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腔未濫│潮語】潮童

米哈

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在日本長崎縣對馬市嚴原町，發生了一件怪事。當晚，一名叫城崎龍介的男子，在河邊釣魚後獨自騎腳踏車回家。在回程的路上，他看見了一個披頭散髮，全身赤裸的小孩從草叢跳出來，橫過馬路，又鑽進了另一邊草叢，然後跳入河中。城崎先生嚇了一跳，但不以為然，繼續上路回家。

翌日清晨五點，城崎先生又出發釣魚，當經過昨晚遇見小孩的路上時，他發現了連綿長達二十公尺的奇怪足跡，而更奇怪的是，當他中午回程之際，烈日當空，但濕潤的足跡居然還在。於是，城崎先生便下車細看，才發現，每個足印長約二十厘米，寬十厘米，呈三角形，而且留下了一種茶褐色的黏糊液體。

城崎先生將這事告訴了在公所工作的兒子，事件隨即引起了關注，町內的警員和公務員到場調查，媒體也爭相報導，大家都懷疑這是一次河童出沒的事件。這事件也成為了神秘學的近代案例，稱之為「河童騷動」。

二十年後的八月，我在一個關於地緣政治的國際學術會議上，遇到一名三十多歲，來自日本長崎縣的民族誌學者，當我說到「河童騷動」這著名事件時，她卻告訴了我另一個版本的故事。

原來，那小孩不是河童，而是潮童。

傳說，龍生九子。據李東陽《懷麓堂集》記載，龍生了九個兒子，從老大囚牛，到老九螭吻，沒有一個成龍，但「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其中老六叫贔屭（音：閉翳），貌似一隻龜，有齒，好負重，可負三山五嶽 。話說，大禹治水後，怕贔屭再次在江河湖海興波作浪而毀他大業，便建了一座頂天立地的大石碑，上面刻了大禹治水的功績，然後要贔屭背負。石碑壓著贔屭， 叫贔屭從此動彈不得。

潮童的故事，則要從贔屭馱負石碑之前的日子說起。當時，贔屭還能夠自由自在游走於三山五嶽江河湖海之間，有一天，祂在東土月河遇上了河母。贔屭與河母共遊月河三日三夜，樂也融融。當祂們到達月河與結海的交會處時，贔屭爬到濕地上休息，看見了從結海而來的潮汐之神鹽土，鹽土的美麗吸引了贔屭的注目，也隨即令衪心潮起伏，心生情愫。當贔屭打算上前跟鹽土搭話之際，鹽土退回海中，而贔屭也就這樣緊隨其後，消失於結海之中。

那麼，月河河母呢？河母將一切看在眼裡，一聲不吭，退回河裡，七天後，河母誕下了與贔屭所生的河童，而在河童出生後的第七天，鹽土誕下了贔屭的第二個兒子潮童。河童與潮童，這一對同父異母的兄弟，如是者一起融洽地相處成長，有時潮童會跟著河童沿著月河兩岸四處鬧事，有時河童又會到濕地找潮童一起玩耍。

然而，好景不常，河童與潮童的父親贔屭，給大禹以石碑壓於中土。從此，河童與潮童的法力慢慢起了變化，河童再不能夠離開河川太久，否則身體的水分會連同法力飛快地蒸發消失，而另一邊廂，潮童更慘，衪再不能暴露在日月星光之下，而只好終日活在濕地沼澤泥濘之中。

初時，潮童還會等待壞天氣的日子，趁夜裡到河川找河童玩耍，但畢竟壞天氣總比好天氣少，而且潮童只能在深夜出沒，久而久之，人們就只記得河童而忘了潮童，只知道在河川之間出沒的就是贔屭之子河童。

日子久了，潮童開始不忿生氣，衪一方面妒忌河童可以終日在山明水秀的河川之間游走，而厭惡自己只能躲於烏煙瘴氣的泥濘之中，另一方面記恨人們只記得河童是贔屭之子，卻記不起誰是潮童。於是，潮童決定要破壞河童的好名聲，挑撥河童與人們之間的關係 。

在月黑風高的日子，潮童就會易容化身，來到河流兩岸作惡，時而扮成河童，時而扮成妖怪。潮童裝神弄鬼不倫不類，總之就是要令到人間不得安寧。河童有見及此，多番勸阻潮童不果，最終，河童與潮童反目，做不成兄弟，成為了敵人。

「總之，河童救人，潮童嚇人。」我的朋友如此告訴我。

【一點也不，我毫無光彩之處】《盧麒之死》四人談（二）

李薇婷

盧麒面對審判、面對自己突然成為群眾偶像，然後突然有許多不同政治力量想影響他，他在這樣的狀態下有多少程度的自主呢？（……）盧麒這角色不止指涉盧麒本人，而是這個時代的權力架構內的所謂群眾領袖。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呢？

