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常常思考這兩句話。
一句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另一句是「福禍由天」。人們通常將前者理解為一種迷信,我傾向不這樣看。我覺得「福」字應該理解為災難讓人更懂得如何生生活,一如失戀讓你更加珍惜下一個。如果這樣看「福」字,必有後福便與迷信無關,而是有根據的結果。
然而福禍由天。歸根究柢,你所以為的福真是福嗎?你更珍惜的下一個珍惜你嗎?因禍可以得福,因福亦可以得禍,福禍難料。退一步看,諺語不過是說得動聽的謊言,而真理只有一個,即我們只能硬著頭皮過活,一如在馬戲團被矇上兩眼,踩著鋼線,踽踽獨行。
我是這樣想的。
那是疫症爆發之初,我在日本工作,許多人托我買口罩,而現實是根本買不到,整個東京都沒有。就算願意付上十倍價錢,付了錢,訂了貨,貨也未必會來。運氣好的還能收回退款,運氣不好,就成了騙案苦主,欲哭無淚。
電視那個神色凝重的主播說是中國人搶光,事實怕也是如此。網上,許多中國人被罵將口罩寄回國,連累日本也鬧口罩荒。對日本人來說,口罩不僅是個衛生問題,也是生活問題。因為他們幾乎將口罩當外套用,有事戴無事也戴。女孩子落街買餸,不想化粧,也是戴口罩遮臉。我覺得日本人的憤怒可以理解。
香港人也有寄口罩,他們憤怒的對象自然也包括身為香港人的我。沒有人被罵會開心,但也不可能僅僅因為被斥責就收手。尤其是,當這口罩不是給自己而是給自己在乎的人。
「所以妳打算,不戴口罩去醫院。」我對電話喊。
「不是不戴。」我媽低聲說。「是沒得戴。」
我媽是伊利沙伯醫院的護士長,那場最終以失敗告終的罷工,她也有參與,儘管僅屬名義。實際上仍然會去醫院做事,只是拒絕高層指揮,以義工身份幫忙。
「再跟妳上司交涉一下?」我問。
「他們說,給我們口罩等於變相鼓勵罷工。」
「那乾脆不要罷算了。」
「要封關呀。」
「要不就待在家。」
「我可是個護士。」
人愈大往往愈固執,我想。
我媽續說﹕「不用擔心,有三個同事和我一起去,她們全部都沒有口罩。」
「她們沒口罩是她們的事,會有她們的孩子為她們操心。除非妳的意思是,她們會做敢死隊,先把病毒吸乾再讓妳去,像無綫的古裝片﹕皇上,這道菜小人已經試過,可以放心品嘗。」
「別說這種涼薄話。」
「只是比喻。」我說。「那妳打算甚麼時候去?」
「下星期一開始。」
我扭過手腕看錶,今天是星期二。在心裡算日期。目標是確保下周一母親有口罩。周六日郵局不送件,也就是說周五要到貨。送貨最快要兩天,周五到貨,明天郵局關門前要寄。
點燃煙,啜一口。
「我試試找吧。」
「東京有?」
「沒有。」我說。「但埼玉可能有。」
掛線後,我在網路調查埼玉可能還有口罩的藥店、家品店、超級市場,在桌上攤開一幅半米寬一米長的關東地圖,劃交叉,貼 memo,做紀錄。我一共劃了六十七個交叉,用一條彎彎曲曲的線將它們串連起來。最近的藥店九點鐘開始營業,郵局五點關門。從九點到五點,要將六十七家店跑完一趟,每家平均可用時間為七點一六分鐘。當然這是假設我必須全部跑完。只要當中有一家能買到,後面的路就可以省掉。
在桌上這邊一趴,那邊一畫,將地圖反轉又反轉。計劃完,感覺像做了一輪伸展體操。
折疊地圖,連同兩包 Lucky Strike 和充好電的 Pixel Slate 放進背囊,鬧鐘調到七點半,上床睡覺。
出門的時間與平日相同,只是走的路不一樣,路上的上班族看起來也無多大分別。我總是訝異,在日本的大城市,無論男女,髮型、服裝、氣息,以至行路的動態,竟然全部一樣。哪怕沒口罩遮臉,這些人也分不清誰是誰,簡直像是同一款機器人似的。日本就是這樣一個自我意識低下的社會。當然要活在怎樣的社會,是他們的自由。
