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八九十後來說,阿富汗這地方是在九一一事件後才出現在地圖上的。轉瞬化為灰塵的摩天大樓在電視屏幕上是這麼近,但稍後美國出兵攻打塔利班的阿富汗,卻仍是那麼遠。直到最近,塔利班竟已攻下喀布爾,重奪政權。二十年重建之路未完,又要面對武裝專制統治。其中女性和兒童的命運尤其堪憂。根據聯合國難民署,自塔利班發動進攻以來,短短數月已有二百五十萬阿富汗人流離失所,多數是婦女和兒童,農業活動的停擺,更導致一半兒童嚴重營養不良。為什麼那麼人在喀布爾淪陷前夕湧到機場,不惜喪命也要登機?就是因為塔利班劣跡斑斑,血跡斑斑。
此時,即使羅利‧史都華(Rory Stewart)有心再次徒步穿越阿富汗,大概只會更艱難,更危險。
史都華生於香港,長於馬來西亞。2002年開始從土耳其到孟加拉的徒步之旅時,剛卸下外交官的職務,而旅程的其中一段,就是阿富汗,他追尋蒙兀兒帝國君主巴卑爾的足跡,從赫拉特走到喀布爾,走了三十六日,幾經險阻,把見聞寫成《走過夾縫地帶》,入圍2004年《衛報》的首獎。
當時塔利班政府倒台不久,各方勢力進駐扶植新政府,而此前阿富汗已經歷了二十五年的戰爭,在歷史上,也的確是一個夾縫地帶。史都華走進最貧困封閉的地區,紀錄風土民情,生動敘述與上至軍閥、下至盜墓賊和苦行僧的互動,還處處對照當下情境與古代史,呈現豐富的縱深。
書中寫到很多地區都無電,住宅中常見的外國科技就是AK-47自動步槍。到今天,總統逃走、美國撤離,塔利班堂而皇之手持步槍回歸,與此同時,阿富汗電影製片人薩拉·卡里米(Sahraa Karimi)在推特發佈的公開信全球瘋傳——或許阿富汗一直處於崎嶇的夾縫。
阿富汗的命運,離不開阿富汗人。史都華以西方人的視角見證是一種關注方式,直接書寫女性生活是另一種。洛禾桑娜・汗(Rukhsana Khan)的《被遺棄在喀布爾的少女》以塔利班下台後的年代為背景,改編自真人真事。
作者不是阿富汗人,生於另一動盪之地巴基斯坦,擅寫穆斯林文化的題材。故事中的阿富汗少女,因為母親逝世,隨父親從貧窮的鄉間遷居至喀布爾謀生,怎料後來不被繼母所喜,她只能一邊適應新的環境中,一邊重建「家」的歸屬感。
除了少女的成長,我們也從中側面看到阿富汗在千禧年後的社會文化變遷,而阿富汗正正又即將面臨劇變,當我們讀著主角第一次坐車,前赴未知的首都喀布爾,經過曾經翠綠但已然枯禿的山丘,感到一種輕飄飄,我們不禁會想,現在的亂離又會衍生多少心痛唏噓的故事?
