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邊界中尋找方法——從日本閱讀《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 評論卷二》

吳穎濤

一、作為實踐場域的香港文學批評

 
《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 評論卷二》（下稱《評論卷二》）並非單純的評論文章選集，而是一部透過編選、排列與導言，重構香港五、六十年代文學思想現場的歷史文本。全書收錄了六十年代的文藝文化論、文體論、作家作品評論及外國文學評論，議題橫跨現代詩、意識流小說、法國新興戲劇、中文教育，乃至武俠小說與存在主義。評者身處日本，若以此為參照，以「從日本閱讀」的比較視角切入，本卷最引人矚目之處，不只在於它展示了香港文學批評的早期面貌，更在於它生動地呈現了一群戰後香港青年，如何在殖民管治、冷戰對峙與華語文化斷裂的夾縫中，奮力思索「文學如何在香港發生」。
 
本卷最值得重視的特質，是它保存了一個以「實踐」為核心的文學思想場域。正如主編羅貴祥在〈導言〉中借用女性主義學者當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繞射」（diffraction）概念所指出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文學評論者並非在真空中抽象地談論理論，也並非對西方現代主義或中國五四傳統進行單向的「反射」或複製；他們進行的是一種產生變形與創新的「繞射」。他們關切的是：這些外來的文學概念，如何轉化為適合香港社會、香港讀者與香港創作現場的資源？
 
從媒介的物質性來看，本卷將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批評重新置回報刊與雜誌文化的脈絡中。這些文章不少發表於《中國學生周報》、《好望角》、《純文學》、《新思潮》、《盤古》等報刊與文藝雜誌，面向的是當時正在形成中的青年讀者、文學愛好者與一般文化讀者，而非後來的學術研究者。因此，其語氣往往兼具宣言、啟蒙、論戰與教學的性質。香港的文學批評在此並非事後追認的作品評價，而是直接參與了文學場域的拓荒。評論者不只是引介概念，更致力於示範這些概念如何轉化為寫作與閱讀的方法論。
 
由此可見，本卷所呈現的香港文學批評，首先是一種媒介中的實踐。它在報刊、學生刊物與文藝雜誌之間生成，通過即時性的討論、翻譯性的介紹與方法論式的評論，把文學觀念轉化為香港青年可以閱讀、可以書寫、也可以教學的文化資源。通讀全書，不論是崑南的熱血呼籲、李英豪銳利的破舊立新，還是西西的靈動探索，字裡行間無不洋溢著一股朝氣蓬勃的期盼——那是一代文學人於文化荒地中急欲建立自身座標的熱情。
 

二、殖民地、冷戰邊界與移民社會中的「新一代」

 
初讀這些充滿活力的文字，我們或許很容易以「新一代青年滿懷希望地思考文學」來概括本卷。這個方向雖正確，卻仍需補充其歷史的複雜性。這種希望並非建立在穩定的體制或成熟的文壇之上，而是孕育於高度不穩定的地緣政治中。這裡所說的「新一代」，與其說是單純年齡的指稱，不如說是戰後香港文化主體尚未定型時的一種「過渡性位置」。
 
一九五○年代的香港，處於一個難以定義的歷史夾縫。香港既非獨立的國家，也不再是單純的嶺南腹地，而是懸浮於英國殖民管治、內戰餘波與冷戰鐵幕之間的特殊空間。戰後東亞各地都在急於劃清界線：日本將舊殖民地人民邊緣化，台灣與韓國則在政權分裂的陰影下嚴控思想。唯獨香港，當時所謂的「香港人」身份，並非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國族認同上，而是源於邊界封鎖後，一群南來過客與本地居民「落地生根」的生存現實。
 
這一點對於理解本卷的內在焦慮尤為關鍵。「香港人」並非自古皆然的穩定身份，當時的香港社會由南來文人、本地居民、難民與殖民地出生者混雜而成。因此，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新一代文學人，正是在這種身份未定、歸屬曖昧的狀態下進行書寫。他們既承載著五四新文學的記憶，又無法簡單回歸中國的文學中心；他們大量吸收西方現代主義，卻又拒絕全盤西化。這種「未完成的身份狀態」，正是本卷批評文字帶有強烈建設意識的主因。
 
