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中的詩人———讀覃權《遠去》

洪慧

 

覃權（1944~1978)著有《遠去》一書，收錄了他寫於1967～1972的詩作。其詩與60年代尾到70年代初的香港重要詩人大相逕庭，他絕少處理政治抗爭或者是批判社會的題材。篇幅短小精悍，有時甚至是一句起兩句止。覃權的詩作多以比喻推進結構。覃權猝然撒手人寰，論者如關夢南就於〈覃權：坐上浮雲早逝的詩人〉一文中，拈出〈遠去〉一詩，謂其「無疑令人聯想到作者生前的預言」。

〈遠去〉

在孤寂而迷濛的群峰
之間之外
幽幽地飄浮著
沉默的雲
我坐上一朵
徐徐路去

1968年7月6日

這樣說無疑是失之穿鑿。人皆有一死，以「遠去」的比喻而謂之預言，這對於闡明詩作的好處並無意義。但關夢南的文章也是有正確觀察的。譬如他指出這首詩的主題是「隱逸」，這就能點出覃權詩中的出世傾向。關於覃權的出世傾向，其實未嘗試不可從其身世參考。

 

覃權過身後，其兄代為出版遺稿《覃權詩集》。其兄長署名雨紗。適然著有〈記覃〉一文，指出覃權的哥哥名叫覃威。由此可知，雨紗即覃威。坊間有書名為《覃振傳》。此書甚為專門，無由得見。筆者只能參考網上零星落索的資料，拋磚引玉。覃振（1885 ～ 1947），湖南桃源人。覃振是華興會、中國同盟會、共進會等革命組織成員，官至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立法院副院長、司法院副院長等職務。覃振第三任妻子為全汝真。1937年覃振隨國民政府遷到重慶。1946年，覃振因國共內戰辭官，避居上海，1947年病逝。覃振與妻全汝真，育有二子一女，兄弟二人為覃威、覃權，女兒為覃琳。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參看雨紗，即覃威在《覃權詩集》所寫的跋。

「權弟曾給自己寫過一份履歷：覃權，湖南桃源人。四四年生於重慶，在上海長大。六一年來香港。」

 

「權弟，號捷初，乳名小毛弟。四四年六月廿七日生於重慶。勝利後遷家上海。四七年喪父。」

綜上可見，覃權籍貫與覃振籍貫吻合，同為湖南桃源人。覃權生於重慶，後遷居上海，與覃振由南京至重慶再至上海吻合。覃振卒於1947年，與覃權的父親於1947年過身吻合。覃振育有二子，分別為覃威、覃權，這亦與詩人的家庭背景吻合。故此推斷，覃權父親為覃振。

 

如此一來，就能為覃權鮮少處理政治題材有另一層的解釋。隱逸除了是覃權個性使然，亦是因其出身於國民政府要員的家庭。既是從中共治下的政權避居香港，自然也就行事低調。秦楚在〈悼覃權〉謂：「我覺得他乃是從魏晉竹林中錯誤地溜躂了出來而迷了路的」。這樣看來他確實是從竹林中迷路而來的。魏晉名士許多皆是出身自當朝大員，家世顯赫。東漢由清議而至玄談，又有因為司馬氏政權敗德無行，士大夫為免失言招禍，才轉入玄談之學。覃權一家避禍來港，家世敏感複雜，其詩鮮談政治而又不時描繪景物剪影，謂其人似竹林而來，秦楚之說可謂絕妙。

 

覃權的詩，〈孤獨〉、〈球場〉、〈臉〉、〈天穿著喪服〉、〈他默默地坐在〉都是頗為出色的詩作。我們且從〈他默默地坐在〉開始。

〈他默默地坐在〉

 

他默默地坐在
自鄰桌那婦人之咀中
衝出的
一列特別快車上

 

「喂，想些什麼呀？」
他彷彿聽見朋友這樣問
而悴然刺痛起來

 

想些什麼

 

他什麼也沒想
且已忘了是名乘客

 

1968年3月2日

首段已是一個巧喻。「特別快車」就是婦人不斷說話的聲音，語速飛快不斷，猶如機器，故謂之「特別快車」。「衝出」二字，盡得神髓。覃權說「他」坐在這列特別快車的意思，就是他身不由己，只能被逼聆聽這位鄰桌婦人的說話，正如坐上列車的乘客，生死也就半點不由自己。第二段借朋友一言「喂，想些什麼呀？」，描繪出「他」出神的模樣。列車是虛構的，這個朋友也是虛構的，只是「彷彿聽見」他提問。「他什麼也沒想／且已忘了是名乘客」，什麼也沒有想，只是託辭。1968年的覃權，正值少年。而《遠去》書中，又不時出現「女孩」、「少女」、「她」，更兼第二段所言「悴然刺痛起來」，其實就是他突然想起了愛情的傷痛，就這樣沉浸在回憶裡面。用情之深，彷彿自己和這個世界再無關連。他不單忘記了自己，連聒噪的婦女之言也通通忘了。這首詩以層層虛構和比喻，寫一次突襲而來的情傷，在結構上極具匠心，是《遠去》一書中的佳作。