與談者：盧勁馳（盧）、李智良（良）、李薇婷（李）、楊焯灃（楊）
紀錄者：李薇婷

作為（非）社運青年的盧麒

楊：《盧麒之死》還令我想起鄂蘭寫《平庸之惡》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這書她同時研究許多檔案，但主要分析的是在耶路撒冷的一場審判，但，她在論述的過程亦是在拼貼資料文獻。雖然她假設了審判的內容是真的，沒有似黃碧雲那樣想解構檔案，但是，她和黃碧雲同樣關注於分析人本身。鄂蘭分析的檔案是否完全真實值得商榷，但她讀出來的人性是準確的，正如黃碧雲從檔案中撿拾盧麒的性格特質一樣。其實就是「還原為人」那回事，你可以批評這想法老土，但不是說甚麼人物形象，而是對人的理解。其實《平庸之惡》出色的地方不是鄂蘭真有刺中大屠殺歷史中的甚麼懸案，而是她刺中了人的性情。

盧：你提的例子很好，涉及《盧麒之死》的文類問題，可以對質一番。小說經常談論人物塑造，強調人物個性的連貫性，但是《盧麒》的有趣之處在於以檔案編排出一種「一人心中有一個盧麒形象」的情況。這不單止是人的理解。我的閱讀是，小說內形容盧麒的各人都是事件的stakeholder，而證詞與報告又很受當時的狀況影響，那麼，究竟他們口中的盧麒是否真正的盧麒？我覺得每一位讀者在閱讀的中段都會思考這問題，而小說似乎沒有就此跟進下去。

李：這樣處理的目的，似乎不是要建造一個真的盧麒，敘事者甚至也不相信某種真實的盧麒的性情可以透過檔案來還原。我們在談論小說人物時常常會分析情節間的人物行為是否切合其性情設定，用以判斷小說設計的合理性，但盧麒卻是不合理的。
盧：對，盧麒並不合理，究竟是怎麼回事？

楊：其實鄂蘭在描述艾希曼這個人時，也說他在法庭上有許多不合理的說話，有許多回答是不可信，書出版後評論者也批評鄂蘭沒有質疑艾希曼的誇張證詞。但是當艾希曼說自己在納粹內是大機構中的一粒小齒輪，鄂蘭已經在分析間批評了。黃碧雲同樣如此，在拼貼的過程處理盧麒外露的性情。例如盧麒這人是非常戲劇性且誇張的，他最後留下來的字條都說明他自視很高。不止是別人對他的描述不可信，連他的自述亦不可信。黃碧雲明白人就是許多不連貫的、無法解釋的性情，這種拼貼就是要暴露這一點。她要表明人在那時代就是這樣的，受到不同力量的牽扯。例如前面提到青年愛看電影，因為電影給他們美好的、現實無法滿足的想像，盧麒就是他們的一份子，而群眾就是這類人的聚集。

李：你這樣分析會帶到另一個較大的議題，群眾。我想先繼續分析《盧麒之死》作小說的議題。智良你怎麼想？

良：當我們仔細閱讀，就會看見黃碧雲的拼貼，如你們所說地，刻意貼出前後矛盾的證供與陳述。但是，我閱讀這部小說時會思考一種過往從未思考過的問題。例如盧麒面對審判、面對自己突然成為群眾偶像，然後突然有許多不同政治力量想影響他，他在這樣的狀態下有多少程度的自主呢？他的說法之所以前後矛盾，會否正因為他在應付不同的力量？例如，在調查委員會的聆訊裡他要面對的是殖民地的權力，警局內他要面對雜差的拳打腳踢，又或是他和其他人的溝通也好，在不同的權力場景時，他便要進入一個表演狀態，然而這種表演又不是完全自主的，是受到場景影響的，正如你（按：指李薇婷）文中提到的表演性質。所以，盧麒這角色不止指涉盧麒本人，而是這個時代的權力架構內的所謂群眾領袖。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呢？

李：其實智良勾起表演這個問題是非常有趣而關鍵的。表演是小說很重要的元素，除了盧麒之外，其他運動參與者例如呂鳳愛、蘇守忠、盧景石等人也在表演。

良：是的。他們很清楚在不同場合要發表怎樣的言論，這表演對他們而言是很重要的選擇。有些人要權衡說甚麼才對自己最有利、最別人傷害最少；有些人的判斷是寧願出賣朋友也要自保；也有人覺得不能出賣任何人，所以寧可自己扛下指控。當大家判斷這部小說所謂歷史人物的真假時，一定要留意這種表演性。

楊：我覺得這種表演性其實除了特定的權力結構底下之外還有更特別的地方。一般認為的表演應該是「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但盧麒是見人講鬼話，特登以言語激起你的情緒，試圖冒犯你。