遠離東京,駛入埼玉,這種機器人開始逐步減少,到後來連路人都少見。一些小鎮除了車站附近商店那些拍烏蠅的店員外,幾乎沒其他人。等燈位時我與 Google 閒聊關於埼玉的資料,才知這縣早被視為東京的 Bed Town。在這裡居住的人,早上起來就去東京上班,被冷酷無情的資本家榨壓至深夜才拖著半條人命回來。埼玉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張床,所以叫做 Bed Town。Google 說,縣長對這現象不大高興,覺得埼玉的人應該對埼玉更有歸屬感。「埼玉應該是個 Home-Town 才對。」他在一個記者會上說。我支持縣長的觀點。不過眼下我想的,只是 Bed Town 應該有更大機會買到口罩。一來這意味遊客不會來,二來,Bed Town 等於說是民居,Bed 也好 Home 也罷,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口罩。
但哪裡也沒有口罩。有的只是空貨架和各種各樣告訴你沒有口罩的告示。日本人似乎有三千種方法告訴你沒有口罩。有的告示大字寫道「売れ切り」,有的寫「完売」,有的寫「品薄い」,也有店家甚麼都不寫,默然將口罩的貨架用眼罩填滿(在日本,口罩和眼罩都叫 Mask),亦有讓貨架就此留空的,但在前面放一瓶消毒酒精供人免費使用。你可以說店主貼心,但客觀而言這沒多大意義。我要口罩擋病菌,你給我消毒手指頭有甚麼用。
總之就是沒有口罩。
到十點鐘,我估計槇原已經到公司,於是打電話給她。槇原是我同事,三十出頭,典型的日本女人,說的和想的是兩回事。在日本,修飾過的套語叫「建前」,心底那一句叫「本音」。槇原本音深沉堪比巴伐洛堤,建前宏大媲美靖國神社。
「早安,槇原 SAN。抱歉,今天突然有事,無法上班,開會的事得拜托妳。」
「哎呀,沒關係,這邊的事不用擔心。有更要緊的事,請好好去幹﹗不是甚麼大問題吧,需要幫忙嗎?」
我嘗試跟她解釋為何給家母寄口罩,而且非得今天寄不可。我刻意說得細緻,連我和母親三十年前開始相依為命都做了說明。儘管如此,我仍無法肯定,我的心情是否能傳達給她,畢竟我的母親不是她的。
「那確實是大問題﹗香港的情況很嚴重吧,真是辛苦了。現在日本也很難買到口罩,都被搶光啦。因為日本都有不少人感染。沒口罩的話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你的心情我很理解,請加油﹗」
她的本音是不理解,而且恨。恨我不上班,恨我不開會,恨我買光日本人的口罩,一如香港人恨中國人買光他們的奶粉。
唯有請她吃鯛魚燒。
曾經,我和那盒口罩的距離只有不到三十厘米。其時我在一家叫做「龍城」的藥店。雖然名字和彌敦道那些霓虹光管閃令令的藥房一樣,但這埼玉版的龍城只是一個甚麼也沒有的小町的甚麼也沒有的店。店內,一頭身穿白袍的電動大象孤零零瑟縮一角,微笑著三百六十度揮動鼻子,像京劇演員表演甩髮功。牆上一張有水跡的山口百惠海報,似乎已經貼在那裡五十年,令人懷疑她手心托著的感冒藥還是否適用。當然你會知道, 五十年前,這店也曾經像山口百惠那樣年輕過,正如沒頭髮的店長和剛才買完痛風藥的駝背婆婆都年輕過一樣。
「要多少?」店長問。
而我根本沒想過他有。「你有多少?」
他在陳列櫃隨手一甩,兩盒口罩啪的擱在桌面。「每盒八十個。」
八十個夠我媽用三個月。「要一盒,謝謝。」