 

〈天穿著喪服〉、〈球場〉很能展現覃權的陰鬱之情。〈天穿著喪服〉：「荒地上那孤零的長椅／猶之一個屍體／無人埋葬」。覃權似乎對球場、公園等地情有獨鍾。〈球場〉：「移走了籃架的球場／憂悒地對天赤裸著／以示清白的自己／然而死刑早已判決」死亡的陰影不時纏擾著覃權。世間事物，悉皆蒙上陰鬱之情，當其反映於覃權身上，便是〈臉〉。

〈臉〉

 

他木然呆立於
陳列汽車的櫥窗前
對著裏面的格子鏡
凝視
一張被割裂的
出自地獄的臉

 

這叫他痛恨的
臉
像汽車一樣
準備出售
一塊
一塊地
出售

 

1967年12月10日

〈臉〉有自畫之意。覃權所選取的並不是家中房間的鏡子，而是「汽車的櫥窗」。站在商店的櫥窗前，一般都是因為被店內的商品吸引，偏偏卻又未有足夠的財力，故此駐足不前。覃權在此，則未必如此。他是被「格子鏡」所「割裂」的自己的臉所吸引。所謂「割裂的」、「出自地獄的臉」，其實就是他當時孤絕痛苦心情的體現。他發現自己就和店鋪裡的汽車一樣，被人待價而沽，不得自由。這種心情可以是批評現代社會的人際關係，可以是批評現代社會的僱傭關係，甚至可以是批評情人之間的關係，純就這首詩而言是無法判斷覃權這首詩屬於哪種感情的。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清楚地感到自己就像一項商品，被人利用。於是他就透過自己一格一格的臉來比喻一塊一塊的汽車，抒發自己被背叛的心情。詩歌最後三句，展示出覃權對詩歌節奏的掌握。「一塊／一塊地／出售」，正好配合一塊一塊那種逐少逐少的意思。節奏舒緩，更可顯示這次背叛是一種長時間侵蝕、纏擾覃權的過程。事實上，〈臉〉這首詩在香港詩歌史上並不孤單，稍遲一點的香港詩人張景熊，同樣著有〈臉〉，寫於1970年6月7日。覃權與淮遠、癌石等份屬好友。而淮遠、癌石等人又與張景熊為好友。張的〈臉〉則是借履歷表的相片來作出自嘲，「他想，也許只有用獸／才可以比喻／他自家的孤寂」。這與覃權「地獄的臉」亦是不無相通。讀者諸君有意亦可留意。

 

何阿嵐曾訪問詩人癌石，該文尚未發表。訪問過程中，癌石便謂覃權是「詩人中的詩人」。覃權詩作，很少就特定議題而寫，很多時都是踏踏實實地發展出巧喻。可以說，每一首詩都是完全可解，絕少有歧義繁多，無可追索之句。覃權的詩，是一種要求讀者感受而非理解、分析的作品。其詩不假外求，純然處理情感或者是瞬間印象所得的靈感，「詩人中的詩人」可作如是觀。至於其風流倜儻，甚至竟然在街上跟蹤毫不相識的女孩，繼而成為情侶，又投入電影拍攝，更成為男主角，凡此種種，則要待其知情老友來說了。我在這裡也就不越俎代庖。

我們談的那場失敗

浪曉文

那一年世界酷熱得像個地獄。

 

一身黑色長裙的我，無聲無息地坐在博物館地庫二樓的展覽廳。裡面是一格格的展位，由純白色的假牆分隔開，換來半隱蔽式的空間安放每個藝術家的心臟。

 

「這是場戰爭，但勝利是不可能」，迴盪在我腦海的歌詞沒完沒了，為差不多一整年都沒有任何藝術活動的城市，重新開始。如果真的可以。

 

那時我做兼職的畫廊佔據了離正門最遠的角落，由於疫情蔓延過後經濟仍舊低迷，來看展的人也就當然寥寥可數。幾台中央冷氣順勢變本加厲地把場館吹得更冷清，也吹得我頭昏腦脹。我獨個坐在緊急出口的旁邊，被著一塊在莫斯科時買的頸巾，偶然與看畫的人聊天。

 

一位戴上藏青藍色鴨嘴帽的男人，停在一幅作品面前久久未有動靜，我從後注視著他高佻的背影，準備靠近一點向他介紹。

 

他發現我時，我在外科口罩內擠出一個笑容，但他沒有看見。

 

「藝術家十分年輕，三年前從藝術系畢業，創作主題都是在探索怎樣與人道別。譬如這一次，由她祖父因為癌症離開的那個清晨，她就一直把自己困在睡房，直至後來要買一套全白的衣服出席喪禮。『必須要全白出席。』她的姨姨這樣提醒她，於是她便連夜創作出一個全白色的系列，以五種不同的素材來傳達她對祖父的不捨，以及這種對她和她的文化而言象徵了永別的顏色。」