李：有一幕是他面對法官，叫他答辯時他大聲說自己是中國人，不講英文，引來全場大笑，然後法官第二次問他，他才說自己英文程度不好。

楊：對，這是他反叛的心。他面對那法官的表演不是為了脫罪，而是想表達自己的英雄位置，引起群眾的反應。就好像魯迅筆下的阿Ｑ，明明沒有參與甚麼運動的想法，偏偏就說自己是反對派，被人捉起來時說自己參與運動。其實盧麒也是如此。歷史如何去評論、處理一個這樣的人呢？他的表演不是要隱藏，而是特登表露自己反抗的形象。這連接到群眾，群眾總是代表反抗，然而反抗其實也是種表演。

李：或者如此說，我們如何閱讀歷史文獻、報紙、筆戰與爭論時，應該要考慮這個層面。然而現實是大眾在處理群眾運動時要求的真相，很少涉及這層面。因為群眾運動需要建立形象，乃至塑造英雄。需要有一些所謂「真」英雄出現，以代表我們發言，以英雄的純潔來支撐自己的說法甚至運動的合法性。英雄的表演到現在變成道德的表演，他們不能在鏡頭前吸煙等等。

盧：因為這種運動英雄本身要有種「本真」的假設在他身上。作為反抗領導需要有道德操守。

李：是，好像只有這樣才能夠擔當領導者，叩問公義。但《盧麒之死》呈現的英雄卻不是這樣的。《盧麒之死》用文獻拼貼出來的盧麒行為誇張，很難從他口中聽見真話，甚至像楊焯灃所言的「見人講鬼話」。換言之，文獻是真的，但組織出來的卻是假的、充滿表演性的英雄，由此，黃碧雲就勾出了對社會運動英雄的批判。這種對運動中一直以來認為爭取公義的青年一直是純潔的形象不同，批評很不討好。

盧：現在你把《盧麒之死》推向社運秩序的層次，其實黃碧雲的文本可能沒有這樣的批判。

楊：但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對照點。我們談到運動的英雄，像「雨傘」運動雖然不是六四那種國家對人民這樣的對立，但那種純潔的英雄卻是極被群眾所需要的。而有趣的是，《盧麒之死》的對照點是梁天琦而不是傘運。年初一的事件和六六一樣，不是很具正當性，反而許多人認為出發點是有問題的。盧麒在六六的過程中面對英國殖民地，他很努力地抓緊這一點來嘗試為運動建立合理性，當他說殖民主義不好，群眾是會相信的，就像梁天琦說「中共再殖民」，為運動設定合理性。盧麒個人的表演和梁天琦有別於傘運青年領袖的表現一樣，不太貼近這種所謂純潔青年的規矩。

盧：例如梁天琦說自己要港獨，但是他要選舉，便又說「為了入閘屎都食」，簽了意向書。我不是說盧麒與梁天琦是對等的，而是，黃碧雲抽取的重點是在反抗運動中的人並不是百分百像司徒華那種，要求將運動的誠信提升至最高點，而是一種不斷在運動中走位，為求達成某種目的來表演自我的相似點。但是，我覺得誠信這一點推得太遠，因為黃碧雲並不談這群人。

李：但這所謂誠不誠信的表現同樣是表演性。我不是說司徒華或是傘運青年一直在表演，而是想表達，社運的話語建構集中在真誠的人、被壓迫的人透過運動尋求公義，心知肚明來表現的行為，是所謂表演。與之對照之下，黃碧雲紀錄盧麒「見人講鬼話」便很有趣。盧麒其實是對所有人都刻意冒犯，並沒有為了表演出自己的純潔而行事。他為運動所建立的合法性，是穿著寫上「反賭」「反加價」的紅色風衣，後來又說自己是無意參與運動；在官面前說自己是中國人所以不講英語，但下一秒便揭穿其實是自己英語不夠好，自己建立起來的合理性又由自己打破。這和《盧麒之死》內對其他運動青年許多外表上的描述不同。例如敘事者又會說「絕食青年，很愛打扮，上庭時穿白褲白皮鞋，頭髮梳得油油亮」，連接上絕食青年自己記下的憶述說自己故意穿上毛衣來絕食，原來絕食者是有特別的打扮。運動角色是需要很連貫的，你做了A就應該要做埋B，但盧麒不連貫。我想，這涉及authenticity的問題。

盧：所以，現在並不是在談論盧麒和梁天琦作為運動領袖好不好，而是在談他們作為運動領導者的形象有些脫序。那麼我認為在形容兩者的可比性時，authenticity比表演性更準確。

楊：我們（按：指與李薇婷）曾經私下傾談過《誠與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這部書內的概念，Sincerity是說一個人真心地表現自己的角色，背後有劇本，當中仍有psychological investment；然而Authenticity的概念是沙特所說的，若然是真的就沒有一個劇本來跟隨，如果我是真的，就要打破既定的規矩。雨傘其實有個名若「真誠」的劇本，後來的論述更將之加強。但是梁天琦卻沒有。