他一動不動,抿起嘴唇,眼珠子轉到眼角瞄來。「聽說中國人搶口罩,有多少搶多少。」
「那你就更應該留起一盒。」我說。「這一帶老人多。」
「隨便你。三千日元。」
我掏出錢包。還未抽出信用卡,他已經搖頭。「先生,美國人用信用卡,中國人用支付寶,但是在日本,這種小店只收現金。」
「我沒有現金。」我說。
他把口罩放回去。
「SUICA 行嗎?」我問,純粹碰運氣。
「你得學會如何在日本鄉下買東西。」他教訓我。
問 Google 最近的提款機位置,它說從這裡開車要五分鐘。
「去去就回。」我說。
去時已隱約覺得不妙。好似荷里活的警匪片,壞人如果有機會向好人舉槍,就該立即發射,磨磨蹭蹭嘮嘮叨叨,死的一定是自己。蘇州過後無艇搭,是這種類型片諄諄教誨的道理。
果然,去去,就回之後,一個若莫五十來歲,穿夏威夷恤配西褲的中國人已經在付錢。兩盒口罩嫻淑端坐櫃上,好似兩個待嫁的姑娘。
「這是我的。」我指著其中一盒說。
中國人停下數鈔票的手指,瞪向沒頭髮的店家。
店家聳肩,對我說﹕「你沒付錢。」
「我說過去去就回。」
「對面那個婆婆上月拿過兩包感冒藥,也是說去去就回,一去不回了。」
「折哀順變。」我說。同時改變策略,轉向中國人。「讓我一盒不行?一人一盒。」
「神經病﹗」他頭也不回離開,開車絕塵而去,彷彿怕我隨時強搶。我只能說他聰明。
中國人走後,我看醫生大象的鼻子旋轉,看了三圈。
「一點不留給這裡的老人,真的可以?」
「一共三十七個熟客。」店家開始低頭整理單據。「早已經一人一盒送過。是我個人送的,不是店。店做生意。你給我錢,我給你口罩,你不給我錢,我不給你口罩。除此以外我想不出還有甚麼別的方法。」
我給他豎起大拇指。「這不失為一種恰如其份的做人態度。」
「你還不夠格跟我談做人態度。」
「這個自然。願山口百惠與你同在。」
然而離開店前,他還是在我背後提點﹕「去 Metro。他們有一個巨型貨架,全是口罩,昨天見到他們還有。」我轉過身,向他頜首致謝,回到車上,接連吸兩支煙,一邊吸一邊想,剛才給我建議的到底是作為個人的他,還是作為店長的他,個人的他又會不會與店長的他打架。浮想聯翩,直至聯翩的浮想與煙火同滅。
開車往 Metro 駛去。然而在那之前,我還是再一次去提款機,提出五十萬元,將錢包塞到直至折不起來為止。
Metro 是家大型百貨商場。單層、坐落在公路邊,停車場比店還大。這種百貨商場原是美國產物,如今全世界都有,賣的貨品也大同小異。是為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也是因為這種主義,一個國家染病,整個地球遭秧。
龍城事件令我不僅損失了買口罩的機會,也損失了二十五分鐘時間。這等於說,我比原定計劃落後三點四九家店,得盡快把時間追回。疾步在百貨商場之時,大腿一陣麻,以為是抽筋,原來電話響。
「媽,怎麼了?」
「你現在在哪裡?」
「在 Metro。」
「Metro 在哪裡?」
「在埼玉。」
「埼玉在哪裡?」
「東京北面。」
「很遠?」
「這麼近那麼遠。」我說。「媽,在替妳找口罩,有甚麼事?沒事我掛線。」
「哦……很難找,對吧?」
這就是我媽,一旦決定要講電話,解放軍也攔她不下。
「難,但並非不可能。」我給她簡單說明了龍城事件。
「很多中國人去搶口罩。」她發表感言。「不只是日本,他們全球搶。四姨媽有個朋友說,她有個朋友去科威特旅行,順道掃口罩,藥房的人一見她就用普通話講﹕『沒有,沒有。』中國人買口罩就好像蝗蟲蛀米那樣,真是有中國人的地方沒好事。」
「那個四姨媽的三姨婆。」我換一隻手拿電話。「她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假設這個人真的存在。」