另一位女性,是阿富汗的第一位,阿富汗歷史上第一位女議員法齊婭·庫菲(Fawzia Koofi),她的《我不要你死於一事無成:給女兒的17封告別信》可說是她投身政治以來,在迫害下勇氣與慈愛的證辭。
庫菲在塔利班倒台後即大力推動女性回到校園接受教育,出任聯合國保護兒童專員,2005年更歷史性當選國會議員,但她依然面對各種質疑誹謗以至生命威脅,每一次走出家門,都像踏上不歸路,於是每次出門前都留下一封信給兩個女兒。在信中,她提醒女兒一定要勇敢,告誡她們如果隨波逐流,就會失掉自己的信念,而且做人應該把目標放高,如果一開始就設限,這輩子就都沒有爆發的慾望,她還說,改變不一定都是敵人,我們必須學會接受它,視其為生活的一部分。
庫菲童年親眼目睹阿富汗人的苦難,已經歷過一次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她當天穿戴短袍、鮮艷的頭巾,和姐姐邊笑邊逛街,一個店家卻和她們說:「今天是你們在集市上開心購物的最後一天,所以抓住機會盡情玩吧。」她聽了很生氣,而且不相信這件事會發生。那是1996年。
《如詩的地毯:喀布爾男孩成長記》寫的是更早一點,從八十年代至後塔利班時代的動盪三十年。作者凱斯‧阿克巴‧歐馬出身喀布爾經營地毯事業的望族,好不容易等到蘇聯解體撤出,內戰又發生了,家族被迫逃離:「在戰火、砲彈、軍閥和他們虛假的承諾之前,在我們熟悉的人物無端從人間消亡或流亡異鄉之前,在塔利班和他們瘋狂的行徑之前,在空氣還未瀰漫死亡氣息之前,在大地尚未沾染紅色鮮血之前——我們原本生活美滿。」
逃亡路上險象環生,躲過大佛後的岩洞,也寄居在遊牧的表親家,直到塔利班上台,凱斯一度入獄,十八歲時悄悄開了一家地下地毯工廠,冒死為鄰居女孩提供工作機會,也抱著離開阿富汗的希望,但當九一一事件發生,命運好像又要重頭算起。
這部回憶錄回顧了阿富汗人近代的掙扎史,也寄寓了回憶者的哲思。凱斯在年少逃難時認識了一個善織地毯的少女,令他有所領悟:「這個世界永遠不缺花草樹木。一物死了,另一物必取而代之。自創世以來,事情就是如此。世界和萬物就像玫瑰花苞,一開始都是緊閉著,等待溫暖的春風吹拂。我們必須隨時都像溫暖的春風,讓每種花的花苞都綻放。」優美的想像,對頑強生命力的嚮往,彷彿在抵抗絕望。
胡賽尼暢銷全球的《追風箏的孩子》及另外兩部曲《燦爛千陽》、《遠山的回音》(合稱自我追尋三部曲)當然不得不提。胡賽尼1965年生於喀布爾,父親是外交官,1980年因蘇聯入侵,全家尋求政治庇護,移民美國。如果說第一部帶有濃重自傳色彩,借主角哈山從美國回鄉表達自我救贖的主題,第二部便更廣闊地,通過兩名相差二十歲的女性角色的互相依靠,展現了阿富汗的悲慘圖景。
手足情深在第三部《遠山的回音》有所發展,一對自幼失散、感情深厚的兄妹,經過漫長的半世紀,仍然放不下對方,整個故事橫跨四個國家(阿富汗、美國、法國及希臘),牽連數個家族,是守護著愛的價值的尋根故事。
但風箏將飄到哪裡?面對當下故鄉的鉅變,胡賽尼悲痛地說「阿富汗的婦女和女孩都被抛棄了。 她們的夢想和希望呢?她們為之奮鬥了二十年的權利?」而他所發起的 #PrayforAfghanistan 詞條,已成為了聲援阿富汗的重要口號。
除了書籍,捷克導演米姬娜帕拉杜娃Michaela Pavlátová的動畫電影《我在喀布爾結婚》(My Sunny Maad)也值得留意。電影講述捷克女子隨丈夫回喀布爾生活,卻開始經受文化衝擊,只能與收養的男孩相濡以沫。我們固然可以從電影看到阿富汗傳統價值觀對異類的壓迫,但包容和希望仍然是可能的。電影獲得2021安錫國際動畫電影節評審團獎,並將在香港夏日國際電影節上映:https://cinefan.com.hk/zh-hant/movie/my-sunny-maad/
阿富汗並不遙遠,因為痛苦與掙扎並不遙遠。如果我們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獲得勇氣,阿富汗人也能從我們持續的關注與聲援中獲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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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練習①兩行一段的詩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風格練習》的作者和他的友人
