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字
第九期
【在這自由民主的［殖民地］香港】《盧麒之死》四人談（三）
李薇婷
歷史書寫在某些關頭，當我們再找不到原因說下去的時候，情動（affect）可以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情感歷史相信情感在歷史敘事之間是值得被聆聽的。
與談者：盧勁馳（盧）、李智良（良）、李薇婷（李）、楊焯灃（楊）
紀錄者：李薇婷
（非）殖民香港的悶騷
良：要求黃碧雲對歷史事件作判斷，我認為不太公平。她清楚明白所謂歷史文獻，例如報紙、口供、報告書的建構性質，所以才能運用這些史料，重新組織。剛剛你說我們對盧麒的認知就是透過小說內這些證供、體制底下的證詞，但這些都是高度政治化的操作底下衍生的文獻，黃碧雲在運用的時候，怎會看不清這回事？一個對歷史有承擔的作者更不應該很快地就這些文獻立判斷。
盧：「黃碧雲怎會不懂」，是很主觀的判斷，這可有文本證據支持？
李：我來補充一些，看看是否足夠支撐黃碧雲意識到文獻的性質。例如在81頁裡，她突然扭轉了盧麒之死的案件眾人的焦點，說是要換一個提問方式：「［『誰令盧麒吊死？』可能是最好問問題的方式。］」她試圖扭轉問問題的方式，就是想勾出看歷史的另一種方法。她有意識到這些文獻背場後的權力運作，於是才會提出另一種提問方法。「誰令盧麒吊死」的提問把問題關鍵放在盧麒的死亡背後的成因，就是要我們看從盧麒之死擴散開去的各種文獻之間的脈絡。
盧：我們要小心，不要輕易便全盤否認了翻歷史舊帳時對尋求「真相」的渴望。我之所以說黃碧雲抗拒判斷，是因為當她在尋求歷史的同時不認為歷史有「真相」，同時在文獻拼貼過程間企圖消解真相，那就自然而然減少對事件的判斷。剛剛智良說黃碧雲「怎會看不清」背後的權力瓜葛、政治影響這些歷史主體來論述盧麒，這不是對歷史事件的判斷。
李：這就要回頭想想我們究竟要黃碧雲判斷甚麼。盧麒是他殺抑或自殺？這是較低層次的判斷要求。
盧：對，我們要回頭想想。我有個還未成熟的想法，未知能不能成章，但可先在此分享。黃碧雲寫過《後殖民誌》，後殖民理論範疇內有Subaltern Studies，這範疇有句經常被引用的問句：Can the subaltern speech？進入這個曾在70年代成為印度底層人民研究重要理論基礎的範疇，就引伸到古哈（Ranajit Guha）一篇重要文章 “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反起義修辭，首要判斷就是認為農民暴動的歷史研究內農民的角度從未被放進歷史——黃碧雲有些許接近——這種「他者不能被呈現」之後是沒甚麼好說的了，仍然是較低層次的判斷。古哈的文章如果也停留在此，就沒有那麼高的價值了。他利害之處在於如何令我們探索、重讀歷史資料的時候，可以尋找被消失的農民觀點。古哈提出的是一個書寫歷史、閱讀文獻的方法論。他主張把文獻按意識形態來分類，例如印度就要劃分英國殖民者、後來當權的民族主義者；在這些「政治不正確」的文獻以外，還要分出殖民知識分子、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而古哈特別注重的是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古哈要看清楚這些正在論述農民運動的歷史學者，要將他們的論述分類，分成主文本、次文本、次次文本等，以便看清楚不同政治、權力底下的歷史論述層次。既然大家都無法呈現農民，那麼，古哈就主張去看各個論述者說不清甚麼，然後逐點組織出農民的觀點。現在回到《盧麒之死》這個文本。我們有些共識，例如第一個層，無人能代盧麒發聲，小說表現得很清楚了。然而，第二層是誰在論述盧麒，這背後的政治權力關係，小說又有沒有說清楚？
良：這也是我對小說最大的遺憾 。黃碧雲在運用資料的時候，沒有把資料的來源說明清楚。這造成讀者很大的失落，我們都不知道文獻原本的面貌，不知道她引用哪部份。例如我們能夠瞭解到某份講述盧麒的新聞來自哪份報紙，就能更清晰地做到層次的劃分。
盧：是的。只有看清資料的來源，我們才能看穿背後隱藏的部份，就像古哈透過分析各方隱瞞的部份來重組農民視角一樣。例如，有些人沒有出來論述盧麒（良：例如他的媽媽。）——對，他們為何不發言？他的媽媽、呂鳳愛也沒有發言，是否因為她們是女人？循此我們便挖到運動史間的性別問題。
