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由小說家童偉格、胡淑雯共同主編,收錄了郭松棻、邱永漢、楊照等三十位作家的白色恐怖書寫,也是國家人權博物館與春山出版合作出品。簡義明在書評中作出這樣的結語:「(小說選)讓問題感與疼痛感帶著我們重讀這些小說,讓閱讀這樣安靜與個別的行為成為持續發生的事件。」
2020年底開展的「人權藝術生活節」,提供了公共閱讀平台,以音樂會、劇場改編、小說讀演等多重形式,令白色恐怖書寫持續延宕出各異的聲音。而11月21日的開幕講座〈拉波德氏時空與負罪的人—白色恐怖與臺灣小說〉,由童偉格與胡淑雯擔任嘉賓,導引讀者重新記憶那些「本質上不能被記憶的歷史」(童偉格)。
偶然的時空,命定的孤兒
在連日陰雨的新店,從一種雨季生物談起。
馬達加斯加島上,拉波德氏變色龍,一生中無法見證兩個雨季的物種。牠們在第一個雨季來臨時破土而出,急忙交配、產卵,趕著在旱季來臨前死去,並把未生之蛋埋在地底。等下一個雨季來臨,新一批拉波德氏又急忙出世,重複著父母們的所有工序,繼而又迅速消亡。「每一隻拉波德氏變色龍都是特異的孤兒,命定要在有生之年學會成為這個物種。」拉波德氏奇特的生命狀態引起了童偉格的留意:「牠們沒有見過父母,並且非常艱難地重複著前行者的道路。」
而這種消失與重生反覆運行,造成的究竟是健忘,還是本質上的不容易遺忘呢?
吳叡人在新一期《春山文藝》撰文評論《白色恐怖小說選》,童偉格也在講座中沿引:「在歷史上,台灣是主要由外緣作用力塑造的,是非常偶然的生存空間。而每一次外力都帶來新形式的規訓和懲罰:否定舊生活,滅殺一些人的記憶。那些被滅殺了舊情感的人,也許就會像拉波德氏一樣,有日突然明白,在他的有生之年,要想辦法將那些被湮沒的記憶、被破壞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方法,即使無法復原,也要深刻地記住。」在特殊的歷史回環下,台灣每一代寫作者都必須在迷霧中摸索前後,趕在個體消失以前,把詮釋的種子埋在地底,等待下個代際重新摸索,如同一種宿命。
緣此,童偉格特意提及小說選的第二卷:「其中所收錄的作品,對我而言有種相似的情感:新世代所面對的環境雖然不允許(他們存有足夠的歷史記憶),當他們成熟之後,卻能對舊時代產生揣摩。」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也在評論中寫道:「也許只有文學有能力喚起那些記憶,人們因此才得以在記憶的縫隙中,看到眾生,聽到眾聲。」對於正在面對被失憶、被取消的香港人而言,如何在旱季來臨前埋下一顆留存記憶感覺的蛋,亦是非常迫切的問題。
在贗體與真實間,失語再書寫
而這些被埋葬了一整個旱季的受難史,也有著相似的破殼而出的程序。童偉格以楊照的生命經驗為例——
楊照的外祖父許錫謙是二二八受難者,但在漫長的白色恐怖年代,他幾乎只能從家人的竊竊私語中略知一二,事實仍舊是面目模糊。「這幾乎是標準的台灣知識分子瞭解受難歷史的程序:通常是讀大學的時候,或憑藉自己的努力,或從他人口中得知,才能得到完整的版本。」而當十八歲的楊照終於知道事件起末,也感受到非常強烈的衝擊,童偉格稱之為「在台灣生存,對歷史最基本的身體感受」:「你發現你所活過的歲月,原來是個贗體的版本,但現在你知道了更接近生命事實的版本,卻發現真實本身也在瓦解,因為你找不到可以對話的人了。」
這是令人非常絕望的過程,但事實的確如此。童偉格提到在楊照的口述歷史中,曾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細節:許錫謙在南方澳附近遭殘忍捕殺、後埋葬於花蓮,在漫長的白色恐怖期間一直無人敢去祭拜。其家人明確記得,直到白崇禧將軍來台宣慰時,至花蓮哀悼許錫謙,此後當地親友才漸漸敢於前往祭悼。然而仔細探尋史實,卻會發現白崇禧當年來台時間甚短,並未到過花蓮。當年第一個悼念許錫謙的是誰?為何楊照家人會產生錯誤記憶?一切已經無從得知。
「我們現在所生存的空間,有點像是偶然中的必然。往前看,往後看,不由覺得未來跟歷史一樣不詳。」童偉格勾連起黃崇凱〈狄克森片語〉中的最後一個片段,也正是在描述這樣一種「退回原初、察知到無記憶、並且開始記憶生命構成起點的過程」。面對一次次被迫失憶的宿命、真實不斷瓦解這一不可逆的事實,書寫者(或是被動地)發展出一種重新勾勒的本能,也改變了以創痛、情感為基調的歷史事件書寫,從而催生出新的能量。
