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對位法——訪李歐梵談新書《我這一代人》

兩橋

訪問：張歷君
撰文：梁恩翹

接續前作《我的二十世紀：李歐梵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李歐梵教授的新書《我這一代人：師長、朋友和我》。全書以個人視角出發，寫師長，寫朋友，也寫自己。年屆八十七，回顧一生中曾經相遇的人，本來就是很自然的事；但李歐梵的書寫並不止於追憶，而是在回望之中不斷反思：當我們書寫他人時，是否也在重寫自己？這本書究竟是怎樣組織起來的，又如何處理記憶與理解之間的距離？

「我這一代人」：二十世紀的群像

《我這一代人》分成三部分：師長、朋友、我。「師長篇」從施蟄存開始，「朋友篇」則一路寫到北島，最後以「我」作結——這部份先是李歐梵自己的生日感言，再加上妻子李子玉寫他的三篇文章。整本書按出生年份排列，從二十世紀初一直寫到戰後，看起來像是一條很清楚的時間線；但讀下去會發現，這種排列並不止於井然有序。它在不知不覺間做出了一種對照：首尾兩位人物，施蟄存（1905-2003）與北島（1949-），雖然相隔了一代，卻都觸及到「現代性」的問題。兩篇文章放在一起看，竟有一種在時代之間遙相呼應的「對位」效果。

李歐梵在訪談中說，這本書原想只寫已故的朋友，後來在編輯胡召洋建議下，也納入了在世的友人，因此最終決定「朋友篇」以北島作結，剛好和施蟄存形成一前一後的呼應。他笑說：「又剛好碰上了。」這個「碰上」當然有偶然的成分，但也不全然是偶然。這些人雖然年紀不同，身處的位置不同，卻都活在二十世紀的歷史裡；這種共享的時代經驗跨越背景、經歷和思考模式的不同，將書中的人物都串連起來。

他在序言裡寫得很清楚：師長和朋友雖然隔著年齡，但所處的主要時代都在二十世紀，從這個角度看，他們其實與自己是「同時代人」（Les Contemporains）。李歐梵對「我這一代人」的理解，也為全書定下了基調。他說這一代人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除了學者，也有作家；大家生命經驗都很豐富，流浪他鄉、追尋自我，卻又與上一代的世界觀保持着某種距離，同時也延續了某些東西。對他而言，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對思想和思想史的重視。這本書不是單純懷舊，也不是把舊日人物一個個撿回來排排坐，而是由一個人的眼睛映照出富有人文主義精神的黃金年代。人與人之間的思想互相碰撞、擺盪，拼成一個更大的時代輪廓，再而反覆校準「自我」的概念。

回憶的「後反思」

李歐梵談及回憶書寫時指出，懷念友人是一種心理常態，但懷念同時也是一種反思。他書中寫道：「從朋友的命運想到自己的幸運，一個老朋友的離開，也帶走了一點自己。」回憶不是單純的向後看，而是在回望的過程中重新審視自我。每一個被書寫的「他者」，都是一面鏡子，照出書寫者自己的某個側面。

他寫好友劉紹銘，回憶的是七零年代初到香港，兩人在崇基學院當同事，劉紹銘抱着一歲的孩子來迎接他，還一起為胡金銓的電影《俠女》出主意、合寫英文字幕的日子。寫戴天，是大學時代一起在台灣大學校園貼《現代文學》宣傳單張的青春。寫林毓生，則是在芝加哥大學的迎新舞會上聊了一整晚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忘了找人跳舞。這些被書寫的回憶片斷，一方面呈現出書寫者對遙遠已逝去的人事物的懷緬，另一方面，當記憶的見證者逐一消逝，留下的人就須承擔記憶的工程。

李歐梵在訪問中談及，自己在撰寫《我這一代人》時，曾與編輯討論「懷想朋友」的意義。編輯提醒他，劉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在其名作《四種愛》（The Four Loves）中，曾引述英國文學家查理斯・蘭姆（Charles Lamb）有關「友愛」（Friendship）的說法：「蘭姆曾經說過，假定三個朋友（甲、乙、丙）當中，甲去世了，那麼，乙不僅失去了甲，還失去了『丙身上甲的成份』；同樣，丙也不僅失去了甲，還失去了『乙身上甲的成份』。我的每位朋友身上都有一些東西，只有另外一位朋友才能將其充分地引發出來，我僅憑自己不足以讓他展示全貌，需要有其他的光束來呈現他的方方面面。」（註1） 李歐梵這才猛然記起，自己多年以前曾在蘭姆的書信中讀過這個說法。因此，他進一步引伸發揮蘭姆的說法，將之闡述為「個人與他者的命題」，並寫進了《我這一代人》的序言裡。

李歐梵認為，蘭姆把個人與他者的命題分裂成三個人，互相看到彼此，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一個人離去了，也失去了一個他者眼中的自我。換言之，朋友的離去不只是失去一個人，更是失去了生命中某一個時刻的「你」。因此書寫者成為了那段共同記憶唯一的承載者，這條線索在追憶中貫穿了全書。