在反思歷史書寫的同時，我們不是要走向虛無主義，而是要找出背後隱藏的權力問題。為何subaltern studies會引起廣泛迴響，因為他們以社會學的方式來處理歷史，令歷史的圖像更為清楚。當然，subaltern studies也有它的問題。例如運用這種方法論的時候，由於確信歷史有一種真相，於是像我剛剛提到地分類文獻後便覺得能找到農民的聲音，然而，所謂農民的主體性是流動且一直在變化的，你又怎能為之代言呢？
楊：我想回應一下你提到的性別問題。呂鳳愛是不發言的，但是她是很重要的角色。例如盧麒的媽媽是很重要的，小說有幾頁在談舞女，因為盧麒母親是舞女，她在大年初一自殺。這些都是很具象徵的事件。他母親沒有說話，但黃碧雲的文獻組織已經說明了某些重要的事實。她著重處理人的性情。盧麒的性情為何重要？因為他母親在大年初一自殺，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情感推動力要在當天發生任何事。別人最快樂的時候是他最不快樂的時刻。我一直想推回李薇婷提及的情感歷史，是因為這一點最好推斷。我們談許多社會學、歷史學，但是農民仍然是空白的一塊。黃碧雲同樣面對這種論述的困境，農民的空白因為他們缺乏語言來自述。但唯一語言是甚麼？就是情感。
良：其實黃碧雲在小說中如此節制，也是因為她很能警覺到這些局限。
楊：是，所以她在小說內寫許多情感。例如她寫群眾快樂，而不是寫殖民鬱悶、不寫群眾面對的生活環境很慘。她寫群眾為何打破窗戶、燒街，因為快樂，因為動作令他們很爽，宣洩情緒。六六和魚蛋之間的聯繫，亦是這種情感的糾結。
良：的確。他們做這些事，許多人試著給予原因，例如小說內提到有人被老闆罵，然後到街上參與騷動。
盧：她不作判斷，但她繼續敘事，所以在羅列事件的秩序。歷史是允許你羅列的，不過別人會質疑你羅列這些東西的合法性，又或是重要性。羅列的方法有多種，例如傅柯覺得不必一定要線性連接，橫向連結也行。而回到薇婷文章內提到的情感歷史，就我所瞭解，並非要拒絕歷史真相，而是同樣明白到歷史書寫在某些關頭，當我們再找不到原因說下去的時候，情動（affect）可以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情感歷史相信情感在歷史敘事之間是值得被聆聽的。
李：也不是要將歷史和情感歷史分開，畢竟情感歷史也是一種歷史思考。但是它對傳統史學的反思很明顯。黃碧雲如果能作為情感歷史的一個案例，正因為她從文獻原件裡裁剪出那些不被正史所記錄的，關於情緒、無原因的事件或無關的細節。例如你怎會想像一個運動史要紀錄呂鳳愛在同一天和盧麒吃早餐，和盧景石吃晚飯？但這細節對表現運動中人的性情卻是重要的。
楊：而在這些細節之間，黃碧雲在大括號內的敘事起很大作用。表面看來許多是補充前面資料，重提一次某些文獻內容。我們閱讀文獻句子很可能就隨便讀完，直至看見黃碧雲在括號內重提某些關鍵詞時，才聯想到：「喔，對，這裡有問題」。我覺得勁馳提到「聆聽」是很好的用詞，這些引號和括號的組合，就是一種聆聽文獻的方式。黃碧雲的複述也是一種聆聽後的反應。
李：是的。這聆聽落實到成為小說，至少有兩個層次，首先是黃碧雲抽出來的文獻字句，然後就是黃碧雲那些擾敵式的反應，結合兩者，我們才能談論身為讀者能聆聽到甚麼。
盧：我想更準確地討論情感歷史的對應項。我覺得不是對歷史，更是對應「事件」（event）。一方面黃碧雲拒絕完整的系統，歷史要求一組完整的敘事系統，小敘事也是敘事。另一方面她又要面對某個事件，要描述它。
楊：事件是更好的描述，因為她刻意迴避了歷史敘事的形式。其實我們談論後殖民理論，表面看來那麼不貼近《盧麒之死》的各種呈現，因為黃碧雲自己都精通後殖民的套路，她也迴避，不讓你論述。為何鄧正健說「殖民史餘下年輕的鬱悶感」，難免令人覺得不對題，因為黃碧雲刻意避開。
盧：黃碧雲的確刻意避開，但無阻《盧麒之死》作為後殖民書寫的文本。後殖民書寫的重要概念是重現，敘述需要回到事件的原點，《盧麒之死》就是這樣一個還原過程。延續她在《後殖民誌》之後的想法，認為要寫歷史就要重回歷史場景。
