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攝影:鄺鉅裁
晚上的有河書店格外寧靜,店外筆直的街道如一條黑色的河流,偶有車輛駛過劃破黑暗。這次講座《字花》邀請了三位台港新生代詩人,曹馭博、梁匡哲和韓祺疇聚於河畔,分享對詩歌、閱讀和創作的想法。
生活環境轉變對閱讀和創作的影響
畢業自中文系的梁匡哲,來台修讀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學習路徑和生活環境的轉變,讓他以反身性的目光看世界。香港被稱為國際城市,對比有「移工城市」之稱的桃園,他身邊有很多來自東南亞和非洲國家的同學,他們在香港是被邊緣化的族群。梁匡哲發現,「國際化」隱含了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意識。他聯想到以前讀很多西方的翻譯詩,其實是一種去脈絡化的閱讀,讀到詩中指涉苦難的意象,他很容易會以香港的社會脈絡作攀附。
梁匡哲對空間和移動亦有新的體驗。從國立中央大學到中壢,跟香港島與旺角的距離差不多,但他覺得整個空間感很不一樣,地方較為空曠,商店比較少。深夜他錯過了回學校的公車,便要騎腳踏車回去。這種人力交通工具的移動方式,是他以前在香港無法想像的。
同樣,韓祺疇來台後對空間和大自然亦有新感受。位於花蓮的國立東華大學被大自然包圍,沒有大城市的嘈雜繁忙。深晚從學校回到住處,韓祺疇常常在路上遇見牛群抬頭看他。他察覺來台後,自己的詩裡出現了很多狗的意象,這跟校園內的流浪狗有關。這些情景為他帶來深刻的感受,但事件不一定會被直接寫進詩裡。韓祺疇希望跟現實保持適當的距離,把相關事物化為詩中的意象,讓它們在詩中自由延展。
「如果一開始沒有很愛好大自然的話,那邊是一個綠色監獄。」同樣畢業自國立東華大學的曹馭博笑道。曹馭博畢業後進職場,在「內容農場」工作了一年。每天要處理大量奇怪的資料,他表示,比唸書時所閱讀的資料還要多,而且欠缺學院所要求的嚴謹性。那一年,曹馭博每天下班後身心疲憊,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閱讀文學作品。
後來,這種痛苦為他帶來前所未有的反彈。辭職後,他全心投入詩歌創作,同時把從職場學習到的資料搜集方法運用在創作之中。他發現,從不同的文本中吸收養分,跟親身經歷和感受同樣重要。「我的感性在花蓮已經消耗殆盡了。」但那種感性其實並沒有消失,曹馭博只是轉向從文本出發,對素材產生痛切的感受,映射到現實當中,最後化為詩歌。在新詩集《夜的大赦》中,曹馭博以不同年代的作者作為對話對象,為了尋找準確的對話位置,他必須熟讀文本,了解作者的時代和歷史。
三種不同的路徑:閃電、身體感和夢的延展
曹馭博認為,只有從引文開始才能產生與前人對話的可能性。在詩作〈死於溝渠〉,他重新演繹俄國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句,成為作品的前文本。「詩歌創作就像找到閃電,然後擅自接下去,把它變得完美。」曹馭博說。在談話之間,他反覆強調「擅自」。對曹馭博而言,寫詩不一定要完全從親身經驗出發,他更常借用別人的視角,如那些已逝作者的靈魂和普羅大眾,去書寫這個世代。