從謎語到再現,開啟更複雜的記憶
一切都指向那個不可名狀、能夠置諸死地而後生的記憶場。記憶之中也包含失憶。
胡淑雯接續回應拉波德氏的宿命,也道出這一點:「關於白色恐怖我們還有更多故事可以說。當我們被埋在乾燥的土壤裡頭,等待著雨季,等待著某種濕潤來通告我們安全,而可以探頭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在記憶的過程中,首先面對的是失憶。」
釀成失憶的原因眾多,有集體的,有私人的。胡淑雯提出的幾個文本,都潛藏著失憶的線索。李渝在〈夜琴〉中書寫一個人人都要去不見的時代——「父親沒有再回來,丈夫也是不見了。」在這些「敏感如幻聽如幻覺的、安靜的調性」文本中存有許多謎語,胡淑雯提醒我們:當事件不能被明說時,只能像謎語一樣被丟出來,能懂得人就懂,若是被不該看懂的人看懂了,則會遭逢危險。
另外一篇文本,郭松棻的〈月印〉,書寫了一位因猜忌而告發丈夫、使得丈夫與同仁被處死的。後來人們從檔案中找到相似的真實事件:妻子向憲兵隊告發了丈夫,丈夫與其外省同事李老師被處死,讀書會的同學也均受牽連。日後妻子改嫁特務,而他們的女兒也是在長大成人後,才從親人口中陸續得知這件事。「在小說結束後,現實中人們的命運沒有結束,時代對人們的形塑也沒有結束。人在災難之後,還是要辛苦地在夾縫中找到生存下去的勇氣,而我們所讀到告密者、反叛者的人生,也並不是那麼扁平的人生。」
而比照兩篇小說後,關鍵的記憶線索浮出水面:胡淑雯觀察到,李渝在小說中指認出行刑的水源路刑場,正是郭松棻小說的事件原型中李老師被行刑的地方——歷史在此扣合。
「某個意義上,我覺得我們的社會還存在一種幸運,那就是我們走過了不能夠說、所有記憶都被剝奪的狀態,又開始面對一場從天降下的雨。這場攜帶著過去的雨水,還帶有某種可以滋養我們的東西,讓我們在破土的、面對無知的一刻,獲得更多線索,從而讓我們記憶更豐富。」如果一開始你在心中有這樣的疑問:拉波德氏的輪迴,除了續命,還有其他意義嗎?那麼至少此刻,我們仍然能夠從中看見某種隱秘的變化,是在失憶中尋索而疊加起來的,上升的軌跡。
「這套書的編纂更多是對於過去的梳理,而我們要思考的是,是否能在當下、在未來,寫出更多可以超越過去的作品。」胡淑雯展望著一個持續發生的寫作,在未知的旱季來臨以前:「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開始有那樣的餘裕和心力,去開啟一個更複雜的、更有意思的白色恐怖記憶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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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是彭麗君教授的新作,作品有一個特別的意義:本是借用阿倫特關於現身政治的概念,論述雨傘運動及後雨傘時期的一舉一動,但從書寫到出版剛巧碰上了香港最新的社會運動,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似乎對「民眾現身」(民現)的概念加以套用、加以闡述、加以改變了,《民現》出現得太遲或太早,但這個時候也可能恰好:因為可以從《民現》關於城市民主的指向來思考新樣式的社運及香港其後的政治。《民現》共分成八章節,梳理雨傘運動前後時期,亦談及政治、司法及城市權等未來政治的聯想。我意圖探問:當中強調的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互聯性是否足夠回應反送中運動?即使民現足夠論述雨傘運動及解構後雨傘時期的香港狀態,我們也需要為「民眾現身」與反送中運動作出反思。
整合雨傘及後雨傘時期是屬於解構、重建歷史的一個部分,但極具爭議的仍然是當中所提出的「民眾現身」對現今香港政治的可能性。彭麗君為香港其後的政治想像提出「城市權」的模式,而關於當下的政治,民現似乎不能夠滿足需要:事關香港人經歷了後雨傘的政治低潮以及批評、失敗甚至絕望的情感,所以民現雖能反映雨傘運動,但不至於足以讓我們繼續視反送中運動為「民現」,然而,我期望通過解釋民現不可能的狀態而指出現今的政治困窘,並進而追問:我們是否/如何走進民眾隱身?