楊：我不認為她很執意要重回歷史場景，事實上，她正透過所謂後殖民書寫來質疑後殖民理論框架。例如她特地抽出口號上反殖的思考，但是動亂的起點不過是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在運動的思想實踐上，兩點其實沒有真正連接。當我們用後殖民框架來談論這些事件時，我們便發現「六六」這事件無法真正連接上那些宏大的口號，那些參與者也只是一直在呈現快樂、爽、宣洩。
良：因為殖民性的框架不貼合「六六」的特質，「六六」背後似乎沒有強大的意識形態在推動。
楊：對。接下來《盧麒之死》要我們反思，面對意識形態不強的運動我們又應該怎樣觀察。五四運動我們馬上能聯想到民族、國家等很宏觀的意識形態概念；又像你一提「六七」，大家馬上又群起，因為能夠聯想到左派。但「六六」卻不然。
盧：羅永生有篇文章寫「本土主義的前世今生」，判斷「六六」無法勾起任何意識形態的後續事件。我們無法用意識形態框架來論述它。
良：其實他們有接觸工聯會，但是工聯會拒絕。「六六」就是被不同意識形態拒絕了的運動。或者這偏偏是黃碧雲選擇「六六」的原因。
李：所以，「以小說書寫六六」是種選擇，亦是黃碧雲整個對歷史的思考角度。當你無法以歷史書寫來處理歷史事件時，我們還能選擇甚麼？例如現在不少拍攝「六七」的電影，但是你要拍出一個讓人滿意的「六七」很困難。歷史的麻煩之處在於歷史事件會延續到當下。去理清「六七」的時間線、有甚麼群體參與、在哪些地方發生衝突，這些硬性的資料不是想像中困難，但你平鋪直敘出來也未必有人滿意。「六七」之所以難說，在於「六七」的意識形態問題，現在的傾向是要將這種意識形態再一次意識形態化，以便達成當下某些政治目的，無論你是建制泛民都是這樣處理的。而另一邊廂「六六」又因背後缺乏意識形態要素而無人問津，後勁全無。但你非要問何以「六六」能連結到「本民前」，那偏偏就是因為兩者同樣後勁全無，本土派現在是沒有任何可前進的方向了，拍完《地厚天高》就算是告一段落。因為整個本土派所謂運動被各方拒絕。
盧：本土派是能辯論一番的，不過我現在不想糾纏。我反而想回到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框架問題。其實鄧正健運用後殖民切入框架是很可以理解的，情感歷史也能夠切中這本小說，從這兩點來看盧麒內各人物角色的表演性，才能消化這麼多引述文獻之間的關係。
李：是的。黃碧雲很懂得尋找點與點之間的連結，只有這樣才能抽出運動內部的表演性質。看清楚這些部份其實她對青年運動不是想像中體諒。例如她會寫蘇守忠戴黑超參與運動，盧麒穿鮮紅風衣在人群當中。穿衣本來不是甚麼特別要紀錄的事，但是，那鮮紅色的風衣其實是警察一眼便在群眾間看到盧麒的一大原因。寫服裝因為這些有名有姓的運動青年的確有讓人意識到他是領袖的外表特徵。你能想像到大家對領袖的評論了，例如你不想被人認出就不會穿紅色風衣之類。
良：的確，試想像梁天琦不是這樣的髮型，盧景石不是身型高大的混血兒。但是，寫出這種特質亦是讓人同情的原因。只有年青人才會如此著重外表，才會著緊愛情，才有這種騷動。
楊：黃碧雲有趣之處是既寫這些可同情之處，又對之不無批判。所謂表演性的對立面就是閱讀，閱讀是用來拆解這些表演的。這就是民族學的問題，如何紀錄一個民族的表現，他們表演這種民族特性，紀錄者需要很好地理解這種表演，紀錄者與對象的距離如何拿捏，亦是《盧麒之死》組織文獻呈現盧麒這些參與者面貌時面對的最大困難。不過，結果證明這文本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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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劉以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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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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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劉以鬯
