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解碼波娃

西蒙波娃《形影不離》

文／西爾薇．勒龐─德．波娃
*獲授權轉載自《形影不離》(麥田出版，2023年8月)

九歲的西蒙．德．波娃是安德林蝶西（Adeline Desir）天主教學校的學生，旁邊座位坐著一個棕色短髮的女生，比她大幾天，名叫伊莉莎白．拉科因，小名扎扎。這名小女生自然、活潑、天不怕地不怕，在這片因循傳統的氛圍中顯得突出。下學年開學，扎扎沒來上學。世界陰沉下來，沉鬱地令人難以忍受。突然，這個輟學的小女孩又回來了，帶來陽光、歡樂和幸福。她的聰穎和各種天分吸引著西蒙．德．波娃，她崇拜她，被她折服。她們兩個爭著全班第一名的位置，也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這倒不是由於西蒙．德．波娃的家庭不幸福，她深愛年紀輕輕的母親，崇拜父親，妹妹也乖巧順從；而是，對她這個十歲的小女孩來說，這是第一次心裡翻江倒海。她對扎扎的感情如此熱烈，仰慕著她，生怕讓她不高興。處於感情脆弱的童年，她當然不了解這種早熟的啟發，這也是令我們身為見證的讀者最動容的。和扎扎兩個人長長的私密談話，在她眼裡是無價的。喔！她們的教育緊框著她們，不容親近，所以兩人一直以敬語（您）相稱，雖然有這種矜持隔閡，西蒙．德．波娃從來沒有像這樣和人交心過。灼熱她的心、令她讚嘆又狂喜的這份情感，保守地稱為「友誼」的這個情感，雖未言明，不是「愛」又是什麼呢？她很快就明白扎扎對她並沒有相同的情愫，也沒料想到她付出的感情如此之深，但和愛的絢麗火花相比，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扎扎差一個月就滿二十二歲的那天，突然病逝。這突如其來的噩耗縈繞西蒙．德．波娃一輩子。很長一段時間，她的好友回到她的夢裡，粉紅色闊邊草帽下一張蠟黃的臉，帶著譴責看著她。想要抹去這空虛和遺忘，只有一個方法：文學的魔法。在不同的題材之中、在未出版的青少年時期創作的小說中、在短篇小說集《當靈性超越一切》（Quand prime le spirituel）、在一九五四年得到龔固爾獎的《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最終還是刪除的一個段落中，西蒙．德．波娃已經四度嘗試讓扎扎在筆下重生，卻是徒勞。得到龔固爾獎的一九五四年，她又做了第五次嘗試，寫下一本小說，一直未付梓，也就是現今終於出版的《形影不離》。這最後一次以虛構形式的嘗試雖未讓她滿意，卻讓她有了一個根本的改變──轉而朝向文學創作前進。一九五八年，她把扎扎生死的這段故事寫進自傳作品裡，那就是《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

西蒙．德．波娃自己並不滿意但珍藏的這本小說，其實具有很大價值：面對一個謎團，我們會發出疑問、激起憤怒、試著以各種角度來釐清、期待將會出現的說明和解釋。扎扎的死還是存著一部分疑團，西蒙．德．波娃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八年兩次書寫透露出的真相並無法拼補完全。在本書中她是第一次把她們的堅貞友誼平鋪攤開。同是像愛一般謎樣的友情，曾讓蒙田針對他和拉波哀西 之間的關係寫下這樣一句：「因為是你，因為是我。」小說中的安德蕾就是現實中的扎扎，第一人稱敘述者則是她的好友席樂薇。這兩個「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不管在本書中或是在現實生活裡，都肩並肩面對所有發生的事，席樂薇經由這份友誼的各種面向敘述所發生的事件，藉由對比的技巧揭開頑強的含糊曖昧。

