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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遊記】海鷗銜索回眸間——從《海鷗食堂》看芬蘭的「希甦力」

劉偉成
香港土生土長,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學系哲學博士,現職出版事業,為浸會大學兼任導師教授寫作、編輯與出版的技巧。曾出版散文集《持花的小孩》、《翅膀的鈍角》、詩集《瓦當背後》、《陽光棧道有多寬》。曾於2017年獲邀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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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遊過北歐後,蠻喜歡那簡約的生活格調,太太跟我開始籌劃深度一點的行程,每次只去五國中的一國,嘗試理解各國的分別。正當不少朋友都說芬蘭是當中最沒趣時,太太卻高呼最喜歡。與此同時,芬蘭又試過幾次給評選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國家,我不禁想究竟芬蘭有甚麼獨特之處?書店裡一本談芬蘭獨特的「希甦力」(SISU)的書便吸引了我,只是看完整本書後,作者似乎不太擅於歸納,一連串生活例子後,還是沒有給芬蘭所謂的「希甦力」下個簡單的定義,讓人更易明白、記住和內化成行動的意識,也沒有跟芬蘭的特性掛上鈎。換個角度想,是否離開了芬蘭,便無法發揮「希甦力」?如想試著運用「希甦力」來應對香港當下的社會陰霾,又是否不可能呢?要怎樣才可在芬蘭以外的地方發揮「希甦力」?

    1 「希甦力」和《海鷗食堂》於芬蘭

    驀然我想起在芬蘭實景拍攝的日本電影《海鷗食堂》,它是從同名小說改編的,如將「希甦力」的一些原則套進去看,先前感覺怪怪視之為搞笑的橋段,原來可是闡釋「希甦力」的好材料,且頗能帶出芬蘭的民族特性。在正式進入作品解讀前,必須先解說一下SISU這字的由來——芬蘭國民軍,因他們在雪地上穿著白色雪衣作保護裝而被稱為「白軍」。他們由曼納漢將軍招募建立,自1917年芬蘭宣佈獨立後,一直跟仍操控芬蘭的蘇聯紅軍周旋角力,可說真正是「紅白較勁」,但那不是日本元旦的綜藝節目,而是真正的戰事。曼納漢雖然曾尋求瑞典和西歐等國家支援,但無奈北歐鄰國因種種顧慮,一直處於中立,不曾伸出援手。

    及至1918年5月中旬,曼納漢凱旋進入赫爾辛基,為芬蘭打開了獨立之門。只是蘇聯未有死心,對芬蘭的國土一直虎視眈眈。及至1939年11月30日,蘇聯再次砌詞入侵芬蘭,曼納漢以72歲高齡再次帶領白軍抵禦。在軍事實力上,白軍無論在裝備和兵力上,跟紅軍都無法相比,但他們憑堅毅的意志,從樹林突擊衝向紅軍坦克,將酒瓶製作的汽油彈扔進炮口,居然令紅軍付出沉重代價。這場冬戰,一直延續了百多天,在1940年3月13日,雖然芬蘭必須簽下「莫斯科條約」,割地賠款結束戰爭,但芬蘭人卻稱此戰役為「光榮的冬季」(The Winter of Honour),而白軍的芬蘭名稱為“Sissi”,亦因其以卵擊石之勇而名震歐美。 “Sissi”這個字後來慢慢演變成”SISU”,成為芬蘭人口中,不要小看自己,不靠別人,永不放棄,激發最大潛力的民族精神範式。這便解釋了所謂「希甦力」為何是芬蘭獨有的。

    這軍事上的勇毅,之所以可以一直保存,且深入民心,可能跟橫跨赫爾辛基幾個小島,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芬蘭堡(Suomenlinna)有關。那裡最先是瑞典統治芬蘭時代,由駐當地的指揮官於1748年開始興建。只是這軍事碉堡未能阻遏俄國(蘇聯還未成立)的野心,1808年給俄軍攻陷。之後芬蘭便被俄國佔領,成為大公國後,俄軍在那裡進行了許多加建鞏固工程。1918年芬蘭獨立後,芬蘭堡由白軍接管,直至1973年芬蘭堡才由軍部交給教育和文化部管理。芬蘭堡令我想起日本長崎外海上的「軍艦島」,只是那是侵略國的軍事後援基地,甚至還有整道軍用品生產線,而且軍艦島現在已成為國際知名的廢墟,但芬蘭堡現在還有約800名居民居住,有不少藝術家因喜歡島上寧靜的生活而在那裡成立工作室、收藏室或博物館。島上的建築,老實說算不上美,畢竟是軍事設施,都以實用為主,沒有多少粉飾,但當中的那座「燈塔教堂」卻教我印象深刻。教堂設計平實,完全想像不到其前身為設計華美的東正教堂,芬蘭獨立後,便將原來的五個「洋蔥頭」卸下,又移除四方的小塔樓,這跟現代風靡全球的芬蘭簡約設計風格如出一轍,可說是強調直白實用的「希甦力」的顯影。我不禁想像遇上復活聖誕等夜間彌撒,信徒的歌聲隨教堂頂樓的光幅遠揚,撥開迷霧,讓飄泊海中的船在凜烈的夜風中承接到温煦的問候。我想這是把軍事上爭生存和保自由的「大勇毅」轉移為克服生活困蹇的具體呈現。