葉愛蓮在《字花》74期重寫劉以鬯〈打錯了〉，
讓命運在歷史鏡像間穿梭，
而這八位中學生又怎樣重新開啟
這篇微型小說內似小而大的機會世界？
巴士司機做了一個血腥的夢、
打電話的女人要找的原來就是老婦、
女童露出僥倖的笑容……拜託，你又打錯了！
對焦
六月是亡逝者交給追悼者的一個謎。
不能面對、無法挽回的，
交給聲光語詞。著名攝影師黃勤帶
親身印證著影像中共存的
消逝與永恆。五位詩人，攜帶六把聲音
在廣場的消失邊界對稱
以呼告去捕捉，以回音為現象。
困於傷逝的黑洞，唯有以讀制衡，
編輯部選來五份痛定思痛的文本。
己新的〈懸浮誌〉以放逐
避世為主軸，汩汩滲出處身某種
失落時空縫隙的彌留氣氛。
影像不逝，欲望不死──訪黃勤帶
關天林
凡照片都是消亡的象徵。拍照片便是參與進另一個人（或事物）的死亡，易逝，以及無常當中去。
──蘇珊‧桑塔格《論攝影》
青洲船民檢疫站，1986
資深攝影師黃勤帶對亡逝並不陌生。一九八九年，他去了北京天安門廣場，拍學生，拍他們激動的臉，堅定的姿態。一九九九年，地點同樣是北京，他拍學生的墓碑，永遠停格的安靜的臉，和城市如常的冷冽與游離並置。最近的出版是他為核災後福島拍的照片，透過即影即有相機、極不穩定的相紙（相紙是Impossible生產），黃勤帶彷彿也參與進一場比明確的死難更無常、更難以覺察的幻滅裡去。但他說，我們說的消逝，不過是文字上的概念，影像世界完全是另一回事。於是，剛才的文字描述也許只合該在影像裡，或在影像的凝視裡逝去。
憑悼詩認出六四死難者
「在清明期間找墓碑，沒那麼礙眼。」六四十周年，黃勤帶和另一位攝影師趙嘉榮申請了《人民不會忘記》基金，重返北京，除了紀錄現場變化，也希望印證「天安門母親」整理的死者資料。他們的方法很原始：去北京的幾個公墓，逐行搜索，憑去世年月日和死亡年齡判斷，但最終的確認，還是要靠回來後核對丁子霖的書。在尋覓死者的過程中，最明顯的證據是一首詩。詩是死者父母寫的，意思仍然隱晦，但哀挽痛惜之情，一望而知。
黃勤帶自言是記者出身，有了文字資料，也想去現場印證，而那次拍攝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覺得事件根本未完，身為攝影師，能做的就去做，因此六四十周年重新採訪，出了《北京戀曲》，二十周年再出修訂本。他並沒有特別覺得自己是在紀錄消逝的人和事情，在他而言，後者本身就是攝影的本質，無論是新聞相片、為紀念而拍，攝影師的主題往往來自一些正在消亡或快要消逝的事物。
影像世界中沒有消逝這個文字概念
然而，黃勤帶指出，文字概念上的消逝，甚至我們口講的現在、過去、未來，都不適用於影像世界：「我們和影像接觸的方式永遠是現在式，不存在過去，每一次看同一張照片都是重新開始，看一張所謂舊照片，也可以感覺到未來，這感覺是因人因時而異的。」因此他認為，好的照片是跨越時空的，文字上的過去現在未來都濃縮在影像的空間裡，比文字的描述和解釋更重要的，是「每個人接觸影像那一刻所獲的時空信息。閱讀照片這行為永遠是現在進行式。」
當然，不是每張照片也有豐富、開放的連結可能，有足夠高的閱讀價值，有些照片，只是當時令人震驚，有些照片則經歷很多年而成為經典。「比如說，如果對象是你的家人，你就會帶著很多回憶去看，而香港人看香港的照片，感覺也會強烈些。但歷久彌新的照片是超越時空和事件的，它們通常承載著人的共性或人的普遍處境。」他由此提醒從事攝影工作的人要宏觀一些，不然只是永遠追逐著事件的紀錄，為明天的報紙做插圖的同時，也不要忽略事件背後的普遍性。問及普遍性所指，他坦言離不開事物的變化消逝：「文學裡也一樣，最大的主題就是人的主題，我們從出生開始就在完成消逝這個過程。」
西單，1999
死亡與世代的目擊
黃勤帶予人印象是內歛，精神矍鑠，在觀察中獲取力量。六四屠殺事出突然，他自言算是冷靜的一個，可能是因為做突發記者的訓練，即使有情緒有想法，也只會集中去想事件有甚麼處理方式。「做記者時幾乎每天都面對死人冧樓，車禍最多，跳樓其次。當時年輕，加上競爭大，不會擔心現場怎樣血肉模糊，只會關心有沒有拍到重要的東西。」最深刻也是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是在灣仔道，他知道有人跳樓，就立即從附近的報社趕到現場，卻找不到任何跡象，也不覺得有人圍觀，一抬頭，才發現屍體掛在招牌上。當然，更大的消亡其實是一個時代的消亡。翻攝影集翻到一張天后誕時拍攝的照片，時值一九九七年，由北角碼頭開出的船，沿途在維港撒溪錢。「我們現在最大的消逝就是殖民地歷史的消逝。」黃勤帶如是說。
