔跑掉了午飯後的汗水，我們都忘記，吃魚還是吃人，血都不及錢腥。四大天王的海報，鄰班的馬經，是霓虹舞步，我們一起游到世紀末的雨天，無比寫實，狂人亦再度回歸孤寂。
吐露港涼了，游弋百年。圖書館是浮城，是孤島，是三島由紀夫的寺院。殘餘的書頁，輪迴的海水，不容易轉身。大學生手上的革命小說，墜落馬料水站的彎型月台空隙，從此火車和路軌之間，磨擦聲響消失——我給他重讀自盡的情節，他給我解釋最新移植靈魂的方法。
鯨魚始終吃素，始終無家；小島的人始終遺散，始終移居。一直同游，一直吶喊，一直遊說，留在兩極和赤道的痕跡，仍然尖刻，仍然平上去入。下一站，鯨魚有落，肉身衰敗，擱淺水灣；除夕已經在倒數，冰冷靈魂與國魂，從天國，重新移植到這個島嶼。
全屍
我都有無能為力的時候
例如蹲坐了一個小時
馬桶內的水面依舊平靜如鏡
又或者，昨日把玫瑰的尖刺
逐個磨平，以討歡心
今天卻換來一片血肉模糊
更無能為力的世代
就是處身於十級颱風的風眼——
陽光是如此明媚
無聲無息
世事竟然五十年不變
——你卻無法轉身
那是千噸重量的低氣壓
你獨力站直身軀
然而風眼的邊緣正在逐漸縮小
你一伸手，就將要觸及
那股號稱比上帝更偉大的旋風——
「衪」足以粉碎人類的語言
令你脫胎換骨
從今以後
用咬人的聲韻去説話
我們最無能為力的時候
正是填寫任何表格，總有國籍一欄
既不是殖民我的皇冠下的子民
又不是割讓我的龍袍下的庶民
而家鄉雖然有自己的名字
卻沒有獨立的籍貫
我們惟有在風眼中一直向上爬
趁著風眼還未消失之時
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另一本䕶照
像法老王保存鮮血和肉身
在他鄉以南音還魂
血痂
有些事，有人總想抹走
走進昏暗的平台
圍屏裡的物件默立
就瞬間漆黑了
彷彿從未出現
無論多輕手
空氣也會被振動
耳膜仍會被共嗚
只是黑手也懶於
製造真空
這樣的氛圍
盜鈴也無所謂掩耳
夜色陰寒
有些事，總是不見得光
趁在平安夜之前殺人
如鐵鏽的血液
快速乾涸
以免伯利恆之星的復活
喚醒從前的冤魂
褪光的定格
偷竊記憶也無所謂關燈
我們一直睜開眼睛
目睹血肉變成整片虛無
此刻，曾經流著血液的星孔
邊緣的結痂刺手
繼續提醒我們
旁邊看不見的黑暗物質
冥冥中確鑿存在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轉注
翻譯香港──筆訪譯者Jennifer Feeley
香港文學開引號
Jennifer Feeley（費正華）博士是美國翻譯家，多年來翻譯了不少香港作家包括西西、梁秉鈞、黃怡、梁莉姿、劉綺華等的作品，近年出版的香港文學翻譯包括西西詩集《不是文字》、《動物嘉年華》等。香港文學開引號領航員特別筆訪這位熱愛香港文學的譯者，探索她眼中所見的香港文學英譯境況。
（一）依你所見，外國讀者希望從香港文學中找到甚麼獨特之處？
老實說，我覺得特別是現在，很多外國讀者與出版社想在香港文學當中尋找政治元素。這並非好事，因為香港文學會因此被簡化成某種政治民族誌（political ethnography），優先考慮政治而非文學質素。許多人讀中國大陸的文學作品時也有類似的、只著眼政治的壞習慣。當然，不是所有讀者都是這樣的。我最近在Twitter讀到一位美國朋友說，有些香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被簡化為政治比喻、總是吃著千篇一律的食物，讓他讀到非常厭倦了。
此外，韓麗珠、謝曉虹等人的作品在翻譯世界獲得成功，亦使許多外國讀者以為香港文學都是超現實風格。有些作品的確是超現實的，但絕對不是全都如此。再者，不少讀者對香港的認識並不足以使他們明白哪些作品是超現實、哪些作品是寫實的。和我一樣同是譯者的Andrea Lingenfelter說過，香港文學在西方讀者眼中有一種容易親近的假象（deceptively accessible）：人們自以為了解香港文學，特別是因為不少香港作家吸收了許多來自西方文學的影響，但讀者往往錯過許多地道的香港細節。我想起有一位美國編輯說黃怡的短篇小說〈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對他來說不夠超現實。對熟悉香港的讀者來說，作者很明顯將香港城市生活的一些面向誇大至荒謬的程度，但沒那麼熟悉香港的人卻很容易誤以為那些情節都是香港人生活的真實常態。
（二）在選擇翻譯哪些香港作家的哪些作品時，你會考慮甚麼因素？怎樣的作品最能吸引你把它翻譯成英文？