    換句話說,來到現代,「希甦力」除了「大勇毅」,還包括生活上的「小確幸」,在「冬戰」以後,雖然要割地,但芬蘭人以滿足的姿態告訴世界,自己所要的不多,夠自己的民族過簡樸而有尊嚴的生活便可以了。這反而將當時史太林和希特拉等貪得無厭的野心領袖的行徑比下去。如果要我給「希甦力」下個定義,我便會說即「大勇毅、小確幸」,前者談的是掃除阻礙的態度,是爆炸力的體現;後者誘發的是生活的創意,是知足價值觀的實踐。如果帶著這樣的定義去看《海鷗食堂》,便會明白這部日本小說將故事設定於芬蘭,並非純然為了以遙遠國度為讀者增加新鮮感,而是其中表達的中心思想跟芬蘭的「希甦力」多有契合之處。小說圍繞三個來到芬蘭的日本女子,網上有書評均指故事平淡,談不上高潮迭起,但看後會教人想找間咖啡店泡一個下午,想想自己,整理一下思緒,或者純然發呆,為繁忙生活打個間隔。只是要現代人投入這看似沒啥作為的寧謐時刻,讓自己的心靈重新感應自然的脈動,清空雜念,正視自己心底的「害怕」又談何容易——我們潛意識裡總是害怕自己不被需要,於是很努力進佔顯赫矚目的位置,不知不覺間以「異化之苦」來撫慰疲憊的心靈。這無疑是飲鴆止渴之舉,令人變得更害怕認清真相,認清自己即使是在社會上層建築的尖頂,原來只是在大自然的角落囁嚅哆嗦,更難以歸化回到大自然的脈動中。

    2 「希甦力」的觸發:小孩的純粹

    《海鷗食堂》小說首章交代了幸江在日本任職於大型食品公司的「便當開發部」,為了促銷,她總是被迫開發重口味的配菜,又要求食材搭配要有新點子,要夠吸睛,這令幸江相當懊惱。最後她決定毅然甩棄日本的一切,包括相依為命的爸爸,老遠跑到芬蘭去開食堂。她之所以強調「食堂」乃因厭倦那些重口味、亂搭配的花招。海鷗食堂裡沒有餐廰的招徠,沒有籠統象徵日本的裝飾,也沒有「皮笑肉不笑」的招待,只有家常便飯的真味和真心。原來一家簡樸的食堂,背後也藴含著克服不被需要的「害怕」的決心和離鄉別井踏出安全區的勇氣。芬蘭國寶級作家托弗‧楊松(Tove Jansson)的姆明故事系列中有《誰能安慰杜菲》(Who will comfort Toffle),故事中杜菲是甚麼事都害怕的小男孩,他獨自住在遙遠的森林深處,他當然害怕孤獨,但更怕與人溝通。某天森林裡傳來奇怪的聲音,令杜菲不得已離開。途中他撿到一封瓶中信,是一個比杜菲更膽小的女孩米佛(Miffle)的求救,她看起來比杜菲更害怕,杜菲知道世上除了自己沒有人會正視和了解米佛的害怕,所以決定去找她、幫助她,杜菲跟自己說:「我要勇敢一點,若想安慰米佛,就不能懦弱下去,因為米佛比我更害怕,這是我唯一確定的事。」杜菲就在這過程中衝破了心障,成就了一個新我。幸江就是杜菲,她也是性格內向,不與人交往,經常獨自研究家常菜式,她鼓起勇氣來到芬蘭開設海鷗食堂後,她先後維繫了小綠、正子這兩位自我放逐到遠方的日本人,甚至是因離異之苦而自暴自棄的本地大嬸麗莎。她們都因海鷗食堂而得著安慰。電影中上述四人會一起戴著太陽鏡坐在海邊咖啡座享受日光時,大家都穿上相當鮮豔的衣裙,就像《誰能安慰杜菲》中,當杜菲走出自閉的家,進入森林後,頁面便從原初的黑白單調變成絢燦的熱鬧。

    那麼究竟幸江有甚麼特質令她可以在不知不覺間發揮了「希甦力」,感染他人?在小說中,作者群陽子反復多次借芬蘭人之口說38歲的幸江長得像「小孩」,有些人以為她是替父母打理店面,只是一直沒有見過她的父母,還有圍觀的大嬸問要小孩打工是否合法,有人甚至乾脆將之戲稱為「小孩食堂」。在電影中也有此情節,但沒有小說那樣強調,電影開始時「海鷗食堂」已開業,只是門堪羅雀,但幸江卻不斷安慰自己生意會好起來的。我之所以說幸江就是杜菲,乃因她有著小孩的純粹和死心眼兒的蠻勁。如果米佛的瓶中信給世故的成人拾到,便可能會想是否惡作劇,大概不會認真看待,即使相信真有其人其事也會因沒有注明住址而擱下。只有杜菲如此單純的心靈才會萌發這微小的「被需要」的責任感,才能將一刻迸發的勇氣延續為圓滿實踐信念的勇毅,這是推動「希甦力」衝上高峰的爆炸力。

