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座集中討論《字花》回顧展背後所牽涉的重大問題:當文學雜誌進入展覽空間時,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它只是歷史物件、紙本出版物,還是一種仍然持續發生、仍然能與當下對話的文化裝置?鄺可怡與張歷君分別從展覽實踐、檔案觀念、數位保存、媒體考古與新舊媒介交疊等角度出發,提出相當深入的思考。若說前一場講座著重香港文學刊物的歷史縱深,那麼這一場則更進一步追問:這些文學雜誌如何被保存、再現與重新閱讀,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其實如何重新理解「文學」本身。
鄺可怡一開始便坦言,自己坐在這裡的身份其實有點曖昧。和現場不少曾任《字花》編輯的人不同,她更願意把自己視為讀者,或者說是一個見證者。她回憶,2006年《字花》創刊之初,在她的感受裡,《字花》很像一個同學會:香港來的朋友圈、學生圈、同事圈、文藝圈,到處都和它有關。謝曉虹在一場會議後邀請她供稿,之後中文系資料室曾是收書與訂閱的地方,很多老師、學生、研究生都曾在校園內遞書、送稿、參與活動。於是《字花》並不只是一本到手上的刊物,而是一整個本地文學生態和成長網絡的一部分。她甚至說,每個人讀本地文學雜誌,其實都是在讀自己的成長經驗,因為每一代人手上的收藏、記憶和情感投射都不同。
從這層個人經驗出發,鄺可怡提出講座的核心問題:文學或文學雜誌,究竟要如何展覽? 她指出,這不是單純的策展技術問題,而是會迫使人回頭追問文學是甚麼。如果文學只是字面上的文本,那把它放大、貼牆、節錄數段,往往顯得尷尬;如果它也是物件、檔案、歷史痕跡,情況就完全不同。她舉例說,很多文學獎得獎作品展覽其實都很尷尬:作品太長,無法全文展出,只能截一小段,再配上作者感言與放大場刊,但整個展場往往因此顯得空洞。疫情之後興起的3D虛擬展覽,雖然在技術上更先進,卻未必能解決文學難以視覺化的根本問題。換言之,文學展覽真正的困難,不在於展場夠不夠新,而在於我們是否找到恰當的方式去理解文學的物質性。
她進一步指出,今天談文學展覽,其實不能不談當代藝術中的「檔案轉向」。近二三十年間,archive(檔案)概念在藝術語境裡重新激活,靜態文獻不再只是供研究者查閱的歷史材料,而是可以成為活在當下、與觀眾對話的展示形式。這樣的轉向也影響了文學館、文學展與文學雜誌展覽。若把文學視為一種需要被表演、被重構、被重新編排的檔案,那麼可展示的東西便不再只限於最終出版物,而包括初版、手稿、書信、日記、筆記、草圖、設計稿、聲音、影像、照片、書架、讀者網絡,甚至那些未被採納、未曾面世的材料。這種理解會讓文學從「一張印好的紙」轉變成一個多層次的文化現場。
在具體例子上,鄺可怡提到香港中文大學2022年的「香港文學特藏二十周年展」。她欣賞其中幾個做法,例如「數碼星空」把作家之間的關係圖像化,電話筒形式的作家留聲讓觀眾能直接聆聽作家的聲音,以及以《曲水回眸》的概念設計書架,讓展示不只停留在直線時間線,而是兼具閱讀感與空間感。不過,她同時提醒大家,數位典藏並不是萬靈丹。很多早年的數位資料因格式老舊而難以搬移;光學字元辦識(OCR)技術對中文雜誌仍有許多限制;授權與版權問題亦使大量內容無法完整上架。換言之,數位保存一方面似乎能追求「永恆」,另一方面卻處處留下缺口。因此在她看來,真正值得重視的是「閱讀空白」:在一個看似已建構得很完整的資料庫中,究竟還有甚麼沒有被保留、沒有被看見、甚至因技術和制度原因而被排除在外?