黃勤帶很重視攝影集的呈現，結集是經過編輯的，多了時間這軸心，獨立的照片由此在互相聯繫中呈現出厚度：「做一本書出來，承受時間的磨擦是很重要的。」雖然出版業式微，但他認為書這種載體並沒有衰落，相反，攝影書的興起才剛剛開始。「可以說，我們正處於一種世代交換的時期。我們之前是文字世代，現在是影像時代。人們自小接觸影像，攝影人口也愈來愈多，加上影像沒有地域限制，是全世界共通語言。」
福島，2012
欲望永不消逝
如果說消逝是人的普遍處境，攝影師同樣不能迴避的就是欲望，這個人的共性、共業。一提到福島，氣氛就變了，冷靜的黃勤帶冷峻起來，他語氣嚴厲地指出海嘯觸發的福島核災，本質上仍然是人禍。「人的欲望在背後作用著。本來有足夠的冷卻系統，三月的海水也不熱，但因為灑了水整個核電廠就要報廢，所以遲了做決定。欲望是人的共性，只考慮經濟利益，而沒有真正從人的利益去想。」在核電停用的一年，人們生活如常，最多不打領帶、關掉汽水機，但最終還是貪核電便宜，把計時炸彈重啟：「所謂社會發展，不過是欲望的膨脹。小康不夠，要發達。」
一看到自己以前拍的一張填海區的照片，黃勤帶突然說：「這張也有死亡的意味。填海不就是埋葬的儀式嗎？站著的這些人，連姿態都像極墳場準備掘坑的杵作佬。我當時還沒有這想法，只覺得荒謬。」這照片可說是香港這個填海之城用盲目的發展自掘墳墓的寫照。
就像六四死難學生的遺照，就像福島變天後的表面平靜，影像就這樣再次和觀者，和觀者的當下連結──它又活過來了，並再次證明它沒有消逝，而不必證明其長存的，是我們的欲望。
油麻地，1995
（照片為黃勤帶先生提供或得到黃先生同意刊載，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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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注
【資訊如流，言論輾轉衍變。
接通明暗，激活注解空間。】
情色畸零人──略論崑南《慾季》中的掙扎
黃可偉
崑南繼年初獲得藝術發展局年度藝術家獎項後，年中喜事再臨：結集於1984，絕版多年的小說《慾季》重新再版。這實在是另一件文壇大事。重看舊版封面，一個赤裸女性張開大腿，露出被圓點遮蔽的私處，大膽畫風難免被人視為一般色情小說。事實上《慾季》並非普通渲染肉慾的文字，反而崑南想借情色表現一個身處社會邊緣，唯有借情色反抗的畸零人故事。
上圖：再版《慾季》內文插畫(插畫：夢特嬌‧全)
畸零人（The superfluous man）本是十九世紀俄國小說中開始出現的人物形態，這種人往往敏感聰慧，行事不同流俗，甚至離經叛道，自外於社會陳規，但往往因此處處碰壁。《慾季》主角畫家李山正是典型畸零人，他多年以來一直繪畫裸露女性胴體，大家因此誤解他，甚至他的情人冰也說：「你專畫女體，可見你的腦袋是穢褻的。」(註1)只是李山的情色並非色鬼的色情，而是反抗社會的工具。崑南在〈現代小説情色晶體的光譜〉中說過，他由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說話想到情色問題：
[海德格說：]這世上之所以有人，並不是為了人本身，而是為了存在的意義，只是為著，因為並且只有通過人，存在才能彰顯自身。
很明顯，性慾是一個大大的主觀／客觀的存在，這個存在通過人──人才自然而然更為彰顯自身了。人與人才建立一個嶄新的關係。因此，性愛，也可以很哲學的。(註2)
情色也是李山思考個體存在的工具。為甚麼要思考？這自然源於他與社會格格不入的性格，他對社會，對他人充滿愛：
他想，他愛過萍，愛過碧，當然也愛過冰，甚至，一些不知名的妓女，他也會依戀。他太輕易去愛了。
太輕易去愛，他熱愛國家，熱愛社會，熱愛生命與藝術，可是，經驗告訴他──「我希望如此。」
無可奈何的。
天下太平。朋友如手足，愛人如愛己──我希望如此。(註3)
這種熱烈的愛卻令自己陷於絕境。在與幾個少年男女的性愛派對中，他跟小女孩芳說：