選擇虛構小說的形式，得以自由地改變時序、做調整，這是必須解碼釐清的。小說人物的姓名、地點、家庭狀況與事實稍有出入。安德蕾．卡拉名字其實是伊莉莎白．拉科因，席樂薇．勒芭居則是西蒙．德．波娃。卡拉家（在《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裡是馬畢家）有七個孩子，其中只有一個男孩，事實上拉科因家有九個孩子，六女三男。西蒙．德．波娃只有一個妹妹，書中的席樂薇則有兩個妹妹。書中的雅蝶萊伊中學其實是位於聖日耳曼德沛區亞伯街（Saint-Germain-des-Prés, rue Jacob）上的安德林蝶西天主教學校；就是在這所學校裡，修女老師們形容這兩個小女孩「形影不離」。這個形容詞連結了事實和虛構，便成為這本小說的書名。書中的巴斯卡．布龍代其實是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裡是帕迭爾），父親早逝，和同住母親非常親近，姊姊也不似書中艾瑪的形象。書中席樂薇度假的薩德納克小城事實上是位於利慕贊地區（Limousin）的梅西尼亞可小城（Meyrignac），至於安德蕾度假的貝塔里莊園，指的是坎尼班（Gagnepan），伊莉莎白．拉科因一家在朗德地區（Landes）的度假屋（他們家還有另一棟度假屋在歐巴丹〔Haubardin〕），西蒙．德．波娃曾去小住過兩次。扎扎死後就葬在那裡，在聖邦德龍（Saint-Pandelon）。

扎扎的死因是什麼呢？

根據冷冰冰的客觀科學因素，她死於病毒性腦炎。然而，是什麼樣早就扎根的致命連環枷鎖，緊緊框住她整個生命，終至使她衰弱、身心俱疲、絕望、瘋狂、死亡？西蒙．德．波娃一定會這樣回答：扎扎的死，是因為她與眾不同。人們殺死了她，她的死是一個「精神謀殺」。

扎扎之所以死，是因為她試著做自己，人們告訴她這種企圖是壞的。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她出生在一個狂熱天主教布爾喬亞家庭，她的家庭固守傳統，身為女性，職責就是忘卻自己、犧牲自己、調整自己配合大環境。因為扎扎與眾不同，無法「調整自己配合大環境」──這個陰森恐怖的字眼意味著塞進一個預先製好的模子，就像一堆蜂巢裡的其中一個，尺寸超過範圍的就被壓縮、碾碎、像瑕疵品一樣被丟棄。扎扎不知如何擠進這模子，因此她的與眾不同被搗碎。這就是罪刑，是謀殺。西蒙．德．波娃帶著驚恐回憶一次在坎尼班看到他們照全家福的場景，九個孩子按照年齡站成一排，六個女生穿著相同的藍色塔夫綢洋裝，戴著一模一樣的草帽，插著一朵矢車菊。扎扎的位置就是在那裡，永遠不會改變，她的定位就是拉科因家的二女兒。年輕的西蒙．德．波娃悍然拒絕這個影像。不，扎扎不是這個「二女兒」，她是「獨一無二」的。她的家庭信條否定所有未經允許的自由思想，他們差遣她不停東奔西跑，落入「社會義務」的圈套。四周圍繞著一家子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朋友、龐大家族，扎扎忙於家事、交際、來訪、團體活動，沒有一分鐘是留給自己，從來沒有獨自一個人，也不能單獨和好朋友在一起，她不屬於自己，他們不讓她有任何私人時間拉小提琴、讀書，連獨處的權利也不被容許。每年夏天在貝塔里（坎尼班）的度假對她來說是地獄，她感到窒息，多麼想逃脫時時刻刻身處群體中的痛苦──這讓人想到某些宗教團體的集體苦修。想逃脫的欲望如此強烈，乃至於讓她以斧頭自殘，以逃避一次特別難忍的差事。在這個階級裡，不容許特立獨行，存在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他人。她曾說：「媽媽從不為自己做什麼，她的一生就是奉獻。」在這種束縛傳統耳濡目染之下，所有的個人主義思想都胎死腹中。而這正是波娃最無法接受的，也就是她在這本小說裡揭露的，我們可以把這個揭露視為哲學議題，因為這事關人的生存狀況。承認主體性的絕對價值是西蒙．德．波娃的中心思想，也是她的作品想表達的，這主體性指的不是某個個體，個體只是一堆樣品中的一個號碼，它指的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性，引用紀德的話，就是每個人成為「最無法取代的生物體」，意識到當下立即的存在，「愛我們不會見到第二次的事物」。這是波娃無法撼動的信念，最初的哲學省思也支持著她：絕對的意義是在凡間、塵世，體現在我們唯一且獨一無二的生命裡。我們不難明白在扎扎的生命裡，這個掙扎具有崇高的意義。

