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詠聰的詩集《戒和同修》,名字總帶著一點宗教意味的神秘與距離,乍看不明所以,但細讀過後又會頓悟詩人靈動的心思。作家呂永佳評它雖然同樣書寫家庭、工作與成長,獨特的卻是那狠絕錐心的自我解剖與批判。一場在群體與個體中穿梭環迴的旅程,曾詠聰為那關於生命、文學與際遇的共同修行,畫上新的詮釋。
「如是我聞 行者時光——曾詠聰《戒和同修》詩集發佈暨詩人對談會」由《字花》編輯關天林主持,他和曾詠聰、呂永佳圍繞詩集名字與作品內容,暢談群體與個體的創作心態、家庭和死亡的題材,以及在擁有與失去間如何繼續前程。
群體與個體之間的擁有與失去
詩集名字多取自詩人寫得最滿意或最鍾愛的作品,然而,「戒和同修」卻純然是一個後起的名字。在〈後記〉中,詩人自道書名「包含了規律、和諧,以及共同修行的意味」。沒有講明的法則,世人卻都不約而同地遵守著;一樣的規律裡,我們看似孤獨,卻又是並肩修行的同路人。
在寫作上,「戒和同修」更包涵了創作行為的本質,一種對於個體孤獨心態的補償。曾詠聰回憶大學暑假時成立「煩惱詩社」的經歷,認為對自己寫詩影響很大。當時他們一行十多人製作詩刊,由設計、插圖到印刷皆一手包辦。群體圍繞著共同的意象去創作,如五六個人一起寫關於「海」意象的詩,那時他開始想變化個人風格,在群體中擁有個體。後來隨著詩刊停辦,回歸個體之時,他又想念群體生活。往後的日子,他轉向投稿、比賽,走上自己的創作路途。寫詩的人不再如從前圍讀交流,卻又默默知道彼此在同一路上。這條路孤獨亦熱鬧,「同修」中帶有共同體的想像與默契,也包含了群體對個體寫作的意義。
呂永佳也認同群體對個體的重要,但當中亦有束縛和局限。群體給予個體很大的支持,若以彼此欣賞的心態去閱讀作品,可以突破一己的視野局限,使創作得到進步。然而,群體的毛病在於對自我的壓縮與扭曲,在群體中容易失去個體。譬如在大學詩會或課堂上,由於只有一位老師與一種文學觀,學生都迎合那種創作風格以求讚賞。再如辦雜誌,雖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也許只是人辦亦辦,缺乏勇氣、決心與眼光,未能扭轉狹窄之處,同樣有個體消失在群體中的危險。而參加文學獎,雖然可以看到更多不同人的作品,卻又因為某種風格容易奪獎而落入另一種單一的群體。詩歌本身有著很大的可能性,不可能只被一種題材類型統領。他肯定群體的溫暖,卻認為要時刻警覺個體的淹沒。
由家庭群體分裂出去的創作養分
創作是一個摸索過程,因著各自的緣分,走出不一樣的修行之路。人生的第一種緣分是與家人的連繫,所以他們成為了詩集第一首詩〈回家〉的主角。若說詩集是要記錄詩人頭三十年人生的種種,那麼他最大的轉變正是從家庭群體獨立出來,獨自居住,從可以依賴家人,變成要獨自成長的個體。曾詠聰覺得家庭是創作上容易觸及的題材,大家擁有的家庭經驗可能都相似;而家庭亦是一種難寫的題材——在疏離與親密之間的分寸難以拿捏。然而詩是一種隱語,讀者未必解讀到創作者的全部想法,詩人便正好可以填充這些空間去表達,用詩體的含蓄與容納性去書寫,這比平白如話的散文更易避開矯情,每一顆字都能延展出解讀空間。
呂永佳認為曾詠聰筆下的家庭有獨特的意義,而這是寫出上品家庭詩作的關鍵。寫家庭題材很容易陷入兩個陷阱:濫情和太多秘密。然而他的詩作並沒有如是,他對家庭反而有著很深的剖析與觀察。從「舊居的反義詞只得一個家字」便可見他對家有著自己的定義,一種「走向相反」的詮釋。而且出於成長而被逼對父母的關懷變質,他有著很深的內疚感,但這卻並不驅使關係疏遠,而是更加珍惜。故他筆下的家和多數人的家既有共同的地方,卻又有他的獨特性,在家庭這種常見的題材,亦能見出鮮活。
沉重豐厚的死亡啟示