「怎樣，老是有心事那般，不是失戀吧？」一個樂天的笑容。
他糊裡糊塗地說：「我永遠是一個失敗者。」
怎料她這樣說：「我想你一定是有毛病了。」
他沒有回應她，但他對自己說：是，我知道，有時，我卻不知道，正如，人之初，性本善並不一定令你快樂的。(註4)
最後李山從他的同屋住客周師奶那裡得到慰藉。周師奶老公行船，長期不在香港，她的身體吸引了李山，但更重要是她成了女神般可以膜拜的人物。有一次聊天，她很通透地說出李山的鬱結：
「那麼，你可以做一個賺大錢的藝術家啊！」一針見血。
「問題在我沒有這個能力。」第一次他在陌生人面前承認這個事實，「我不想放棄一些東西。」
「你的信仰，是嗎？」
第二次的一針見血──李山抬起眼睛驚異地望她一眼，依然是周師奶，與過去的形象沒有不同之處。(註5)
李山的信仰是對人世的愛。要是情色（肉身）可以喚醒自身主體的自覺（精神），周師奶儼然兼具女神與神女（妓女）的角色，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上圖：再版《慾季》內文插畫
小說結局，李山精神崩潰，姦殺了周師奶，為他診症的童年好友張醫生記起他與李山通信：
張醫生憶及那三隻眼的往事，李山在信中的反應是──「目前為止，我認為女神或神女都是有三隻眼睛的，第三隻便是陰戶。」
[……]
李山在信中也說過──「我的女顏，也是女體，因為少了一隻眼睛，女顏是不完整的，人類的文化是女顏加上第二隻眼睛。」
女神與神女。(註6)
女體／女顏／陰戶就由單純的女性身體，變成人類文化的象徵，要是沒有女性生育，人類社會又怎能繁衍下去？女顏是社會，李山又在社會中，所以女顏反映他自身，也是心裡的照妖鏡，「女顏是你的第二個自己，從第一個自己走出來的第二個自己」，(註7) 所以李山才說：
他心中的女顏，只存在心中，那是不實在的。
心中的女顏，不外是一個惡魔，就算是惡魔，也得把它拿出來，去繪寫一個惡魔，或去做一個惡魔。
女顏不是誰。
女顏原是他。
菩提本無樹，相是心，心是相。(註8)
可是李山這個畸零人以情色去抗爭，到最後終歸失敗了，「如今連畫布也不能滿足他──應該說，他的環境，這個社會，不能滿足他」，(註9)他「走進一個魔的世界」，(註10)變成無藥可救的傻子。
上圖：再版《慾季》封面
其實這個以情色抵抗世界壓迫的畸零人，早在崑南1961年的小說《地的門》中已經出現，要是《地》的主角葉文海還稍為青澀，那麼《慾季》中的李山就是更瘋狂的抵抗者了，葉文海以交通失事而亡告終，李山則面對不知未來的痴呆狀態，不都同樣像希臘式的悲劇英雄？李山寫過一封信給周師奶，其中有幾句是：「殘酷的真理在──發現殘缺的圓全時，圓全的殘缺便開始了」，(註11)或許在這個殘酷的世界追求愛是永遠不能到達的希望。當香港書展抽起人物裸體的名畫畫冊，圖書館又會收起同志平權的兒童故事書時，崑南這本以情色抗爭的小說在書展中重版發佈，不正是意味深長？
20180715
註1：崑南：《慾季》（香港：藍藍的天有限公司，2018年），頁79。
註2：崑南：〈現代小説情色晶體的光譜〉，載鄭蕾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崑南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年），頁557 – 558。
註3：同註1，頁51。
註4：同註1，頁183。
註5：同註1，頁149。
註6：同註1，頁230。
註7：同註1，頁201。
註8：同註1，頁184 – 185。
註9：同註1，頁200。
註10：同註1，頁185。
註11：同註1，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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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
【連載】福福的故事 ‧ 一
張婉雯
