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期長達九個半月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特別展覽「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館珍藏」,是香港歷來規模最大、展期最長的古埃及文物展。展覽得到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授權,匯集二百五十件來自七間埃及重要博物館的瑰寶,以及薩卡拉考古遺址的最新發現。這些文物橫跨早王朝至希臘—羅馬時期,包括雕像、石碑、金器、木乃伊棺槨和動物木乃伊等等。展覽自去年11月尾開幕之後,反應十分熱烈,一度引起熱潮。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博士表示,「我們希望幫助觀眾建立一個更開闊的歷史視野,而不是只把某一個文明視為唯一的起點。我們經常談文明交流、文明互鑑,透過比較看清楚不同文明在發展過程中,哪些地方相似,哪些地方不同。這些異同,往往比單一文明的線性敘事更能引發思考。」
文化詮釋權的轉型正義
「古埃及文明大展」2024年曾於上海博物館展出,吳志華博士指故宮文化博物館館方當時特地前往上海出席展覽開幕,並與埃及方面的秘書長會面。 其後他們更親自前往開羅,就具體的展覽事宜進行深入討論,最終成功將「古埃及文明大展」帶到香港展出。吳志華博士指,這批展品的質素與代表性都非常高,亦有別於過往埃及文明展覽透過英國或其他歐洲博物館引進文物,這次展覽由文物原屬國直接參與策劃與詮釋,更是香港首次直接從埃及引進文物。「過去我們看到的埃及展覽,多半是由西方博物館策劃,而這次則是埃及人自己講述自己的歷史。」去年位於埃及開羅的大埃及博物館全面開幕之後,荷蘭首相迪克‧霍夫(Dick Schoof)承諾把有超過三千五百年歷史的圖特摩斯三世王朝的石雕人像歸還埃及博物館後,引發了更多人關注埃及文物散落於舊有帝國的問題,爭取將埃及文物歸還母國,作為文化歷史的轉型正義。當中大英博物館的其中一件鎮館之寶——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亦陷入爭議之中。
吳志華博士認為這正正反映了當代博物館策展與文化論述的轉向。他指出,雖然過去一百多年歐美學者在埃及研究上作出很多貢獻,但與此同時,歐美早期的研究往往帶有某種歐洲中心的視角,甚至受到進化論式的文明觀影響,歐洲文明被視為發展的高峰,而其他古文明則被視為相對「落後」的階段。但在今天全球化的語境下,學術界愈來愈強調文化詮釋權應回歸當地人手中。「其中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就是木乃伊的展示問題。這次展覽中,我們展示了棺木,但並沒有展出木乃伊本身。對埃及人而言,木乃伊是他們的祖先,展出木乃伊涉及道德與尊重的問題。目前在學術界與博物館界,就是否應該展示木乃伊,本身存在不少討論。」
被歷史遺忘的少年法老
埃及作家納吉布・馬福茲(Naguib Mahfouz)在小說《夜之心》中寫道:「記憶如雨傾盆而至;但要讓它成為一條清澈的溪流,仍須由人親手引導。」記憶如是,文明的歷史亦如是。在眾多文物與遺產之中,策展者需要把歷史整理一條可被理解的河道。而這次展覽分為四個單元:「法老的國度」、「圖坦卡門的世界」、「薩卡拉的秘密」及「古埃及與世界」,展覽聯合策展人之一王文欣博士解釋這四個單元,當中均有一條清楚的線索,引導觀眾理解這段近五千年的古埃及文明發展歷程。第一個單元「法老的國度」,呈現出古埃及在法老時代歷經近三千年的王朝更迭與昌盛文明,勾勒出古埃及文明的整體輪廓。透過文物與文字從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日常生活到社會階層,全面地介紹古埃及在法老時代的發展。