這齣悲劇造成的原因是什麼呢？好幾條線纏繞在一起，扭絞成結，幾個原因昭然若揭：扎扎對母親的崇敬與愛，一旦破碎就令她遍體鱗傷。扎扎對母親的深愛，是一種嫉妒的、不幸的愛。她的狂熱遭遇母親某種冷漠，這家裡排行第二的女兒，淹沒在一堆兒女之間，只不過是孩子群的其中一個。拉科因太太手段高明，孩子們吵鬧時並不高壓制止，表現開明溫柔，其實是把鐵腕藏到重要的時刻才施展。一個女兒家注定的出路，不是結婚就是進修女院，完全不能按自己的喜好和感覺決定命運。由家庭出面安排相親，湊合婚事，以相親對象的觀念想法、宗教傾向、社交地位、經濟狀況來挑選，而且必須屬於同階層才通婚。扎扎十五歲就第一次遭過到家裡這種致命的信條，她對貝爾納的愛被切斷，兩人被硬生生分開，二十歲又發生第二次，她又受到同樣的威脅。她選擇了不同階級的巴斯卡．布龍代，希望和他結婚，這些言行脫序的危險舉動不見容於家族。扎扎的悲劇是在她最深層的心裡，因為她心底隱藏一個和自己對抗的敵人：她沒有勇氣質疑她所珍愛的神聖秩序，以致受此懲罰而死。甚至母親的責備令她喪失自信心、不想活下去的時刻，她都只是吞忍內省，幾乎認為判她罪刑的法官才是對的。拉科因太太施加的壓力令人覺得矛盾，我們在其中看見因循守舊這塊大牌子上的一條裂縫：她自己年輕時也被母親所迫，違背心意投入了一場婚姻。她必須「調整自己配合大環境」──這個恐怖的字眼又出現了，必須否定自己，成為一個掌控生死的惡母，維持碾碎齒輪繼續運行下去。她那從容自信的外表之下，掩藏了什麼樣的挫折感和怨恨呢？

虔誠、靈性至上這個大帽子狠狠地壓在扎扎的生命之上。她生長的環境處處充滿濃濃的宗教氛圍。她身處一個激進天主教大家庭，父親是「大家庭家長同盟」的主席，母親在聖多瑪塔干教區備受尊崇，一個哥哥當神父，還有一個姊姊是修女。每年全家都去聖地露德朝聖。西蒙．德．波娃在書中揭露，所謂的「靈性至上」，就是「蒼白無瑕」，就是騙局，以超自然的光暈遮蓋塵世間階級的概念。當然，營造騙局的人是第一個被蒙騙的。隨時隨地只要搬出宗教，就可漂白一切。卡拉先生在扎扎死後說：「我們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扎扎屈服了，因為她把一般只不過是個方便、正統做法的天主教義全然內化，她那超乎常人的特質又一次背叛了她。儘管她也窺出所處階級那「假道學」的虛偽、謊言、自私，許多思想和行為充滿盤算和斤斤計較，完全違背福音書的精神，她一時動搖的信仰卻堅持了下去。但是她苦於內心世界的放逐、周遭親友的不理解、她的孤立，從來沒有一刻得以獨處的她，飽受生存的孤獨。她對精神靈修的堅持，只是讓她忍受身心的苦修，遭受折磨，被內心的矛盾衝突逼到絕境。那是因為，對她來說，信仰並非對很多人來說的以上帝之名便宜行事、為自己的行為找一個解釋、自圓其說、逃避責任，她的信仰是面對那沉默的、隱晦的、隱藏的上帝，提出痛苦的詢問。她是自己的劊子手，兩邊撕裂：該順服、盲從、屈服、忘記自己，像她母親耳提面命的那樣做嗎？或是該不服從、反抗、訴求於自己的天賦和才能，像她好朋友鼓勵的那樣做？上帝的旨意是什麼呢？祂期望她怎麼做呢？

