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物有這個好處,它不會與你爭辯怎樣的結局才是應該的。
photo by Sebastian Bronley
自從十九歲離開香港獨立生活以來,我一直配戴十字架項鍊。起初,新西蘭的朋友寄送了一塊手雕的Hei Matau造形——即魚鉤形象的吊墜,估計是象牙造的紀念品。中國坊間認為獸骨可以辟邪,同理為小孩戴上黑狗脫的牙,保佑小孩不被邪靈侵擾,健康長大。而根據毛利人的神話,半神半人Maui以祖母的頷骨製成魚鉤,經過一輪事變,最後鉤到的巨魚化身新西蘭北島,南島則由Maui鉤魚時乘坐的舟變化而成。故此,魚鉤形象在毛利人傳統中象徵力量、豐饒、意志力。人在外鄉時,會特別珍惜親友間的情誼,自此有了鍊不離身的習慣,不論是睡覺還是洗澡,到甚麼場合穿甚麼衣服,都不摘下。如是,繩子很快便斷了。然後便到巿中心的服飾店,選了個合意的十字架,幾英鎊,吊墜和鍊雖然都是便宜的金屬質料,可是自從有了讀經的習慣,和人生經歷的累積,漸漸對十字架項鍊便起了彷佛不凡的情感。
十字圖案是許多古文明的圖騰符號,同時是處決耶穌的刑具,後來成為基督教徒的崇拜標誌。圖騰即偶像,摩西十誡說明不可拜偶像,即使新約宣布「基督是律法的終點」,今天教會大多不會反對十誡吧,例如葛培理牧師也有「教導你的兒女遵守十誡」的勸導。如果某牧師在家中擺放一尊觀音像,即使其造工精緻、神情自若,虔誠的教友首先會忌諱,然後才考慮觀音像也可以是手工藝精品呢。至於十字架,他們忌諱才怪。
我不信教,卻閒時讀經,故此難免對基督信仰產生了一些倔強的看法,例如對於天主教會固執地抗拒。因此,我選戴的十字架在造型上盡量單純,上面既沒有垂死的耶穌,背後也沒有像徵太陽神的圓環。當然,配飾的意義在於配戴者自身,有沒有人的形象,或其他符號裝飾,非信徒沒有執著的必要。然而對於某些人而言,十字架也自然是與別不同、近乎神聖的物件。要是天天貼身隨行,少不免會思考其背後所繫的各種意義,和配戴者自身的關係。可以說,戴十字架未必只為襯衣趕潮流,它對人的影響力未必亞於紋身。
回想起來,曾經戴過的十字架項鍊起碼有五條,每一條都隨行經年,除了最近一條由喜歡過的人贈送,只戴了半載。剛進大專時,一位熟悉的女性好友生日,竟然在前一天才想起,趕不及買新的禮物便把戴著的十字架包好送贈,覺得這樣頗有意思,而且給自己一個理由買個新的,實在一舉兩得。後來經其他朋友提醒,贈送隨身飾物,一般都別具意味,例如愛慕啊甚麼的,經他一說覺得合情合理,令我害怕了好一陣子。另一條十字架項鍊,因為斷過幾次,金屬軟過一次便成慣性。既然已不宜配戴,便乾脆收藏起來,沒有勉強修復。這樣,日後還可以翻出來懷緬一番,總比丟掉的好。死物有這個好處,它不會與你爭辯怎樣的結局才是應該的。
三十歲時,機緣下進入一家珠寶品牌工作,老闆是傳說中浪漫而不懂生意經的法國人,他在峇里島買了一大片土地,讓工匠們專心設計和製作飾物之餘也下田種植、管理莊園,在當地形成一個小社區了。可以想像,這樣的公司在產品設計上自然也多些想像力,少些商業考慮。品牌中我特別喜歡竹和鎖鏈的形象設計,故此便以員工的折扣優惠,分別買了兩條純銀十字架項鍊給自己。其中一枚十字架看起來就像竹棚上折下來的十字,中間由繩索交叉紥實,而全金屬質地給人一種奇異的錯置感。基督教旨在救贖人類,聖經中提及植物主要是用作比喻而已,更不要說全書近百萬字都沒有用上一個「竹」字,金屬竹便好像在反抗:反抗自然,同時反抗救贖!意象矛盾而豐富。後來金屬竹的十字架遺失了,在一些熟悉的地方,現在一直戴著的是鎖鏈形象的。
現在低頭所見的吊墜由縱橫兩條精細鎖鏈交疊而成,交疊處由一小釘固定。鎖鏈與刑具本來是絕配,都與限制和懲罰有關,可是十字架又代表救贖。那麼,可不可以說一種信仰甚或是一些單純的想法,如果能給予人自由,也必然同時給予人規限。人既然生而有限,如果學習所處的規律,中庸處世而底線清晰,也許可以放下執迷,尋獲一絲自由,總好過牽強浪漫,或妄想一種無由來的救贖吧。福音書重視「愛」,首先要愛經中的神,其次是「愛人如己」(然後你便「離神的國不遠了」)。前者必須經歷與理性磨合的過程,實在無法強求。可是經中的神,好在無形,必要時人還是可以自我懷疑一番,從而自製幻象,是真是假都未必重要了。然而悲觀的人則心知肚明,人如此不可愛,世道本來已經艱難,相愛相恨都不易,「愛人如己」——連假裝都勉強。倒不如胸懷十字架,必要時摸它、扣問它。它不一定可愛,但起碼不可惡。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徵來的攝影,
借來的文字,
真實與幻象間的一瞥
延伸出新的景色。
看風景的人不僅流連光景,
也閱讀光明,
也凝視黑暗,
在幻變中經受考驗。