除了與前人對話,曹馭博亦會在詩作中書寫到真實的社會事件。〈死於溝渠〉書寫了2013年發生在苗栗的「大埔事件」,藥局被強行拆遷,店主抗議後隔天被發現死於溝渠。曹馭博是其中一位目擊者。但他並沒有在詩中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而是把當時感受到的震撼內化,用虛構手法把事件隱藏在詩中。「當下次發生類似的事情,讀者就會有感覺了。」他渴望自己的詩能引起讀者自由聯想,達到普世的高度,觸及現實本質。
對於現實的本質,梁匡哲注重的是身體感。他表示,以往寫詩多注重詞的邏輯,大部分的意象都依賴情緒推動,互相觸發、連接和躍動,反而忽略了事物的物性,即人如何透過「物」與世界連結,產生感受。梁匡哲近年的詩作運用了大量日常生活的意象。如詩作〈這批很純〉透過大量日常場景,產生一種出神狀態的懸空感,欲言又止,讓讀者循詩歌的內在邏輯,細味意象堆疊出來的質地。梁匡哲同時很注意意象密度,他不希望用大量亮眼的意象刺激讀者,而是希望能在詩歌中,保留喘息和思考空間。以前梁匡哲會一首接一首地寫,但現在他傾向花大量時間修改,使它變愈來愈符合自己的想像。
如何讓詩作變得比較「鬆」,是兩位年輕香港詩人共同關注的面向。對韓祺疇來說,所謂「鬆」指的是,讓畫面和意象在詩中自行生長,如夢一樣,任由它延展,不一定需要解釋或表達大道理。他表示,在大學時期接觸到很多文學理論,他當時試圖把它們套用在創作之中,去回應、反駁或消解。但韓祺疇漸漸意識到,自己的詩歌想表達的面向太繁雜了,需要去蕪存菁,專注最切身和核心的感受。
如詩作〈雙生〉兼備小說的敘事性和詩歌的跳躍性,當中運用到很多日常生活的場景和動作,如醫院和做菜等。另一首詩〈房客〉是一個劇本的延伸,韓祺疇以前房客的角度書寫黃昏,重疊過去和當下,營造一種跨時空的畫面感。日常生活看似平凡,但他總能以詩歌呈現不一樣的角度。
詩人和讀者的雙重身份
詩人和讀者的身份似乎密不可分,作者必須透過大量閱讀,去學習詩的語言,熟悉各種形式的可能性,最後化為創作的養分。詩人作為讀者,閱讀詩歌時有沒有獨特的法門?詩人應該解釋自己的作品嗎,要了解到什麼程度才能進入作品?
梁匡哲認為,讀詩近乎一種宗教經驗,如讀到《聖經》的某些句子,讀者會自然地產生感召,不一定需要了解原文的脈絡。讀者和創作者不一定兼具研究者的身份,有時候專業知識或許會限制想像和感受。梁匡哲回到「身體感」去談閱讀,注重當下的感受,作品與讀者產生私密的關係,指向創作另一首詩的歧路。
與梁匡哲的意見相若,韓祺疇認為,不論是詩人或一般讀者都有去脈絡化閱讀的權利。同樣接受學院訓練的他,希望創作和閱讀和研究保持距離,但他不會限制自己一定要處於特定的狀態。有時他渴望去了解某些詩人,去閱讀他的詩論,這取決於他想跟作品和詩人維持怎樣的關係。
至於曹馭博,他則追求兼具直覺性閱讀和深入研究的雙重快感。去了解詩作的形成過程,對他而言,並不會影響閱讀。很多人在討論讀詩要不要看註解,註解會否扼殺讀者的想像空間,他的答案是先讀詩再讀註解,這樣會獲得雙重的體會。
詩集作為載體
有觀眾提問,詩人是如何看待詩集的架構,詩和詩集的差異在哪裡?