    3 「希甦力」的秉持:固窮的神聖

    只是電影中略去幸江在日本醖釀出走的前事,這好比刪掉了《誰能安慰杜菲》黑白畫面的部分,反而令絢燦部分顯得不獨特,也等於抹掉了幸江像小孩的特色從單純的外表提升到內涵層次的成長過程。例如幸江的武痴爸爸要求她習武,並且將日常生活也當作修練場,學習淡泊,即使校服弄破了洞,幸江以為爸爸會給她買新的,怎料爸爸說節儉並不可恥,生活處處都是道場。於是幸江多年來已習穿著帶有補丁的校裙。就是爸爸這種近乎「君子固窮」的修練理念令幸江得以用日本人所謂的「小確幸」可跟芬蘭「希甦力」的某些成分契合起來。「固窮」的修練令幸江開設海鷗食堂時除了拒絕在陳設上浮誇,對口味亦然。當小綠因擔心食堂生意太慘澹而買來各式本地食材,嘗試創作新口味時,幸江雖不介意因應本地人口味作一點調整,但最後還是覺得傳統的鮭魚和酸梅味最搭調。加上那是父親每次學校旅行均會為她準備的食物,味道是最貼近平民的生活,也最能引發同根者「小確幸」的共鳴,所以芬蘭人雖不諳傳統日本飯團之味,從日本來的正子卻吃得掉下淚來。如果「大勇毅」主宰「希甦力」的開拓和護衞理想的功能,那麼「小確幸」便是專司節約慾念和契合自然的效用。「小確幸」之顯現,並不只是當下的處境讓人感到舒泰,而是往往牽動了某些珍藏的回憶的線頭。就是這些回憶的牽連令人可在狼狽的逆境中保存自己,雖然有時在別人看來有點跟狀況以外格格不入的違和感,卻因而散發出足以打動人的獨特魅力,就像幸江堅持飯團的傳統原味,最終令芬蘭人接受並吃得指頭直豎。在小說和電影中都有交代食堂的命名乃因「海鷗好像有點悠哉又有點厚臉皮,還有點狀況外。這種狀況外的程度,似乎和自己很像。」這其實就是「固窮」下的「小確幸」狀態。無怪,食堂的標誌是海鷗在稍稍回眸間銜著繩索末端,彷彿是在悠哉的時刻中抽著一根記憶的線頭。這線頭與其說是救命繩,倒不如說是吸引這空中王者留在生活地表的牽引。


    芬蘭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弗蘭斯‧埃米爾‧西佩倫(Frans Emil Sillanpaa)(說來奇怪,芬蘭雖毗連瑞典,語言上沒有翻譯阻礙,但這麼多年就只有一位芬蘭作家獲獎)有一部小說叫《神聖的貧困》。中國人所謂的「固窮」,是指在逆境中依然堅守志向,恪守品格。西佩倫所謂的「神聖的貧窮」則帶點反諷。小說講述十九世紀中期時芬蘭佃農的貧困,他們獲地主施捨小片不肥沃的土地,被灌輸那是「神聖」的命運,應以「宗教般的虔敬」去領受。故事是關於尤西由出生到被槍決的一生,包括他的父母親朋都寫進去,似乎是想說貧窮是會遺傳的,要使貧窮不致於變困,必須突破心靈的匱乏,「希甦力」就是突破的鑽頭。只要每個人都嘗試鑽出缺口,感應自然的脈動,便可以把整個民族的福祉維繫起來,慢慢改變社會大我的命格。正如西佩倫在小說結尾,尤西給槍決以後寫道:

    如果一個有遠見的人,在那個漆黑的夜裡偷偷地溜進墓地,走到墓穴裡的那攤鮮血和那堆屍體旁,仔細傾聽四周的寂靜,那麼他可能從中觀察出某些端倪。不過,他那時最強烈的感覺未必是恐懼。春天來了,墓地裡一片蓬勃的生機,樹木開始抽出嫩芽,鳥語花香為正在茁壯成長的孩子們帶來了極大的歡樂。他們正日益接近人類世世代代夢寐以求的幸福,直至今天,他們仍然認為,肉體及其需求、社會和其他這樣的東西,同對幸福的理解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事物雖然還處於初階段,但是來日方長,不管怎樣,我們已經到達了這樣的階段:不少人在走向死亡的瞬間,嘗到了這種幸福的滋味。