她也以紐約公共圖書館舉辦的《New Yorker》百年展作為重要參照。這個展覽有實體版本,也有網上版本,利用舊建築本身的歷史感,將觀眾帶進像時光隧道一樣的動線之中。展品包括打字機、原始手稿、信件、照片、漫畫、封面設計等等,讓觀眾看見一本雜誌如何從創刊號一路走到數位時代。鄺可怡尤其看重這個展覽對「編輯」角色的強調。她指出,編輯不只是中間人,更是檔案作者;雜誌如何選稿、如何排版、如何決定欄目、如何邀稿、如何配置圖像與文字,這些都直接塑造了文學史。雜誌因此不只是單篇作品集合,而是一種城市檔案,它連接印刷、書店、訂閱、行銷、讀者群與世界觀。例如《New Yorker》那幅著名的紐約中心地圖,正是透過一幅圖,表現出整份雜誌的都市自我理解與文化姿態。
回到《字花》,鄺可怡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回顧展其實是未來展。」 她認為,真正有價值的回顧,不是把已知資料重新陳列一次,而是透過展覽讓未來讀者看見一些原本不容易進入視野的東西。例如《字花》第一期封面固然人人熟悉,但更值得展出的,可能是用來向藝發局申請資助時的內部封面方案、董事會審核文件、計劃書初稿、配圖草稿、被修改或未被採納的設計。因為這些材料揭示了文學雜誌在體制與商業壓力中如何艱難求存,也揭示了創刊構想如何在反覆協商和調整中逐步成形。
她又提到幾個極具代表性的細節:例如創刊前在文藝團體「廿九几」在灣仔富德樓會址開會的照片,是《字花》出版前的重要時刻;江康泉所繪水墨畫記錄了韓麗珠「不在場的在場」,因她抱病缺席而被特別註記。細節所以珍貴,正因它不只是一張繪畫,而是編輯群體形成的痕跡。又如謝曉虹小說《月事》被印成圍巾,曾作為《字花》在資助被削減時的募捐贈品,這件物件同時是女性書寫、文學延伸物、募款策略與情感記憶的交匯點。對鄺可怡來說,這些才是真正應該被納入文學展覽的材料:它們讓人看見文學雜誌不只是紙本,而是一整個活動、生態圈與記憶系統。
張歷君的部分則把視野再拉闊,從媒體考古學的角度來理解《字花》及其時代位置。他首先指出,檔案與藝術的關係並非近二十年才出現,早在超現實主義時代便已有前例,例如布勒東故居牆面與收藏品被整體作為展品展示,正說明檔案從來不只是一張紙,而可以是跨媒介、跨物件、跨收藏邏輯的整體。正因如此,《字花》特別適合作為媒體考古的對象:它誕生於媒體歷史的轉折期,橫跨Web 2.0、社交媒體興起與數位保存逐漸成熟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可供觀察新舊媒體如何重疊、壓縮與轉化的絕佳案例。
張歷君以郭詩詠編著《差異與連結:香港七十後作家對談》為例,指出這一代作家生於1969至1979年間,共同成長於九七過渡期,其創作理念、倫理價值與文壇互動都離不開香港八十年代以來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以及互聯網對文學的影響。這裡最重要的理論參照,是Mark Poster在1995年提出的 The Second Media Age。在第一媒介時代,電影、廣播、電視等媒體由少數製作者向大量消費者單向傳輸;到了第二媒介時代,互聯網打破了製作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明確界線,三者逐漸融合。Toffler提出的 prosumer 概念——producer與consumer的結合——正好可以說明《字花》這代人的位置:他們不是高高在上的作者,而是一群要寫作、要編輯、要派書、要辦活動、要應付媒體、也要自己宣傳的大打雜者。
他指出,《字花》創刊群體基本上就是在這種媒體條件下成長的一代。若以扮文青的年齡來粗略計算,七十後在九十年代進入文學世界,正好遇上互聯網逐漸成熟、形式主義與媒介問題重新受重視的時刻,因此他們對文學的理解不會只停留在內容,而是同時把文學視為形式問題、媒介問題與跨界問題。這也是為何《字花》特別重視多媒體、跨文類與跨界合作。