《夜的大赦》對曹馭博來說不是一本精選集,他以明確的架構去編排作品,每輯都有明確的主題和方向,如第三輯所處理的是,如何與不同的作者對話;第四輯則是以逝者的角度去書寫當下的世界。這些詩作的風格和類型各異,但始終都帶有黑暗的特質。曹馭博把唯一一首光明的詩放在結尾,為下一本詩集埋下伏筆。
《誤認晨曦》的名字來源於韓祺疇大學時期的生活經驗。那時他每晚熬夜,往往到早上才睡覺,起來看見窗外的日落,把它誤認為晨曦。這暗示了韓祺疇對詩歌的看法,他重視歧義性,以詩發掘詮釋世界的方式。自2018年開始計畫出版詩集,韓祺疇與編輯討論後,決定以主題為框架來編排作品。在過程中,他重新發現詩歌的意象和主題,如家庭和旅遊等,寫於不同時間點的詩歌,展示不同的技法,把它們歸納在同一主題之下,好讓讀者思考作品之間的內在關係,尋找歧義。
並不是所有詩人都安於以詩集作為載體,梁匡哲認為,詩集作為一種階段性整理,背後隱含了一種斷裂性,而梁匡哲的創作是連續的,作品之間的關係不能切斷。從詩集聊到閱讀習慣,他表示一直以來自己是以詩作為了解詩人的單位,不是詩集。因此到目前為止,他還在等待自己對詩集的想像萌生,再出版詩集。
面對創作焦慮,思考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
不管是香港或台灣都有自身的詩歌傳統,如前者城市書寫的傳統,後者的抒情傳統。三位新生代詩人是如何面對這些傳統,如何思考突破和超越的問題,尋找自己在歷史洪流中的位置?最後,三位詩人分享了各自對創作焦慮的想法。
突破與超越是曹馭博近年在探討的問題。他認為突破不一定意味著捨棄傳統,而是重新回到歷史當中,通過重新詮釋,賦予舊文本和意象新的樣貌。他最近看美國大學翻譯學程的內容,同學用錯誤的拉丁文翻譯古詩,但從中產生了一種與原文相異的美感。這種去權威性的擅自繼承和斷章,對曹馭博來說,能通往新的風景。
韓祺疇和梁匡哲則以不一樣的角度去看待焦慮和傳統之間的關係。韓祺疇認為焦慮如傳染病,不知不覺地與身邊的創作者比較,他有時希望寫得不一樣,或比他們好。他認為,在創作時應盡量排除這些影響焦慮,關注自己的狀態。同時韓祺疇亦表示,影響並不一定是壞,他甘願被有啟發性的詩人影響,化作創作的養分;而梁匡哲則從權力架構的面向去分析傳統。傳統是透過歷史上的傳播方式,以及人為操作而形成的概念,因此不是絕對性的,不一定要跟隨傳統,詩人應思考不同的可能性。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游魚
陽光勉強照耀魚腥味,彌留香港仔。岸上小孩在朗讀狂人的日記,一句又一句吃人,是科幻電影。我一口一口吸水,呼出寒末的刺骨。那年,躺在廣場上的春雪,長大後,我的志願是吃人。
聽說,這樣才不會讓人吃魚。後來到了青衣,是個海島:奔跑掉了午飯後的汗水,我們都忘記,吃魚還是吃人,血都不及錢腥。四大天王的海報,鄰班的馬經,是霓虹舞步,我們一起游到世紀末的雨天,無比寫實,狂人亦再度回歸孤寂。
吐露港涼了,游弋百年。圖書館是浮城,是孤島,是三島由紀夫的寺院。殘餘的書頁,輪迴的海水,不容易轉身。大學生手上的革命小說,墜落馬料水站的彎型月台空隙,從此火車和路軌之間,磨擦聲響消失——我給他重讀自盡的情節,他給我解釋最新移植靈魂的方法。
鯨魚始終吃素,始終無家;小島的人始終遺散,始終移居。一直同游,一直吶喊,一直遊說,留在兩極和赤道的痕跡,仍然尖刻,仍然平上去入。下一站,鯨魚有落,肉身衰敗,擱淺水灣;除夕已經在倒數,冰冷靈魂與國魂,從天國,重新移植到這個島嶼。
全屍
我都有無能為力的時候
例如蹲坐了一個小時
馬桶內的水面依舊平靜如鏡
又或者,昨日把玫瑰的尖刺
逐個磨平,以討歡心
今天卻換來一片血肉模糊
更無能為力的世代
就是處身於十級颱風的風眼——
陽光是如此明媚
無聲無息
世事竟然五十年不變
——你卻無法轉身
那是千噸重量的低氣壓
你獨力站直身軀
然而風眼的邊緣正在逐漸縮小
你一伸手,就將要觸及
那股號稱比上帝更偉大的旋風——
「衪」足以粉碎人類的語言
令你脫胎換骨
從今以後
用咬人的聲韻去説話
我們最無能為力的時候
正是填寫任何表格,總有國籍一欄
既不是殖民我的皇冠下的子民
又不是割讓我的龍袍下的庶民
而家鄉雖然有自己的名字
卻沒有獨立的籍貫
我們惟有在風眼中一直向上爬
趁著風眼還未消失之時
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另一本䕶照
