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
總問人有沒有希望,在香港。
本地人說沒有。
外地人說有。
內地人需要觀望,但總歸有。
他們說,現在是最差的時機。
繁榮需要在車道逆行,
蛇回過頭咬自己的尾巴一口,
彷彿信心就從市民的頭頂上長出來了。
我還沒問過自己,
我想我無法解答。
希望是光掠過時,
停留在眼眸的瞬間。
也許它來的時候,我正在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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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廢流
文件夾式的睫毛,收錄了窗外璀璨的陽光。
讓我誤以為今天很美好。
我在WhatsApp上跟人說了六十四句話,在IG發布了三張圖,
還在Word文檔上抒發了七十二行的感想。
於是今日的污染物誕生了,除非有煉金術,將這些刺鼻的信息拼湊成詩。
總會有人看到,無論那人是否來自外星系。
多年以後,圍繞我生平所創造的網路心臟,
無數信息廢流組成情緒排泄物似的銀河。
它們愈發光,
我真正的愛就愈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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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
鞋櫃旁散落一雙發亮的皮鞋,
燈光披在皮上。半空中的是,
從胃部裡吐出的氣泡,
那是正午時吞下的。
小時候在紙上畫騎士,
跟同桌畫城牆,猜拳贏的可以攻擊。
輸的猶如亡國之君。
我是躺在沙發上的國王,
遙遠的海上有導彈下墜,
眼前的空氣炸鍋裡頭有八個醃制好的雞翅。
情緒像爬上天臺的野貓,
突然發現自己已經下不去了。
靈魂凝視著自己,
彷彿在做心靈的田野調查。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我在克羅埃西亞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古城著名的老噴泉歐諾弗里歐噴泉(Onofrio Fountain)旁坐著吃冰淇淋,貪看各國觀光客。突然,噴泉旁的民宅三樓,一扇綠色的窗戶被強而有力的嘶吼撞開,大家的視線都往上拋,看見一位白髮老嫗,揮舞手勢,對著噴泉周圍的遊客大罵。她的聲音穿透力強,時光、戰亂、年歲都是砂紙,把喉嚨磨成沙啞利器,透過謾罵把憤怒往噴泉古蹟傾倒,半小時尖叫獨白,毫無冷場,簡直演技派。
身旁幾個德國觀光客,拿起相機拍攝老嫗,惹來老嫗指著他們痛罵。一位德國人說:「要是有口譯就好了。」
老嫗究竟是厭惡觀光?喚雞罵犬?穢語狂瀾?或者只是單純訴說苦苦身世?不懂當地語言的訪客全然不知。此時若真有口譯傳達,臆測想像可停止,窗戶獨白就有脈絡了。
這幾年我在柏林擔任口譯,遇見了各個領域的知名人士,傳達語意之時,也聽到了許多故事。我在柏林第一次當口譯,就是柏林影展這種大場面。當時柏林影展透過譯者郝慕天(Martina Hasse,把李昂、龍應台、莫言翻譯成德文的譯者)找到了我,說正在尋找住在柏林的中英口譯,我馬上前往應徵。順利得到工作之後,我收到翻譯對象的名單,竟然是蘇慧倫。
當年,蘇慧倫與高捷,與導演陳芯宜帶著《流浪神狗人》來參展,我負責每次電影放映之後的觀眾對談口譯。在台灣一年十個月的軍旅歲月,我反覆聽著蘇慧倫的音樂,尤其是《戀戀真言》這張低調的專輯,真實的樂器、誠摯的唱腔,給了我熬過當兵歲月的勇氣。因為翻譯工作,蘇慧倫竟然就站在我眼前。在影展當口譯不只是考驗語言能力,面對台下幾百位各國觀眾,譯者絕對不能怯場,勇氣要飽。口譯必須抓取笑點、重點、語氣,忠實雙向翻譯,確保溝通不堵塞。此外,譯者還必須有辦法聽懂不同國籍的人所說的英文,各種腔調都要能理解。
這首次的柏林口譯經驗讓我發現,雖然沒受過專業的口譯訓練,但我的戲劇背景此時派上用場,我不怕觀眾,我熱愛電影,這樣的大場面,我不會腿軟。也因為擔任口譯,我有機會親口對蘇慧倫說:「謝謝妳的音樂。」
口譯者必須擁有快速筆記能力,啟動短期記憶,甚至抓取講者的語氣。接下來幾乎每一年,我都在影展擔任口譯,只要有華語電影來參展,觀眾對談、記者會、聯訪會上,我都是現場口譯。上場前,只要有機會,我都希望能與導演、演員們話家常,短短幾分鐘,說路途道天氣,我就能盡力抓取講者的口音、語調、用字,這對現場口譯有很大的幫助。也就在這短暫的閒聊問候裡,我聽見了許多。