雖說這天的氣溫沒預想中高，但站在烈日底下個多小時，陳絹還是不住地擦汗。她不敢喝太多水，因為廁所在老遠；況且，她必須在這裡等候那些來參加遊行的人；他們靠的是陳絹手上那塊直幡，要不然，偌大一個球場，擠滿各式各樣的團體，實在不知該怎樣集合了。陳絹又拿手背往額角一抺；眼底下是一片旗海，紅色的、黃色的、藍色的、綠色的，各種顏色各種形狀都有，把維園的半空擠成一片混沌。於是陳絹只好把手上的幡再舉高點——她的手已酸了，而且庇護中心的這塊實在太細小、太寒酸了。但即使做一個大的又如何呢﹖她一個人又拿不了。
終於，兩個熟悉的身影在人海中出現。陳絹向她們連連招手：「這裡啊﹗」艾達和科娜好一會才聽到喊聲，快步走來。陳絹笑著把直幡交給她們：「我去外面看看，可能有人找不到我們。」剛說著，手機就響了，又是清姐，已經是第三次打來了。
「你們到底在哪裡啊﹖」
「不是說了嗎﹖在足球場旁邊的角落呀﹗」
「足球場這麼大，我看不見你們呀﹗」
陳絹顧盼四周，「你看見那塊寫上禁毒標語的大橫額嗎﹖掛在球場旁邊鐵絲網上，綠色的。」
「在哪裡呀﹖看不見。」
「都說是足球場旁邊的鐵絲網。」《國際歌》忽然從大會喇叭中轟炸過來，陳絹只好對著電話大吼。電話那邊響起「嘟嘟」聲，另一條線要插進來。
「你找找看，禁毒的橫額，綠色的。」陳絹把線路駁到另一邊，果然是記者。
「你們現在在哪裡﹖我可以來採訪嗎﹖」
「當然可以，」陳絹用耳朵和肩膊夾著手機，扭開水瓶喝口水，「我們在足球場旁邊，我站在一張禁毒橫額前，綠色的。」
「你們這次有多少人參加遊行﹖」年輕的女記者個子很小，一邊問，一邊探頭往陳絹身後望。陳絹也回過頭去，見除了艾達和科娜以外，只另外來了一男一女。
「其實每年人數也說不準，」陳絹提醒自己保持微笑，然後從手提袋裡掏出新聞稿交給記者，「新移民婦女一向比較怕事，也不一定懂得來港島區的路。不過我們還有些義工，會陸續到來——對了，你也可以訪問我們的同工。她們知道很多故事。」
陳絹過去接過直幡，讓艾達和科娜跟記者聊天。電話又響起來了。
「陳絹，」丈夫的口吻老像中學同學，「我現在從地鐵站走來，要不要替你帶點甚麼﹖」
「不用了，」陳絹把垂到肘彎的手提布袋抽上來，「你過來吧。」
「外面人龍很長，進來至少十五分鐘。你要喝水嗎﹖肚子餓不餓﹖」
「真的不用了。」陳絹急著掛線，「我正忙著呢，不談了。」
才掛了線，電話又響了，「我看見你啦﹗」
陳絹往前望，果然見到清姐一拐一拐到來；阿彌陀佛，不用再接她電話了，陳絹鬆一口氣。
「終於找到了啊，」陳絹為自己剛才的語氣解釋，「實在太多電話，我應付不了。」
「其他人呢﹖」清姐也問了記者的問題，「怎麼就這幾個人﹖」
這次陳絹無言以對了。
「反對家庭暴力！正視婦女被虐﹗」
遊行隊伍終於出發了；陳絹領在隊頭，一邊跟著前面的人走，一邊托起大聲公喊口號，後面的人也就跟著叫起來。來到維園出口，一下子容不下這麼多人，大家自動排成直線慢慢前行——都是遊行的常客了，守秩序，講常識，過瓶頸位時得專注迅速。陳絹放下擴音器，趁這空檔又撥了電話。
「你到底在哪裡？」
「在你們後面吧……我猜……」
陳絹強搬脖子往後望；他們一隊才五十多人，陳絹不見丈夫。
「我看不見你啊，」陳絹往前挪了挪，「你現在的位置是甚麼？」
「這個……」
「你看見甚麼？」陳絹看著前面，「你看到外牆罩住綠色紗網的那幢大廈嗎？」
「在哪裡？」
「前面罩着綠色紗網的那幢，」陳絹又往前挪，「我們就在對面。對了，皇室堡對面。」
「皇室堡？」
「皇室堡你不知道？」陳絹又火起來，「你在香港出世不是嗎﹖」
電話那邊忽然斷了線；陳絹再撥，卻怎樣也撥不通了。前面不知是誰在吹號；隊伍終於穿過維園出口。陳絹只好放棄，重又托起擴音器：
「反對家庭暴力！」
「反對家庭暴力﹗」
「關注婦女權益！」
「關注婦女權益！」
「成立家暴警察﹗」
「成立家暴警察！」
「抗議政府漠視﹗」
「抗議政府漠視﹗」
陳絹沒命地喊，然而卻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她聽到的是一陣「隆隆」的鼓聲，一陣讓人背脊骨樑發涼的震動。回頭望去，只見一式一樣的面具，整齊地成「一」字排開，把整條馬路封起，像一壁緩緩向前迫近的牆垣；鼓聲是石牆移動時磨擦的聲音。陳絹轉過臉去，前方是一陣旗幟的海浪，紅黑色的，迎面撲來。她覺得自己像被夾在中間的一株雜草，只要四周的聲浪再大些，就要斷了。
口袋裡的震動把陳絹拉回現實。這次卻是母親打來的。
「你今晚回來吃飯嗎﹖」
「甚麼﹖」
「我說呀，你今晚回不回家吃飯﹖」
「隨便啦，好的。」陳絹知道，如果不這樣回答，是妄想掛線的了。有人在她背後拍了一下。陳絹按著電話回頭望，是丈夫。他一言不發，接過陳絹的手提袋，掛在自己的肩上。