    這口吻像極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收結時所言:我們大概只能相信薛西弗斯每天反覆推石是幸福的。在《海鷗食堂》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強調了芬蘭人以「希甦力」鑽開的心靈缺口的接駁點是——森林。

    4 「希甦力」的保育:對森林的虔敬

    《海鷗食堂》電影和小說的分別在於正子詢問為何芬蘭人如此平和,湯米想也不想便答道:「因為我們有森林!」而在小說中,甚至說森林裡有神,森林是神聖的場所。現在的芬蘭人對森林可能真的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在芬蘭不無災劫的歷史中,他們對森林做過不少侵害。《神聖的貧困》的主角尤西便曾當過伐木工,他說當一棵樹倒下時,四周顯得份外寂靜,彷佛是在屏息抗議似的。書中也記載,佃農會以火燒的方法開拓耕地,而尤西之所以當上伐木工,大概是為了應付當時的俄國移民湧入,急於建屋安置的社會需求。又在上面提過的獨立戰爭後,為了給蘇聯賠款,芬蘭當時的主要財源就是木材貿易,於是當時芬蘭的森林面積減少了不少。大概就是這共過患難的背景,令現在的芬蘭人對森林都帶著一份虔敬。

    在電影中正子跑到森林採蘑菇,卻空手回到海鷗食堂,當被問及蘑菇的下落時,正子竟然感到茫然。當她回到酒店,寄失多時的行李終於送回來。當她打開行李時,裡面竟然全是剛剛採到的蘑菇泛出金光。之後正子便說要回日本了。這個設定相信令不少觀眾摸不著頭腦,在寫實的基調中,這樣魔幻的場面究竟是想表達甚麼含意?正子來到芬蘭的原因,乃因照顧多年的雙親相繼去世,生活彷彿失了重心,故像安徒生一樣,藉遠行來調節心神,所以行李象徵著有待整理的情感包袱,而遺失可視為正子潛意識的狀態——欲甩棄又不捨,留住又拖著自己的腳步,所以便投射出寄失而遍尋不獲的懸疑狀態。蘑菇是在朽木表面出生,正好象徵在老病的悲哀中現出的朝氣。所以蘑菇出現在寄失的行李中,是代表正子的潛意識終於可甩棄舊包袱,重新找著新生活。

    關於採蘑菇的情節,小說跟電影不同,在小說正子是誤採了顏色明麗的蘑菇,結果只是沾沾唇便出現面部間歇麻痺的癥狀。正子來到海鷗食堂,道明表情僵硬的原因後,幸江便叮囑以後不能亂採。記得逛芬蘭書店時,確實見過不少採蘑菇手冊,在芬蘭甚至有全套的蘑菇郵票,相當美麗。小說的中毒情節,可能就是要給正子傳達鮮活的新事物不一定就是恰宜的新猷,同樣不應因舊的回憶中有腐朽的況味,便扼殺了它的全部價值。無論是電影還是小說,正子都在到過森林後,決定要回日本,去面對在父母離世後奪走其家宅的弟弟一家。所謂「小確幸」不一定對當下處境的認同和感念,更是對過去纏結的解放,嘗到豁然開朗的一刻,就像電影《阿甘正傳》中,在戰爭中失掉雙腿的退伍軍官,在船頭看著落日,突然轉頭向划船的阿甘說:「此刻我和上帝和解了!」小確幸,可能是為大勇毅代價的疏導,是迸發力量的調控閥。

    森林,對於芬蘭人來說,就是這樣的調控閥,也成為個體尋獲「小確幸」的靈性場。芬蘭獨立自主的發展是社會邁向現代性的里碑,康德在《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指現代文明的特癥就是人類社會敢於運用自己的知識去克服種種自然的窒礙。自然彷彿成了文明的他者。弗洛依德在 《幻象之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中也指人寧願生活在文明造成的囿限,也不接受生活在自然的困籠裡。芬蘭的森林就好像《阿甘正傳》中上尉的斷腿,它以傷口和美景告訴人珍惜所餘,以平靜的等待來引導人與自然和解。這大概就是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晚年沉醉研究森林時常強調的「種子的信仰」(Faith in a Seed):

    我不相信
    沒有種子
    植物也能發芽
    我心中有對種子的信仰
    讓我相信有一顆種子
    我等待著奇迹

    芬蘭森林樹種算不上多元,只有一種紅褐色樹皮的歐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挪威雲杉(Norway Spruce)及兩種樺樹,其中一種垂枝樺(Betula Pendula)又名銀樺則在1988年給芬蘭人民投票選為國樹。垂枝樺的樹皮顏色很淺,有助它在夏季永晝或冰雪反光之下反射陽光,保持樹身温度合適。加上,在極光之下,白色樹身又給染上詭異色彩,令它跟許多民間傳統連繫起來。在《環遊世界八十樹》(Around the World in 80 Tresses)便以芬蘭垂枝樺作為書的封面,林間有鹿隱沒,有一種靈視寂靜的氛圍。