聽完巴赫賦格曲,想到在文學上做類似的事,用變奏
的方式,圍繞同一個單薄主題,衍生出幾近無窮的變
化,以此構成一部作品。《別字》版風格練習同樣是
變奏,而暫且放下主題,只圍繞一種形式上的限制,
看看能衍生出什麼風格合奏/混音。
形式本身當然沒有生命,而創作者也不必自以為是,要把生命賦予形式,這太自大,也太機械。事實上,往往是形式驅使著創作者,留下無形的一呼一吸,讓心跳和去向得以記認。形式,一開始你可以說它是存在的,但也未完全現身,執著過糾纏過,直到它的凝散都與創作者的氣息甚或氣燄相通,它才顯得具體,有份量。
兩行一段的詩是這樣一種形式,看似無風起浪,在視覺上束起防風林,同時又讓出平行路,交錯切換,相斥相守。像斑馬線嗎?提醒你可以通過它走到對面,但也不能大意,需要張望兩邊,因此雖說是前進,卻更像走Z形的路:怎樣跨進,懸疑,又怎樣越過沉默的僵持,或面對驟然的相遇。
謝旭昇〈物自身〉與其說在寫物自身,不如說是對自身的遭逢,在極有限迴旋空間中遇見,同時裂開,但正因為尋找,才垂進,才照亮,才成其物。形式,讓我們去遭逢。
有時是遭難。曾詠聰的〈拒絕〉看似穩穩穿行,「我不想」及其不可能卻也穩定地撕裂著撐持的步履,那些空行就像陣痛,最終跨入無聲的吶喊。詩中提及隱喻,詩中卻無一隱喻,純粹的傷害只能類似物之自身。
梁惠娟〈記憶〉演繹著一場記憶與生命同步的遞減戲碼,由擁擠歸於疏離,靈活淪為僵硬,跨行變得愈加重要。同樣,意象原來不是意象,而是逆向增生的幻覺。
陳李才擅於以詩說故事,但那個所謂故事,總是可以恰好地在生存的玄思與實際的逼仄之間懸置。〈棲居的邊界〉是這樣一條邊界:大廈也可以是深淵。但一層層下降抵達的,不是地獄,僅僅是出入未定的現實生活。當然,另一種看法是,由下而上再讀一次,向煙霧攀升。
李雪凝帶著慢板的自覺,鍛鍊著一種面對非死之死的耐性,〈去年冬年,與一場慢板的死亡〉在細密的痛癢與觀照裡,像針織般刺出龐然的遺容,只是偶然清晰,但已足夠喘息。
以詩論詩由來已久,重點是,其中自有以身試法的說服力。洪聖翔〈陽光,把你照成陌生人〉既是修煉筆記,同樣是詩觀的展陳。陽光標出某種半途,讓修煉者、領受者在平飛,升騰和俯拾的維度穿行,偶然「出手」拾到的會是甚麼?詩人保持著未知。
愛情的模樣在無花的〈你畫過時間我畫過魚〉中拉扯開來,悲歡在兩極間交集又擴張,但原來無常的末日陀螺才是核心。施勁超〈心火盛〉以張弛如呼吸的節律,接近更深的脈象,在調理、平衡的背後,是如鐵的肺腑,火的加熱,看不透的自己——念珠終究在轉動。
陳少〈疤的來歷〉以兩行的侷促與跳躍營造出一種加速度,瘟疫時代的天空上的拋物線,急墜那種,可惜倖存無法縮時,我們仍然需要穿越,在絕對零度的地面。鄭政恆〈城記〉也發生了墜落,但比人的境遇更重要的是光線的散碎與重現,在消沉時,甚至結局時屢屢抬望,體式因而具有了堅持的意味。呂佳機的〈破瓜之年〉〈如此滾動〉顯示著調度的愉悅,某種室內樂,以虛晃與餘光,抵住外界更無以名狀的混沌/秩序。
憑藉適當地操控格式,我們或能慎密地滾動下去?兩行一段的體格,好像自帶重量,也可能輕輕就滑過去,當我們偏偏不放過自己,要較勁,我們要說的話,我們的生存,會不會更堅定?抑或終於找到了新的迷惘,沒有出口,而入口也已掩蔽?讓我們的某一部分,留在每次遭逢裡——這也許是形式賦予創作者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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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像個女孩,(或者女人)。」
這是一場不得抗拒的條件交換:用人交換女,或者相反。總之,開局已定。
在美國導演芭芭拉 · 羅登(Barbara Loden)自導自演的《浪蕩天地》(Wanda)(1970)片頭,黑色瓦礫前腐爛的沙發上,母親雲達俯臥著,夾在小孩哭喊聲與砂石車陰險的碾壓聲之間,遲遲無法起身。粗礪的畫面與陰鬱色調,讓人很快也陷入了懷疑人生的情緒之中,正如雲達屢次面對男人的沉默與無視時,養成的那句口頭禪:「HUH?」