然而，寫他人終究不同於寫自己。當李歐梵回過頭來書寫自身時，他也經歷了別樣的書寫體驗。他談到書中的八十歲生日感言時，一方面覺得「赤裸裸」地寫出真實感受，是別人很少做到的事，為此感到相當驕傲；另一方面，一旦談到老年的生命境況，他又察覺自己的文字隱約滲出一種書中所謂「酸得饅頭」（sentimental）的感傷氣息。這也讓他意識到，當一個人直書內心感受，往往則會變成一種奇怪的挑戰：生命的情境觸發情緒，生出自憐，之後又難免回過頭來自我質疑。在書寫中不斷反芻的過程，或許是認真面對自身的人都難以迴避的兩難。

靠自己的目光回望過去，視角難免有所揀選，也有所侷限。因此，書中也收錄多篇出自妻子李子玉的文章，寫的是徐訏、余英時夫婦、白先勇等人；而她談及李歐梵的三篇則置於全書最末，並不只是附錄式的點綴。她寫與李歐梵的日常與婚姻，從另一個視角補充了「我」和他人的肖像，也為全書增添了對話中「對位」與「複調」的層次。全書從師長寫到朋友，從朋友寫到自己，最後由妻子寫他，這是一個從「他者」回歸「自我」、再從「自我」被「他者」重新觀看的循環。

在訪談中他說，自己常常一邊寫一邊想，把過去的經驗重新拆開，拆開之後再把它組成一個東西。幾十年前發生的事，當時未必理解，但經過時間的沉澱淘洗，反而看出了新的意義。他回憶《現代文學》第一期問世時，自己和戴天兩人曾在台大文學院大樓張貼宣傳單張。當時，戴天把腳踩在紙上，勾畫出自己鞋底的形狀，再在上面寫上「現代文學」四字，像宣示那一代人特有的敏銳與機鋒。他後來回想，那鞋印似乎有意無意地向保羅・克利（Paul Klee）致敬——但當時他們連克利的畫都沒真正看過。幾十年後重讀，才發現原來自己當年的下意識裡，已經被某種現代主義的美學吸引了，只是那時候不知道。他把這種感悟叫做「後反思」或「後見之明」，將後來才領悟的東西重新寫進回憶裡。這種做法或有風險：會不會不誠實？他的回答很乾脆：「加在一起才是誠實。」回憶不是檔案，不是如實記錄當年發生了甚麼，而是在當下這個時間點重新理解當年。一個人到了耄耋之年，回頭看幾十年前的自己，如果說出來的東西和當年一模一樣，那反而是不誠實的。

這個「後反思」的概念，其實早在籌備回憶錄寫作計劃時就已成形。當時李歐梵在一份至今尚未發表的計劃大綱中寫道：「在回憶的敘述過程中把『自我』分開：一個是經驗者的『自我』，另一個是敘述者和對話者的自我。」（註2）這兩個自我在對話的過程中彼此質詢、駁詰，經驗者的自我被支解，敘述者的自我重新組裝，個人的心路歷程於是變成了歷史潮流的一部分。回憶在此成為一種方法論：將經驗客體化，透過不同維度的觀察與解剖，使個人生命史與集體歷史經驗產生對話關係。這既是一種自我認識的技藝，也是對二十世紀文化史的另類書寫路徑。

未寫盡之處

不過，李歐梵也坦言，這本書未能完全覆蓋他想寫的一切。就如訪談中他提到好幾位未能收入的人物：譬如德國漢學家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G. Wagner），還有《現代文學》雜誌的張先緒等——他原本也想過收錄關於他們的悼念和懷想文章，但最終還是捨棄了。他說，自己腦子裡還想寫好幾個人，但「來不及了」。此外，妻子寫的幾個人物，包括李渝、李敖、王德威、季進等，也因篇幅考量未能盡悉收錄。

更大的空白，還是來自歷史與記憶之間的拉鋸。他回憶國共內戰那段歲月，全家從河南逃難到陝西、再到上海、南京、福州、最後渡海到台灣。他說，這段逃難的經歷之前在《我的二十世紀》書裡寫得太短了，因為怕自己記錯，怕細節有誤。書中有記錄父親的日記，由父親的文字來填補那段歷史的輪廓。然而，他自己的記憶卻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畫面，譬如，小時候家裡沒有錢買鞋子，只好赤腳在稻田裡不斷地走。他後來回想，那個畫面竟有點像一部伊朗電影《小鞋子》（Children of Heaven）。現在回顧起來，他認為自己戰爭時期的經歷在《我的二十世紀》中僅匆匆帶過，中間的細節都來不及填充。這種克制，未必是迴避，寧可少寫，也不願杜撰。

他對文體也有相當多想法，只是最後沒能一一實現。他曾想過，如果寫的是詩人，是否可以用詩的文體；若是戲劇家，是否可以用帶點戲劇性的方式來處理。到了小說，他卻忽然猶豫説要再想一想。這些念頭像「珍奇櫃」（Cabinets of Curiosities）中的奇異藏品，偶爾會從李教授的腦袋裡跑出來，可見他對書寫形式一直很敏感，並且不斷嘗試不同的可能；只是最後，它們都還未曾真正落實。這些未能實現的設想，也許會成為第三本書的伏筆——訪談最後他說：「好，我今天下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我和妻子要合寫第三本書了。」

1. 路易士（C. S. Lewis）著，汪詠梅譯：《四種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62-63。
2. 李歐梵：〈世紀經驗、生命體驗與思想機緣：一個人的心路歷程（計劃主旨和大綱）〉（未刊稿），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