    《海鷗食堂》拍攝完後,老闆也很喜歡那胖海鷗的招牌,於是將之保留下來,又將自己的食堂正式改名為「海鷗食堂」。店中的陳設跟電影有少許差別。電影為了方便鏡頭推移,所以將櫃位移到店的後方橫放,這樣能拍到本地居民站在櫃窗外,對幸江評頭品足,說她個子小得像個孩子。電影中的櫃台後放了一張長枱作為煮食用的「中島」,現櫃台移回跟牆並排的凹陷處,這樣店會變得更具景深。店跟電影的設定還有一處不同,就是店裡還有售賣許多木製家品,木匙、木杯、木鍋鏟子等……相當具北歐簡約田園風。這令我想起自己喜歡的日本木器大師三谷龍二那本教我愛不釋手的《木之匙》:「每次收到送回修理的木器,都讓我彷彿感受一種悠然的生活深度,也提醒我日常生活中不只是繁雜紛擾,還有如此緩緩流逝的時光。」





    店內還有售賣水瓶,每張桌子都有這樣一個方體圓頸的漂亮水瓶,我們買了一個清玻璃,一個磨砂玻璃。瓶上的那段字,就是介紹梭羅的生平,指他是其中一位環保先鋒,有幾年特別離開城市生活,去湖畔建了一間小屋,並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模式,所以特別將水瓶稱為「梭羅瓶」,以表示對其信念的認同。《瓦爾登湖》是梭羅早期的作品,側重自我成長的紀錄和個人性情的模塑,上述的《種子的信仰》則是如何通過跟環境和自然的契合,成就豐饒和互惠互助的共生,是對新生代模式的思考,我想這也正好是芬蘭「希甦力」運作的軌跡。瓶子原來沒有蓋子或塞子,在芬蘭空氣較潔淨尚可。我買了瓶子回港,用來載飲用水,不能任它暴露在香港污染的空氣中。本來想找個酒塞作蓋,最後在無印良品找到了一個放曲別針的小圓筒,直徑跟瓶口直徑剛好搭配,相對穩當。這篇文章就像那圓蓋,確保我從芬蘭帶回來的對「希甦力」的領悟不被塵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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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注


    民眾現身還夠用嗎?——評《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

    石期舟
    中大文化研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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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是彭麗君教授的新作,作品有一個特別的意義:本是借用阿倫特關於現身政治的概念,論述雨傘運動及後雨傘時期的一舉一動,但從書寫到出版剛巧碰上了香港最新的社會運動,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似乎對「民眾現身」(民現)的概念加以套用、加以闡述、加以改變了,《民現》出現得太遲或太早,但這個時候也可能恰好:因為可以從《民現》關於城市民主的指向來思考新樣式的社運及香港其後的政治。《民現》共分成八章節,梳理雨傘運動前後時期,亦談及政治、司法及城市權等未來政治的聯想。我意圖探問:當中強調的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互聯性是否足夠回應反送中運動?即使民現足夠論述雨傘運動及解構後雨傘時期的香港狀態,我們也需要為「民眾現身」與反送中運動作出反思。

      整合雨傘及後雨傘時期是屬於解構、重建歷史的一個部分,但極具爭議的仍然是當中所提出的「民眾現身」對現今香港政治的可能性。彭麗君為香港其後的政治想像提出「城市權」的模式,而關於當下的政治,民現似乎不能夠滿足需要:事關香港人經歷了後雨傘的政治低潮以及批評、失敗甚至絕望的情感,所以民現雖能反映雨傘運動,但不至於足以讓我們繼續視反送中運動為「民現」,然而,我期望通過解釋民現不可能的狀態而指出現今的政治困窘,並進而追問:我們是否/如何走進民眾隱身?

      「民眾隱身」的出現
      機緣巧合下我入選台灣文化研究年會2020,並且將就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政治空間提出「隱身」的論述。這裡並不是借用比較文學學者阿巴斯所寫的消失的政治,亦非當中的「消失的空間」(space of disappearance),而是循著彭麗君所書寫的「民眾現身」(appearing demos)直接構想一個相對的政治關係:「民眾隱身」(disappearing demos)。我明白彭麗君所指出及堅信的現身政治,就如雨傘運動中所構建的共居狀態,需要作出許多有效及無效的溝通和協商,是一群人為了一致/不同的政治目的凝聚成民眾(demos)的緩慢過程,這種在公共領域創建出來的空間,所有的內部溝通都是民眾現身的舉動。可是反送中運動,民眾凝聚而上,從一百萬到二萬到其後的警民對恃,都令我不能忽視民眾初上街的強烈論調:「不要走雨傘的模式。」不論是雨傘的長期佔領、對自身沒有隱藏身份的不安、去大台化的指向,民現當然是建基於雨傘運動的「共居」現身政治,但其連續的、低效的模式帶來是失敗的佔領。這種「失敗」的情緒提醒了反送中部分參與者,關於雨傘運動的參考價值就是不要依戀長期佔領。