張歷君還提到,《劍橋中國文學史》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很早便把《字花》納入正式文學史敘述之中,並以「文學文化史」而非傳統作家作品史的方式處理香港九七後十年的文學景觀。在那套敘述中,香港媒體與文學之間的連結是核心主題,而《字花》正因其多文類、多媒體與跨界合作,成為一個關鍵案例。這種歷史書寫的角度,也正好證明《字花》的成功與其跨媒介結構密切相關。
在更具體的層面上,張歷君談到《大騎劫》與第4期《惡》「卡夫卡專輯」。前者把香港文學名作與漫畫、圖像改編結合,不是單純把文字轉成畫面,而是讓讀者在改編中重新成為作者,透過「騎劫」原作而進入創作現場。這正是第二媒介時代的典型操作:閱讀與生產不再分離。至於卡夫卡專輯,一方面是比較old school的經典推廣,另一方面卻又以當時最前沿的blog串連方式發起「夢見卡夫卡的65個人」,邀請不同blog友共同參與。張歷君提醒大家,當時Facebook尚未普及,2006年9月才開始向滿13歲用戶開放,2008年6月才進入中港台地區,所以這些blog實踐其實就是社交媒體前史的重要一環。如今許多相關連結已無法開啟,正好構成媒體考古所說的「廢墟」。這些失效媒介不是無用,而是提醒我們: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新平台,其實都有漫長而複雜的前史。
張歷君進一步引入「deep time」(深時)概念,說明新媒體從來不是憑空出現,而是把各種舊媒體、舊技術和舊感知方式壓縮進新的界面中。例如《字花》創刊前那張以水墨畫構成的宣傳圖,真跡也許已不存在,只剩電腦圖檔;但這正說明檔案保存已不再只是保留原物,而涉及虛擬媒介中的多重層次。又如江康泉於2017年開始製作長篇動畫《離騷幻覺》,讓屈原的記憶存放在卡式錄音帶中——這個看似科幻的設定,其實利用的正是舊媒體作為未來想像的載體。於是,媒體考古不是向後懷舊,而是透過被淘汰的舊媒介重新理解今天的媒介條件。
在講座尾聲,兩位講者其實都回到同一個問題:今天再談《字花》這樣一本「不可能的文學雜誌」,真正值得問的,不只是它曾經如何創刊,而是當下的「不可能」究竟是甚麼。鄺可怡從閱讀與展覽的角度提出疑問:當年輕一代的思考與表達模式漸漸離開純文字,文學還能如何被閱讀與傳承?張歷君則從媒體史角度補充:若我們只看當前平台,而不追問它背後的媒介廢墟與深層時間,就會誤以為當下一切都理所當然。正因此,回顧展的真正價值不在回顧,而在重新開啟理解的可能,把那些已被遺忘、被遮蔽、被技術與制度排除的東西重新召回。這也是「翻開歷史的皺褶」最深的意思:不是把歷史攤平成一條時間線,而是讓那些皺摺中的細節、缺席、殘片與未竟之物,再次發出聲音。

講座:翻開歷史的皺褶——媒體考古與檔案裝置
日期:2026年5月10日(日)
時間:16:30–18:00
講者:張歷君、鄺可怡
按:
感謝柟哥的邀請,以及《字花》同事 Mona 的聯絡與安排。《字花》二十週年舉辦的四場講座都十分精彩,內容亦各具啟發;能夠協助整理講座文章,並以這樣的方式參與其中,實在深感榮幸。另亦衷心感謝學生助理張文昕同學協助整理部分講座錄音稿,正因有她的幫忙,才能更有效率地把這些珍貴而精彩的講座內容整理出來。祝願《字花》薪火相傳,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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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巢〉
離巢的誘惑在日出邊閃亮着,
穿越刀山,繞過隕石,
成鳥抖落滿身的憤怒,
若非在逐光的暈眩中撞擊而亡,
便將雛鳥時的渴望與恐懼,拋在
落葉掩蓋處
危險是春花之蕊,夜鷹之啼,
沉悶夏日裏沒過腳踝的浪。
鬱熱中旅人向樹蔭走去時,
沒有想過陰影會糾纏他們走完所有
剩下的路。
風也躺下
在鐵軌盡頭。
不再撥弄花枝和新葉。
街上的黑衫青年們終如積雪沉默。
太陽在重複的起降裏包圍世界,
鳥兒
縮回巢穴。
先驅們因探索犧牲,
母親把孩子們留在牆內。
向日葵整齊地繞了很多圈。
殉道者抱起新生兒,
等一個
被攔截的迴音。
新時代的莎樂美,
不要透過窗戶望月,不去
夢沉眠的花園。
屋內暖日如時鐘懸掛,
那使人發冷的是什麼?