第二個單元「圖坦卡門的世界」則聚焦於新王國第十八王朝後期。從阿蒙霍特普三世到哈倫海布,當中的權力、宗教與改革交織成一段高度動盪的歷史,而少年法老圖坦卡門(約公元前1336–公元前1327年在位)正是在這樣的夾縫中登場。圖坦卡門身上存在諸多謎團,由於他的繼任者刻意抹去其統治痕跡,他的名字在三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裏幾乎被歷史遺忘,直至1922年考古學家發現其陵墓,圖坦卡門才為世人所知。王文欣博士更特別介紹在這單元展出的圖坦卡門巨像:「它不但是本次展覽中最高、最重的展品,而且這尊巨像原本是成對的,目前埃及僅存這一尊,因此它在歷史上的價值非常高。我們為此製作了一個多媒體裝置,嘗試復原這尊巨像原本缺失的手臂、腿部,以及它最初的站立姿態,幫助觀眾理解它原來的完整形象。觀眾可以透過這尊巨像,直接感受這位法老的風貌。」
改寫學術認知的「亡者之城」
而第三個單元「薩卡拉的秘密」則向觀眾呈現埃及薩卡拉地區的最新考古發現。薩卡拉是古埃及最古老都城孟菲斯的核心墓區,有「亡者之城」之稱。它位於現今埃及首都開羅附近,聚集了第三王朝到第十三王朝(約公元前2686–公元前1649年)超過二十座國王及王后的金字塔。薩卡拉不僅有眾多王室貴族墓葬,還是神廟林立的宗教聖地。這裏還有古埃及規模最大的神聖動物墓地,數以百萬計的神聖動物木乃伊被埋葬於此,例如貓木乃伊、牛犢木乃伊、河馬像等等。
王文欣博士指出,自二零一九年起,埃及本土考古團隊在此發現大量未被盜擾的豎井墓,出土的棺木多屬第二十六王朝,數量之多、保存之完整,足以改寫學界對晚期埃及喪葬文化的理解。王文欣博士興奮地表示,「過去在各地博物館中,大家看到的晚期棺木,多半來自埃及南部地區。相對而言,埃及北部的棺木,無論在收藏、研究或文獻記錄上,都較為不足。而且過往的文物不少是在十九世紀時透過購買或轉售的方式流入歐洲,原始出土地點的資料並未完整保存,導致後來的研究只能作推測。但薩卡拉這批棺木屬於同一時代、同一地區,而且數量龐大。這讓學者能夠在可靠的考古背景下進行分析,我相信未來會從這批發現中衍生出許多非常精彩的研究成果。」而且這些文物在經過初步整理、清潔與局部修復後,尚未進入任何博物館收藏體系便離開埃及與公眾見面,因此更為珍貴及具有歷史意義。
中埃文明的對話與交流
最後一個單元「古埃及與世界」則將時間推進至公元前 332 年後,從亞歷山大大帝進入埃及,到法老時代結束,埃及先後由托勒密王朝與羅馬帝國統治。在這個單元中,展覽呈現古埃及文明與其他文化的交流,同時也引入中埃文明的對話與對照,例如以中國傳統的金縷玉衣,與埃及木乃伊作對比。 吳志華博士笑指,這兩項文物乍看之下毫不相關,但將它們放在同一個比較框架中,就會發現兩者其實都涉及對身體、靈魂與來世的理解。「過往我們在看金縷玉衣時,很少會聯想到埃及的木乃伊,但透過這次的並置,觀眾自然會開始思考:不同文明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回應死亡與永恆這些共同的人類問題。」他解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近年在策劃展覽時,一直嘗試從一個全球視野之中,重新理解文明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其文化如何在不同地區之間流動與轉化。今年適逢中埃建交七十周年,吳志華博士亦希望透過這次展覽,為未來中埃之間的文化交流,開啟更多新的可能性。
(訪問全文將刊於119期《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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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深秋,遠在捷克的波希米亞高地,針葉林早已褐盡落透。一個波希米亞人把枯林收進歌中,四處漂泊,從19世紀的巴黎貧民窟浪盪至21世紀的沙漠,乾涸的喉嚨哼著來自家鄉、永遠不會忘記的經典歌謠——