侯孝賢友善,時差兇猛,行程緊湊,他依然親和。他拒絕充滿空洞致詞的飯局,對尋常小人物充滿興趣,再乾涸的場合,說到電影,眼神就大川奔流。他在柏林影展開講,對著台下影迷講了九十分鐘,我用掉兩本筆記本,順利完成口譯任務。我坐在他身旁,偷偷凝視他,或許是劇場的聚光燈,或者根本是侯孝賢本人,我確定,他發著光。這位對我成長影響深遠的導演,竟然,坐在我身邊,把語言託付給我。他說:「我還想拍電影,一定要拍。」
王全安的《白鹿原》入選競賽單元,但來柏林影展之前,硬是被官方剪去許多重要鏡頭。要是他執意帶完整的版本前來參賽,接下來在中國就別想拍片了。藝術家雖然不得不妥協,但他在面對各國媒體聯訪時,針對劉曉波、艾未未、中國電檢制度等議題,全都直言不諱,他要創作的自由。我在他身旁翻譯,目睹到北方漢子的直爽清脆。
對我來說,最可怕的口譯工作是影展記者會即席口譯。我坐在密閉口譯箱裡,透過耳機聽電影人與記者的話語,同時必須對著麥克風分秒無差進行口譯。口譯箱裡空氣不佳,立即翻譯的壓力讓空氣更混濁,汗奔髮燒舌燥腿曲,進一次口譯箱,老五歲。
但,此事真的神奇。五月天的石頭、范曉萱、趙又廷、李烈,都曾透過耳機來我的耳朵敲門,彈著唱著演著。此刻,他們坐在記者會上,耳朵上的耳機竟然傳來我的翻譯。我們的聲音,互相拜訪彼此的耳朵。
這幾年,我這口譯員還遇過李崗、侯季然、鄭有傑、張榮吉、張榕容、權聆、魏德聖、賈樟柯、楊雅喆、許肇任、黃裕翔等,都是熱情的人,不狂不妄,都有點傻,所以拍好電影。因為翻譯,我確認,黃裕翔的正面能量是真的,楊雅喆的反骨是真的,鄭有傑的反抗是真的。這些溢出電影銀幕之外的真實,我都忠實翻譯。
在影展的口譯經驗,打開了幾道門,我開始接不同領域的口譯。中學時代物理化學從沒及格過的我,竟然接下了化學工廠的口譯工作。我來到了德國東邊工業小城洛伊那(Leuna),進入充滿銀色管線的化學工業區,在大型化學過濾罐前,對著一群中國化學家翻譯化學名詞。對經濟、保險毫無涉獵的我,在知名的德國保險公司裡擔任會議口譯,主題是我一竅不通的「歐盟清償能力處理標準」。對工程、鐵道簡直無知的我,擔任德國高速鐵路的口譯。還有,我這位台灣來的口譯,竟然在漢諾威車展上,擔任中國駐德大使的中英口譯。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口譯經驗,則是擔任當時剛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的中國建築師王澍的口譯。他與妻子陸文宇在柏林推出大型建築裝置作品「瓦劇場」(Tile Theater),以在中國被拋棄的瓦片為主要媒材,創造了一個開放自由的對話平台,富含對權力政治的反動。他堅持建築必須符合可持續性,被中國急速現代化所拋棄的「老垃圾」,都成為他建築的寶物。因為口譯,我得以親近聆聽,建築師充滿中國文人的哲學思考,厭惡此刻中國大量採用的快速建築邏輯,重視回收。建築,就是他的反叛。
因為口譯,我跨過了專業、政治領域,進入了許多密境,坐在大師旁,學習了好多好多好多。其實,我也遇過傲慢、自大、淺薄。無妨,狂妄之人,都只是讓我更加確定,真正的大師,哪需要吠叫來得到注視。每次口譯,我都聽到了,許多難得的真相。
我的柏林履歷,多加一筆:我口譯過狂妄、謙虛、叛逆、自由。真相當然不只一面,但我慶幸,我曾以口譯,逼近真相。
*本文摘自《柏林繼續叛逆:寫給自由(增訂新版)》,獲健行出版社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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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永遠在打敗仗
耶路撒冷的光都是死造成的
水流侵略水流,每次月升
殺死水流割斷水流
向著一隅永久地,挖一勺
搗爛的鷹嘴豆泥
涸竭後淚就禿在土裡,被鐵絲網圈養
牛群仰頭,像一個個縮起脖頸的
彌賽亞——聖墓教堂燃點
轟然殘瓦
脊椎骨滿地盛放
水流逼問血液的時間
即使綻裂鏽跡,白布
扎緊屍體
像絕望一樣多的灰,掩蓋
死亡數字在市中心
氾濫(大哥在拍掌)
水流永遠在打敗仗
耶路撒冷的光都是死造成的
水在海裡早早死去,浮起
身體——尚在呼吸的身體
脫離被挾持的少女
或嬰孩
他的祖父剛從奧斯威辛出來
堅定地要他
當種族的逃兵
帶上鮮花,帶上歌,帶上約旦河,帶上橄欖油
帶上透明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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