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體消亡以前，埋下記憶的蛋──童偉格、胡淑雯談白色恐怖書寫

黃潤宇

今年年初在台出版的《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由小說家童偉格、胡淑雯共同主編，收錄了郭松棻、邱永漢、楊照等三十位作家的白色恐怖書寫，也是國家人權博物館與春山出版合作出品。簡義明在書評中作出這樣的結語：「（小說選）讓問題感與疼痛感帶著我們重讀這些小說，讓閱讀這樣安靜與個別的行為成為持續發生的事件。」

 

年底開展的「人權藝術生活節」，提供了公共閱讀平台，以音樂會、劇場改編、小說讀演等多重形式，令白色恐怖書寫持續延宕出各異的聲音。而11月21日的開幕講座〈拉波德氏時空與負罪的人—白色恐怖與臺灣小說〉，由童偉格與胡淑雯擔任嘉賓，導引讀者重新記憶那些「本質上不能被記憶的歷史」（童偉格）。

 

 

偶然的時空，命定的孤兒

 

在連日陰雨的新店，從一種雨季生物談起。

 

馬達加斯加島上，拉波德氏變色龍，一生中無法見證兩個雨季的物種。牠們在第一個雨季來臨時破土而出，急忙交配、產卵，趕著在旱季來臨前死去，並把未生之蛋埋在地底。等下一個雨季來臨，新一批拉波德氏又急忙出世，重複著父母們的所有工序，繼而又迅速消亡。「每一隻拉波德氏變色龍都是特異的孤兒，命定要在有生之年學會成為這個物種。」拉波德氏奇特的生命狀態引起了童偉格的留意：「牠們沒有見過父母，並且非常艱難地重複著前行者的道路。」

 

而這種消失與重生反覆運行，造成的究竟是健忘，還是本質上的不容易遺忘呢？

 

吳叡人在新一期《春山文藝》撰文評論《白色恐怖小說選》，童偉格也在講座中沿引：「在歷史上，台灣是主要由外緣作用力塑造的，是非常偶然的生存空間。而每一次外力都帶來新形式的規訓和懲罰：否定舊生活，滅殺一些人的記憶。那些被滅殺了舊情感的人，也許就會像拉波德氏一樣，有日突然明白，在他的有生之年，要想辦法將那些被湮沒的記憶、被破壞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方法，即使無法復原，也要深刻地記住。」在特殊的歷史回環下，台灣每一代寫作者都必須在迷霧中摸索前後，趕在個體消失以前，把詮釋的種子埋在地底，等待下個代際重新摸索，如同一種宿命。

 

緣此，童偉格特意提及小說選的第二卷：「其中所收錄的作品，對我而言有種相似的情感：新世代所面對的環境雖然不允許（他們存有足夠的歷史記憶），當他們成熟之後，卻能對舊時代產生揣摩。」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也在評論中寫道：「也許只有文學有能力喚起那些記憶，人們因此才得以在記憶的縫隙中，看到眾生，聽到眾聲。」對於正在面對被失憶、被取消的香港人而言，如何在旱季來臨前埋下一顆留存記憶感覺的蛋，亦是非常迫切的問題。

 

 

在贗體與真實間，失語再書寫

 

而這些被埋葬了一整個旱季的受難史，也有著相似的破殼而出的程序。童偉格以楊照的生命經驗為例——

 

楊照的外祖父許錫謙是二二八受難者，但在漫長的白色恐怖年代，他幾乎只能從家人的竊竊私語中略知一二，事實仍舊是面目模糊。「這幾乎是標準的台灣知識分子瞭解受難歷史的程序：通常是讀大學的時候，或憑藉自己的努力，或從他人口中得知，才能得到完整的版本。」而當十八歲的楊照終於知道事件起末，也感受到非常強烈的衝擊，童偉格稱之為「在台灣生存，對歷史最基本的身體感受」：「你發現你所活過的歲月，原來是個贗體的版本，但現在你知道了更接近生命事實的版本，卻發現真實本身也在瓦解，因為你找不到可以對話的人了。」

 

