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荷華寫作——鏡像

余婉蘭

有人生命第一個記憶，嗅見另一個嬰兒髮膚的乳香。有人牢記自己緊貼著子宮，不願出生。
 
作家K問印尼作家A最初始的記憶。他說，小時被父親的兄弟送回家鄉照顧。
 
K問，不是關於母親的記憶麼？母親通常是嬰兒最早的記憶。
 
他說，沒有。
 
不是。
 
母親在A年幼時不在身邊，他交由父親以外的男人照顧。意思是，他被暴露在外頭，失去生命中最原初的保護。K心想，他和我一樣。
 
他那段幼兒記憶，發生在一處地野和河道交界處，他目睹惡靈，他找不到字眼，用了小孩子的形容詞：「Monster」。
 
K問巨大的黑影，是來自林蔭？他說，不是。是真實的存在之物。就是「Bad thing」，他努力找了另一字代替。
 
前夜，他又做噩夢。惡靈偶然會造訪他的夢。在印尼海嘯後，足足七年，他每晚做著海嘯的夢，發出如同詛咒的開口夢。有惡靈騎著他，他動彈不得。
 
他說他的村莊、家園，包括屋內的家人被海嘯沖去，不知所蹤。自此就剩下他一人。
 
有一夜愛荷華夜雨來襲，天空忽爾泛濫倒流。每次雨水兇險，夢魘就像要再臨般。第二天他甚麼也沒有說，只笑說，反而最怕鞋子濕透，因為我沒有另一雙了。他的眼睛佈滿血絲，觀察作家脆弱的眼球，好比觀察他鋼索之姿。
 
他問K，你相信那些神秘，關於巫術、鬼魂的事嗎？
 
K說，我相信。
 
在他的村落，流傳眾多靈異的故事。「和城市的鬼故事不同，這些都是來自村落，祖先親身經歷所傳聞。」他一直繼承這個不可知、鬼魅的世界。對著這些不可知物，從來沒有辦法抵抗。「我都寫下來了，第一本小說集寫了關於我的噩夢與惡靈。」
 
在一棵奇特、孤高的杉樹叢內，A和阿美尼亞作家G抽煙，杉樹像長滿鋒利的手臂，把兩人藏入去、吞了入去。精靈也在其中。他說起自己一人住著一間很大的屋，二十隻貓就是鎮守者。有聲音，貓就先警覺，特別深夜總有突如其來的聲音。
A說，有惡靈來訪也不怕，貓保護我。你不知道他是說笑，還是說真。
 
另一次，抵達新奧爾良的第三天，有沙地阿拉伯女作家G困𨋢，有人思疑，不過藉口缺席「奴隸種植園」參觀活動。但A說，他一踏足酒店，就知道是靈體作祟。
 
小時候在村落，他與祖母身處在屋子不同的空間，卻總是心意相通。「我心裡想叫她，或告訴她一些甚麼，像通靈，她都知道。」他都知道。
 
K印象中A初到愛荷華，是帶著困倦與憂愁，眉心皺著，不笑不作聲，抽著菸。在印尼A必須做各種體力勞動的工作，養活自己及其寫作。無錢就種田或捉魚，笑說：「在印尼，食物是可以不用花錢。」為了寫作，他的生活總是拮据。
 
一旦在愛荷華多了無憂的時光，A漸而舒坦他的笑，像一頭溫馴的熊。出於直覺，一開始，K以為自己無法靠近A。A和K卻是在同一天做噩夢，所以第二天K一問A，他就談起海嘯與夢魘，這是他們第一次對話。同日，印尼雅加達發生血腥的示威衝突。起因是一名司機Affan Kurniawan在一場抗議示威中，被警車輾壓身亡。那場示威是反對國會議員薪金津貼過高，人民資薪過低的反貪腐行動。
 
A留意時局，他朋友都在示威現場，但A沒有談起太多細節。只說，如果沒有來愛荷華，他此刻在現場，他將會曾是投擲汽油彈的人。
 
A曾在未成年之時離家，參與到推翻獨裁者蘇哈托政權的示威之中。他信任革命，也深知道革命定必由年輕一代，揚起旗幟，走在前方。而再不是中年的自己。
 
香港作家W眼中，A是說故事的能手，說著家鄉、鬼魅及印尼極權歷史及政治事件。兩人深夜到墳場探險，偶遇閃踴而過的狐狸。他們與黑天使雕像自拍。
 
A是眾多作家，包括W眼中，最偉大的印尼作家。A的世界裡，無形之物簇擁、廣大。K感應A有別於其他作家。她流過眼淚兩次，A回應她靜默的共感，像連接起理應無人感知的另一端。明明他甚麼話也沒有說，她甚麼話也沒有說。
 
