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想寫篇關於新疆(或稱東突厥斯坦)的小說。距離到當地旅行多年,我特意為此翻閱了許多關於巴札或清真寺的影片。平日伊期蘭教徒會每天五次「ṣalāh」,禮拜時間一到,附近的清真寺就會傳出喚拜聲。寺內的人則會跟隨伊瑪目「ṣalāh」,面向克爾白的方向,默念、鞠躬,最後跪拜。巴扎是市集的意思,原為波斯語。每到周末許多當地人就會到巴札做買賣,除了巴札內的古玩、服裝店,外面亦會有些小販檔。偏遠的巴札可能會賣些牛羊、而位於市區中心的巴札則有許多小販叫賣小吃、瓜果和酸奶。
在Google Map的地窩堡機場降落座標,也許當時我正讀着《雪國》,小說開首一句我這樣寫過:
「白日在夜空上懸着,連綿的沙塵一直鋪至地平線。沾灰的飛機朝着地窩堡機場下降。」
有着影子的這句,亦與白夜和灰,我對當地氣候的殘留印象有關。
因地軸偏斜的緣故,高緯度地區如和田市,近喀拉墩古城一帶,人們不時有機會能看見白夜。大概晚上十時,如鬼魅般微薄的日照還會彌留在晚空上,沙塵則沖淡了景緻。沒有北極圈偶而的永晝,古時人們透過觀測太陽的位置決定時間,記得那時身在當地的我,思考過這可不可能只是普通的下午。這白夜的存在或許只是為行政方便,把時區歸一所組成。畢竟太陽只是太陽系的中心,而人身處的世界那是以人為中心。
記得到訪那地的日子,隨遊學團進入的餐廳都十分安全。餐廳門口都會設有安檢儀器,有些會亮燈,有些不會,同樣地讓人感到安心。坐在裏面很少會看到當地人出現在鄰桌吃飯,許多時都是獨立有一個包廂房間讓我們用膳。唯一一次讓我很難忘的是有位維吾爾姑娘在我們用膳時在席間跳舞,她穿着紅色的民族服飾,在切過的烤羊旁邊擺手旋轉,喜慶的音樂則是從卡色帶播放機傳出來的。好像是一個年代活了過來,正以舞動的姿態向我示意,他們正活得如此快樂,即使是一個人在跳舞,那位姑娘也是快樂地跳着,就像向另一個年代的我說:「下位就要到你了。」
因為寫作時想起這位女孩,我也曾嘗試虛構一位名字是赫拉的女孩,將情節如降靈般,降落在她身上。有一段是這樣寫道:
「過道的摺桌放了兩罐青島啤酒,窗外倒着流逝的山巒微微發白,不靜止的火車上,浩賢向男子憶述剛到埗的事。男子剝開花生殼,則說起那上司,即是他表哥,兒時摔進了牛糞。舅舅屯田回來後,聞到他身上那洗不去的糞味,執起樹枝追着他打,結果表哥又栽進了同一堆牛糞。二人喝着啤酒,整晚在交換關聯微妙的故事,談話的音量屢次引來了票務員,赫拉還是整個身子沉沉陷入下舖的床,眼帘緊閉。轉動的眼球似在現實以外追索看不見的事物。
『你夢到什麼?』浩賢又走來撩她說話。
『一個男子在伊犁那拉提草原小便。』赫拉好像真的從夢中睡醒過來地說。
『怎麼會夢到那麼奇怪的事情?』浩賢嘗試忍着笑意。
『因為給你吵醒了,所以夢見不了更好的以後。』她側身面向牆。
『你真的是導遊嗎?對遊客那麼不友善。』浩賢笑了過來說。
『我當然是啦,只是深夜四時不是我友善的時候。』她看看腕上的卡通手錶後說。
到浩賢終於走了後,赫拉又夢見七歲的弟弟蹲在門前看老人在街上叫賣水果。那時赫拉沒有到學校上學,經常湊着他玩踩影子的遊戲。被踏到的影子的人會是輸家,她卻夢見陽光灑照的地上全是像葡萄大小的光芒,連一點黑也沒有。」
那時的我為何會將與她無關的故事與她連上呢?這是從何而來的念頭,重讀自己寫過的故事時我經常如此思考着。