這是令人非常絕望的過程，但事實的確如此。童偉格提到在楊照的口述歷史中，曾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細節：許錫謙在南方澳附近遭殘忍捕殺、後埋葬於花蓮，在漫長的白色恐怖期間一直無人敢去祭拜。其家人明確記得，直到白崇禧將軍來台宣慰時，至花蓮哀悼許錫謙，此後當地親友才漸漸敢於前往祭悼。然而仔細探尋史實，卻會發現白崇禧當年來台時間甚短，並未到過花蓮。當年第一個悼念許錫謙的是誰？為何楊照家人會產生錯誤記憶？一切已經無從得知。

 

「我們現在所生存的空間，有點像是偶然中的必然。往前看，往後看，不由覺得未來跟歷史一樣不詳。」童偉格勾連起黃崇凱〈狄克森片語〉中的最後一個片段，也正是在描述這樣一種「退回原初、察知到無記憶、並且開始記憶生命構成起點的過程」。面對一次次被迫失憶的宿命、真實不斷瓦解這一不可逆的事實，書寫者（或是被動地）發展出一種重新勾勒的本能，也改變了以創痛、情感為基調的歷史事件書寫，從而催生出新的能量。

 

 

從謎語到再現，開啟更複雜的記憶

 

一切都指向那個不可名狀、能夠置諸死地而後生的記憶場。記憶之中也包含失憶。

 

胡淑雯接續回應拉波德氏的宿命，也道出這一點：「關於白色恐怖我們還有更多故事可以說。當我們被埋在乾燥的土壤裡頭，等待著雨季，等待著某種濕潤來通告我們安全，而可以探頭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在記憶的過程中，首先面對的是失憶。」

 

釀成失憶的原因眾多，有集體的，有私人的。胡淑雯提出的幾個文本，都潛藏著失憶的線索。李渝在〈夜琴〉中書寫一個人人都要去不見的時代——「父親沒有再回來，丈夫也是不見了。」在這些「敏感如幻聽如幻覺的、安靜的調性」文本中存有許多謎語，胡淑雯提醒我們：當事件不能被明說時，只能像謎語一樣被丟出來，能懂得人就懂，若是被不該看懂的人看懂了，則會遭逢危險。

 

另外一篇文本，郭松棻的〈月印〉，書寫了一位因猜忌而告發丈夫、使得丈夫與同仁被處死的。後來人們從檔案中找到相似的真實事件：妻子向憲兵隊告發了丈夫，丈夫與其外省同事李老師被處死，讀書會的同學也均受牽連。日後妻子改嫁特務，而他們的女兒也是在長大成人後，才從親人口中陸續得知這件事。「在小說結束後，現實中人們的命運沒有結束，時代對人們的形塑也沒有結束。人在災難之後，還是要辛苦地在夾縫中找到生存下去的勇氣，而我們所讀到告密者、反叛者的人生，也並不是那麼扁平的人生。」

 

而比照兩篇小說後，關鍵的記憶線索浮出水面：胡淑雯觀察到，李渝在小說中指認出行刑的水源路刑場，正是郭松棻小說的事件原型中李老師被行刑的地方——歷史在此扣合。

 

「某個意義上，我覺得我們的社會還存在一種幸運，那就是我們走過了不能夠說、所有記憶都被剝奪的狀態，又開始面對一場從天降下的雨。這場攜帶著過去的雨水，還帶有某種可以滋養我們的東西，讓我們在破土的、面對無知的一刻，獲得更多線索，從而讓我們記憶更豐富。」如果一開始你在心中有這樣的疑問：拉波德氏的輪迴，除了續命，還有其他意義嗎？那麼至少此刻，我們仍然能夠從中看見某種隱秘的變化，是在失憶中尋索而疊加起來的，上升的軌跡。

 

「這套書的編纂更多是對於過去的梳理，而我們要思考的是，是否能在當下、在未來，寫出更多可以超越過去的作品。」胡淑雯展望著一個持續發生的寫作，在未知的旱季來臨以前：「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開始有那樣的餘裕和心力，去開啟一個更複雜的、更有意思的白色恐怖記憶書寫。」

兩地作家的書信時間（上）

梁莉姿 X 周天派

新加坡作家節交換寫信環節

 

 

第一封：梁莉姿給周天派

 

給天派：

 