K離開愛荷華後，到了尼泊爾Annapurna山。她記得，抵達山的那夜，月亮大得像盆，擾動眾多人體內的水，盆大的光攪動眾人的心識。整夜，山上沒有一個人不失眠。眾人吞吐稀薄的空氣，在夢外夢內，帶著缺氧昏沉的預感，頻頻起床走動、回到床上，又試圖把自己壓進眠裡，不果。即狂亂與迷幻的邊界之間。
 
另一夜，她夢見自己與一眾薩滿，在做祭山的儀式。
 
夢中，眾人在地心繞圈和舞步，試煉著心跡，每一人都像火把。大地明明一聲不響，不過蒼茫而已，只有人執迷地乞求作動止息。
 
最後一天下山，K重新有了網絡，她得知兩則可怕的訊息，一個關於水，另一個關於火，同時發生在11月26日。
 
火是那燃燒著眾多個午後無所事事的家室。家就成了火舌引導的煙囪，或燃料。火鑽入去裡面所有無辜的物裡面燒，直至甚麼也沒有淨餘。燒足幾日幾夜。燒到火不再在火裡燒為止。
 
水是那持續失常的暴雨。A出生的國印尼，出現災難性的山洪和泥石陷塌，其中長達420公里的棉蘭國家公路，被洪水摧毀，交通癱瘓。
 
亞齊（Aceh）數十個城鎮和數百個村莊變得孤立，沒有電力供應、網絡中斷，物資及日常生活用品也無法送抵。
 
沒有淨水。飢餓。瘟疫。恐懼。
 
孤立無援。
 
更多的人及其家園，被泥漿淹埋，生離死別。
 
生活在亞齊班達的A，雖然他的所在地不是直接受災。照片中A的面相，有了初到愛荷華時恍惚而疲憊的神色，魂魄唔齊。長達差不多一星期，在黑暗無燈火的家裡，沒有互聯網，他只有蚊子陪伴。「我無法入睡，直到天明。在這樣的條件下，疲憊、憤怒、心痛、焦慮和舊記憶，同時湧現。」他想到2004年海嘯，還以為時間把他帶離噩夢和悲傷。
 
「事實上沒有。它只是靜候。」
 
在2004年海嘯後的二十年間，A目睹國家為了短期利益，系統性地破壞森林，從原住民領土掠奪木材和礦產。為了一小撮人的經濟利益，人民的土地及自然環境，不斷被掠奪及破壞。
 
這不是極端天氣所帶來的災難，A說政府不宣佈和定性為國家災難，也不接受國際援助，是因為錢。「國家預算中的大部分財政，耗盡在免費營養餐計畫（MBG），而供應商被執政聯盟黨派的親信主導，計劃每日花費大約1.2萬億盧比，即等於10,000間可防洪的房屋建設。如果宣佈為國家災難，以及接受國際援助，即意味著政府必須把財政，暴露在公眾眼底。」
 
K沒有告訴A的是，她城市的火的悲劇，及其他悲劇也同樣。「其墮落，與其代價之殘酷等同。」
 
A和K都倖存，而別人沒有。別人仍在孤立的求生之中。在這個國度，他們同步被國家意志、國家政策阻礙著求生，並加速人的悲劇。
 
「這種悲劇，帶著政治性。」A也一再應驗，歷經多久，劫難及其創傷沒有可能完全復原，只能共存。「在那些漫長的夜晚，我得出一個結論：我將帶著這一切，繼續生活。」
 
K記憶中印尼日惹的街道整潔乾淨，治安良好，據說，社區鄰里自發地在守護，並且信任。這裡仍有著一望無際的稻田、椰樹和密林。火山從不驚動。日照的天空因無痕而鮮艷。K所遇到的印尼人，彷彿都帶有著A的影子，溫和而坦誠，人與人之間有一種無隔閡的善意。
 
她一再被陌生人請到家中喝茶；眾人合力幫忙送外賣的新婚女子，找回遺失的車匙；印尼人會在路邊鋪一塊長布，祈禱、誦經或者坐著吃喝。他們都懷著明天的生活將不再崩潰淪陷的希望，如同A，A一直有著渡劫回歸的神韻，其寬懷及純淨，皆來自苦難，及意圖超越苦難。

無法擺渡的成長鬱結，與寫作的奇妙解咒——記吳其謙、曾詠聰新書對談

黃希佩、天一

在我們成長的漫漫長路上，總會留下一些零碎記憶，要待後來閃現發作，成為生命中一道難以跨越的創傷，或者傷患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其意義才能被領悟。吳其謙、曾詠聰的散文集《後青春期憂鬱》及《浮間舟渡》在去年內先後推出，二人既是大學同窗，畢業後又同樣身兼教師和作家，在書寫成長的各種鬱結時，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取態。去年十月，他們在一場新書活動中以「擺渡兩種憂鬱」為題展開對談，雙方「老best」式的互相調侃不時引來哄堂大笑，為這看似沉重的話題增添了幾分輕鬆與溫度。