「她是香港人。」
「但她也掃口罩,不是嗎?順帶一提,我也在掃口罩。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怎麼能比?你是為我買,而我是去醫院做正事。」
存放口罩的貨架就在家庭用品區,我來遲一步。三層高、兩米長的貨架空空如也,猶如經歷一場浩劫。一個搖搖欲墜的告示牌分別用簡體字和繁體字寫道「每人限購一盒」。在這裡,別說口罩,連氧氣都彷彿被買光。
我盡量情感充沛地說﹕「咦,我好像發現口罩!那個是…那個是……!我再打電話給妳!」說完掛線。這並不是對待母親的正確方法,但趕時間例外。
時間已是兩點半。
回到車上,吸煙。用五秒寶貴時間將香煙充填肺腔,緩緩吐出。這是所謂吊頸都要唞氣。唞完,點著引擎。擋風玻璃前不遠處,一個老婆婆手提的塑料袋穿洞,裡面的水果掉落地上,在地上滾。真是甚麼樣的水果都有,簡直令人訝異上帝竟然造出這麼多不同種類的水果。蘋果、橙、雪梨、奇異果……它們向四面八方前進,儼如春日散射美妙的陽光。
「哎喲,哎喲。」婆婆喊。
我熄匙,下車,像行星繞太陽公轉似地,幫她將那些不聽話的果實撿起來。
「謝謝你,年輕人。」婆婆說。
返回車上,點著引擎,這時候婆婆的另一個塑料袋穿洞,滾出一堆貓罐頭。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我並不以為有些東西你是非寫不可的,即便是你熟悉或充滿熱度的物事,你並不一定需要去寫,或硬要自己去寫,就像一個自擬的命題,因為你自有一套書寫的方式和節奏,其中有你感興趣的東西、你思索日久的心得、想得透了的小事,或者有一種美的追求與鍛鍊在其中,除此以外,你大可不必勉強自己去回應、去聲張,自有別的一些人去做這些事,而且可能還做得比你好。當你已經按捺不住要動筆的時候,那種令你「按捺不住」的動力,才是你非寫不可的原因,而不是反過來因按捺不住要動筆而應時而作、應題而寫,彷彿是一件要緊的事,那種倒行逆施的痛苦制肘處處,是挺無意義的行為。
我們難以否認自己正生活在一個平平無奇的生活中,有著差不多的經驗、衝擊和湧浪,我有很多意念都是通過這種平平無奇的生活所獲得的,是對生活中一些物事生出了想法,並且找到了一種書寫的關聯。寫作多時,尤其在《狼狽》出版之後,我早已疏於發表,寫好了很多時候也是束之高閣不大理會,反而時時思索及經營自己的意念,找到了更多寫作的歡愉。只有到了「按捺不住」的時候,書寫才能給我言之不盡的寫作動能,給我以無窮的生命力。我已很少去說現代詩要怎麼寫才好,要堅持一種怎麼樣的偏好,並且視若至聖之物,非得要如此如此才好云云,因為這都是寫作賦予的自由,我是無法置喙的。相對於寫詩,我反而讀得比較多,而且讀的多半不是詩,更喜歡讀長篇小說,也從不勉強自己的閱讀感受。我喜歡的東西包括語言的精緻、縷絮般的思路發展歷程、複雜而抽象的迷人結構、狡黠的機智,我經常能從這些「偏好」中得到樂趣,這也反映了我的某種美學上的追求,但不代表別人一定要這樣去尋索、去寫,畢竟這是風格使然,說不得這許多。
在我出版《狼狽》的時候,很多生活的關聯早已找到了路徑,並慢慢從後來的書寫中得到更多發展,以致完成,甚至尋得外延。舉個例子,《狼狽》中的一些作品,包括〈家的形狀〉、〈發音〉、〈後祭〉和〈熬〉,是基於「家」的意念,《狼狽》之後,這種意念繼續發展,及後寫的〈煎〉和煞篇的〈家宴〉,才「完成」,這些作品後來被我歸結於〈想像的家族〉之下,作為一個較完整的書寫歷程。然而有趣的是,書寫的鍛鍊往往令人無法輕易完成,因為生活是繼續的、是重複著的,而且充滿神秘的偶然,在沉思中,書寫的意念因而能延展得更遠。近年我常常接觸到的是「遙遠」和「孤獨」,似乎沒有誰能夠擺脫它的籠罩,因此我常常去想,想其中的恐懼是甚麼情狀。《狼狽》其實是一本挺孤獨的詩集,很多時候就像乘坐古老的飛行器遠行,會經過無盡孤獨的星星,但又找到了矛盾的熟悉感,〈境外之詩〉以後寫了〈新視野號〉,寫一片孤獨的「鐵塊」陷入了孤獨的蠻荒:
「我提著被自由滲透的首級
乘著探測器,去古畫的意境郊遊
伸長了脖子望見
自己正被繪畫在一座孤峰上
野鴿群早已不見了
這敘述了我的心情
輕金屬的外殼如一塊扁舟
隨著倒敘的探測器漫遊於
神秘的巨流──柯伊伯帶的河
我們被沖刷
被故鄉快速掠過
被儀器探測,先於編年史
被生命編寫,這之中
究竟我要和這些漂泊的石頭
相遇多少次?」
像這樣的孤獨我常常遇上。年來,最貼身的是「虛妄」和「無力」,我總是無法走出陽光的陰影似的,就像很多同代人一樣容易疲倦,失了力氣,但仍存信念;這參與了我思路的尋索,不期然地便走進了生活中的悲哀共同體,終於到了按捺不住的當頭,才寫下來。
長久以來的教學工作,填充了我平平無奇的生活,我能夠不在其中得到一點書寫的動力嗎?從《狼狽》中的一尾「龍蜥」,到後來〈龍蜥的旅居生活〉的作伴:
「在那個傷心的農場
我偷偷養了一隻游禽
我願意與牠一起去善妒的山峰遠遊
去那裏參與激烈的戰鬥,吼叫
打敗虛榮和傲慢
成為被理想收納的戰俘
成為他們豢養在圖書館的怪獸」
再到〈晚冬〉的Ricoh影印機,再到〈枯樹誌〉的圍欄,它們可以窄小到只是從一個課節的渡口看諸峰盛狀,也可以闊大如將穿越柯伊伯帶的河般,有如進入朱耷山水的錯覺,而那卻是相當遙遠的孤獨,我們有不同表達生活的方式,我們也有自己的制限、慣性和美學的追求,我時時尋索的一些小事,也是如此情狀,按捺不住的時候,從我的窗口望出,那便是現代詩中的風景,別人自有看山的方法,也自有上山的秘徑,在我看來那也沒有甚麼不好的。
2020.02.25.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先點著了火。一點火就夠了。
因為我總想像,這些都是暗地裡寫,也需要暗地裡讀的短篇。
蘇朗欣〈老菸槍〉寫東京便利店買煙賣煙的故事。為何「我」從香港跑到東京打工,做夜更收銀?在日本人也知道香港不太妙的時候?我們可以猜,又或者單純追想,那一絲言外的漂泊離散感,就像煙,繚繞著每個過客。買哪種煙、抽盒裝還是手捲、戒不戒煙(或戒不戒某人給予你的習慣),最終,都是選擇。
林日錦〈地下社會〉描述的,表面上是少年的迷夢,電影散場後,蕩失、獵艷,但為何泫然淚下?無意的遊歷,原來就是最後一瞥,在一個以管理控制主導的社會裡,瞥向那些被壓抑,甚至早就消亡碾碎的雜質或異質。我們早在永遠散著場的電影院裡,坐著。
鳥人〈wish you were not gay〉從樓梯的明暗轉換開始,之後隨處寫來都是少女心事的轉彎抹角,把我們慢慢也引進另一條後樓梯。有趣的是閱讀。為了在無望中打轉多一會,書本與詩句成為無用的支援,掩蓋著閃爍的眼光與心神。
代入一個活過大半生的角色,並不容易,雯彬在〈來自手雕麻將女的自述〉裡,聲調是自然的,尊嚴是自足的,通過刪裁,麻將女所選擇的生活對她的影響,簡單卻突出。我們未必是說故事的人,卻必然是屢屢回望的人。