說來諷刺，於我而言，寫信一直是非常私密單向的事，像向大海投瓶一樣——少年時，常陷於紛亂磨折的關係中，敏感得只消一個眼神或動作，已能被刺痛劃傷，又因著倔強和驕傲，不願辯解，談個明白。那時寫過好多好多的信，一字一字，喃喃紊紊，給誰人的話，都沒有寄出、投遞、傳給對方，像鎖閉於箱內的獸。彼時我甚至無法從容攤開自己，就這樣任由信件膠著，漸成一種隔絕。

 

天派，抱歉甫開場就說了些亂七八糟，有的沒的，會否有點冒昧？吊詭的是，在我思考該如何告訴你這大半年的生活時，竟發現其時這種擺蕩於失語封閉，卻又亟欲吐露掀開間的矛盾，恰好成了最不合時宜的當下對照。

 

二月開始，城市幾近閉鎖，無從進離，新聞播放著人們在超級市場爭奪日用品、廁紙，甚至可口可樂。任職的大學要求我們在家辦公，我居於偏遠山村，網絡有時莫名斷掉，工作中斷，只能反覆致電電訊公司處理，對話非常公式斷裂。你好。歡迎致電。廣東話請選擇「1字」。為確保服務質素，對話可能會被錄音。不好意思，線路繁忙。

 

背景音樂是悠揚的管弦樂，卻聽得人越發焦躁。

 

有好幾個月時間，我每天在通話裡談得最多並會碰面的人，是騎著摩托車蒙著面為我送外賣的速遞員，儘管我從不知道他的名字，甚或樣子（他們看起來一樣，但每次都不是相同的一個）卻是這陌生人每天餵養了我——送餐前五分鐘，速遞員會致電我，查詢我那偏僻路遠的村屋位置。我在電話裡，在描塑景物過程中搭出一道路徑，直至抵達送餐處，相互點頭示意，展開對話。你好，送餐的。你好。唔該。偶爾多說一句你這條路比較僻，我兜了一會才找到。在其手上接過半暖的飯盒和偶而打翻而泡滿袋子的飲料，便是那段時期我與人在碰觸上的最大交集。

 

我有時希望能跟他們多談上一會話，卻又不知能說甚麼。

 

對話持續得最長最尷尬的一次，是農曆新年期間某個晚上，我不知道母親已在下單時電子付款，取餐時遞上現金。那是個較罕見的女司機，聲線粗啞，說了幾句恭賀吉祥語，想要接過紙鈔時，母親一把抽過鈔票，連說早已付了，回了兩句新年快樂，遂拉我回頭便走。只留那女司機躊躇原地，在後又連連朗讀多說了幾句恭喜發財，身體健康，龍馬精神，近乎咆哮般，再說了句，真的不給點利是嗎？新年流流，廿蚊都可以哦！我幾乎要回頭，媽卻緊緊攥著我的手和餐點，匆匆走回家。

 

我後來總是因愧疚而記得這幕，那幾句祝福語，不若說更像某種躁動的吶喊。

 

三、四月時，看到一場關於「後隔離時代」的對談，談了些很嚴肅的，關於喪失公共性、集體規訓與社區網格化管理之類的東西。不知怎地，我卻只記得有人說，人類的將來，會否可永續隔離生活，就此透過外賣和速遞連接世界，只餘下基本生產的勞動者需要外出。

 

那將是多麼殘忍、合理又充滿階級的事。

 

*

 

日常變得，非常非常瑣碎。在家的日子，即使沒甚麼運動量，仍累得像一隻在輪胎上攀蠕的螞蟻以為世界是平的一樣沒有盡頭卻感到反覆的暈眩。

 

一切充滿未知，日常秩序被抽離，猶如鎖扣鬆甩，欠缺以工作列表為分段單位的生活，幾近喪失時間感，像總是綑成一束緊俟彼此的百葉簾，驀然被「嗖！」聲抽去繩索，餘下紛散欲墜的零落枝條——無法履行的計劃、沒有死線限制的書寫、永遠趕不上變化復又作廢的重新部署，只有海量資訊諸如各地感染數字、疫情片段、陰謀論、學者分析……如駭浪般急狂抓來，我竟動搖得無法書寫。

 