像法老王保存鮮血和肉身
在他鄉以南音還魂
血痂
有些事,有人總想抹走
走進昏暗的平台
圍屏裡的物件默立
就瞬間漆黑了
彷彿從未出現
無論多輕手
空氣也會被振動
耳膜仍會被共嗚
只是黑手也懶於
製造真空
這樣的氛圍
盜鈴也無所謂掩耳
夜色陰寒
有些事,總是不見得光
趁在平安夜之前殺人
如鐵鏽的血液
快速乾涸
以免伯利恆之星的復活
喚醒從前的冤魂
褪光的定格
偷竊記憶也無所謂關燈
我們一直睜開眼睛
目睹血肉變成整片虛無
此刻,曾經流著血液的星孔
邊緣的結痂刺手
繼續提醒我們
旁邊看不見的黑暗物質
冥冥中確鑿存在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Jennifer Feeley(費正華)博士是美國翻譯家,多年來翻譯了不少香港作家包括西西、梁秉鈞、黃怡、梁莉姿、劉綺華等的作品,近年出版的香港文學翻譯包括西西詩集《不是文字》、《動物嘉年華》等。香港文學開引號領航員特別筆訪這位熱愛香港文學的譯者,探索她眼中所見的香港文學英譯境況。
(一)依你所見,外國讀者希望從香港文學中找到甚麼獨特之處?
老實說,我覺得特別是現在,很多外國讀者與出版社想在香港文學當中尋找政治元素。這並非好事,因為香港文學會因此被簡化成某種政治民族誌(political ethnography),優先考慮政治而非文學質素。許多人讀中國大陸的文學作品時也有類似的、只著眼政治的壞習慣。當然,不是所有讀者都是這樣的。我最近在Twitter讀到一位美國朋友說,有些香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被簡化為政治比喻、總是吃著千篇一律的食物,讓他讀到非常厭倦了。
此外,韓麗珠、謝曉虹等人的作品在翻譯世界獲得成功,亦使許多外國讀者以為香港文學都是超現實風格。有些作品的確是超現實的,但絕對不是全都如此。再者,不少讀者對香港的認識並不足以使他們明白哪些作品是超現實、哪些作品是寫實的。和我一樣同是譯者的Andrea Lingenfelter說過,香港文學在西方讀者眼中有一種容易親近的假象(deceptively accessible):人們自以為了解香港文學,特別是因為不少香港作家吸收了許多來自西方文學的影響,但讀者往往錯過許多地道的香港細節。我想起有一位美國編輯說黃怡的短篇小說〈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對他來說不夠超現實。對熟悉香港的讀者來說,作者很明顯將香港城市生活的一些面向誇大至荒謬的程度,但沒那麼熟悉香港的人卻很容易誤以為那些情節都是香港人生活的真實常態。
(二)在選擇翻譯哪些香港作家的哪些作品時,你會考慮甚麼因素?怎樣的作品最能吸引你把它翻譯成英文?
我有興趣翻譯的都是一些會讓我感到好奇的作品,無論是身為讀者或作者的那一個我。翻譯西西的作品很好玩,因為她作品中的文字遊戲對我來說是一種寫作挑戰。我最喜歡翻譯一些看起來無法翻譯的作品,對我來說,沒有甚麼是真正無法被翻譯的,你只要有創意和玩心就可以了。最近我翻譯劉綺華《失語》樣本亦是很愉快的經歷,因為那是一部引人追看的心理懸疑小說,我想一直翻譯下去,看看後面的情節怎樣發展!此外,有些長篇在部分對白中故意使用不標準的普通話,讓我必須尋找獨特的方法,以英語重現那種特異感。文學翻譯是一種創意寫作,而我喜歡翻譯一些會讓我的寫作進步的作品。
我也很享受翻譯一些能呈現西方讀者較少看見的香港面貌的作品,特別是描述平凡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作品。這也是我喜歡翻譯西西、黃怡、劉綺華的原因。
我很少讓任何形式的政治理念左右我選擇翻譯對象的決定。翻譯香港文學這件事本身已經像是一種政治行動,因為相對於其他華語文學來說,香港文學在翻譯世界中實在是被邊緣化得非常厲害。
不過,我也想提出一點:譯者並非總是選擇翻譯哪些作品的人。有時候人們會主動找我,邀請我翻譯一些東西,而我答應與否,取決於我有沒有時間、那些作品能否說服我。在我的翻譯生涯中,現在的我終於懂得拒絕我不感興趣或稿費太低的工作邀約。最後,我很欣賞好幾位作家的作品,但我不會翻譯他/她們,因為他/她們已經和我尊重的譯者們建立了合作關係。
(三)你覺得將香港文學翻譯為英文,有哪些趣味和挑戰?