「沒有辦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時間裡,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監視著。思想警察究竟多麼經常,或者根據什麼安排在接收某個人的線路,那你就只能猜測了。甚至可以想像,他們對每個人都是從頭到尾一直在監視著的……你只能在這樣的假定下生活——從已經成為本能的習慣出發,你早已這樣生活了: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作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
──喬治‧歐威爾《1984》
說明:
去年九月,我在北京天安門圍牆前拍了這照片。舞台般的燈光和紅牆的襯托下,原來只是在對友人微笑擺拍的婦人,在我鏡頭下變得就詭異瘮人。正中心的剪影安靜地看著這場鬧劇,沒有表明身份立場。真實,幻象和被操控的景象難以分割。荒唐到極致後我們放棄懷疑,並開始接受,變成生活。《1984》描繪的場景基本上現在隨手一拍都能說得過,因為除了各類監控器材,我們愈發依賴的電子產品都成為了監控我們的工具,但讓我真切地體會書中的氛圍正是去年第一次去的北京。
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給我的印象很神秘。以往聽說過中國監控的可怕,可我難以用隻言片語分辨真假,憑雙眼在那又甚麼都看不穿,不能拼湊清晰的畫面。每每抬頭就有一台監視器,不管攝像頭有開與否,感覺那雙眼睛一直都睜開。最終我陷入不知道誰布下的煙霧裡,時時刻刻想著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觀察。我變成我鏡頭下的婦人/旁觀者/觀察者/造幻者。
George Orwell│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3
編按:歐威爾代表作,極權寓言/預言。當我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老大哥」並沒有關起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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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夜生火,鋒芒無分先後,
發掘創作新視角。】
某一個日出的清晨,當整個城市的靈魂都準備起身的時候,有兩個年輕的肉體抱在一起,睡過了頭
photo by Natalya Letunova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企圖將野心收藏,於是命令亞里士多德建造一個地方,儲藏戰爭的遺物,以象徵勝利。
展品和博物館之間好似一種存在關係,彼此屬於,彼此命名,彼此相守,如一塊巨大的石頭,巋然不動地「展示」人與人的感情,也「展示」發生在某個特定場合的某一件微小的事。但這些都是觀者的感受罷了,我走過許多城市的博物館,每一位館長都是擅長做標本的記錄者,有些隨著目光在閃爍,有些繾綣在記憶裡跳動,其中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博物館,坐落於空間的縫隙與時間的失憶處,我想講的便是這個博物館的故事。
在博物館出現之前,城市依舊按照它的規律存在著。
每個日落之前,建築物都將載著它的所有者移動到城市的某個位置,某個它從來沒去過的地方。日出之前,建築物又將帶著它的所有者去向下一個地方,如此循環,永無止歇。最先佔領這個城市的先人說,我們在這空間上不停地運轉,移動,時間也是一樣,只不過它永遠都向著同一個方向移動,停止是不存在的。所以這座城市永遠不會停止移動,生長在城市上的建築物不會,居住在建築物裡的人也不會。只有日落到日出的時間裡,城市暫停移動的腳步,居住在建築物裡的人們在黑暗中與居住在相鄰建築物的人交配,月光的存在正是為了無法看清彼此,肉體於深夜中釋放能量,而靈魂在天亮之前都沉沉入睡。黑夜是屬於肉體的,而靈魂存在陽光之下。沒有人知道與此交歡的人是甚麼樣,也沒有人想要知道。
然而,再精準的設計也會有遺漏的時候,比如失憶。
某一個日出的清晨,當整個城市的靈魂都準備起身的時候,有兩個年輕的肉體抱在一起,睡過了頭,待他們清醒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他們彼此望向對方,這是第一次看到除了自己以外的存在,那一刻,彷彿所有的美都失去了形容詞,宛如生命里誕生了另一個宇宙,他們再也無法分開。
每個夜晚,靈魂賦予了肉體從未有的體驗,每個白天,肉體賦予靈魂以無限,當整個城市開始移動的時候,他們悄悄地躲起來,固定在城市的一塊土地上,任風雨吹打,任山崩地裂,從此不再移動一分一毫。
許多年過去了,他們具體是怎麼被人發現地現在也無從考究,但擁有的記錄是,他們兩人成為一堆白骨,但仍然纏繞著彼此,難以分清誰是誰。兩棟建築物矗立的土地已經塌陷出了印記,彼此緊緊相依,外牆已經完全重合,根本拆不開來。