家庭題材貼近生活卻難以把握,「死亡」作為生命的失去,若即若離,抽象而衝擊,更是難以控制力道,甚至成為禁忌。曾詠聰認為香港教育制度甚麼都教,卻不教死亡;班上有學生跳樓自殺了,只是系統化、機械式地給予其他同學輔導。就連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看到那個從此空出的位子,都不懂接受,卻又要壓抑所有的情緒去處理教務,避重就輕。於是他寫下〈活埋三首〉,好讓自己的心得到釋放。
沒有死亡亦無以彰顯生命意義,不過要把死亡連繫學生,呂永佳欣賞曾詠聰的勇氣與膽量。他認為曾詠聰的詩裡所寫生命的終結,往往意味學生青春、理想、憧憬的枯萎,老師不得已放棄信念、無法扭轉的折衷,以至社會的千瘡百孔。正如〈活埋三首〉用筆很「重」,把死亡與學生拉得很近,教育制度對學生的壓榨歪曲,當中的痛心,每一個老師都會身有同感。
其實以老師的身分回到校園,亦是另一個「課程」的起點。現實中,教師處理學生的死亡時,為了保護自己,免卻問責,便要跟足教育局的程序,並抱有時間過去事件就會淡忘這種自欺欺人的思維。呂永佳覺得,通過閱讀曾詠聰的作品,可以看到文學珍貴的義務,在於發掘、填補死亡的意義,讓其在文字記載的過程中,變得豐厚,而不再是一個絕對而自以為是的定義。
書寫死亡,不一定是具體而有血跡的,亦可以有其他面向。如在雨傘運動期間創作的〈金魚〉,寫在停電「啪」一聲後,用防盜眼往門外看,我們才會發現有人倒下。「死亡」意象暗示變化可以是悄然無聲,在安靜平淡中,其實外面的世界已經風起雲湧,曾詠聰也藉著這首詩,告誡不要被社會假象所欺瞞,要時刻警覺。
在這一場眾生的修行中,聚散、家庭、死亡等都是必修課題。而在習以為常的反覆規律中,曾詠聰的筆觸,赤裸地透出其獨特的個性;面對生命的孤獨時,在擁有與失去之間,剝開了一層一層的繭衣。
活動資料
如是我聞行者時光——曾詠聰《戒和同修》詩集發佈暨詩人對談會
講者:曾詠聰先生、呂永佳先生
主持:關天林先生
日期:2020年3月22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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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奈奈的繪本《貓のミ-ラ》:
米白色封面上,孔雀一樣打開來的淡綠與暗紅都鑲了銀色的飾邊,而它們的根刺卻緊緊纏住了微笑中的女孩。彷彿因為滋養了一個豐盈的世界,女孩的臉才成了消失中的銀灰色,有銀灰色的貓隱然藏在她的身後。
翻開書,紅裡白字印著這樣一個句子:
きょう、フリーダは眉毛をそりました。
Today Frida shaved her eyebrows.
另一頁上,鏡子裡倒映著她:失去了眉毛,一張關於匱缺的臉。
匱缺像是被吞進去的一個詞,滿盈的句子便被打開了一個能夠重新進入的缺口。
飛機降落在關西機場是三月封關的前一天。半夜裡買機票時,還在鬼氣森森的愛丁堡。已經來不及回香港了,只能帶著英國冬天的衣物來到日本的春天。要帶來京都的書,本來已經選好,但它們終於只能待在我房間暗黑的抽屜裡,沒有機會被裝進行李箱。
按學校宿舍的要求,臨上機前去買了一部探耳式溫度計,然後每天填寫縱橫線條交錯密密麻麻的健康觀察表格,體溫是35.8、36、36.2⋯⋯,在鼻汁、咳、痰等等的正負選項裡打勾。這麼細緻的表格,卻原來不必呈交任何人,它預設的讀者是填寫的人,每天早晚耳語一樣跟自己低聲報告,好像便暗暗明白了,走在愈來愈寂靜無人的街道時,在那些落下的閘門前反覆看到的「自粛」二字。
《貓のミ-ラ》是在京都買的第一本書。從上京區由西向東走,搖搖晃晃到了一乘寺站的惠文社。在這家販賣書本的珠寶店裡,日語入門課只上了一半的我,看著迷離貓眼一樣,看著書架上乍隱乍現的字詞。我走到童書和繪本的架子前,對自己說:「無論如何要帶一本回去。辭典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查,最少能看明白一本書。」
フリーダ為甚麼削去她自己的眉毛?她和她的貓怎麼了?