那時我無法回答自己,如果人物是虛構的,是否一切加諸於她身上的虛構都可被赦免。如果後來發現了這確實是某個人遭遇的現實,除了「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一句,我或其他認為虛構的人,又該如何面對自以為的虛構。對於寫作,除了無法想像之外,我經常為這些問題困惑,以至就像這次,我都會把構思過的故事、人物統統揉成一串記號,扔向電腦文件夾的角落去。
除了赫拉,還有穆卡薩、斯拉巴之類,故事圍繞着來自香港的旅客與當地導遊展開,是一個關於如果我開口問過當天女孩「妳快樂嗎?」的故事。
昨日本身想在啟德新建的商場看《沙丘2》的電影,卻買錯了新蒲崗越秀廣場戲院的場次(那處也寫了啟德),看着比想像中窄的屏幕,黃土風沙投射在那布面上翻滾,我暗暗想到如果是看IMAX版就好了,在那時就突然驚覺自己曾經也與阿時在現實的維吾爾自治區看過讓人訝異的沙丘。沙漠連綿地延伸往天際極處,不同的是現實沒有席捲的天然沙暴保護誰,大家都活在幸福裏。
電影有段情節我很記得:當弗瑞曼人的部隊領袖帶保羅母親,看他們戰士的葬禮——屍體被搾壓出最後一壺水,然後流到地下的聖水池,一處約百萬升全是族人魂歸的匯水之處,保羅母親看到那池的時候流了一滴眼淚,領袖卻用指尖把它接過來,然後喝掉,對保羅母親說:「不要浪費身體裡重要的水份在哭泣上。」我就想起那篇我曾想寫下的小說的起源,源於有天不知為何,我腦海好像有把聲音驅使我般,叫我去翻查維吾爾語字典,尋找裏面維吾爾人指涉「眼淚」的文字。
「ياش」是我當時所找到的答案。
而讓這字曾經深深鐫刻在我腦海,一直揮之不去,甚或數年後會忽爾想起,是「ياش」這字,悲傷地竟然同時指涉着「年輕」的語義,然後我就覺得好像有種年輕的悲哀很遠很遠地一直對我呼喚着,試圖指引我寫下更多有關無關的悲哀,讓我不禁覺得虛構與真實之間,起碼我終於能以歡快的語調,代替誰流下幸福美滿的眼淚來了。
而你,或許會是喝掉眼淚的下一位。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三年前,大概沒有人預料到香港會掀起一股本地應援熱潮,正如一年之後,當這隊備受矚目的偶像男子組合帶著汗與淚登上紅館,也沒有人料想過螢幕驟然墜下,以及隨後衍生的一切紛爭和牽絆,混和著各種複雜情緒。跌宕起伏過後,來到2024年的今天,關於Mirror和飯圈生態的種種,有人繼續獵奇,有人退坑離場,不屑和不解仍在,討論和研究卻也不少。只是,那些冷靜抽離的學術理論,能否真正理解連粉絲自己亦無法解釋的熾熱情感?而當理性與熱情同在,融合人類學的田野考察,這些龐然但零碎的材料如何轉化為劇場創作元素,又會變成一個怎樣的故事?
這些問題,在即將上演的劇目《燃燒的星與迷的圖像》(下簡稱《燃燒的星》)中,你或會找到答案。身為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三年共桌」計劃的成員,同時也是「鏡粉」,袁潔敏(Loui)過去曾在劇場擔任不同角色,這次她決定用導演身份講述自己的追星故事。創作過程中,她研讀明星文本、粉絲文化和偶像工業的相關理論,以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形式進行田野考察,將自己作為探問和研究對象,同時觀察並記錄粉絲群體的互動。透過與自己反覆對話,Loui將第一身的經歷和思考轉化為戲劇文本,搬進劇場世界,邀請觀眾一同窺探迷之民族。或許夜空下仰望星星的人,並非全是你想像的模樣?