縈繞不去的罪惡感消磨了她的勃勃生氣。和席樂薇相反，安德蕾／扎扎對性的知識相當充足。卡拉太太在她十五歲的時候，就以露骨、幾乎殘暴的方式告訴她婚姻的赤裸，不掩飾地說：「就是痛苦的一刻，咬咬牙就過了。」扎扎自己的經驗卻推翻了這個荒蕪的說詞，她嘗過性的魔力和迷惑，她和小男朋友貝爾納的擁吻並非柏拉圖式的。她嘲笑周圍處女小姐們對性的無知，不屑虛偽的衛道學「洗白」、否定、隱藏肉體赤裸裸的欲望。但同時間，她自知難以對抗誘惑，她熱烈的欲望、沸騰的個性、肉體之愛都被極端的嚴謹所扼殺，連最小的欲望她都擔心是個罪惡，肉體的罪惡。悔恨、害怕、罪惡感啃噬著她，這種自我判決更加重了她對自己的否定、對虛無的偏好，以及令人擔憂的自殘傾向。母親和巴斯卡說服她訂婚時間拖太長的危險，她儘管萬般不願，還是屈從，答應放逐到英國。這最後一個殘酷的束縛終於將她推向悲劇的結尾。扎扎被所有這些衝突四分五裂而亡。

在這本書裡，好朋友席樂薇的角色只是扶襯出安德蕾。如同研究西蒙．德．波娃的專家艾琳．樂卡─塔柏（Éliane Lecarme-Tabone）所言，波娃自己的回憶很少出現，我們對她的生活、內心糾葛、女性意識解放的心路歷程一無所知，尤其是知識分子和正統保守思想之間基本的對立──也就是《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一書的主軸──在本書裡只是草草帶過。儘管如此，我們很快就明瞭她在安德蕾的階級氛圍裡是被惡眼相對、難以接受的。卡拉家經濟情況寬裕，而她自己原本高階布爾喬亞的家庭卻在一九一四年大戰後破產、社會地位降低。在貝塔里度假時，日常生活中不乏半遮半掩的羞辱：她的髮型、衣著被指指點點，安德蕾不聲不響地在她衣櫥裡掛了一件漂亮的洋裝。還不僅如此，卡拉太太提防著她，警戒這個誤入歧途、進索邦大學繼續高等教育、將來會有一份職業賺錢自立的女孩。在廚房那令人揪心的一幕，席樂薇對驚詫無比的扎扎坦白之前對她的感情，這一切標示了這兩個女孩之間關係的轉折點。從這個轉折點之後，扎扎的愛一發不可收拾。席樂薇面前出現一個無垠的世界，而安德蕾走向死亡。但是席樂薇／西蒙．德．波娃讓安德蕾重生了，以溫柔和尊敬令她重生，以文學的優雅方式還她公道。我禁不住想特別指出，《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四個章節各自的結尾字剛好是：「扎扎」「將會敘述」「死亡」「她的死亡」。西蒙．德．波娃心懷罪惡感，因為某方面來說，獨自活下來就是個錯誤，代價就是扎扎。在她未出版的筆記裡，她甚至形容她獨自活下來，而扎扎被犧牲了。但對我們來說，她這本小說不就恰恰是以文字完成這份神聖任務：與時間對抗、與遺忘對抗、與死亡對抗、「掌握此時此刻的絕對存在與這將永遠持續的永恆」？

©Jean MEUNIER/A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