門的這頭並沒有風。
(二)〈退化〉
這朵煤煙和他們的嘆息一樣黑也一樣輕
流進天空之後隱形
那些她 騎馬過岸時
海螺退化成子宮
紅色的汗就如鐵漿從母親手掌的溝壑中溢出
告別的喜悅裏
火熱的希望在荒草家園碾過
待洪波靜息,野草凋零
前塵便紛紛揚揚
將轍痕裝飾成花環
音樂從街道的空氣裏被卷囘磁帶
在錄音機退市的時代
四季是一條暗河,從意義的狹縫間
穿行而過。落葉、垃圾和眼淚交配,
每一個誕生都不得解脫。
於是連嬰兒的夢境也開始漏水,欺騙在漩渦裏
顯形:謎底是塑料、語言
和我。
當月亮被格子窗切割成悲哀的一牙,
恩底彌翁還做着他的夢嗎?
若傳媒把痛苦也標準化,
詩人的靈魂便可以量產。
所以先知在這裏和那裏放火。
城警捕撈網中的野狗睜着一雙和我們一樣的
眼睛,車輪輾翻了前世一盞燭火,
樓宇裏湧出的這羣青年他們的臉透出綠色。
屏幕的另一側是荒原還是曠野?
僥倖地生活嗎,
在世紀末的暴雨後?
仍要禱告吧,
在無際的瘟疫面前。
(三)〈寵兒〉
童年時
我立志做母親的寵兒
老師的寵兒
森林的寵兒
河流的寵兒
童年如樹葉漂落
少年時
我立志做詩歌的寵兒
電影的寵兒
危險的寵兒
遠方的寵兒
青春落入時光的圈套
而現在
我把許多的母親遺忘,我被許多的母親
拋棄。
我被流放到寂靜的空白中,
在時間鋒利的狹縫裏,回憶
一隻蝴蝶翅膀上的花紋。
幻覺重塑靈魂的形狀,
我從狹縫中溜出。
遙遠的明天此刻端坐在我對面。
童年的落葉穿梭而過,
圈套裏流星如結石隱痛,
我的理想早在過多的意義中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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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NETFLIX在推出《鐵拳教育》的同時,也「悄悄」上架了千禧年紅極一時的日劇《我Miss係大佬》,兩者相差近二十年,潛台詞彷彿要告訴大家「熱血教師」從此有了新定義。《鐵拳教育》不止提供了無限爽感,也成為跟過往同類校園劇的一個分水嶺,提供了一個新高度。
校園劇主要分為兩大路線,第一路線是「校園青春」系列,男女同學或男扮女裝或談戀愛或在學業運動方面鬥爭;另一路線就是「熱血教師」系列,故事框架主要講述一位非典型教師運用獨特方式,感化並拯救問題學生。這類劇種在日本可算是先驅,最早可以數到1979年TBS的《三年B組金八先生》,時至今日,日本人看到主演的武田鐵矢依然會叫他金八先生,不少知名動畫如《蠟筆小新》、《Keroro軍曹》與《銀魂》也曾惡搞過。到了90年代有《GTO麻辣教師》及上述提及的《我Miss係大佬》,前者大家念念不忘老牛聲唱主題曲《POISON》,後者朝思暮想(主要是男觀眾)仲間由紀惠老土運動服加眼鏡娘反差萌的美,但兩者都有一個關鍵共同點:熱血老師感化學生。無論是鬼塚英吉還是山口久美子,都是像關愛隊一樣感化壞學生,以帶有離經叛道的小混混邏輯或黑道的仁義來讓學生重返正途,他們跟班上的同學們打成一片,比朋友甚至比父母更親密,甚至作出自我犧牲,滿載愛與誠。
《鐵拳教育》的主角羅華振(金武烈飾)都是熱血教師,同樣採用離經叛道非典型方式……但他並不是透過感化來拯救問題學生,他是直接「打救」問題學生:透過真實的拳打腳踢擊退壞分子,藉此拯救一群被欺凌無法反抗的受害人。主角面對的再不是一群「有機會被感化」的人,而是一群無藥可救的人,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將這群人趕離校園,讓真正希望求學的人可以重獲安寧。《鐵拳教育》跟過往同類劇的最大不同,就是直截了當地承認校園中的害群之馬是無可救藥的。