點解係Mirror?點解要聽你講Mirror?
當初決定發展關於Mirror和鏡粉的劇場創作時,藝術總監陳炳釗問了Loui兩個問題:「偶像有很多,點解係Mirror?Mirror對你很重要,但點解觀眾要聽你講Mirror?」Loui坦言,當時她其實未有答案,但這也提醒了她,必須清楚自己創作的衝動從何而來。
對Loui而言,創作真正屬於自己的、真實的東西,能獲得更大動力。過去幾年投入追星,身處飯圈當中的觀察和感受,令她察覺到每個fandom都是獨特的存在。粉絲群體的互動方式、由此衍生的文化、彼此經歷過的共同回憶,都只存在於某個特定群體,如果搬到其他fandom或虛構的情境中,就會變得不一樣。「始終這是屬於這個時候的香港發生的事。」最後,她還是決定把這些獨特的東西都寫進劇本。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我講Mirror的時候,其實不只是講Mirror。」Loui相信有些答案,會在創作過程中漸漸清晰。一次次全程投入,然後觀察、反思和記錄,她發現每當談及群體和歸屬感,某程度上也回應了她與城市、與香港人共同身份的關係。「(飯圈中)那種自發式的、為了某個理想或很愛的東西而組織很多活動的行為,組織過程中牽涉的個體與大台問題,不停嘈交是內耗抑或正在辨明群體應該遵守的某種共同規則?這些都會勾起以往我在社會運動中見到或觀察到的一些現象。」
她想起有次與朋友籌備一個大型應援活動,連續三天近乎不眠不休,更因此與人發生爭執。「我返工都未至於這樣跟人嘈。之後我就思考,為甚麼我要這麼辛苦?」親身經歷過籌備應援的壓力和辛酸,她知道有些搞手更要面對曾經一起通宵排隊、搞活動的人漸漸離場。「那他們繼續下去到底在尋找甚麼?就類似你曾經屬於某個群體,這個群體的solidarity很強烈,但有天它突然就散了,留下的人還要被踩一腳『呢個地方所有人都係垃圾』。」他們,或是「我們」的全程投入,到底是為了甚麼?對Loui而言,這就是她思考和理解「群體」的開端,而《燃燒的星》就成為了後來更多想法和感受的載體。
多重身份的轉換與掙扎
或許在旁人眼中,《燃燒的星》是一邊追星一邊創作的「自肥」大計,或許有人將其想像為漫溢著熱情和愛的粉絲告白現場,但事實卻是,愈是熟悉這個圈子,就有愈多無法想像的掙扎和矛盾。相比起單純追隨偶像的迷,或是抽離分析現象的學者,Loui同時是鏡粉、研究者和劇場創作者,多重身份帶來的是不同角度的批判思考,抑或遊走於不同身份的撕裂和痛苦?