      實行「民眾隱身」
      當然,民現仍能套用至反送中初期是因為一眾個體經歷了後雨傘政治低迷時期,突然而來的運動讓民眾不知所措,「個體」沒有明確的方向,所以初期的模式,仍然存在雨傘運動的影子。但民現所「看到存在」的佔領模式並非如同反送中後期的發展,抗爭趨向「隱身」:我們/他們被呼籲從個體走出現身的空間開始就需要以隱身作為行動。簡單來說,不要暴露身份,亦無必要進行低效而洩露訊息的溝通,強調主體與主體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眾多主體任意在內發展而不知其所蹤、其所人、其所行。雖則我可以借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抗爭流動以補充民眾隱身的需要,但我並非說明民隱就沒有如同民現從個體走向集體的流動模式,因為本身沒有取向的「個體」因應現場情況改變其個體特質,並參與某個主體的行動是確實存在,但這種過程,我可以直接說是:快速、被動、高效,基於行動前的網絡世界協商及當下隨事態改變的「如水」流動,都是講究「速度」作為抗爭政治,過程中沒有需要「個體身份」現身的需要。縱然民隱在實際的進程中帶有隱憂,因為身份隱去後,「內鬼」、「出賣」、「陷害」就因而生成,但這亦推動了民隱的進化,就是地下化的身份現身過程及認證,並建立各自的一套現身模式。

      誰主民隱?
      雨傘時期的民現所產生的不足往往提示我們在反送中運動中如何置身現身的空間,但要看到存在的現身事件(event of appearance)及以不同形式(form of protest)表達訴求的抗爭似乎不再是現今香港話語的流行,因為在一整年的脈絡中,我們看見現身的政治慢慢拖長,亦慢慢成為被施壓的部分,作為「客體」,現身的民眾似乎已經走向避免現身的取態,批判現身的效能,對現身的空間所作之執意亦困惑。正因如此,我定論如此的脈絡變化是趨向民眾隱身,香港人正走向民隱,尤其後國安法時期的一舉一動都變得被動,亦是可被監控、起訴,諸如此類的掣肘使民眾走向隱身。當然,我會在論文詳細解釋隱身的形塑及流動,這裡並沒有說明隱身是帶來解決方案,而是一種新的開拓及政治建構的論述。只是,民隱在不同「個體」演繹的,是新一波政治冷感,還是隱身作為政治?

      透光


      【得獎散文轉載】後記

      周漢輝
      信耶穌,寫詩與散文。文學導師、評審。2018年參與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2020年憑詩集《光隱於塵》獲文藝復興純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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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咖啡的氣味差不多穩定下來。那大概是一杯特濃咖啡,但不在近處。我這樣嗅著,因我想著。

        你問我是不是下定決心去咖啡店工作。我像準備就緒上班去,說咖啡也是一門學問與手藝,再說過往也在書店待過,書和咖啡在我的人生裡很合拍。

        你擠著眉盯視我,對我自以為有理的話無感。如此眼神,直像來自我離開香港前,在一間茶餐廳中勸說你接受我的決定時,那個故作鎮靜的你──我點了咖啡吧,而你從來不喜歡氣味濃烈的飲食。說到後來,你直問,參與國際文學交流有何用?

        我可以交出許多理由應付別人,但面對你,只可以岔開話題至辭職這回事,安慰你我在小學校務處工作幾年了,回來後再找相若的職位理應不難。

        你隔著杯碟醬漬盯視我的眼睛,那麼篤定地懷疑,非得從中無視時光不可──看三個月後我由美國重返香港,在多次求職面試上所見。一所小學到另一所小學,同鄉會辦學的、基督教的、佛教的,有時候只是面見主任,有時候獲副校長接見,有些學校計較我會不會會計,另一些學校沒表明有何不滿,卻在事後不再有回音。難得碰上有機會進校長室多聊幾句,我如實道出離職是為了參與國際文學交流計劃,對方按常理追問我是用英文寫作嗎?我回應有朋友代譯作品,而在外地靠Google translate幫忙溝通。不料換來其憶述年輕時放棄赴新加坡發展,然後好意提醒,做人要知輕重,做夢需要付出代價。我透徹明白,沒有不認同,那代價應該包括聽了陌生人的訓誨仍無下文。

        手機上臉書載有我在美國的日記,指頭順推日子,觸及的都化為求職面試的不順,不知對自己還是對世界的怨言酸話。正要多寫一筆,一位僅在網絡結緣的臉友傳來私訊,關心我找到工作沒有,有沒有興趣到他經營的咖啡店當店員。

