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90分鐘的世俗宗教：從《足球悖論》看世界盃如何召回帝國、民族與信仰 ——評亞倫・W・休斯《足球悖論：宗教、民族主義與全球化》

王崢

智利詩人尼卡諾爾・帕拉（Nicanor Parra）曾寫道：「在我們眼中，世界縮小成一顆足球般大小，而踢它便成為我們的狂熱。」（“A nuestros ojos el mundo se reducía al tamaño de una pelota de fútbol y patearla era nuestro delirio.”）這句看似描述童年遊戲經驗的詩句，卻意外捕捉了足球在現代世界中的特殊位置。一顆由雙腳推動的皮球，何以能夠承載國家的榮耀、民族的記憶、帝國的遺產，以及數十億人的情感投射？足球之所以令人著迷，或許並不只是因為它是一項競技運動，而是因為它逐漸成為現代世界中少數仍能召集如此龐大共同體的文化儀式。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中所揭示的，現代共同體往往並非建立於人與人之間的直接相識，而是透過共享的符號、記憶與情感被持續想像；世界盃中的國旗、國歌與球衣，正是在這種想像機制中，使數百萬彼此陌生的人暫時成為一個共同體。
 
每隔四年，世界似乎共同參與一場奇妙的集體儀式。數十億人聚集在螢幕前，觀看二十二名球員追逐一顆足球；那些平日裡語言不同、生活經驗迥異、甚至彼此陌生的人，會因為一次進球同時歡呼，也會因為一次失利共同沉默。世界盃因此經常被稱為「全球最大的體育盛會」，然而足球最值得思考之處，並不僅僅在於它如何讓世界產生短暫的團結，而在於它如何使那些尚未被真正解決的歷史矛盾重新浮現。
 
足球場上的國旗、國歌與球衣，看似只是比賽的一部分，實際上卻承載著更漫長的歷史記憶。殖民與反殖民、帝國與民族國家、宗教與世俗化、移民與身份認同，這些看似屬於政治史或文化史的問題，往往會在九十分鐘的比賽中重新獲得情感上的現實性。足球並不是歷史之外的空間，它更像是一個特殊舞台，使現代世界試圖遺忘或壓抑的衝突，以最直接、最集體的形式重新出現。
 
2026年世界盃尤其凸顯了足球作為地緣劇場的特質。由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共同主辦的這屆賽事，本身便處於全球化、移民與地緣政治交錯的位置。北美作為當代世界秩序的重要中心，一方面象徵著跨國資本、媒體產業與全球人口流動所塑造的新世界；另一方面，也和作為拉美最前線的墨西哥，共享著漫長卻令人不安的國境線，繼續訴說著殖民擴張、邊境政治與不同民族共同體之間長期未被消解的矛盾。因此，當不同國家的球隊站上世界盃淘汰賽舞台時，人們很難只將其理解為九十分鐘內的競技。
 
尤其是在2026年世界盃八強階段，多組對陣本身便像是一張濃縮的歷史地圖。法國與摩洛哥的相遇，不只是兩支足球隊之間的競爭，更使法國殖民摩洛哥的歷史遺產重新進入公共視野。1912年至1956年間，摩洛哥處於法國保護國體制之下，而數十年後，北非移民及其後代又深刻改變了法國社會與足球文化。法國國家隊中的許多球員，本身便處於殖民歷史、移民身份與共和國整合模式交織的位置。因此，法國與摩洛哥之間的比賽，既不是前殖民者與前殖民地之間的簡單對抗，也不是歷史的直接重演，而是一個後殖民世界中身份重疊與記憶競爭的象徵場域。
 
西班牙與比利時的相遇，則召回了歐洲帝國形成史中的另一條暗線。今天的比利時與荷蘭所在的低地國家地區，曾經是十六世紀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國的重要領地。宗教改革、地方自治與反抗西班牙王權的政治鬥爭，最終導向尼德蘭獨立以及歐洲近代國家秩序的形成。足球場上的兩面旗幟，因此也攜帶著關於帝國統治、宗教分裂與民族形成的漫長記憶。這種歷史並不會因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而消失，反而會在國家象徵被重新召喚時，以新的形式浮現。
 
英格蘭與挪威的對決，同樣喚起北海世界的歷史想像。從維京時代的征服與移民，到十一世紀克努特大帝（Cnut the Great）建立橫跨英格蘭、丹麥與挪威的北海帝國，英格蘭與挪威之間的關係從來不是兩個孤立民族之間的偶然接觸，而是歐洲權力重組、王權競爭與文化融合的一部分，最終塑造了安格魯撒克遜的民族精神。足球並不真正重演這些歷史，但它使那些早已被現代民族國家敘事遮蔽的記憶重新獲得情感重量。
 