(如果先不去偷看英文的部分,字詞就藏在一張張面具後面看著我。)
為了讓我記得名字而自稱妹妹的她,時時從大阪坐車到京都上博士班,本來要當我的日語老師,相約定期在大學附近的山貓軒一起讀一本書。然而,不久以後學校便關了門。在緊急狀態令以前,傳來妹妹的電郵,好意地說要陪我去一趟櫻花小旅行。這樣的邀約背後是善待客人的禮貌,還是春天到來的心情?回覆時應該說:yes,還是:no, thanks?當她用panic一詞,是在抱怨大家都惶恐過了頭,還是在訴說她自己的恐懼?在櫻花樹下,我們都緊張兮兮地把嘴巴藏在口罩後,默默地向著山上的瞭望台走。
昏天暗地蝸在宿舍裡。訪問學者居住的一邊,除了我以外,據說只有一個男教授。清晨時分聽到非常激動的男聲穿牆而來,彷彿隨時有人會梆梆梆梆的敲響門。我把耳朵貼在門上,辨清了聲音的方向,卻怎樣也無法認出是哪一種語言。
其他時候,就只有房間本身了。房間由許多現成的部件組裝起來,太空艙一樣展示著各式各樣的操控按鈕。買了一個雪平鍋,雨天的時候,把即食米飯倒進去,放在那一塊嵌入式的電磁板上加熱。電力運行時,整座灶台都動了起了來,鍋蓋一直抖動,房間便像運轉中的飛行器一樣,不住發出滋滋的聲響。房間這就要飛向太空了嗎?
晴天的時候,房子好像也靜默下來。我獨自在附近的街道上亂走,偶爾拐進一個小巷,谷歌上查不到的咖啡館和食堂,便魔法一樣浮現出來。有時站在一扇緊閉的門前,猶豫著,是否要把它打開來?第二次來到時,手放在門上,就像分享了一個小秘密。
有一家不時光顧的蕎麥麵店,餐牌上看得懂的只有天婦羅蕎麥這一款,反覆的點了幾次後,拍了一張照片,回去逐字查實。一天,再來到店的門前,閘門卻已經落下來了。沒有吃到也沒有查出來的那個詞背後是怎樣的味道?
J說:「在這樣的旅程裡,你可收獲了些甚麼?」
熒幕上的光影消失,我又滑回一個無聲的世界,在棋盤一樣筆直的道路上一直走一直走,像是一頁頁翻過一本夢中的書。這是我一直期望能寫出來的一本書:非常的安靜,像陽光裡透明的氣泡,所有的語詞在真正說出來以前就先爆破。
那麼,是誰耳語般和你呫嚅著甚麼?比如說,當你彎身下去,把每天食用過後的各種丟棄物,清洗乾淨分門別類放進指定顏色的膠袋裡;比如說,超級市場和便利店的收銀處,當你看著那些儀式似地,把收據和零錢放到小盤子上的手勢;有一個老清潔工,張開各執一塊抹布的兩手,望著扶手電梯的頂部像望著一場戰役。
離開一家小店時,店主追出來,調動了全身訓練有素的肌肉,從嘴唇之間吐出明知道你聽不懂的謝辭。你知道,話語有時沒有一個指定的對象,而是一種久遠的結構,就像寺院和皇宮建築的榫卯。古老的庭園以至整個細心經營的城市裡,花和葉變換的景觀都是預先設計好的。即使在沒有一個旅客的真空時間裡,櫻花開過了就是不遠處的杜鵑,然後翠綠的楓葉邊角已悄悄地轉紅。
在這樣的旅程裡,你可收獲了些甚麼?