這通通是F在香港的狂想。
整個社區都知道,F總是頭戴全罩式耳筒,比劃敲鼓和彈奏電結他的手勢,每天從斜坡上的家下山。走六分鐘,剛好轉完一首歌,便來到山下的廣場,去那間滿牆紅藍綠橙paisley pattern的異國餐廳吃早餐。他點開Spotify最愛清單,裡面只有一首歌。由於不願買會員,他得先聽一段無可避免的廣告。還未完,一聲精神有力的「早晨」便傳了進來,如近年尾仍然佈滿汗味的空氣般令人煩躁。他打開降噪功能,隔絕雜音,活在自己的狂想中。
世人總是談論最潮流的資訊,誰誰誰上了音樂節目,誰誰誰出了新歌。F不聽新歌,不如經典。以前的歌會流行,也會流傳,如夏去秋來;如今季節以日來度,昨日的歌被收錄進懷舊經典歌單。
他出了大堂。熟悉的A Cappella前奏還未響起,又一段新廣告。
整條街都是常綠樹,或許深秋從不存在,波希米亞人在香港會熱死。
F最愛英國的皇后樂隊。然而在皇后駕崩許久的年代,年輕人只知年邁的英皇,還以為他從小登基,像童話中自古以來便存在的老國王——如今的小孩也不讀虛構的童話了。
住同層的胖胖小孩剛好也在大堂,校服恤衫亂飛,背著鼓脹的書包,手拿結他袋,跑過來問:
「你今天聽甚麼歌?」
屋邨樓下的噪音讓F作嘔,但他仍願意短暫除下耳筒。
「仍是那首。」
「有很長的英文字,連歌也很長的那首嗎?叫甚麼來著?」
胖胖小孩眼仔碌碌,那副長得簡單的臉,逼使F日復一日回答這同一條問題。他不討厭重複,像個傳教士每天傳揚所愛,反而生起捍衛經典的使命感。
「Bohemian Rhapsody,這是經典中的經典。」
耳筒內響起一陣急速的擊鼓,3秒後迎來音調毫無偏差的電結他獨奏。這是AI音樂,F早就發現它們的創作公式:精準、完美,一切都符合人類的聽覺審美。他不稱之為音樂,那只是精密計算出來的洗腦聲音。
F抽回遞出的耳筒,胖胖小孩失望地退後一步。
「不是不讓你聽,只是播錯了歌。」
F連環劃動手機屏幕,刷新那只有一首歌的清單,程式彈出「所選歌曲已下架」。Apple Music、YouTube、Bilibili,全都顯示這一句。被遺忘等如死去,曾經人人會唱的經典,就這樣消失在抓不到的大氣中。他家裡還有CD和黑膠碟,因為播放太多,早已生出刮痕和雜音。
F輕拍路人的肩,把手機湊近人家鼻頭,挨個問道:
「你記得這首歌嗎?」
胖胖小孩托一下書包和結他袋,身影消失在斜坡下。
「你們記得這首歌嗎?」
「有人記得這首歌嗎?」
路人緊抱衣袋逃離。一樓單位突然打開窗戶,探出四個人頭,放聲高歌,F苦尋的 Bohemian Rhapsody。綠化草叢中竄出陌生的老人、成人和小孩,成雙成對,張大嘴巴合唱。些微的不同步,無礙匯演。大樓保安彈奏垃圾站那部木頭霉爛的鋼琴,音準完美無瑕。眾人朝F聚攏,一圈一圈收縮,胖胖小孩從人群中探頭,騎著膊馬,高舉電結他,靈活的手指勾出經典前奏。
四面回盪起一把古老又熟悉的嗓音,振奮有力地喊一聲「媽媽」,游過街坊合奏的聲海,像風,又像水流,纏繞不知所措的F。
耳機不知從何時起掉了。
F才三十出頭,沒能親證皇后樂隊的風采,也沒多親歷皇后的管治。但他愛經典。Is this the real life? Is this just fantasy? F、胖胖小孩和路人都不知道。他們甚至不知道一首經典下了架。只知今天,在經典被遺忘的年代,F沒有戴耳機,仍比劃敲鼓和彈奏電結他的手勢。
時已深秋,遠在捷克的波希米亞高地,針葉林早已褐盡落透。他把枯林收進歌中,四處漂泊,從19世紀的巴黎貧民窟浪盪至21世紀的沙漠,乾涸的喉嚨哼著來自家鄉、永遠不會忘記的經典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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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原著以數十年的時間跨度,細緻描寫以表演為志業的人們,如何在舞台與人生之間反覆擺盪,承受內心的歡喜與哀愁。電影與小說同樣有大量篇幅發生在舞台之上,但僅從兩者各自選用的戲中戲,便已可看出李相日與吉田修一,對藝術以及人情世故截然不同的理解。