盧：我想李薇婷的論點和你的補充很完整，可以理解到《盧麒之死》認同哪一種運動的論述。不過，現時外在的評價比較站在「歷史的真」這一面來判斷《盧麒之死》，所以衍生出一些質疑。而我本人始終對盧麒的authenticity有疑惑。他和梁天琦不同，沒有《地厚天高》，和我們的時空距離很遠。其實我們對盧麒缺乏理解，只能根據《盧麒之死》的內容來判斷。問題的關鍵在於大家對《盧麒之死》史料的真實性的疑慮，而且大家覺得她迴避對歷史的個人判斷。

（下回待續）

【玩具志】老人與玩具

熊一豆

某年走在台北街頭，很早的早晨，賣粢飯蛋餅豆漿的店才剛剛開，勤勞的人們開始忙碌。走過其中一家，店家的兩個主婦在路邊開出來的摺叠桌上張羅早飯， 中間坐了一個老者，目光遲滯，神智顯然已步入另一個時空。忽然一串笑聲從飯桌爆發，驀一回頭，剛好看見一道晨曦照在老者頭頂，光影中的皺紋在蒼白的臉上綻放似花，老人咧嘴而笑，不顧不齊全的牙齒漏著風。原來白髮阿婆面前放了一台「扑傻瓜」玩具。就是你我小時候即使不曾擁有過都肯定玩過的「扑傻瓜」－－一些個鬼鬼崇祟的小青蛙或小田鼠不停從小洞洞冒出頭來，看準了就用小膠槌敲下去……白髮阿婆手裡沒有小槌子，直接用手，扑扑扑，中了，哈哈大笑，連帶身旁不知是女兒或媳婦的中年婦女也樂了，一邊揉著老人的胸口，一邊笑得像個孩子得了比賽第一名的媽媽。

生命的巨輪在轉。角色轉換著顛倒著，有哭有笑，輪子卻從不停歇。只有在玩的時候，我們轉到了輪子之外，不，是我們成為了輪子，於是不再為時間所束縛。玩，多麼美妙的狀態，即使已從人世的種種責任與角色退守，即使已忘卻自身是誰，但還是能浸淫於快樂，並成為快樂。甚至，感染著身邊人也能偷取片刻時光，從照顧失智老人的日常重擔逃逸，感受純粹的快樂。台北街頭這個驚鴻一瞥的印象，就那般凝在心頭，隨著記憶的修正，畫面中那束晨曦愈發耀眼，從天上照落，終與地上蒸煮豆漿的熱氣連成一氣，氤氳繚繞中，那笑臉既像是老人又像是小孩子。而向這個畫面施展魔法的，正是一台毫不起眼的「扑傻瓜」玩具。

為什麼沒有老人玩具？

在我們的文化中，「玩具」是小孩專屬，如果人長大了還沉迷於玩，就會被嗤之為玩物喪志。換句話說，玩耍與人世間的建功立業似乎勢不兩立。若要為「玩樂」正名，就必須證明其「有用」，例如曾背負萬般罵名的打電動，終於在近年因著打機也可以打出名堂、可以打取第一桶金而變得理直氣壯。成長如果是一個除魅的過程，正體現於「無用」之門在我們身後關上，連帶我們心中的小孩一併被關押在內。

或許有人會不同意，老人怎麼沒有玩具？﹗現在不是提倡多讓老人家打麻將之類嘛，那可以使老人保持頭腦靈活，防止腦退化。的確是的，這當然很好。不過，無論提倡老人麻雀耍樂還是做各類遊戲，往往還是拖著一條尾巴，那就是「玩」始終不是目的，而僅是手段。如果要進取一些的話，我們是否可以想像，在專賣長者用品的店鋪中，除了一應保健產品外，還有他她們專屬的玩具？我們是否可以想像，銀髮族埋首在各類玩具當中挑選自己的心頭好？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Ellen Langer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做了一個實驗，她邀請十數位七、八十歲的老人入住一所讓他／她們可以「回到過去」的修道院──－該修道院無論從裝飾布置，到提供的報紙雜誌與音樂等，皆屬老人們經歷過的五十年代。在「回到過去」生活一星期後，這群老人各方面的健康狀況均得到改善。提及這個實驗，倒不是想重申Ellen Langer的結論－－年齡是心理暗示，衰老其實只是一個概念。這個實驗其實同時提醒了我們，要重啟老人的快樂之門，不同年代不同狀態應該有不同的鑰匙，一如年過八旬的若宮正子，即設計出能切合銀髮族興趣與需要的Apps。

如果小孩子有五花八門的玩具，老人為何不？玩具的世界，應該可以更寬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