〈露珠〉不想變成一個更長的家庭故事,從「低谷」開始就可以,但嚴格來說,作者只想保存,而非敘述。和家人的旅程,一次也好,數次也好,疊合在一起,溫度、聲線、弧度的細節也在匯聚。詩意不在文句,而在只想保存歲月微光的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握好那些細密,以及細密也將消失的輪廓與鈍感。那裡可能有一整座迷城的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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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見鬧鐘響而醒來。一手拉開窗簾,陽光刺進我的眼睛。我起來,牙刷柔軟的柔軟的毛尖在齒頰間磨動。趁這短短的時間我用手指掃看電話屏幕,Telegram裡,不斷地冒出不同群組的資訊,像很多個小型炸彈陸續爆開,永無休止。
簡單梳洗之後,雙眼還是不夠精神睜開。我迷迷糊糊地打開背囊,裡面的反光背心衣已被壓得出現折痕。頭盔、直播器具、生理鹽水等,通通都是必須帶上的。醫生嘮叨我,說我的膊頭不可以再負太重的東西,不然貼多少熱敷也沒用,但我實在沒法減掉一些東西……
我勉強為鼓鼓的背囊拉上拉鏈,嘆一口氣,把它背在肩膀上。雖然很重,但它是我安全感的最大來源。
雖然很重,但我還要把相機扛在左肩,並將記者證掛上頸,把自己緊緊地五花大綁。我想,作為記者,就是一個自甘受約束的人。
我在巴士撕開蛋糕包裝,不理巴士上不准飲食,把蛋糕逐口逐口咬至虛無。窗外的畫面風景一格格前進,直至巴士「因應公眾活動」改道,司機扭頭來向後喝了一句「最近係呢度啦喎,係就落車喇!」車廂內幾個不認識的乘客對視後,一個接一個默默下車。
我像一個旅行者,背著行裝一步一步前進。
我走近人群。舉起相機,就有衝動想將眼前的畫面收納在框裡。我一時入迷,只顧著曝光程度和構圖擺放這些東西,手指已經放在快門鈕上準備。
突然有人罵我:「做咩影人大頭呀!」
我被驚倒,急急放下相機道歉。他們高聲問:「你邊間㗎?!」我低頭不作聲,讓他們看我的記者證。「黃媒嚟㗎喎!下次唔好啦!」我躹躬道歉,猛說「對不起、對不起」他們就沒再理會。我暗暗走開,覺得有點委屈,他們為甚麼不可以包得密實一點、多開幾把雨傘。
很多牢騷,卻沒法子說出口。
我渾渾噩噩地待著,直至天色漸暗,冷冷的晚風吹動,氣氛愈來愈不對勁。但做記者其實就是做一頭鯊魚,在大海左嗅右嗅。我們期待大場面發生,就像鯊魚期待血腥味一樣。
「嘭!」我就是要這些。
「嘭!嘭!」火光自槍口爆開。我快速地舉起相機,把一隻眼睛貼近那個小小的觀景窗,果斷按下快門。警察抓起警棍猛追上去,示威者四散亂竄,我跟著跑動起來,額頭都冒汗。背囊裡面的物件「傾拎框冷」地碰撞,我嫌背囊真的太重。
黃色的頭盔搖搖晃晃砸著我的頭顱,噢,我的頭顱像雞蛋一樣易破碎。我覺得好煩,不想再遵守甚麼安全守則,反正戴了都不會安全。於是我單手解開安全結,把頭盔「嘭」一聲狠狠地丟在街邊。
又是一輪催淚彈攻擊。「嘭!嘭!」火光自槍口爆開。示威者繼續逃走,我卻止住了,站在原地舉起相機,果斷按下快門。我像一個透明的隱形人,警察對我一點興奮也沒有,他們氣憤地跑著、追捕前面的示威者,我站在路中間,他們於我的左右穿插,其中一個不帶眼的警察撞倒我,他的裝甲很厚很硬,我跌在地上,嘴巴舐了磚地一下。我抬頭望見他像一隻墨綠色的暴龍,大步大步地跑走。