李相日的電影《國寶》,幾乎是以戲中戲貫穿全片的結構展開。片初以《積戀雪關扉》,讓花井半二郎第一次目睹天才的誕生;再以《連獅子》,帶出半二郎與俊介之間的父子關係,使觀眾得以看見他如何在家族世襲的傳統與對喜久雄才華的承認之間掙扎。《二人道成寺》則象徵喜久雄與俊介歷經磨難、學藝有成的階段。此時兩人彼此競逐、相互成就,但俊介亦逐漸意識到,喜久雄的才華早已凌駕於自己之上。
然而,與喜久雄不同的是,俊介仍然擁有家族血緣所帶來的庇護。兩人演出後回到後台的對比,正好揭示了這一點:俊介被眾人簇擁照料,喜久雄卻被冷落在一旁。舞台上的平分秋色,並未消弭現實中早已存在的結構差異。
至於電影中兩度成為高潮的《曾根崎心中》,其實與原著的處理有著關鍵差異。吉田修一在小說中選用的是《隅田川》,而非《曾根崎心中》。
《隅田川》的故事帶有濃厚的希臘悲劇色彩:一位母親在漫長的漂泊後,終於尋回失散的孩子,卻在相認的瞬間才發現,對方早已化為幽魂。母子同在一處,卻永遠無法再相擁。相認,來得太遲。
江戶時代是歌舞伎蓬勃發展的黃金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編劇之一近松門左衛門,創作了大量以當代事件或現實生活為背景的「世話物」,尤其是以殉情為題材的「心中物」。這些作品原本多為人形淨琉璃而寫,後來亦被改編為歌舞伎經典,《曾根崎心中》便是其中代表。
《曾根崎心中》講述醬油店學徒德兵衛與遊女阿初相愛,卻在社會制度與命運壓迫下走向絕路。德兵衛拒絕叔父安排的婚姻而被逐出家門,又遭朋友九平次陷害、公開羞辱,名譽盡失,人生無路可退。阿初始終守在他身旁,將他藏於地板下,兩人暗中決定以死亡作為唯一的歸宿。深夜,他們來到連理松下,確認彼此的心意後,德兵衛先殺死阿初,再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齣戲透過極端的生死選擇,呈現愛情與社會規範的衝突,將忠誠、自由與情感推向極致。名譽的崩毀、友情的背叛、隱秘的守護,最終都被轉化為舞台上的悲劇行動,使死亡不只是終點,而成為情感與承諾的最終完成。
這正是李相日選擇《曾根崎心中》而非《隅田川》的原因。《隅田川》中,渡船人所處的河流本身即象徵黃泉。母子在同一舞台、同一時刻相遇,卻身處不同時空,終究陰陽永隔。這種結構,恰如喜久雄與俊介的關係:同台、同門、同時代,卻始終無法站在同一個人生位置之上。喜久雄並非掠奪俊介人生的他者,俊介也不是無法繼承家門的失敗者,他們只是在人生的軌道上,即使目標相同,卻一次又一次地錯身而過。
相比之下,《曾根崎心中》的意涵要激烈得多。《隅田川》作為小說中的戲中戲,指向的是競逐到最後,仍被命運阻隔的無力感;而《曾根崎心中》則拋出一個更直接的提問:為了抵達更高、更純粹的藝術境界,是否已有獻身的覺悟?德兵衛與阿初以死亡完成愛情,喜久雄與俊介所追求的,則是抵達「那一片風景」——某種在人力與心志被推至極限後,才得以窺見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中出現的多個劇目,皆圍繞著死亡與生命形態的轉化。《積戀雪關扉》中,櫻花精靈化身為遊女墨染;《二人道成寺》裡,女子因妒化蛇。古代有所謂「羽化重生」,但是這些變形並非為了重生,而是在極致情感的支配下,完成一種死亡的變形。
喜久雄或許正是在追逐那一片風景的過程中,逐漸變形,最終成為「國寶」。晚年的喜久雄,作為孤絕的國寶登台演出《鷺娘》——白鷺化為舞姬,被詛咒般反覆舞動,直至力竭倒下。就在那一刻,他彷彿終於看見了那片風景,疑幻疑真,亦無從回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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