起始曾以為隔離生活必然是個沉澱梳理自身的機會，可把原來寫到一半的長篇小說順道完成。然而焦慮和未知的惶惶，如同油門把以往一氣呵成幾無雜念的創作生生剎了下來。無從與人接觸，幾近穴居的日子，伴隨思考空間、時間的增加，我開始懷疑起關於寫作的一切— —為何書寫？末世感濃烈下的書寫作用？假如明天世界就要毀滅了，我尚會把最後的時間留給寫作嗎？沒有止境的修訂、刪改— —我的寫作是有意義的嗎？紛亂飄搖的外頭彷彿與之隔絕，如此創作是可被允許的嗎？是否已拼命交出了「最適合」的書寫，抑或尚可修改— —我可以落筆了嗎？我真的可以落筆了嗎？

 

真的尷尬且諷刺，這些關於書寫的（偽）命題思考，在過去經年明明都有了想法，甚至因著自我梳理出的信念而幾近一往無前，竟在那個時候動搖脆弱如嬰孩，亟欲追求他人賦與「絕對肯定」的說法作撫慰（即使明知這種事情本來就無法強求「惟一」或「正確」答案），卻也尖酸怪氣，對誰告訴我的回應都不甚滿意。（而明明，是我主動向他們請求回答的）— —那停擺的數月，如今回想，我會稱為「信心危機」。儘管到了現在，疫情及一切彷彿漸有緩和，其時留在內心的猶豫顫抖，仍不時在寫作時前來敲叩，彷彿輕微的後遺症。

 

天派，抱歉東拉西扯地說了好一大堆，甚至不知道有否把確切的想法傳達給你呢。還記得上次說過，我是從未到過新加坡的，本想藉這次作家節來訪，卻也因疫情而無法親臨，未能與你親身對話。但也因而有了這次書信往來，讓我倆素未謀面，僅僅透過文字了解，是多麼微妙的事。天派，故想問問你，城市的閉鎖對你又有甚麼衝擊嗎？或是，對你的寫作又有甚麼影響嗎？期待回信。

 

祝好
莉姿

 

第二封：周天派回覆梁莉姿

 

莉姿：

 

多年來，我一直以為散文是最難書寫的文類。然而生活中，最難下筆的估計仍是寫信。要衡量彼此過往與現下的關係，表達時如何拿捏語氣，行文措辭既要準確又不宜太拘謹，如此一來呢，間中不乏徘徊於兩三種標點符號之間的猶疑時刻，考慮長短句與分行問題等等……細思極恐，簡直黐線，隨便想想都忍不住要尖叫啊！因而，每年碰到幾回不得不寫信之時，通常會連續好幾天拼命睡覺以獲取最大程度的減壓。每一回按下送出鍵，鬆了一口氣後重讀那些篇幅短小的信件內容，往往也會怪自己未免神經質，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的嘛，不就是把話表達清楚而已嗎？然而，下一回又再重演。

 

還是習慣與人面對面聊天，這樣才能透過表情與眼神掌握彼此的微妙情緒。細節裡隱居眾多幸福與苦痛的魔鬼。倘若真的沒辦法，我還是傾向以通話的方式聯絡。隨著科技的便利，與遠方親友通話已不必撥打昂貴的長途電話，這四個字似乎也成了上個世紀充滿懷舊意味的詞語。王家衛電影《春光乍洩》裡有一段話：「一個人可以假裝開心，但聲音就裝不了，仔細一聽就知道了。」那是1997年，香港回歸前上映。

 

．

 

今年新加坡作家節的主題是「親密」，作為二地的創作者，我們要寫信給遠方的陌生人，這確實讓我醞釀了許久時間，近兩個星期的平均睡眠時間明顯增加不少。收到你的信之後，我又吃了好幾餐港式點心，今早還特意跑去半年前發現的燒臘檔，點了綜合叉燒，燒肉，燒鴨的三燒飯，作為熱身準備。遲至現在才回覆，盼諒。

 

你在信中提及，速遞員送餐至你居住的偏僻路遠村屋，是幾個月前你與人在碰觸上的最大交集；看了一場「後隔離時代」的對談，探討人類將來永續隔離的種種可能，因而使你認為那是多麼殘忍、合理又充滿階級的事。

 

可能先接著上述兩點，隨意聊聊吧。

 