        和你共居的狹小住處裡,窗框是一個「田」字,即恰恰有十架掛於頭上。臉友還表明基督徒的身份,我有愧於自己的少信。十架後有昨天下過的雨,令我想起更早的一場雨來得迅急,伴著多層黑雲,扭旋壓下。那是在美國的中部小城逗留了兩週左右,我已開始養成生活的規律,每天總得抽空,通常是下午近晚,由旅店旁的河邊依水散步,穿過大學校園內的多座小樓、劇場,進入鋪展開草原的市鎮公園,一去一回至少兩小時。我不是不察覺天色轉暗得不尋常,只是已走遠了,隨身布袋中又備有雨傘,便讓事情順勢而行。撐起折疊傘才發現無用,逆風推進時雨水照樣灑遍身上,還得手按傘布為傘骨助力,以免傘毀當場。風雨像拗曲扯長回旅館的路,直至遇上三名白人學生冒雨奔跑還在嬉笑,我終於踏進旅店聽見房務員說,剛才有龍捲風吹襲。

        為何容讓懵懂的我存活下去?在旅店房間洗澡,晚上還要出席交流計劃中首個作家生日會。蓮蓬頭灑下的一場雨,在後來寫的詩裡,下於那扇窗外那十架後,讓我思考。這就是了嗎?

        手機倒忽然響起,一所中學打來找我簽合約去。這就是了嗎?咖啡的氣味原來一直無定,我再嗅不到了。

        只有你的盯視,始終篤定地懷疑我。

        2

        《聖經》上記載以色列人逃離埃及,在曠野缺糧,耶和華賜下「樣子像芫荽子,顏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 稱為嗎哪的食物。對我來說,在中學求得一職,也是嚐到我的嗎哪。沒有教育文憑、教師資格,唯有當教學助理,而說穿了即承擔各項教師不想做的雜務,影印、監考、製作展板、看管初中學生午膳,諸如此類。《聖經》上的嗎哪故事發展下去,以色列人吃厭嗎哪,反而想念埃及的奴隸生活有酒有肉。數千年後我卻喜歡那所中學與住處相距五分鐘的腳程,可以免除交通的時間,睡得盡量充足,也可以省減膳食費用,與你在中學附近趕及吃時段完結前的早餐,還有下班時份的下午茶餐,以此代替午膳和晚飯。多光顧茶餐廳、潮州粉麵舖、台式鹵肉飯店,當然逃不了麥當奴。

        你看著各持餐票站得橫七豎八的人們,問我記得那時候的這裡嗎?我把薯條放進你的口中,點一點頭。那日清晨食客疏落,我們匆匆吃了早餐,忍住淚水,才返回住處。你早說過不會相送,我們就在此分別,像我不過日常上班去。忍住可忍的淚水,不可忍的都沾濕彼此的髮鬢和肩膊,留給對方細碎的自己,成了我飛抵美國後寫下的第一首詩。

        沒有你在旁的早上,旅店小餐室裡人不多,尤其在我慣常到來的八時許,所以只夠放置四張小餐桌的空間也不見太擠迫。早餐供應至十時,我特意早起,搭配餐飲,又趁人漸多的九時半之前離開。小餐室隔壁的房間,在交流計劃期間暫作交誼廳,我與部份作家幾乎天天取早餐過來,拼桌閒聊,像中國大陸的C、毛里裘斯的U、印度的M﹐也有像委內瑞拉的J喜歡獨自坐到窗旁,吃喝並眺望晨光照亮河水。

        說得仔細一點,我會帶同側背包,偷偷藏起好些食物,才步來交誼廳與作家們碰面。計劃結束後,他們還記得旅店的免費早餐嗎?還記得冰箱內的塑膠蛋嗎?他們曾經打趣說,這一款塑膠包裝的雞蛋,只是膠製品。我也一起笑了,但做簡便晚膳時會用上一二枚,切塊作菜。是的,早餐的物資也用於晚膳。畢竟已放棄一份逐年加薪的穩定工作,即使有主辦機構提供按日計的生活津貼,我也無法不為日後好好節省。

        3

        午間先吃從小城超市購得的美版辣味杯麵,或索性不吃便外出。旅店屬於小城的大學,大學是小城的核心所在,大學圖書館只與旅店相隔一片草地。館藏中有大量華文文學書籍及史哲古冊,然而我看得最多的竟是外語書。是看,說不上讀,英文以外的皆不懂,而其實英文我也懂得很皮毛。亂翻群書下遇上James Wright的詩集,喜歡他寫出自然景物中的動靜和靈光,後來在交流計劃安排的芝加哥之旅,遂帶他的詩選集上路;因讀過Raymond Carver的作品中譯本,記得其妻是詩人Tess Gallagher﹐在書架上她的幾冊詩集間,發現她與日本僧人作家瀨戶內寂靜的對談錄《Distant Rain》,採奏摺式設計,展開來一面英文,一面日文;逐一翻看村上春樹為Raymond Carver譯成日文的全集,又在後來得知Carver也曾兩度居於這小城。