我有興趣翻譯的都是一些會讓我感到好奇的作品，無論是身為讀者或作者的那一個我。翻譯西西的作品很好玩，因為她作品中的文字遊戲對我來說是一種寫作挑戰。我最喜歡翻譯一些看起來無法翻譯的作品，對我來說，沒有甚麼是真正無法被翻譯的，你只要有創意和玩心就可以了。最近我翻譯劉綺華《失語》樣本亦是很愉快的經歷，因為那是一部引人追看的心理懸疑小說，我想一直翻譯下去，看看後面的情節怎樣發展！此外，有些長篇在部分對白中故意使用不標準的普通話，讓我必須尋找獨特的方法，以英語重現那種特異感。文學翻譯是一種創意寫作，而我喜歡翻譯一些會讓我的寫作進步的作品。
我也很享受翻譯一些能呈現西方讀者較少看見的香港面貌的作品，特別是描述平凡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作品。這也是我喜歡翻譯西西、黃怡、劉綺華的原因。
我很少讓任何形式的政治理念左右我選擇翻譯對象的決定。翻譯香港文學這件事本身已經像是一種政治行動，因為相對於其他華語文學來說，香港文學在翻譯世界中實在是被邊緣化得非常厲害。
不過，我也想提出一點：譯者並非總是選擇翻譯哪些作品的人。有時候人們會主動找我，邀請我翻譯一些東西，而我答應與否，取決於我有沒有時間、那些作品能否說服我。在我的翻譯生涯中，現在的我終於懂得拒絕我不感興趣或稿費太低的工作邀約。最後，我很欣賞好幾位作家的作品，但我不會翻譯他／她們，因為他／她們已經和我尊重的譯者們建立了合作關係。
（三）你覺得將香港文學翻譯為英文，有哪些趣味和挑戰？
如我剛才所說，我很喜歡香港作家常用語言玩遊戲，翻譯起來既開心又有挑戰性。此外，翻譯和食物有關的詞彙是一種獨殊的挑戰，而那麼多香港作家（例如也斯、黃怡）都愛寫食物。其中一個常見問題是，我應該將那些食物的中文名字用拼音呈現，還是照字面意思翻譯成英文，還是在英語中尋找相等的名字？例如「叉燒」應該怎樣譯才好呢？如果我說「BBQ pork」，美國讀者可能會以為那是手撕豬肉（pulled pork）——一種常常夾在三文治裡吃的美國南部燒烤菜式，和「叉燒」完全不同。因此，我通常會說「char siu pork」，這樣還能將粵語和「香港風味」帶入譯本之中。如果讀者不知道「char siu」是甚麼意思，他們總可以上網查找答案。當然，我每次都會因應文本的特殊情況來選擇我的翻譯策略。
梁秉鈞詩集《蓮葉》（中文大學出版社）
另一項我已經提過的挑戰，是香港文學那種平易近人的假象。翻譯一整本書時，我總可以加入一篇導讀或後記來解釋書中的一些特殊文化背景，但是為期刊或文集翻譯新詩和短篇小說時就難以這樣做。
不過，最大的挑戰也許還是錢。文學譯者需要收取稿費，因此我們需要有更多資金投放在香港文學翻譯之上。我們還要引起更多編輯對出版這些譯本的興趣。
（四）香港文學獲得外譯的機會，沒有中國、台灣文學那麼多 ，你認為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我剛才也說過，錢是其中一項主要因素。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有較多本地作品外譯的經費可以申請，有些出資者甚至本身經營英語刊物供發表譯本。此外，我發現香港不少本地文學外譯經費只容許香港居民申請，這代表身處香港以外的譯者都不合符申請資格。我很鼓勵更多香港人翻譯香港文學，但這些規定無疑限制了誰人有機會翻譯香港文學，以及減少了香港文學在香港以外地方流傳的機會。同樣地，我發現很多在香港出版的香港文學譯本缺少全球發行的渠道，讓身在外地的人難以接觸到這些譯本。例如西西《我城》的英譯本，如果你不在香港的話，其實並不容易找到。
廖偉棠英譯詩集
再加上香港的前殖民地背景，有不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或移居香港的外國人以英語寫作。在英譯本和直接以英語寫作的作品之間，不少英語讀者比較喜歡後者，而這些直接以英語寫成的作品，亦因為預期讀者群的不同，更容易接觸到外國讀者。
另一個重大原因，是因為相對香港來說，中國大陸（較大程度）和台灣（較小程度）比香港強勢。這不只是指地緣政治上的強勢，文學界亦是如此：有時候我覺得香港文學不是在人們談論中文文學時會第一時間就想到的板塊，這一點不只顯現在翻譯裡，在學術研究、大學的中文文學課程會以甚麼類型的作品當教材等範疇亦如是。
我希望這些現狀能夠改變，讓更多來自香港的華語文學獲翻譯成英語及其他語言。目前已經可以觀察到這方面的一些變化，讓人相當鼓舞。我想，出版社和讀者終於開始醒覺，發現香港文學的重要性。
韓麗珠《風箏家族》英譯本
（五）如果由你作主，未來你希望看見哪些香港作家的作品獲翻譯成英語？
首先，任何香港作家的作品獲翻譯成英語，對我來說都是好消息。當下的香港有那麼多有活力、使人興奮的文學作品正在出生，而在年輕一代的作品以外，那麼多來自上一代作家的重要作品仍被人忽略，連中文原文都不被重視。如果我們討論魯迅和其他內地作家的作品時，同時並讀香港作家同期的創作，我們理解五四文學的方法會有哪些變化呢？