我們可以看到，崑南在〈文學的自覺運動〉中呼籲青年衝破苦悶；李英豪在〈從五四到現在〉中並非簡單否定五四，而是反對把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窄化為寫實主義傳統，試圖重新發現被戰火、政治與文學史敘述遮蔽的現代主義支線；劉以鬯在〈現代小說必須棄「直」從「橫」——替一個「意識流」寫一個註解〉中，借意識流小說說明現代小說不應再依靠「從根寫到葉」的線性敘述，而應採取「橫剖」的方法，進入人物某一時刻的感覺、思想、回憶與聯想之連續交流；西西則從電影、視覺與現代藝術的角度重新理解文學感知。這些文章共同昭示：香港的文學批評是直接參與創造的，它們叩問的不是「香港有甚麼文學」，而是「香港應該開創甚麼樣的文學」。
 

三、消費社會與殖民夾縫：日港戰後青年文化的對照

 
將本卷與日本戰後文學及青年文化史進行對照，能更清晰地凸顯香港經驗的特殊性。日本在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同樣經歷了「青年」作為社會主體的誕生：從一九五○年代「太陽族」的反叛，到一九六○年代全共鬥的政治抗爭，再到一九七○年代戰後嬰兒潮轉化為龐大的大眾消費中心。所謂「太陽族」，是戰後日本最早被社會看見的青年形象之一，帶有享樂、速度、性與反抗父輩秩序的意味；而全共鬥則使青年反叛進一步政治化，將大學、街頭與反戰運動連結起來。到了一九七○年代，隨著高度經濟成長、都市消費、雜誌文化和翻譯出版市場的擴大，青年不再只是社會邊緣的反叛者，而逐漸成為文化市場積極召喚的讀者與消費者。在日本，青年讀者也因此逐漸由被啟蒙的「近代讀者」，蛻變為能主動選擇與重組次文化的「消費主體」。
 
在此過程中，美國文學，如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布勞提根（Richard Brautigan）等作家的日譯本大受歡迎，不僅因其形式新奇，更因為它們提供了反權威、口語化且輕盈的日常語感，成為日本青年擺脫舊文壇權威、建立次文化認同的重要資源。
 
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情況與日本形似而神異。香港新一代文學人同樣透過外國文學——存在主義、荒謬劇、意識流等——來尋找新的感覺結構，但兩者的社會土壤截然不同。日本的青年文化建立在高度經濟成長與大眾消費社會成熟的基礎上；而香港新一代文學人的探索，則是在制度匱乏、中文教育弱勢、文壇體制薄弱的「文化荒地」上進行的「生存實驗」。在日本，外國文學在七十年代逐漸成為青年讀者的消費資源與生活態度；但在香港，外國文學更像是一種「文化求生術」與「思想工具」。香港評論者將外來資源用以思索如何表現現代人的孤獨與城市經驗，它們不是單純被消費的商品，而是被反覆試煉的實踐方法。
 
從媒介條件來看，日本有龐大的商業出版、文藝雜誌與潮流雜誌市場作為支撐，而香港新一代文學人則更多在報紙副刊與同人雜誌的縫隙中組織自身。簡言之，日本走的是「讀者消費主導」的市場模式；而香港呈現的，則是「以報刊為陣地、用評論帶動創作，從無到有開拓文學空間」的實踐模式。
 

四、從塞納河到宋皇臺：卡繆在香港的多重化身

 
本卷的外國文學評論生動反映了香港文學界如何藉由「世界文學」來理解自身的現代處境。以卡繆（Albert Camus）的接受為例，他並非僅作為單一的西方作家被引介，而是在不同文章中被置入不同的問題意識，呈現出多重轉譯的面貌。
 
在十三妹〈關於「存在主義」的文藝思潮〉中，卡繆被置於戰後存在主義的脈絡下。作者坦承對這種充滿迷茫的思潮感到疑懼與畏怯，甚至對沙特作品直呼難懂。這顯示存在主義在香港的早期接受，並非系統性的哲學演繹，而是一種被強烈感知卻尚未完全消化的現代精神氛圍。若放回五、六十年代香港移民社會與冷戰邊界的背景中，這種未被完全消化的存在主義感受，也可視為當時青年文化焦慮的一種折射。
 