如我剛才所說,我很喜歡香港作家常用語言玩遊戲,翻譯起來既開心又有挑戰性。此外,翻譯和食物有關的詞彙是一種獨殊的挑戰,而那麼多香港作家(例如也斯、黃怡)都愛寫食物。其中一個常見問題是,我應該將那些食物的中文名字用拼音呈現,還是照字面意思翻譯成英文,還是在英語中尋找相等的名字?例如「叉燒」應該怎樣譯才好呢?如果我說「BBQ pork」,美國讀者可能會以為那是手撕豬肉(pulled pork)——一種常常夾在三文治裡吃的美國南部燒烤菜式,和「叉燒」完全不同。因此,我通常會說「char siu pork」,這樣還能將粵語和「香港風味」帶入譯本之中。如果讀者不知道「char siu」是甚麼意思,他們總可以上網查找答案。當然,我每次都會因應文本的特殊情況來選擇我的翻譯策略。
梁秉鈞詩集《蓮葉》(中文大學出版社)
另一項我已經提過的挑戰,是香港文學那種平易近人的假象。翻譯一整本書時,我總可以加入一篇導讀或後記來解釋書中的一些特殊文化背景,但是為期刊或文集翻譯新詩和短篇小說時就難以這樣做。
不過,最大的挑戰也許還是錢。文學譯者需要收取稿費,因此我們需要有更多資金投放在香港文學翻譯之上。我們還要引起更多編輯對出版這些譯本的興趣。
(四)香港文學獲得外譯的機會,沒有中國、台灣文學那麼多 ,你認為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我剛才也說過,錢是其中一項主要因素。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有較多本地作品外譯的經費可以申請,有些出資者甚至本身經營英語刊物供發表譯本。此外,我發現香港不少本地文學外譯經費只容許香港居民申請,這代表身處香港以外的譯者都不合符申請資格。我很鼓勵更多香港人翻譯香港文學,但這些規定無疑限制了誰人有機會翻譯香港文學,以及減少了香港文學在香港以外地方流傳的機會。同樣地,我發現很多在香港出版的香港文學譯本缺少全球發行的渠道,讓身在外地的人難以接觸到這些譯本。例如西西《我城》的英譯本,如果你不在香港的話,其實並不容易找到。
廖偉棠英譯詩集
再加上香港的前殖民地背景,有不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或移居香港的外國人以英語寫作。在英譯本和直接以英語寫作的作品之間,不少英語讀者比較喜歡後者,而這些直接以英語寫成的作品,亦因為預期讀者群的不同,更容易接觸到外國讀者。
另一個重大原因,是因為相對香港來說,中國大陸(較大程度)和台灣(較小程度)比香港強勢。這不只是指地緣政治上的強勢,文學界亦是如此:有時候我覺得香港文學不是在人們談論中文文學時會第一時間就想到的板塊,這一點不只顯現在翻譯裡,在學術研究、大學的中文文學課程會以甚麼類型的作品當教材等範疇亦如是。
我希望這些現狀能夠改變,讓更多來自香港的華語文學獲翻譯成英語及其他語言。目前已經可以觀察到這方面的一些變化,讓人相當鼓舞。我想,出版社和讀者終於開始醒覺,發現香港文學的重要性。
韓麗珠《風箏家族》英譯本
(五)如果由你作主,未來你希望看見哪些香港作家的作品獲翻譯成英語?