此外，我希望更多香港流行文學得到翻譯，像是懸疑小說、科幻小說、亦舒的愛情小說、兒童文學、圖像小說等。最後，我們需要更多香港詩作的譯本。我翻譯過西西、也斯、吳美筠、鄧小樺、羅樂敏的詩作，未來我亦會繼續翻譯香港詩人，但還有那麼多出色的詩人未獲得任何或者足夠的翻譯機會。
我也想看見更多不被關注的聲音獲得翻譯，包括LGBTQ+作者、工人階級作者、精英文學圈以外的作者、粵語文學作者，以及不使用中文創作的人，例如外籍家務工。
就我個人而言，我已經在翻譯好幾位我希望有英文譯本的作家，包括西西、黃怡、劉綺華及其他。我也很喜歡謝曉虹、韓麗珠、董啟章、洛楓的作品，他／她們已經和Natascha Bruce, Andrea Lingenfelter, Bonnie McDougall, Yau Wai-ping, Eleanor Goodman等優秀譯者建立了合作關係。我希望這些作家的譯者們能繼續將他／她們的作品帶進英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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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關於香港文學英譯
香港文學作品以中文寫成後，有幾種機緣獲得英譯的資金或發表機會。不少文學雜誌透過翻譯促進文學交流，例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自 1973 年起出版的半年刊《譯叢》（Renditions），多年來以英文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並出版西西、劉以鬯等的作品英譯選集；《字花》於2013年推出與世界文學網上雜誌《漸近線》(Asymptote) 的互譯計劃，第一篇由《漸近線》英譯發表的香港作家作品為李維怡的小說〈遊園〉 ，《字花》亦譯入《漸近線》發表過的外國作品。香港作家參加國際交流活動，亦是製作英譯小冊的契機：每一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出版的作家譯本小書叢總有香港作家的選集，洛楓往澳洲文學節交流時亦製作了中英對照的個人詩選《愛在創傷的城》。獲何鴻毅家族基金資助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參與國際寫作計劃的香港作家有作品譯本小冊隨行，水煮魚文化亦曾為參加新加坡作家節的洪曉嫻、羅樂敏、游靜、黃怡等製作英譯小冊，然而這些交流小冊不一定作公開發售，有緣才能讀到。
比較大型的翻譯叢書，則多由各地官方組織、大學或商業出版社資助出版。香港藝術發展局是Hong Kong Atlas香港文學英譯系列叢書主要資助方，系列由Christopher Mattison策劃，出版吳煦斌、也斯、西西、廖偉棠等人的英譯專書。中英對照的《游詩：梁秉鈞詩選》由澳門基金會資助；獲得美國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ellowship的英譯者，近年翻譯的香港作家作品包括西西《哀悼乳房》（Jennifer Feeley譯）、飲江詩集《搬石：飲江詩選》（Dorothy Tse及James Shea譯）、韓麗珠《風箏家族》（Andrea Lingenfelter譯）。中文大學出版社近期由著名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擔任系列編輯，出版了一共六冊的香港文學翻譯系列，包括劉以鬯《酒徒》、西西《縫熊誌》、也斯小說集《龍》、梁秉鈞詩集《蓮葉》、李歐梵李玉瑩散文集《過平常日子》、《最好的中國：香港散文選》；董啟章的不少小說英譯本由香港或外國的大學出版社出版。
外地商業出版社近年亦對香港文學有所關注，老牌文學出版社Penguin Specials: Hong Kong Series叢書中包括許素細和董啟章作品選集，Fitzcarraldo Editions在與另外六間出版社的競爭之中贏得謝曉虹《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英譯本的出版權，年輕作家劉綺華的處女作《失語》亦已與英國Profile Books 旗下的出版社Serpent’s Tail簽約出版外語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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