一個對人生遊戲規則與秩序的大哉問,輕盈,微茫,不夠大聲,因此不被聽見。電影講述的故事很簡單:身為人母的雲達擔著香煙、不假思索地放棄了兒女撫養權,其後與搶匪情人登上旅途,到最後誤打誤撞被迫參與劫案,一切來得莫名其妙,卻又順理成章。這部常被認為是自傳體的電影,戲裡的迷途卻不是雲達或羅登一人的:身體發膚的痛癢,與浪跡日常中(無法雙向抵達的)對話,乃至社會角色錯配後各自承擔的「惡果」,幾乎都是既定的。命運溶解在細節裡,每一幀畫面之中。
那有如山高的黑瓦礫堆,是雲達也是羅登的生命處境。電影面世後,羅登的丈夫、同樣身為導演的伊力 · 卡山(Elia Kazan)與作家瑪格麗特 · 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對談時,發自內心地說道:I was there all the time during the shooting; I took care of the children, I played nursemaid…,聽來簡直有幾分委屈。戲裡戲外,誰天生攜帶者nursemaid的基因呢?我猜測將電影的中文譯名改為「浪蕩天地」者,內心也存有那樣一份無奈——無論是Wanda還是Loden,還是更多更多的名字,在開局便被強制嵌入了一些功能;當這些功能偶然被剔除後,生命的蕭然並不會因此改變。當醒覺也是這場遊戲的共謀者時,與其義正辭嚴,不如浪蕩天地。
三十年後,韓國導演金基德的《慾海慈航》(2004)裡的女孩們,連浪蕩的路還未及踏上,就已墜下。
為了籌錢旅行而秘密援交的少女搭檔如真與在容,目睹並經受著買春男人的百態,在死亡的陰影下開始一場出人意料的救贖。前半部拍出了青春期特有的懸疑,清與濁不斷混合、推擠;而後半部則在暗色調中,將救贖與掙扎表現得盡致。水是電影裡至關重要的意象:從援交結束後兩人在澡堂清洗與親吻,到坐在藍色的雕塑群像旁,最後如真坐在河傍乾涸地上的車裡睡著時,做著被父親殺死的夢……水,一股陰性的力量,在這部戲裡暗暗拉扯每個角色。
正因如此,我偏愛《慾海慈航》這個譯名,不僅反轉其閒邪的本意,更將水的力量納入其中。如真的還錢之旅,從來不是為過去償還什麼,當嫖客們露出驚異或呆滯的眼神時,她就是一尊佛,普渡著他們,而身體就是河流。
次年,金基德另一作品《情慾穿心箭》(2005)推出,被老人帶上漁船私養的少女,則更為直接地與佛像綁定:漁船的賣點之一是為客人算命,其方法就是少女坐在船沿吊起的鞦韆上,前後擺動,老人用弓箭射向船身上巨大佛像,再由少女化身佛的代言者,耳語告知老人算命結果。少女也是自己的佛,因此她跟著美少年離開漁船,老人無法抗拒這一命運,然而最終扭轉這一切的,又是少女自己。
金基德給予這部電影的註腳,也是對其自身藝術追求的表白:「力與美宛如緊繃之弓,我願如此,直至終老」。而在金氏電影裡諸種邊緣、枷鎖、慾望,也正是在這一拉扯的漩渦之中不斷增生和互涉——情慾本就是複雜的,為何要讓它簡單透明?正如《浪蕩天地》裡瑣碎而無解的荒誕日常,並沒有人能明確知道自己將流向哪裡。命運的確然與無法感知,這兩極同時在生命中並存著,也正是這幾部電影的精妙之處。
參考資料:
Barbara, Wanda, Nathalie Léger, translated by Natasha Lehrer & Cécile Menon, the Paris Review
Conversation on Wanda By Barbara Loden, Marguerite Duras and Elia Ka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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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場次
情慾穿心箭│2021年08月28日 (六) 16:50 大館
浪蕩天地│2021年08月29日 (日) 17:35 英皇戲院 尖沙咀iSQUARE
購票:https://cinefan.com.hk/zh-hant/period/2021-zh-hant/summerif-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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