 

戴帽的男人繼續一言不發。

 

「你在看的這一幅是用紙巾組成的，藝術家親手把每一張捲成煙頭的形狀，然後貼在畫布上，從正面近距離觀賞是密密麻麻的白玫瑰，像放在喪禮中的花牌。後退些再看，又是一種有與別不同的質感的白色。」

 

他微微點頭，繼續目不轉睛地看畫。

 

「紙巾對藝術家來說是極之親密的素材，因為小時候她經常流鼻血，祖父總會為她在牀頭放好一卷紙巾，又會跟她說擦鼻子時不要太用力。」

 

「所以她的牀頭一直都放著一卷紙巾。」

 

他突如其來的一句自言自語，讓我有點不懂反應。他說的，甚至乎不在我的講稿裡。

 

「藝術家說過，若果能把作品送上天堂，這些都將會是她帶給租父的禮物。」我只能隨便找些記得的資料來延長對話。

 

那時他轉過頭來，帽子下和口罩上的一雙淺啡色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看著我，沉默了幾秒，然後說：「我像是看到她用紙巾邊捲邊擦眼淚的樣子。」

 

接著到我詞窮，於是支吾以對：「嗯。」

 

「其實我一點都不懂藝術」，他很認真地說：「不過希望這五幅全部都能讓我買下。」

 

我差點以為自己有幻聽，不禁重複他的話：「五幅全部？」

 

「是的，要即場付費嗎？」

 

「喔，可以的，啊⋯⋯你稍等。」因為入行之來從未試過接觸過真的會買畫的客人，我如夢初醒般回答，然後手忙腳亂地去找來一部信用卡付款機，再跟據依稀記得的步驟來填寫訂單記錄。

 

「請問甚麼時候可以取貨？」他在訂單上留下他的地址和電話後問。

 

「按照規定，待藝術展結束，我們便會馬上安排送貨。」

 

「麻煩你了。」他有禮地向我道謝，之後「嘟」的一聲，成功過數，他便轉身離開。我把消息告知畫廊的老闆，她在通話裡表現得欣喜若狂。而我卻依舊半信半疑地想著，為甚麼說不懂藝術的人會有興趣一次買下五件作品。

 

展覽結束後，我把整個系列一併寄出，老闆亦心花怒放地把我轉做了全職員工。確認作品安全送達目的地後，事情看似告一段落。雖然我打從心底裡感到一切非比尋常，幾乎忍不住想要經過他的住所探個究竟，但最後還是抑壓得住好奇，久而久之將其淡忘。

 

幾年後的冬天，這個地方又多了幾場災劫。同一個藝術家將要再次舉辦個展，於是我把戴帽子男人的記錄找出來，想要趁機打電話邀請他出席開幕夜，可是打了三天都「未能接通」。

 

「這次藝術家跟誰告別了？」準備掛畫的時候，我一邊在幫忙開箱，一邊漫不經心地問策展人。

 

「一個她已經斷絕來往多年的人。」

 

「那為甚麼她還要大費周章？」

 

「關係不會因為分開而消失啊。」

 

「但那個人最近有事嗎？」

 

「嗯，聽說他家裡失火，被燒死了。」

 

我突然說不出話，一片黑煙把我蓋過，心想：「他必定是對藝術家很重要的人吧？」

 

我們把木箱裡的畫逐幅拿出來，小心翼翼地拆下包裝紙。映入眼簾的竟然是一對對淺啡色的眼睛，和那頂模模糊糊藏青藍色的鴨嘴帽。

 

「所以她的牀頭一直都放著一卷紙巾」我彷彿聽到他仍在竊竊私語，我不自覺地附和：「承托著她的眼淚，為她止血。」

 

我咬緊嘴唇，恍然大悟地望向畫廊的玻璃廚窗，上面貼著展覽的名字—「我們的失敗」。我難以置信地後退，雙手抓緊頭皮，甚至開始腦袋缺氧。

 

「妳怎麼了？」策展人驚慌失措地問。

 

我的喉嚨在發燙，像有甚麼卡住我所有的聲音，我緊緊捉住自己的脖子，急步走出了畫廊。我在無人的街角靠牆蹲下來深呼吸，大受打擊。冬天依然熱浪驚人，我的襯衫沾上我的汗珠，跟上了我的起伏。怎麼他把她的作品帶上天堂，怎麼她又把他的作品帶進地獄，而怎麼最後就只有我看得見。

 

不久策展人追出來找我，問我身體哪裡不舒服。那時兩位搬運工正抬起一幅男人的肖像，把它掛在迎向大街的假牆上，他的眼睛在淡色系中炯炯有神，與玻璃窗反射出閃爍的霓虹燈，一樣歷盡滄桑。我只好勉強擠出一個傻笑：「他戴帽子真的很好看⋯⋯」

 

而我們都得獨自度過彼此的生離死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