向來喜歡與人面對面接觸，不愛冷食。禁止堂食的那幾個月，我也才第一次使用送餐軟體，從下單到取得食物，幾乎都要花上一個小時，餐食亦僅留餘溫，因此前後叫外賣不超過五次。這裡經常會有午後雷陣雨，下起大雨時也會憂心他們的安危。多數時間選擇步行至住家附近點餐拎走，等候時望著往日喧嘩熱鬧而今空空蕩蕩的熟食中心或小餐館，廚師手執鍋鏟傳來的聲響清晰可聞，鑊氣在顯得清冷的空間瀰漫四散，竟有種溫暖又落寞的矛盾感。

 

還有書店，電影院，圖書館，美術館等密閉空間一律關閉。連公園也一度拉起了封鎖線，政府呼籲大家沒事別出門。疫情使大家緊張兮兮，無論有否持續工作與學習，鎮日在同一屋簷下，少了紓壓緩和的空間，導致家暴頻傳。在疫情管控最嚴密的幾個月，我幾乎天天都想著開放後要泡一整天電影院，在漆黑的空間裡全情投入於另一世界，那確是無可取代的經驗。各地書店不堪壓力倒閉的新聞亦陸續傳來，在文友群中引起聲聲惋惜。從事領隊導遊工作的幾位朋友失業了，擔任機師的家長告訴我，外籍機師多數已遭裁員，他今年亦完全飛不了，航空旅遊相關行業估計要後年才能漸漸復甦。他們幾位都暫時到疫情中心工作，還在思索下一步怎麼走。

 

十月的最新消息是，新加坡航空推出在全球最大客機A380上的餐飲體驗，開放預訂半小時內一掃而空。許多人這陣子實在悶壞了，想外出旅行透透氣，然而短期內飛不出去，藉由這種體驗過過乾癮也好。

 

同樣在近期，因為國境封鎖，原本幾乎每日或每週回家的馬來西亞員工——每日三十萬人次往返馬新二國，俗稱越堤族——已半年沒見到家人，有幾位太想家了，於是到新加坡北部海濱公園，與對岸柔佛州的家人約好時間地點，隔著一座海遙遙相望，大動作揮手或呼喊表達思念，再低頭看看手機裡熟悉的面容，反覆地說：「我在這裡，你看得到我嗎？聽得到我嗎？」

 

這個不知何時再見的畫面，不知怎麼，讓人想起上世紀的一些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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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六月時，新加坡英文媒體《海峽時報》有項調查顯示，千名受訪民眾認為所有非必要工作（non-essential jobs）中，藝術創作者高居榜首，高達71%，第二名則是電話銷售員。這項調查立刻引來不少藝術創作者反擊。藝術無用論與莊子那句「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早已是老生常談，然而千百年來人們似乎一直熱衷於議論藝術的實用價值，總愛不時調侃一下藝術創作者。

 

談到創作，這場疫情對我最大的影響，可能是無法親自參與自己的第一本書吧。我寫得少，遲至今年才出版第一本詩集，下一本也不曉得何時。還記得去年已計劃要在今年四月底回去台灣，拍攝《島嶼派》的印刷誕生過程，結果人算不如天算。

 

後來，參與了幾場線上分享會，不斷有人問起創作者在疫情蔓延時能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我想，還是沒甚麼作用吧。真能提得出具體功效，還能稱之為創作嗎？或者，為甚麼一定要執著於「有用」呢？是期待欣賞後能強身免疫，抑或初探混沌宇宙的洪荒奧義？答案都是自由心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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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告訴你，為了寫這封信，除了在新加坡接連吃了好幾家港式餐廳，我也重聽了不少廣東歌，畢竟香港是我童年時代最熟悉的異地。檳城八成的人都說福建話，我的粵語都是自小看原聲港片聽廣東歌學來的，雖然至今仍分不清「雞」同「街」而經常惹來一些朋友的恥笑……

 

你知道新加坡歌手許美靜嗎？我這陣子也重聽了她的歌。四月下旬，香港知名填詞人黃偉文在疫情期間發文，上載許美靜當年唱成經典的《傾城》原版手稿，才讓大家知道「無故被閹版」背後更完整的故事。距今已23年。

 

前天上網發現香港的姐妹音樂組合「雷同二友」，今年五月唱出《傾城》原稿歌詞版後上傳至Youtube，她們的版本另有一種深情動人的力量。不曉得你聽過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U-WbB6Z4lQ

 

你寫了兩千字的長信，我也要等量回應，下一封我們不妨輕鬆點啊，期待回信！

 

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