「民眾隱身」的出現
機緣巧合下我入選台灣文化研究年會2020,並且將就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政治空間提出「隱身」的論述。這裡並不是借用比較文學學者阿巴斯所寫的消失的政治,亦非當中的「消失的空間」(space of disappearance),而是循著彭麗君所書寫的「民眾現身」(appearing demos)直接構想一個相對的政治關係:「民眾隱身」(disappearing demos)。我明白彭麗君所指出及堅信的現身政治,就如雨傘運動中所構建的共居狀態,需要作出許多有效及無效的溝通和協商,是一群人為了一致/不同的政治目的凝聚成民眾(demos)的緩慢過程,這種在公共領域創建出來的空間,所有的內部溝通都是民眾現身的舉動。可是反送中運動,民眾凝聚而上,從一百萬到二萬到其後的警民對恃,都令我不能忽視民眾初上街的強烈論調:「不要走雨傘的模式。」不論是雨傘的長期佔領、對自身沒有隱藏身份的不安、去大台化的指向,民現當然是建基於雨傘運動的「共居」現身政治,但其連續的、低效的模式帶來是失敗的佔領。這種「失敗」的情緒提醒了反送中部分參與者,關於雨傘運動的參考價值就是不要依戀長期佔領。
實行「民眾隱身」
當然,民現仍能套用至反送中初期是因為一眾個體經歷了後雨傘政治低迷時期,突然而來的運動讓民眾不知所措,「個體」沒有明確的方向,所以初期的模式,仍然存在雨傘運動的影子。但民現所「看到存在」的佔領模式並非如同反送中後期的發展,抗爭趨向「隱身」:我們/他們被呼籲從個體走出現身的空間開始就需要以隱身作為行動。簡單來說,不要暴露身份,亦無必要進行低效而洩露訊息的溝通,強調主體與主體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眾多主體任意在內發展而不知其所蹤、其所人、其所行。雖則我可以借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抗爭流動以補充民眾隱身的需要,但我並非說明民隱就沒有如同民現從個體走向集體的流動模式,因為本身沒有取向的「個體」因應現場情況改變其個體特質,並參與某個主體的行動是確實存在,但這種過程,我可以直接說是:快速、被動、高效,基於行動前的網絡世界協商及當下隨事態改變的「如水」流動,都是講究「速度」作為抗爭政治,過程中沒有需要「個體身份」現身的需要。縱然民隱在實際的進程中帶有隱憂,因為身份隱去後,「內鬼」、「出賣」、「陷害」就因而生成,但這亦推動了民隱的進化,就是地下化的身份現身過程及認證,並建立各自的一套現身模式。
誰主民隱?