然而，2026年世界盃所呈現的政治性並不只存在於歷史象徵之中，也存在於當下的權力關係。當美國政治試圖介入足球治理，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國際比賽判罰與國際足聯進行政治施壓時，足球作為「純粹運動」的幻想再次受到挑戰。與此同時，伊朗國家隊前往美國參賽所面臨的外交、安全與政治壓力，也提醒人們，國際足球從來不是完全脫離國際政治的中立空間。世界盃表面上遵循相同規則，卻始終在全球權力不平等的背景下運作。
 
正因如此，足球最深刻的矛盾正在於：它一方面被想像為一種超越國界的全球語言，另一方面卻始終被國家、歷史與政治力量重新佔據。它看似提供了一個平等競爭的舞台，但這個舞台本身從未脫離世界的不平等結構。也正是在這種矛盾之中，加拿大宗教研究學者 亞倫・W・休斯（Aaron W. Hughes）的《足球悖論：宗教、民族主義與全球化》（The Football Paradox: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提供了一種極具啟發性的觀看方式。這位來自2026世界盃舉辦國之一-加拿大的文化學者的新作，以悖論為引，重組了足球和世界的複雜關係。
 
《足球悖論》真正值得注意之處，不只是它討論足球，而是它重新提出了一個關於現代人的根本問題：在一個宗教影響逐漸下降、全球化持續加速、傳統共同體不斷瓦解的時代，人類為什麼仍然需要足球？休斯 並不滿足於將足球視為政治、經濟或社會現象的反映。他真正關心的是，為什麼一項看似簡單的運動，可以承載如此巨大的情感重量。
 
這也是《足球悖論》與許多足球研究最根本的差異。休斯本身是一位研究宗教、世俗化與身份政治的學者，而非傳統意義上的足球史研究者。他長期關注宗教如何塑造群體身份，以及現代社會如何在宗教逐漸退出公共生活中心位置之後，尋找新的共同體形式。因此，這本書並不是一本關於球員、俱樂部或世界盃歷史的著作，而是一部試圖回答現代性困境的文化研究：當傳統宗教不再提供唯一的集體信仰框架時，人類如何創造新的儀式、新的象徵，以及新的歸屬方式。以及更重要的是：足球是否真的取代了宗教或只是後者的延續？
 
過去關於足球的研究，大致形成了幾條重要路徑。其中一條路徑，是將足球視為政治與社會的鏡像。英國記者與作家西蒙・庫珀（Simon Kuper）的《足球反對敵人》（Football Against the Enemy），透過不同國家的足球故事展示足球與權力、戰爭、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庫珀筆下的足球世界從來不是封閉的運動領域，而是一個政治力量投射自身的空間：政府利用足球塑造國家形象，球迷透過俱樂部表達地方身份，而國家隊則成為民族想像最鮮明的象徵。
 
另一條路徑則關注足球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美國記者富蘭克林・福爾（Franklin Foer）的《足球如何解釋世界：不尋常的全球化理論》（How Soccer Explains the World: An Unlikely Theory of Globalization）指出，全球化並沒有使地方身份消失，反而使足球成為地方文化、民族記憶與身份政治的重要承載物。跨國轉播、球員流動與商業資本使足球成為全球產業，但球迷對俱樂部與國家隊的情感依附，卻往往建立在最地方性的歷史與記憶之上。
 
然而，這些研究大多仍然圍繞著相似的問題展開：足球反映了什麼？足球揭示了什麼？足球如何被政治力量利用？而 休斯 提出的問題更進一步：為什麼足球本身具有讓人投入、相信與奉獻的能力？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足球悖論》完成了從社會分析到宗教研究的轉向。對 休斯 而言，足球之所以接近宗教，並不是因為球迷真的相信球隊具有神聖力量，而是因為足球重新提供了宗教曾經在社會中扮演的重要功能：儀式、共同體、象徵系統，以及一種超越個人生命經驗的集體感。
 
然而，足球與傳統宗教之間也存在根本差異。宗教通常指向彼岸世界，提供關於生命終極意義的解釋；足球的神聖性則完全存在於此世。它不承諾死後救贖，而是在短暫的比賽時間內創造一種超越日常生活的經驗。九十分鐘之中，一個普通人可以暫時離開工作、階級、孤獨與現代社會的碎片化狀態，進入一個由共同情感構成的世界。
 
這種世俗宗教的力量，正來自它的矛盾性。足球一方面是一種全球化文化，使不同語言、民族與地域的人共享同一套規則；另一方面，它又透過國家隊、旗幟與民族象徵不斷強化差異。它既創造共同體，也製造邊界；既允許陌生人因同一支球隊而結合，也可能使對手被想像成敵人。
 