你回到宿舍,翻開書的第一頁。那時,貓其實已不在了,某個旅程已經結束,フリーダ削去了自己的眉毛。
默默的,她甚麼也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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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兩個古老的句子,近日重聞於世,一時眾口稱道,卻終於惹來了「奧斯威辛之後,仍然寫詩是野蠻」的反唇相稽。俄而詩人楊牧下世,不少人提到他的名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也許更有人記得他說過:「文學固然不能變成其他東西的附庸,但文學也不可以自絕於一般的人文精神,和廣大的社會關懷。」(《柏克萊精神‧自序》)我倒是想起身兼科學家和散文家的陳之藩,在八十年代初的慨嘆:「但不知為甚麼,我忽然有一種遺憾的感覺。我給這個時代起了一個名字,叫『無詩的時代』。……無詩的時代是最可憐的時代,天翻了,地覆了,我們也不能形狀於萬一。」(〈四月八日這一天〉)寫詩還是不寫,為甚麼而寫,應該怎樣寫,此時此地,這些提問難免都帶著對立場究詰或反思的意味。然而回憶向詩走近的過程,我怎樣端詳捉摸它,體驗感受它,總無法匯整為「一個」顛撲不破的論述。
大概是小五升小六的暑假,某個午後,半躺在父母的床上,拿著一本為升中試作準備的中國語文補充讀物隨便翻閱。床邊有一台電動衣車,母親在埋頭縫衣服。那時香港製衣廠林立,勞動力供不應求,很多家庭主婦都當上了外發工人,母親也重操她婚前的舊業,賺些家用。回頭說那本書,好像從成語到各種文體寫作指導都有,包羅萬象,但最喜歡是那些讀來異常順口的短詩。我沒有怎麼費力就記住了「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堂。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之類。在衣車和風扇交響的馬達聲中,四季徐徐淌過,我像觀看舞台演出,鮮明的印象直留到今天。
中四那年,中文科考試有一道題目問蘇東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表達了怎樣的感情。我第一次讀到這首詞,不知道是悼念亡妻,只覺愁雲不散的沉哀壓在心上,難過得回到家裡忍不住告訴母親,她當然也未聽說過這首詞。後來接觸新詩,也不乏類似的觸動。點點滴滴,蒐索起來還有很多。有趣的是,舊詩讓我縈懷的往往是情感的濃度,新詩的興奮卻在於啟示了種種可能,例如初逢淮遠的〈白玫〉:
夜有許多許多
不見底的
洞
在園中醫生和縫衣匠
都幫不上忙。
赫然發現所謂「美」不需要是必然的。讀了羅青,才知道透明的語意也可以深邃無底。陳黎、飲江既雄辯又慧黠地演示了遊戲的嚴肅意義……
再後來,我認為不是這樣的。晚唐人讀杜甫、韓愈,南宋人讀蘇軾、辛棄疾,同樣會有新奇的感受。距離愈遠,細節愈模糊,把二三千年壓縮為一個「傳統」,拿來與「現代」對照,代價是省略了中間沒有間斷的變化。我讀曹操、丕、植的詩,很驚訝這一門兩代竟然有那麼大的差異,禁不住忖想,在他們父子兄弟心目中,「詩」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各自追求的又是甚麼?
我很懷疑,古今中外叫作「詩」的東西,究竟有多少相通的元素?但最低限度,「詩人」似乎是一個鼓勵超越常規的護身符——不一定是行為舉止,而是寫作上的別出心裁,開疆闢土。此時此地,寫詩不可能成為職業,我更認定自己是業餘者中的業餘者。曾聽過一位年輕詩人說,可以為詩而死,另一位更年輕的詩人,為了詩藝的進境而著意和流浪漢搭訕,我自問辦不到。坦白說,寫詩於我純粹是為了好奇,希望藉著實踐多看懂一些別人的異樣風景。至於自己能的風景能有多異樣,那是餘事的餘事了。
我出版過一部半詩集。半部是與散文集《力學》連體的《[ ]》,一部是新舊體混雜的《暗飛》,縱加上未結集的,為數依然甚少,重讀舊作,一下子就完事了。這次回顧,翻到一些久已遺忘的句子:
就用這種語氣
談談最近幾天的心緒吧
談談翻開日誌就悠悠飄出
總說不來的那種感覺
只剩下幾天了距離那日子
約會差不多排滿一如平時
見面要等回歸之後啦
——我們忽然習慣這樣說
那麼牙齒檢查該遲些才掛號嗎
百老匯電影中心那片子不會割畫吧
這首詩寫了一半得趕在殖民時代完成
就像一場感冒
最後在週末打網球前恢復
舊日誌早丟掉了
去年這一天做過甚麼事情
想過即將舉行的慶典嗎
錯覺總以為過渡期還有十四年
那時剛考上大學正好中英談判結束
校園陽光燙熱香港的前途決定了
偶然也會懸想遙遠的將來
但具體內容已經忘記
現在最關心窗外的暴雨
會不會影響明天上班
和下班後的晚宴
還有後天要簽的房子貸款合約
假期裡到嘉湖山莊看看朋友剛滿月的女兒
雨再下不停回歸煙花也得取消了
明年就有濕淋淋的沉悶記憶
——〈方格地磚〉
聯想起楊牧在《柏克萊精神》外的另一本社會評論集《交流道》,裡面恰巧有這樣的話:「我只是覺得奇怪,為甚麼我們從小就盼望它發生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件事,一旦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了,卻給予我們這許多困惑和諷刺,使我們體會到命運的欺凌,感受到一種悲愴?」(〈致香港友人書〉)那首詩寫得好也吧,壞也吧,並不要緊。對現在的我來說,最慶幸是二十三年前,畢竟留下了那些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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