劇中主角曾對一群壞學生說:「別去妨礙別人的人生,不要把你們的一分鐘當成別人的一分鐘。現在看起來都是一分鐘,未來差的可是幾十年。」在《鐵拳教育》的世界觀中,現今校園的教育已不能對他們對症下藥,必須繩之於法,留待他們在監獄以年月靜思己過,出獄後是否改過自新是往後的事。而要達成這一目標,只有以暴制暴的「鐵拳」才可以成就。
過往韓國確實出現過不少以暴制暴的作品(大韓民族特別擅長此道?),如改編自真實社會事件(如N號房事件、鹽田奴隸等)的《模範的士》,主角金道奇(李帝勳飾)痛快制裁惡人,引發觀眾對現實與制度的深刻反思。當現實法律輕判、罪犯毫無悔意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私刑成為被害人唯一的救贖。只是制裁社會惡霸我們司空見慣,以暴力制裁學生印象中是首見。畢竟學校是一個作育英才的地方,「以暴力解決問題學生再解決問題」這條路實在存有太多道德上的不確當。
相信絕大部分人在正常情況下聽到「以暴制暴」也不會感到討好,甚至嗤之以鼻。就有如眾生平等、大仁大愛這類人類共同擁有的普世價值,一般情況下難有人反對,不過我們如今正活在一個極端的年代,當上一代學校跟老師以高壓政策將學生逼得透不過氣的時候,這些年來從社會大眾、教育機構跟政府都為學生爭取最大平權,換來學生過分被關注和保護,學生不知不覺走上了學校內的金字塔頂,心存歪念的學生更「拿著雞毛當令箭」,四處招搖為非作歹。《鐵拳教育》的世界中因此誕生了教權局,以羅華振、崔康石(李星民飾)、任含琳(秦基周飾)、奉靳代(表志勳飾)為首的四個人透過跟政府成功爭取更自由的行動權力,企圖重新登上學校架構的金字塔頂、重新架構長幼有序,正如劇中另一金句:「如果大人害怕小孩,這個世界就完蛋了。」
校園問題其實一直都在,青少年問題,如升學主義、青少年犯罪、校園暴力、家庭暴力、怪獸家長、濫用藥物成癮、青春期身心性疾病、自殺等。老師跟學生之間的權力地位不斷變化,像上一代經常說老師喜歡體罰學生,到這一代老師已不能進行體罰,學生們個個身嬌肉貴,家長教師會中的家長更不時出現對教師呼呼喝喝的新聞,更出現過老師抵不住壓力而自殺輕生的新聞。此一時彼一時,物極必反,因此創作人才寫出「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的劇情,在面對極端狀況時,跳脫常規、採取果斷且強勢的鐵拳策略,讓觀眾看得大快人心。正因我們在現實中面對這些不公義往往束手無策,如今看到羅華振任含琳透過鐵拳解決問題,爽快舒暢又釋懷。
細心一想,雖說《鐵拳教育》創下「以暴力解決問題學生再解決問題」先河,但其實香港也出現過《古惑仔》陳浩南入學校露紋身,還有《流氓師表》張英問學生「搲煙」,黑社會龍頭大佬跟小混混也曾經進入校園,不過橋段旨在突出主角光環——前者有幾勁後者有幾抵死,並未如《鐵拳教育》深入挖掘國家教育議題。香港「熱血教師」的模範,我們常在心的依然是《誤人子弟》生物老師林sir教導學生正字:「寫返啱個仆字……係仆街仔,唔係扑街仔!」香港正字正確,遠比韓式打救更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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