這正是 休斯 所說的「悖論」。
 
現代足球誕生於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而今天最全球化的運動之一，其早期傳播歷史其實與殖民擴張密不可分。英國商人、軍人、工程師與殖民官員將足球帶往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使這項運動成為帝國文化流動的一部分。然而，被殖民者很快重新挪用了足球，使它從帝國秩序的象徵轉化為民族解放與身份建構的工具。
 
足球因此具有雙重歷史：它既是帝國留下的遺產，也是被殖民者重新創造的語言。
 
在許多曾經遭受殖民統治的國家，國家隊不只是體育代表，而是一種象徵性的主權展示。當一支球隊站上國際舞台，升起國旗、唱起國歌時，它所宣告的不只是競技能力，更是一個民族在世界秩序中的存在。對那些曾經被殖民、被忽視或被排除於全球權力中心之外的社會而言，足球提供了一個少有的公共空間，使弱小國家能夠與強權相遇，使歷史上缺乏發言權的群體獲得被看見的機會。
 
但足球同時也暴露民族主義的危險。當國家隊被視為民族身體的延伸時，勝利容易被理解為民族優越性的證明，而失敗則可能被感受為集體羞辱-而近年的網絡文化則更加重了這種極端化的症候：此次西征未捷，日韓球員回到故國，等待的不僅是機場的噓聲，還有網絡的無限敵意。足球之所以具有宗教般的力量，並不只是因為它能夠團結人群，也因為它能夠激發最強烈的情感，包括愛、忠誠、希望，以及對他者的排斥。
 
然而，《足球悖論》的重要性正在於，休斯 並沒有因此將足球簡化為民族主義的工具。他並不認為足球只是權力機器製造情緒的方式，也不認為球迷對足球的投入只是被政治操控的結果。相反，他試圖理解的是，為什麼人類會如此需要共同體，為什麼人在高度個人化、世俗化與全球化的現代社會中，仍然渴望參與某種超越自身的故事。
 
現代社會往往以理性、個人主義與市場邏輯組織自身，但人的象徵需求並沒有因此消失。當傳統宗教、地方社群與家族結構逐漸失去過去的中心位置，人們仍然需要某些能夠將孤立個體重新連結起來的文化形式。足球正是在這個裂縫中產生力量。它提供了一種不需要共享神學體系的信仰形式，人們不必相信同一套教義，也不必屬於同一個文化背景，只需要共同相信某支球隊、某段歷史、某個象徵，便能進入一個由情感構成的共同體。
 
這種相信並不一定意味著對某種真理的接受，而是一種情感上的承諾。球迷知道比賽結果偶然，知道勝利並不會真正改變生活條件，知道球員終究會離開、球隊終究會失敗，但他們仍然願意投入時間、記憶與情感。正是在這種明知短暫卻仍願意相信的狀態中，足球展現出近似宗教的特質。
 
因此，足球最接近宗教的地方，也許並不是它提供了關於世界的答案，而是它創造了一種共同等待答案的方式。
 
世界盃尤其放大了這種特質。俱樂部足球通常建立在地方身份之上，而國家隊則將足球與民族想像結合。當球員穿上國家隊球衣時，他們不再只是個人，而被視為某種集體身份的代表。這種象徵力量解釋了為什麼世界盃比其他體育賽事更容易引發政治反應，也解釋了為什麼國家會投入巨大的外交與文化資源來參與其中。
 
然而，足球的神聖化也始終伴隨著危險。宗教可以創造共同體，也可以劃分異端；民族身份可以提供歸屬，也可以製造排斥。當足球成為現代社會的世俗宗教，它同時繼承了宗教最強大的凝聚力量，也承擔了宗教歷史中關於排他性與衝突的陰影。這正是 休斯 書名中「悖論」一詞的真正含義。足球越是被視為全球共同語言，就越無法逃避世界本身的分裂；足球越是被想像為超越政治的運動，就越容易成為政治力量競逐的場所。它既是一種全球化產物，也是一種民族主義儀式；既承載帝國留下的歷史，也成為曾被帝國統治者重新發聲的工具。
 
從這個角度看，2026年世界盃所呈現的種種矛盾，恰好印證了休斯的分析。北美主辦的賽事代表著全球資本與媒體時代的高度整合，但同時也暴露殖民遺產、移民政治與國際權力的不平等；八強賽中的歷史對位讓過去重新進入現在，而政治人物對足球治理的介入則提醒人們，世界盃從來不是一個脫離現實世界的純粹競技空間。
 
足球之所以迷人，正因為它從未只是足球，而可以是一整個世界。帕拉筆下那顆縮小世界的足球，在休斯的書本中成為關於信仰、共同體與身份的追問，在梅西的草地上成為奔跑與夢想的證明。那麼，我們自己的球場又在哪裡？也許，就在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