在姚克〈法國的新興戲劇〉中，卡繆並非作為唯一焦點出現，而是被置於戰後法國存在主義戲劇與荒謬劇的脈絡中，與沙特、貝克特、惹內、尤涅斯柯等共同構成理解新興戲劇的背景。姚克真正關心的是：當傳統戲劇的故事、人物、語言與舞台規律已不足以表現現代人的複雜思想時，新的戲劇形式究竟能否提供更有效的表達方法。若將這一問題放回本卷整體脈絡中閱讀，它也可與李英豪、劉以鬯等人對寫實傳統與現代形式的反省形成呼應：在充滿流動與斷裂的殖民城市中，舊有敘事方式是否仍足以表現新的現代經驗？
 
最引人注目的是蔡炎培的〈卡繆時間〉。這篇文章褪去了學術評論的外衣，將卡繆徹底「內在化」與「香港化」。開篇即點明「此間沒有塞納河」，隨即將卡繆精神帶入太子道、宋皇臺等香港地景，使卡繆化身為香港青年面對死亡與荒謬命運時的靈魂對話者。歐洲戰後的「荒謬」，在此被轉譯為香港青年置身殖民都市、面對「那個中國已經沒落，那個世界已經解體」之後的具體生存痛感。這正是〈導言〉中「繞射」概念的生動展演：外來思想穿過香港城市與歷史處境的縫隙，發生變形，並成為在地主體生成的養分。
 
這種多層次的轉譯，再次印證了本卷的實踐論精神。參照日本戰後的接收軌跡，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特殊性也更為清楚：在七十年代日本的青年文化中，外國文學往往被納入翻譯出版、雜誌文化與次文化消費的網絡之中；但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它們更多被當作理解現代處境與尋找文學方法的思想工具。外國文學在此不是賣弄學問的裝飾，而是被拆解、轉譯並融入本土語境的方法，幫助香港新一代文學人在主體性尚未明朗的時代，確立理解自身城市的文化座標。
 

五、香港文學的「在場」證明

 
值得注意的是，《評論卷二》並未宣告一個成熟「香港本土主義」的完成。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人，仍頻繁使用「中國現代文學」、「五四」等宏大框架。然而，這絕不意味著他們只是中國文學的邊緣附庸。
 
更準確地說，本卷見證了香港文學主體生成之前的「方法形成期」。他們或許尚未能精準定義「香港文學是甚麼」，但他們已經透過行動回答了「文學如何在香港成為可能」。這種方法包羅萬象：從重估五四遺產、引介意識流與荒謬劇，到在報刊上建立公共討論空間；甚至，連傳統上被視為通俗文學的武俠小說，如梁羽生以「佟碩之」筆名所撰的〈金庸與梁羽生合論〉，也被納入嚴肅的文體與藝術性探討之中，展現了香港文學「雅俗交疊」的獨特包容力。
 
當我們真正翻開這部厚重的書卷，便會發現裡面絕無沾滿灰塵的枯燥教條，而是充滿了切中時代現場的思想交鋒。讀者將能在字裡行間，親歷李英豪重估五四以來現代文學傳統的銳氣，見證劉以鬯為現代小說尋找新座標的焦慮，並感受蔡炎培將西方哲學內化為切膚之痛的深情。這些帶著時代溫度的文字，讓那段歷史不再是僵死的文獻，而是一場生機勃勃、至今仍令人感到其活力與迫切性的文化實驗。
 
從日本的視角回望這段歷史，我們更能體會戰後香港文學現代性中最動人的特質：這一代文學人並非在文化真空或純粹的商業消費中寫作，他們是在移民社會的裂縫與冷戰的邊界上，將文學視為一種建構自身主體與尊嚴的方法。這種於荒地中開疆闢土的實踐精神，正是香港文學最寶貴的歷史遺產。對於每一位關心香港文化命運，或是渴望探究文學如何在時代夾縫中扎根求生的讀者而言，這本書不僅是一座豐饒的文學史檔案庫，更是一本跨越時空的「生存手冊」。它正等待著我們重新翻開，去聆聽那個世代如何在歷史的喧囂與邊界的壓力中，為未來的香港文學鑿出第一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