「群體」帶來的壓力，以及美好回憶

是次對談由兩位作者的大學師兄、同為香港作家的李日康擔任主持。活動伊始，李日康憶述大學時期和他們共同籌辦「煩惱詩社」的往事：那時詩社中人趁著閒暇時間聚首一堂，創辦詩刊、輪流主持詩會，以「糊名」的形式寫詩、互評……這些群體生活的細節不約而同地見載於二人的新作中。如今回想，曾詠聰直言掛念往昔與詩友共度的時光；然而風風火火過後，群體生活不免逐漸過渡到個體發展，就正如吳其謙在書中所述，詩社成員的聚會從一年幾次的詩會，變成幾年一次的婚禮或百日宴。對此曾詠聰認為寫作就是如此孤獨，也是必須學會接受的。
 
興辦詩會以外，吳其謙補充道，成長時期的孤獨其實源於人的「自我」開始膨脹，意識到自己在群體間與別不同；而所謂個人與群體的張力則在於，當察覺自己與他人的差異時，究竟是選擇堅持自我，還是融入群體。他觀察到一些學生進入青春期後也是因為這個緣故開始孤僻、離群。那麼他自己又是如何選擇呢？吳其謙笑言自己往往在堅持和融入之間「彈性處理」——這答案看似「滑頭」，但也揭示出，真實身處在這股張力之中，應對的方法不可能是「一刀切」的。
 

安放憂鬱的兩種方式——「不說穿」與「展露軟弱」

李日康在談及〈隱喻〉這篇散文時指出，吳其謙的文字總帶著一段「凝望的距離」。吳其謙回應道，有時在教學時，會從正經歷悲傷的學生身上看見自己過去的模樣。他認為有些悲傷必須經過時間的洗禮才可真正排解，正如他自己亦是這樣成長過來，故此他寧可成為他們悲傷的「旁觀者」，而不作「心靈雞湯」式的強行開導。〈隱喻〉一文想表達的也正正是盡量為「真相」預留一些空間，就像「隱喻」這一修辭，不把真相說穿，而是用其他符號遮蓋著。或許這種「不說穿」的距離，對那一刻正在經歷憂鬱的人而言，便是剛剛好的距離。
 
相對於這種「各自安好」的模式，曾詠聰則提出另一條路徑：與其保持距離，不如向年輕人展露自己真實的軟弱，好讓他們知道成年人所需要面對的難處。這並非老生常談的說教，而是帶有承先啟後意味的「身教」，由是令學生知道，他們在課堂上睡覺或在網課時關掉視像他也會不開心，在上班時要戴起冷漠面具他也是被迫的——他也是「人」。對於這種截然不同的取態，吳其謙隨即拋出同學失戀向其求助的情境，詰問他在這一情況下如何可能展露自己的軟弱，二人就實際操作的方法針鋒相對一番，引來觀眾一片笑聲。
 

後知後覺的憂鬱

 
在對談的後半，話題轉到吳其謙在書中寫到的一件往事：童年時母親將自己珍愛的Game Boy（掌上遊戲機）轉贈給堂弟，多年後他在叔叔的家發現那遊戲機已經殘缺生鏽，成為一件雜物。他直言在割愛的那一刻根本無法預估失去的影響會有多深遠，直至擁有更多人生經歷後，才意識到那台遊戲機對自己的意義。長大後再回想，也只能歸咎於宿命——我們注定對生命中的某些傷害後知後覺，且根本無法在發生的當下阻止。
 
同樣令人難以完全釋懷的，還有城市發展的猝不及防。曾詠聰在其著作中敘述年幼時在荃灣一帶生活，自己隨年月的流逝長大成人，荃灣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急速發展，變成了「天橋之城」。他憶起以往與玩伴在社區會堂流連打鬧的日子，如今大家的生活軌跡不再重疊，便也不願再分享各自的喜怒哀樂，取而代之的是每年固定節日的固定祝福；至於城市本身，即使「荃灣」的名字依舊，但裡面的人、風貌、歷史、背景都已經改變，他當下所能眷戀的只是某段時空，而非空間本身。他認為這也是成長中必須接受的，但掛念卻也無可避免。

末尾兩位講者都認為成長的憂鬱是無法擺渡的。然而，一方面，正如曾詠聰在尾聲引述，吳其謙曾經告訴他有一段時間他因為生活得快樂，以致無法寫作，可見排解憂鬱的需要偏偏就是創作者一個很強大的「能力來源」；另一方面，在這場因著創作而來的對談中，兩位作者既自我釐清又互相嘲弄，現場的一片歡聲笑語，便正好顯示出，寫作之於他們的人生有著一種奇妙的解咒功效。
 

「擺渡兩種憂鬱——吳其謙、曾詠聰新書對談」
講者：吳其謙、曾詠聰
主持：李日康
日期：2025年10月19日（日）
時間：上午十一時半至中午一時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活動廳the 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