隨著催淚彈愈放愈密,人群已經荒亂地、零星地散去,手拉手的死拖走某些不願走的人。馬路變得空空蕩蕩,只有一名約三十歲的女人呆站在原地,像對催淚彈免疫一樣,連口罩都沒有。我拍了幾張照片,接著她就倒跪在地。我直跑去,當她抬起頭看我,鼻涕橫流,她的情狀實在太可怕了,如同七孔流血一樣。我強忍住恐懼,結結巴巴地問她:「行……行唔行到……行唔行到?……」她猛咳,但咳不出一字一句來回應。我只好用力攙扶她瘦小的胳肋,勉強拖拉她,才走了沒幾步,她就曲身嘔吐出一坨坨半透明的液體。可能因為移動了位置,我的眼罩透氣了,催淚煙像卑鄙的蟑螂從隙縫中溜進來,眼睛一陣刺痛。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只懂說夢話般含糊地說:「頂住呀,頂住呀。」
直至我把她送到人群裡,我就轉身走了,跑到一個街舖之間的樓梯,半仆半跌地爬前,然後從自己的背囊左翻右翻,翻出細枝裝的生理鹽水,熟練地洗眼。
我與他們身處同一個時空,但我卻覺得自己總是一個outsider,不屬於他們,也不屬於哪裡,像旅行者,像異鄉人,像上帝。
我靜靜地坐著,坐在髒髒的梯級上,封滿塵垢的鐵信箱裡卻沒有信件,傳單被撕過又貼上,紙屑墊出一些薄薄的層次,樓上不知道是足底按摩或色情場所。疲累滲透到骨髓。我從褲袋裡掏出一包煙和火機,「噠」一聲,用力索求一口舒暢。
有個示威者從街邊鑽進來,躬著身體爬幾步樓梯,趨前探頭問我:有無事、使唔使洗眼、食啲熱嘢……香港的示威者都是這樣,抱持著「關懷全世界」的精神,手頭上沒幾多東西,都要拿來餵養他人。
但我想起在大學讀新聞系第一課,教授說我們,第一,不能接受任何團體的利益和幫助;第二,如非採訪需要,不要跟任何人談話或發生關係……那時坐在課室裡的我,心裡暗問:所謂發生關係,是怕我會上了她嗎?
但我甚麼都沒解釋,只是對她說「不用了,謝謝」,雖然我日復日地寫報導,但我總感覺我的語言使用已到達了飽和,身為記者,我卻是失語的人。她帶著半點猶豫的眼神,嘴巴卻沒有追問甚麼,就退後下了樓梯,重新跌進街道消失了。我可憐地拿出一排白麵包乾啃著,一口一口啃至虛無。味蕾自從做了記者之後已再無要求。
時間就這樣消磨著,直至我跟接更的同事會合,匆匆忙忙交換了兩句慰問,我就從他旁邊擦身走開了。也沒心情再走回去撿那個頭盔,直接上了巴士,在隧道裡滑手機屏幕。
在看ig的時候,我發現我的照片被某些專做meme的網站盜用了。按規矩,我應該請其他同事幫忙協調,但我嫌麻煩,直接就跟那些網站說:「唔好意思,呢張圖我影㗎。用之前可唔可以問聲?或者俾返Credit?」
而巴士繼續愁悶地行駛著,在金燦燦的隧道裡,燈光一格格打在我臉上。我忽然想到,世界這麼流動,我們寫的媒體報道原來都是曇花一現——新聞過兩日就變「舊了」、變得過氣、會被更加新鮮的新聞spin走,但公司網頁像一頭胃口太大的怪獸,使我只能不斷產出更多垃圾資訊。然而現實是這些曇花開了一次又一次,像相同的煙花圖案不斷被放上同一個天空、同一個位置——「X月X日,警方在XX一帶發射多枚催淚彈軀散示威者」、「X月X日,XX對開海域發現浮屍」,世事以copy and paste的方式反覆出現,報導只需小修小改,省下好多功夫。我想,AI將要淘汰工人,而記者則被世事本身的無常的永恆所淘汰。
對面抬頭張口睡覺的乘客,能與我心靈感應嗎?他不斷地點頭,好像那些太陽能發電的座台公仔。
下車後,街道已變得很昏暗,只剩黃澄澄的街燈亮著。我見到一隻瘦弱的流浪貓躺在花槽邊,身體都是扁陷下去的,像一片動物地毯般攤著。我想舉起相機拍牠,但我突然,因為自己只會拍人家的痛苦、拍人家的不堪而慚愧,靠這種「才華」來賺錢很可恥。
反正下班了,我還是把一點尊嚴留給這隻貓,慢慢就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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