就創作而言,Loui覺得多重身份的轉換並不太困難。劇場工作者習慣從一件事聯想到更多的事情,能夠捕捉、然後梳理自己的感受和情感,再轉化為創作材料,是Loui眼中身為創作人需要具備、並且持續訓練的技巧,「你要不停地轉換不同距離去感受自己的感受。」而作為研究者,她不過是將本來具備的技巧,套用到田野研究裡面,這也是自我民族誌的重要技巧。「當你搞清楚自己的感受,也就清楚了身處的群體裡面,各種行為模式背後的心理狀態。」
反而在鏡粉和研究者之間游移,令她比較擔憂。「主要是研究倫理上的掙扎。」田野考察時與其他鏡粉互動,他們不會視Loui為研究者,所以當他們認真分享比較深入的想法時,Loui會盡量撇開researcher的身份。「因為我是fans,他們才會跟我分享這些事情,所以我都應該作為一個fans與他們討論偶像。」
然而更大的掙扎,在於如何處理田野中收集的各種材料,如何將這些材料放進劇本。「我是否準確地了解他們想表達的東西?我是否足夠體會他們的心情?」即使熱愛同一隊偶像組合,fans各自處於「狂熱光譜」的不同位置,Loui擔心的是,如果未能真正明白他們,而將材料放進創作,「我會否因此令他們感到被出賣?」或許直至上演前一刻,她仍然最擔心這個問題。
反覆試驗的創作形式
劇目宣傳中有一句寫道,「星光背後縱然虛渺,燃燒的卻是最真摯的熱情。」追星本來就承載著大量熱切的情感,思考創作形式和其他設計元素時,Loui反而希望可以輕描淡寫一點,在冷靜與熱情、真實與虛構、學術與劇場、公共與私密之間取得平衡,用合適且舒服的距離呈現故事。
採用「講述劇場」(lecture performance)形式,是阿釗很早期提出的建議。最初,Loui是拒絕的,她不明白這種將演講(lecture)和劇場演出(theatrical performance)結合的形式,如何與自己的劇本相容。於是,她嘗試探索其他形式的可能性。最方便的做法是記錄劇場,將見過的人、他們說的話,拼湊成敘事性完整的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但考察對象的說話經過Loui的理解,再由演員的口裡說出來,當中經過兩重轉譯,難以保留原本最準確的意思,很容易出現她最擔心的「被出賣」問題。若做成第一人稱的獨腳戲呢?將自己經歷過、研究過、思考過的統統寫進劇本?但Loui不希望這套劇去到最後,真的就只剩下自己的聲音。
「這個過程其實是不斷調整、尋找最合適的距離去展現我如何看待Mirror and its fandom。創作過程來到今天,我覺得是相對舒服、也沒有塞任何字落其他人口中的一個狀態。」最後,除了用演講呈現一長串的學術獨白,還加入了戲劇部分;不只有一把聲音,而是有兩個角色——研究者和迷。「對我而言,研究者和迷承載的,其實是這兩年我在這個群體內聽過的,包括我自己的所有聲音。」
然而,邀請演員演出,會否擔心她們未必理解那些相對私密且主觀的情感?Loui卻認為,那正是拉開距離的方法。「當我與她們討論戲劇的思路應該怎樣發展下去時,她們用自己的方法去理解和演繹,其實都是一個轉換的過程。」這種轉換和溝通,令Loui可以退後一步,思考觀眾如何接收和理解,自己傳達的想法又是否清晰,繼而調整創作。
除了與演員溝通,Loui也重視與觀眾交流,她視之為一個「驗證」的過程。因此,「三年共桌」計劃提供的階段性創作和展演機會,對她而言十分重要。「我覺得創作真的要有output才能驗證我的思考、理論、想法、想像是否成立。要有一個idea很容易,可以隨時grab到,但idea如何成為完整的演出,過程是很複雜的。」回想去年《燃燒的星》第一次展演,完show後Loui很失落,「將自己的故事這樣擺出來,其實不知道為了甚麼。」試驗過、失落過,收到不同觀眾的意見,她才發現,原來只講自己的故事並不足夠,「那時才開始衍生一些我覺得對於創作真正有用的思考。」至今,Loui依然在驗證。「我覺得劇場創作的過程中,見觀眾可能是最大input。」
到最後,如何拿捏情感與倫理的輕重,如何調整現實與虛幻的距離,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故事,最想傳達甚麼給觀眾?「其實追星到頭來都是在尋求某種理想,一種指向自己的理想⋯⋯每個人追星所尋求的東西可以是不同的,而這群人一起在這裡、以同一個目標一起燃燒熱情,就是他們所建立的集體身份。我是這樣理解的。」
繁星怎麼要發光自有分曉,夜空下仰望星星的人,如何才能覓到那顆理想的指引星?或許在劇場中,會找到自己的答案。
《燃燒的星與迷的圖像》
The Anonymous Many and Their Spotlighted One
日期:17-21.4.2024 8pm
地點:牛棚劇場
票價:$260 (正價) / $180 (優惠票)
門票現於art-mate.net公開發售:https://www.art-mate.net/doc/73217
節目查詢:2503 1630 / programme@onandon.org.hk / www.onandon.org.hk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