首先,任何香港作家的作品獲翻譯成英語,對我來說都是好消息。當下的香港有那麼多有活力、使人興奮的文學作品正在出生,而在年輕一代的作品以外,那麼多來自上一代作家的重要作品仍被人忽略,連中文原文都不被重視。如果我們討論魯迅和其他內地作家的作品時,同時並讀香港作家同期的創作,我們理解五四文學的方法會有哪些變化呢?
此外,我希望更多香港流行文學得到翻譯,像是懸疑小說、科幻小說、亦舒的愛情小說、兒童文學、圖像小說等。最後,我們需要更多香港詩作的譯本。我翻譯過西西、也斯、吳美筠、鄧小樺、羅樂敏的詩作,未來我亦會繼續翻譯香港詩人,但還有那麼多出色的詩人未獲得任何或者足夠的翻譯機會。
我也想看見更多不被關注的聲音獲得翻譯,包括LGBTQ+作者、工人階級作者、精英文學圈以外的作者、粵語文學作者,以及不使用中文創作的人,例如外籍家務工。
就我個人而言,我已經在翻譯好幾位我希望有英文譯本的作家,包括西西、黃怡、劉綺華及其他。我也很喜歡謝曉虹、韓麗珠、董啟章、洛楓的作品,他/她們已經和Natascha Bruce, Andrea Lingenfelter, Bonnie McDougall, Yau Wai-ping, Eleanor Goodman等優秀譯者建立了合作關係。我希望這些作家的譯者們能繼續將他/她們的作品帶進英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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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關於香港文學英譯
香港文學作品以中文寫成後,有幾種機緣獲得英譯的資金或發表機會。不少文學雜誌透過翻譯促進文學交流,例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自 1973 年起出版的半年刊《譯叢》(Renditions),多年來以英文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並出版西西、劉以鬯等的作品英譯選集;《字花》於2013年推出與世界文學網上雜誌《漸近線》(Asymptote) 的互譯計劃,第一篇由《漸近線》英譯發表的香港作家作品為李維怡的小說〈遊園〉 ,《字花》亦譯入《漸近線》發表過的外國作品。香港作家參加國際交流活動,亦是製作英譯小冊的契機:每一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出版的作家譯本小書叢總有香港作家的選集,洛楓往澳洲文學節交流時亦製作了中英對照的個人詩選《愛在創傷的城》。獲何鴻毅家族基金資助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參與國際寫作計劃的香港作家有作品譯本小冊隨行,水煮魚文化亦曾為參加新加坡作家節的洪曉嫻、羅樂敏、游靜、黃怡等製作英譯小冊,然而這些交流小冊不一定作公開發售,有緣才能讀到。
比較大型的翻譯叢書,則多由各地官方組織、大學或商業出版社資助出版。香港藝術發展局是Hong Kong Atlas香港文學英譯系列叢書主要資助方,系列由Christopher Mattison策劃,出版吳煦斌、也斯、西西、廖偉棠等人的英譯專書。中英對照的《游詩:梁秉鈞詩選》由澳門基金會資助;獲得美國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ellowship的英譯者,近年翻譯的香港作家作品包括西西《哀悼乳房》(Jennifer Feeley譯)、飲江詩集《搬石:飲江詩選》(Dorothy Tse及James Shea譯)、韓麗珠《風箏家族》(Andrea Lingenfelter譯)。中文大學出版社近期由著名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擔任系列編輯,出版了一共六冊的香港文學翻譯系列,包括劉以鬯《酒徒》、西西《縫熊誌》、也斯小說集《龍》、梁秉鈞詩集《蓮葉》、李歐梵李玉瑩散文集《過平常日子》、《最好的中國:香港散文選》;董啟章的不少小說英譯本由香港或外國的大學出版社出版。
外地商業出版社近年亦對香港文學有所關注,老牌文學出版社Penguin Specials: Hong Kong Series叢書中包括許素細和董啟章作品選集,Fitzcarraldo Editions在與另外六間出版社的競爭之中贏得謝曉虹《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英譯本的出版權,年輕作家劉綺華的處女作《失語》亦已與英國Profile Books 旗下的出版社Serpent’s Tail簽約出版外語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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