雨傘時期的民現所產生的不足往往提示我們在反送中運動中如何置身現身的空間,但要看到存在的現身事件(event of appearance)及以不同形式(form of protest)表達訴求的抗爭似乎不再是現今香港話語的流行,因為在一整年的脈絡中,我們看見現身的政治慢慢拖長,亦慢慢成為被施壓的部分,作為「客體」,現身的民眾似乎已經走向避免現身的取態,批判現身的效能,對現身的空間所作之執意亦困惑。正因如此,我定論如此的脈絡變化是趨向民眾隱身,香港人正走向民隱,尤其後國安法時期的一舉一動都變得被動,亦是可被監控、起訴,諸如此類的掣肘使民眾走向隱身。當然,我會在論文詳細解釋隱身的形塑及流動,這裡並沒有說明隱身是帶來解決方案,而是一種新的開拓及政治建構的論述。只是,民隱在不同「個體」演繹的,是新一波政治冷感,還是隱身作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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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咖啡的氣味差不多穩定下來。那大概是一杯特濃咖啡,但不在近處。我這樣嗅著,因我想著。
你問我是不是下定決心去咖啡店工作。我像準備就緒上班去,說咖啡也是一門學問與手藝,再說過往也在書店待過,書和咖啡在我的人生裡很合拍。
你擠著眉盯視我,對我自以為有理的話無感。如此眼神,直像來自我離開香港前,在一間茶餐廳中勸說你接受我的決定時,那個故作鎮靜的你──我點了咖啡吧,而你從來不喜歡氣味濃烈的飲食。說到後來,你直問,參與國際文學交流有何用?
我可以交出許多理由應付別人,但面對你,只可以岔開話題至辭職這回事,安慰你我在小學校務處工作幾年了,回來後再找相若的職位理應不難。
你隔著杯碟醬漬盯視我的眼睛,那麼篤定地懷疑,非得從中無視時光不可──看三個月後我由美國重返香港,在多次求職面試上所見。一所小學到另一所小學,同鄉會辦學的、基督教的、佛教的,有時候只是面見主任,有時候獲副校長接見,有些學校計較我會不會會計,另一些學校沒表明有何不滿,卻在事後不再有回音。難得碰上有機會進校長室多聊幾句,我如實道出離職是為了參與國際文學交流計劃,對方按常理追問我是用英文寫作嗎?我回應有朋友代譯作品,而在外地靠Google translate幫忙溝通。不料換來其憶述年輕時放棄赴新加坡發展,然後好意提醒,做人要知輕重,做夢需要付出代價。我透徹明白,沒有不認同,那代價應該包括聽了陌生人的訓誨仍無下文。
手機上臉書載有我在美國的日記,指頭順推日子,觸及的都化為求職面試的不順,不知對自己還是對世界的怨言酸話。正要多寫一筆,一位僅在網絡結緣的臉友傳來私訊,關心我找到工作沒有,有沒有興趣到他經營的咖啡店當店員。
和你共居的狹小住處裡,窗框是一個「田」字,即恰恰有十架掛於頭上。臉友還表明基督徒的身份,我有愧於自己的少信。十架後有昨天下過的雨,令我想起更早的一場雨來得迅急,伴著多層黑雲,扭旋壓下。那是在美國的中部小城逗留了兩週左右,我已開始養成生活的規律,每天總得抽空,通常是下午近晚,由旅店旁的河邊依水散步,穿過大學校園內的多座小樓、劇場,進入鋪展開草原的市鎮公園,一去一回至少兩小時。我不是不察覺天色轉暗得不尋常,只是已走遠了,隨身布袋中又備有雨傘,便讓事情順勢而行。撐起折疊傘才發現無用,逆風推進時雨水照樣灑遍身上,還得手按傘布為傘骨助力,以免傘毀當場。風雨像拗曲扯長回旅館的路,直至遇上三名白人學生冒雨奔跑還在嬉笑,我終於踏進旅店聽見房務員說,剛才有龍捲風吹襲。
為何容讓懵懂的我存活下去?在旅店房間洗澡,晚上還要出席交流計劃中首個作家生日會。蓮蓬頭灑下的一場雨,在後來寫的詩裡,下於那扇窗外那十架後,讓我思考。這就是了嗎?