城市的管理者對此很是頭痛,這樣是公開違反了規律,他生怕其他居民也仿效,那城市就會陷入泥土裡,精神和肉體都合二為一。這時,其中一個管理者提出了一個方案,他說,既然這兩棟建築物無法分開也無法移動,不如就讓它矗立在那裡吧,不過,為了不讓其他人仿效,要區別與其他建築物才行,不如就把它命名為博物館吧。
於是,這棟無法分開也無法移動的建築物成為城市的博物館,那對男女的白骨依舊交纏著存放其中,據說是唯一的展品,與亞歷山大大帝的野心一樣,巋然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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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如流,言論輾轉衍變。
接通明暗,激活注解空間。】
飯澤耕太郎(Kōtarō Iizawa)是攝影評論家、攝影史學者,曾擔任攝影季刊 《déjà-vu》總編輯,撰寫多本攝影評論、史學著作,包括《日本攝影史漫步》(1992)《荒木!》 (1994)《私寫真論》(2000)《日本攝影大師》(2005)《寫真的思考:攝影的存在意義》(2009) 《女子寫真時代》(2010)《當代日本攝影文獻:地震後的攝影陳述2011-2013 》(2015)及《當代日本攝影關鍵詞》(2017)等。
今年香港國際攝影節特別邀請飯澤先生前來香港,談談日本50年代著名攝影雜誌《Provoke》的前世今生。《字花》編輯室也特意先前跟他做了筆訪,請他介紹他家中收藏。
文:《字花》編輯室
譯:李薇婷
写真集食堂/Megutama(位於日本東京涉谷的寫真集食堂,展示超過5000本攝影書籍,均由飯澤耕太郎先生慷慨借出。)
1. 你何時開始蒐集攝影集?原因是甚麼?
我從1970年代開始蒐集。因為我當時是日本大學藝術系攝影學系的學生,所以從學習攝影上必須要用到的影集開始蒐集。
2. 與展覽的表現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攝影集如何反映日本攝影的歷史?
日本攝影家們在1960年的時候,並不會考慮為自己發行影集作為最終的發表形式。攝影集和攝影展不同,影展會期過後便再無留下可流傳閱讀的東西,攝影集可以長久保存,予人一直翻看。現在重視攝影集的日本攝影家大有人在了。
川田喜久治《地圖》/Kikuji Kawada, Chizu(於1965年出版的攝影集《地圖》,是川田喜久治的代表作,由杉浦康平設計,大江健三郎撰寫前言。他極富象徵性和隱喻的照片,打破了攝影和紀實的關係,深遠地影響著新一代攝影師。)
3. 攝影集怎樣影響我們觀賞攝影?
透過閱讀攝影集,我們可以理解到攝影師們看見的事物,以及他們想傳達甚麼意念。他選了哪些照片,以及選擇怎樣在影集內呈現它,同樣重要。
4. 在你的攝影集收藏裡,最著名的是哪三本?
我想是1965年川田喜久治的《地圖》、1971年荒木經惟的《感性之旅》和1986年深瀨昌久的《鴉》。
深瀨昌久的《鴉》/Masahisa Fukase, Karasu(《鴉》 於1986年發行,是深瀨昌久和愛妻離異後的作品。作品風格強烈,群鴉的景像盛載濃烈情緒,讓人印像深刻。)
5. 讀者應該如何欣賞一本攝影集?
我想攝影知識多少還是需要的。不過,基本上,我認為就自己關心的主題自由和享受地鑑賞攝影集便可。
6. 你是怎樣決定把一本攝影集納入收藏的?
我並沒有考慮什麼特別的條件,主要以「日本的攝影集」為中心來充實我的收藏。
荒木經惟的《感性之旅》/Nobuyoshi Araki, Sentimental na Tabi(荒木經惟初期的作品《感傷之旅》直接地記錄他和亡妻陽子的蜜月之旅及生活種種,成為日本「私寫真」的代表作品。)
【關於香港國際攝影節2018】香港國際攝影節始於2010年,每屆舉辦不同主題展覽,將攝影世界最具獨特性、創造性的名字,最值得關注的視覺文化思潮現象引介香港。1970年,中平卓馬先生出版其首本攝影集《For a Language to Come》(為了該有的語言),以有如風激電飛的影像,預告攝影新時代的到來;我們挪用中平卓馬的名著標題,定為今年攝影節主題「A Langange to Come」,意圖引發對當下攝影語言的省思。
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
26.10—02.12.2018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0及L1藝廊
香港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12nn – 8pm
中平卓馬
03.11—27.11.2018
中環砵甸乍街45號 HART Projects @H CODE
12 – 8pm • 每日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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