「我正忙著，不談了。」
陳絹著義工把橫額抬高些，深呼吸一下，喊：
「反對家庭暴力！」
「反對家庭暴力﹗」
「關注婦女權益！」
「關注婦女權益！」
熱空氣載著她們的聲音，在高樓大廈之間迴旋著，往上升，往上升；夠不著太陽 也夠不著白雲，便在半空散開了。一隻麻雀站在大廈外牆邊緣向下望，牠看見平時熟悉的街道鋪滿了往前蠕動的螞蟻，無聲的、看不見臉孔的，往同一方向整齊地遷移。然而麻雀並不感到奇怪，也不驚惶；在天空中生活，牠已看慣了地面上一切異樣新奇的事物，這每年一次的情景，實在沒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麻雀雙腳一撐，好像要往下掉，卻忽然一抬頭張開了翅膀，「呼」的一聲劃過天空。牠滑翔到另一座大廈的天台；風穿過牠的羽毛，習習地吹到城市的另一邊去了。今天的天空像過往的天空一樣，寧靜一如深海。
******
走在黃昏的屋邨走廊上，經過電視聲、炒菜聲、煎魚的腥氣和一塊塊熟悉的鐵閘掛布，陳絹終於站在母親家門的鐵閘外面，看著屋內的母親不住在廚房與客廳之間進進出出。晚上八時，母親忙碌一如受驚的母雞，手裡拿著各種蔬菜、肉食、碗筷，穿梭於飯桌、冰箱與灶頭之間。她甚至沒發現女兒已站在門外好幾分鐘。如果我是個入屋行劫的賊匪，她手上的武器，就是紅蘿蔔、一袋滲血的生豬肉，和幾條菜心了吧﹖陳絹搖搖頭，自行掏出鎖匙開門。母親這才抬頭看她一眼：「回來了﹖」沒等回答，便又拿著滿手的物事回到廚房去。陳絹含糊地「嗯」了一聲，算是招呼；丈夫把擴音器、紙板等放在門口的角落，親切地喊了一聲「媽」。母親每次看見女婿都顯得很開心，笑著說：「快開飯了。你們先看一會電視。」
陳絹瞄了一眼；丈夫把紙板都翻到背面，看不到上面的口號。她擠進廚房，只見母親正在剁豬肉，豬肉在密集狠準的刀法下，已剁成稀巴爛了。陳絹別過臉去，倒了兩杯水；走出客廳，丈夫已經打開電視了，英文台剛開始報導晚間新聞。陳絹把水杯遞給丈夫，眼睛卻盯著螢幕。第一宗就是遊行消息。鏡頭掠過一個又一個的團體、隊伍，一張又一張的臉孔。主辦單位說，參加人數約有七萬人，訴求是爭取民主政制、改善民生、控制樓價等。也有人爭取小班教學、全民退休保障、保育古蹟。一如所料沒有她們的份兒。丈夫說：「回家後我把照片放上網。」陳絹沒有搭腔。
「開飯了。」母親興致勃勃地捧著餸菜，從廚房走出來，「快過來。」
夏日的晚上，滿身臭汗坐在溫度三十度的空氣裡，這餐晚飯像一道被迫著欣賞的美好風景；只有母親對自己煮的菜從沒懷疑，總是大把大把地下箸。一碟鹹魚蒸肉餅很快便吃個精光；幾顆白色的肥肉在又油又稠的汁液中浮動。母親還把餸汁澆在白飯上：「今天下午我打了好幾次電話給你，都打不通。」
「是嗎﹖我的電話一直開著。」陳絹拿起電話一看，沒有母親家裡的來電顯示。「你甚麼時候打來的﹖」
「兩三點左右啦。」母親把肥肉送進口中。
「可能是同一時間太多人打電話，」丈夫夾了一條菜心，卻沒有吃，「我跟你講電話時，也是忽然斷了線。」
「哦﹖我以為是你掛斷電話。」陳絹低頭扒飯。
「我沒有，」丈夫拿筷子把白飯扒鬆，「是突然斷線。那段時間線路太繁忙了吧。」
「幹嗎，飯菜不對胃口嗎﹖」母親忽然拿筷子敲敲丈夫的碗，「吃這麼少﹖」
陳絹瞄了一眼，果然只吃了一點。
「不，」丈夫笑道，「天氣熱，胃口差些。」
母親站起來關門窗，開空調，背著他們說：「你們剛才又去甚麼遊行了﹖」陳絹和丈夫都沒作聲。。母親又說：「我說呀，有甚麼用﹖有工開，有飯吃，這就是了。」空調開了，登時傳來低沉的「隆隆」聲，像母親的嘮叨：「你呀，別再讓她去了。你自己也不要去。我另外煮個麵給你吃可好﹖」
「媽，你不用費事。」陳絹皺眉。
「真的，不用費事，」丈夫笑道，「我慢慢吃就好。」
「不費事呀，很快便煮好。」母親放下筷子，用身上的圍裙擦擦嘴巴，便站起來，重新到廚房裡操作起來。她將會煮一個麵，送到女婿的面前。母親總是以自己的判斷來決定對方的需要，然後馬上付諸行動。她忠於母親的職份，樂於應酬家裡的各項瑣碎事務，包括一頓飯要煮兩遍。然而陳絹從不認為母親是個溫柔的人。丈夫乖乖把麵吃完，一直保持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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