手機倒忽然響起,一所中學打來找我簽合約去。這就是了嗎?咖啡的氣味原來一直無定,我再嗅不到了。
只有你的盯視,始終篤定地懷疑我。
2
《聖經》上記載以色列人逃離埃及,在曠野缺糧,耶和華賜下「樣子像芫荽子,顏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 稱為嗎哪的食物。對我來說,在中學求得一職,也是嚐到我的嗎哪。沒有教育文憑、教師資格,唯有當教學助理,而說穿了即承擔各項教師不想做的雜務,影印、監考、製作展板、看管初中學生午膳,諸如此類。《聖經》上的嗎哪故事發展下去,以色列人吃厭嗎哪,反而想念埃及的奴隸生活有酒有肉。數千年後我卻喜歡那所中學與住處相距五分鐘的腳程,可以免除交通的時間,睡得盡量充足,也可以省減膳食費用,與你在中學附近趕及吃時段完結前的早餐,還有下班時份的下午茶餐,以此代替午膳和晚飯。多光顧茶餐廳、潮州粉麵舖、台式鹵肉飯店,當然逃不了麥當奴。
你看著各持餐票站得橫七豎八的人們,問我記得那時候的這裡嗎?我把薯條放進你的口中,點一點頭。那日清晨食客疏落,我們匆匆吃了早餐,忍住淚水,才返回住處。你早說過不會相送,我們就在此分別,像我不過日常上班去。忍住可忍的淚水,不可忍的都沾濕彼此的髮鬢和肩膊,留給對方細碎的自己,成了我飛抵美國後寫下的第一首詩。
沒有你在旁的早上,旅店小餐室裡人不多,尤其在我慣常到來的八時許,所以只夠放置四張小餐桌的空間也不見太擠迫。早餐供應至十時,我特意早起,搭配餐飲,又趁人漸多的九時半之前離開。小餐室隔壁的房間,在交流計劃期間暫作交誼廳,我與部份作家幾乎天天取早餐過來,拼桌閒聊,像中國大陸的C、毛里裘斯的U、印度的M﹐也有像委內瑞拉的J喜歡獨自坐到窗旁,吃喝並眺望晨光照亮河水。
說得仔細一點,我會帶同側背包,偷偷藏起好些食物,才步來交誼廳與作家們碰面。計劃結束後,他們還記得旅店的免費早餐嗎?還記得冰箱內的塑膠蛋嗎?他們曾經打趣說,這一款塑膠包裝的雞蛋,只是膠製品。我也一起笑了,但做簡便晚膳時會用上一二枚,切塊作菜。是的,早餐的物資也用於晚膳。畢竟已放棄一份逐年加薪的穩定工作,即使有主辦機構提供按日計的生活津貼,我也無法不為日後好好節省。
3
午間先吃從小城超市購得的美版辣味杯麵,或索性不吃便外出。旅店屬於小城的大學,大學是小城的核心所在,大學圖書館只與旅店相隔一片草地。館藏中有大量華文文學書籍及史哲古冊,然而我看得最多的竟是外語書。是看,說不上讀,英文以外的皆不懂,而其實英文我也懂得很皮毛。亂翻群書下遇上James Wright的詩集,喜歡他寫出自然景物中的動靜和靈光,後來在交流計劃安排的芝加哥之旅,遂帶他的詩選集上路;因讀過Raymond Carver的作品中譯本,記得其妻是詩人Tess Gallagher﹐在書架上她的幾冊詩集間,發現她與日本僧人作家瀨戶內寂靜的對談錄《Distant Rain》,採奏摺式設計,展開來一面英文,一面日文;逐一翻看村上春樹為Raymond Carver譯成日文的全集,又在後來得知Carver也曾兩度居於這小城。
看了再多,但我在館中一字無成,倒多次遇見亞美尼亞的P和他的手提電腦,聽說小說的進度相當理想,可惜他不用臉書。我的詩大多成形於出離館外的沿河散步,早餐時儲留下來的香蕉,同是塑膠包裝的餡餅及蛋糕,皆為步途上的體能作補充,風景則補充內心。沒有龍捲風的河道,流經疏落的大學建築物,運送著跟香港斷然大異的時光,讓我誤解世界本是這樣子。人跡大概剩下自己,劇場外的芒草搖示風,一棵樹獨立於市鎮公園邊緣,它在入秋後葉色漸燒成火紅,秋深時落盡繁葉的殘相,倒映於河流氾濫復又退卻風乾前的積水,我都見識過,像也見識過魚屍腐壞在草地中央,一家七八口的水鳥沿人行道走一段便起飛,另一群為數更多的同類躍下河裡,由流水穩接推送,你想見的松鼠跑過眼前,身影像草間盪起的一小朵波浪。