        看了再多,但我在館中一字無成,倒多次遇見亞美尼亞的P和他的手提電腦,聽說小說的進度相當理想,可惜他不用臉書。我的詩大多成形於出離館外的沿河散步,早餐時儲留下來的香蕉,同是塑膠包裝的餡餅及蛋糕,皆為步途上的體能作補充,風景則補充內心。沒有龍捲風的河道,流經疏落的大學建築物,運送著跟香港斷然大異的時光,讓我誤解世界本是這樣子。人跡大概剩下自己,劇場外的芒草搖示風,一棵樹獨立於市鎮公園邊緣,它在入秋後葉色漸燒成火紅,秋深時落盡繁葉的殘相,倒映於河流氾濫復又退卻風乾前的積水,我都見識過,像也見識過魚屍腐壞在草地中央,一家七八口的水鳥沿人行道走一段便起飛,另一群為數更多的同類躍下河裡,由流水穩接推送,你想見的松鼠跑過眼前,身影像草間盪起的一小朵波浪。

        我拍照和攝錄短片,留待於旅店傳輸出去,想讓你看見。尚有房間內的兩張床,我只睡上一張,想你在近窗的另一張安睡,也想你多用浴缸,你多麼渴望泡浴,而我終究有一張小書桌,就有一立足點支承穹蒼萬象,凡此好意在網絡通話中,告訴你的比沒說出的少。當我醒在約定的凌晨,按止手機鬧鐘,啟動通訊App,進入你的午後,你告訴我正吃著快餐店的下午茶,最便宜的一款,也許是吃完了,站在商場的角落,借用公共Wifi上網,打算入黑前回住處,煮泡麵解決下一餐。你說,松鼠和水鳥皆收到了,不錯,還有什麼要告訴你?聽你說了,我竟不懂說話。距離十三小時,香港領前運行,你先抵擋生活的難處,我才有難忘的愜意對你隱瞞。你說。你說,有什麼要告訴你?我沒有告訴你芝加哥的詳情,新奧爾良的所見。直至那天你說疲累了,站得累了,也不僅雙腿,手,嘴巴,總之累透。你說罷了,不如待我回來再說。

        4

        斷了聯絡後,芝加哥之旅起行。台灣的H領行乘搭當地地鐵,車廂地板黏糊鞋底的感覺,阻礙不了我看車窗外的舊區,車停時看進老樓房中的一個房間,你身處其中,抱著雙膝坐在窄床上,瞧瞧電視機,望望窗外,不知道遠方小城的旅店浴室,堪可收納你作息的空間。你關掉光源,一室漆黑裡隱有泣聲。一行多人在Howard車站下車,H要帶大家去酒吧聽爵士樂。

        酒與食物儼如《約翰福音》首句:太初有道。這道是語言,比文學更切入作家間的關係,像聽爵士樂前吃的墨西哥菜,像小城旅店的交誼廳附設廚具,與我較多相處的作家都曾在此下廚。立陶宛的A烹調素菜藜麥餐,蒙古的B做牛肉湯鍋,至於日本的Y,入住之初,他已試煮米飯,結果從電飯鍋舀出稀糊來,我堅持要了一碗,以他的醬油佐食。由日本動漫遙遙教育成長,我怎會想像在美國親身認識一個日本人?我用手機播出森田童子的〈我們的失敗〉,他說知道這首歌是九十年代日劇《高校教師》的主題曲,未幾我說起喜歡流行偶像歌手森高千里,他意想不到吧,鬍渣勾勒淺淺的笑容。交流計劃讓作家們分批在小城公共圖書館,主講文學講座,我選講日本童謠詩人金子美鈴的詩,照讀預先撰妥的英文稿後,Y受我所托以日語讀出一首金子的詩〈こだまでしょうか〉,中譯為〈你是回聲嗎〉:

        如果我說:「一起玩?」
        你說:「一起玩!」

        如果我說:「蠢材!」
        你說:「蠢材!」

        如果我說:「我不想跟你玩了。」
        你說:「我不想跟你玩了。」

        然後,過了一會兒,
        變得孤單。

        我說:「對不起。」
        你說:「對不起。」

        你是回聲嗎?
        不,你是每一個人。

        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後撫慰人心的詩作,亦撫慰決定提早離開,回到你身邊的我。乘早班飛機的清晨,只他一人早起送別我,擁抱我說我們會再見時,我肯定彼此有點淚光。

        再見已於十個月以後,趁中學不讓我續約,小學校務處的新工作尚未上任,我飛往東京旅行,當然與你同行。兩年前我們到訪神保町,雨水中的狼狽匆忙,換成約定由Y帶領,穿梭暑夜的黃燈小巷。你著我不用顧及你,跟他多聊。我和他對飲生啤,啃下生薑條佐喝清酒,不忘為你生理所需,一起設法在偌大的日本首都,找一碗溫熱的紅豆湯以緩腹寒,像夏去冬來又轉春,肺炎疫災自北南下,香港口罩短缺,你著我在城市逐步萎頓中向東傳訊求助。當速遞的紙箱由日本遲遲寄至,此夜窄床上我與你平躺,光源連同疫情擴散全球的新聞一併關掉,進入你所說曾經獨對的幽靜,卻隱有泣聲。窗框的十架外早已沒有雨,但這就是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