我拍照和攝錄短片,留待於旅店傳輸出去,想讓你看見。尚有房間內的兩張床,我只睡上一張,想你在近窗的另一張安睡,也想你多用浴缸,你多麼渴望泡浴,而我終究有一張小書桌,就有一立足點支承穹蒼萬象,凡此好意在網絡通話中,告訴你的比沒說出的少。當我醒在約定的凌晨,按止手機鬧鐘,啟動通訊App,進入你的午後,你告訴我正吃著快餐店的下午茶,最便宜的一款,也許是吃完了,站在商場的角落,借用公共Wifi上網,打算入黑前回住處,煮泡麵解決下一餐。你說,松鼠和水鳥皆收到了,不錯,還有什麼要告訴你?聽你說了,我竟不懂說話。距離十三小時,香港領前運行,你先抵擋生活的難處,我才有難忘的愜意對你隱瞞。你說。你說,有什麼要告訴你?我沒有告訴你芝加哥的詳情,新奧爾良的所見。直至那天你說疲累了,站得累了,也不僅雙腿,手,嘴巴,總之累透。你說罷了,不如待我回來再說。
4
斷了聯絡後,芝加哥之旅起行。台灣的H領行乘搭當地地鐵,車廂地板黏糊鞋底的感覺,阻礙不了我看車窗外的舊區,車停時看進老樓房中的一個房間,你身處其中,抱著雙膝坐在窄床上,瞧瞧電視機,望望窗外,不知道遠方小城的旅店浴室,堪可收納你作息的空間。你關掉光源,一室漆黑裡隱有泣聲。一行多人在Howard車站下車,H要帶大家去酒吧聽爵士樂。
酒與食物儼如《約翰福音》首句:太初有道。這道是語言,比文學更切入作家間的關係,像聽爵士樂前吃的墨西哥菜,像小城旅店的交誼廳附設廚具,與我較多相處的作家都曾在此下廚。立陶宛的A烹調素菜藜麥餐,蒙古的B做牛肉湯鍋,至於日本的Y,入住之初,他已試煮米飯,結果從電飯鍋舀出稀糊來,我堅持要了一碗,以他的醬油佐食。由日本動漫遙遙教育成長,我怎會想像在美國親身認識一個日本人?我用手機播出森田童子的〈我們的失敗〉,他說知道這首歌是九十年代日劇《高校教師》的主題曲,未幾我說起喜歡流行偶像歌手森高千里,他意想不到吧,鬍渣勾勒淺淺的笑容。交流計劃讓作家們分批在小城公共圖書館,主講文學講座,我選講日本童謠詩人金子美鈴的詩,照讀預先撰妥的英文稿後,Y受我所托以日語讀出一首金子的詩〈こだまでしょうか〉,中譯為〈你是回聲嗎〉:
如果我說:「一起玩?」
你說:「一起玩!」
如果我說:「蠢材!」
你說:「蠢材!」
如果我說:「我不想跟你玩了。」
你說:「我不想跟你玩了。」
然後,過了一會兒,
變得孤單。
我說:「對不起。」
你說:「對不起。」
你是回聲嗎?
不,你是每一個人。
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後撫慰人心的詩作,亦撫慰決定提早離開,回到你身邊的我。乘早班飛機的清晨,只他一人早起送別我,擁抱我說我們會再見時,我肯定彼此有點淚光。
再見已於十個月以後,趁中學不讓我續約,小學校務處的新工作尚未上任,我飛往東京旅行,當然與你同行。兩年前我們到訪神保町,雨水中的狼狽匆忙,換成約定由Y帶領,穿梭暑夜的黃燈小巷。你著我不用顧及你,跟他多聊。我和他對飲生啤,啃下生薑條佐喝清酒,不忘為你生理所需,一起設法在偌大的日本首都,找一碗溫熱的紅豆湯以緩腹寒,像夏去冬來又轉春,肺炎疫災自北南下,香港口罩短缺,你著我在城市逐步萎頓中向東傳訊求助。當速遞的紙箱由日本遲遲寄至,此夜窄床上我與你平躺,光源連同疫情擴散全球的新聞一併關掉,進入你所說曾經獨對的幽靜,卻隱有泣聲。窗框的十架外早已沒有雨,但這就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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