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總讓我想起童年居住的小城。兒時的我非常討厭綠色,那是一座被山環繞的小城,我總想到更大的城市去,那裡存在我還未認知過的生活。我曾認真做過這樣一件事,看看我走在外面的時候,究竟什麼時候才不會見到綠色,結論是,沒有,無時無刻,我的眼睛總見得到綠色,有時是街道上的綠化植物,有時是一座舊樓頂上冒出的樹,兒時的我總覺得眼睛被綠色給俘虜了。
花蓮的住處在一樓,屋後有個頗大的陽台,陽台對外是一片由香蕉樹和灌木組成的小灌木林。這片小灌木林總讓我想起塔可夫斯基《鏡子》的開場,作者的母親坐在木柵欄上看著前方的灌木林與遠方的山脈,等待著丈夫的歸來。我看著遠處的海岸山脈,將兩者聯繫了起來,這使得我開始喜歡上這片小灌木林。
每次在陽台抽菸,不是盯著手機的時候,我就看著外頭那片灌木叢,好幾次,我都嘗試要拍下它們。我拿手機拍,拿相機拍,我試過不同的焦距,從28mm到75mm,始終覺得差了一些什麼。那些我真正想要拍的,我始終無法捕捉下來。應該這樣說,我其實不是想要拍什麼,攝影只有在你知道自己要拍什麼時才會起作用,然而我只是想要單純抓住眼前的這片灌木林。某種程度上,攝影還是太過客觀了,按下快門又是件太容易的事,它輕易地就能將我眼前這幅層次複雜充滿細節的小灌木叢壓扁在一張不存在的相片裡,那麼輕易地就被我握在手中,然而我所期待的卻是灌木林的那種不受控,那種無盡的細節,相片往往太多細節,卻缺乏細節。
在我決定要畫下眼前這片灌木叢後,每次我看著眼前那些香蕉樹,總是會升出一絲恐懼,這種恐懼不斷推遲我的開始。我不斷問自己,這麼多的細節,我要如何將它們全部畫下來。它讓我想起兒時反覆做的一個噩夢——我奔跑在迷宮般的電視遙控上,有顆巨大的球緊隨其後,我暗暗知道,一旦被它追上,我就要一口將那顆遠遠大過我身體的球吞下。看著眼前那野蠻的灌木林,其中的恐懼卻又逐漸變成一種執念,那可能是成長對童年的回應,它迫使我以一種同樣的蠻勁,從眼睛傳遞到手臂,然後是手指,唯有這種蠻勁我才有可能把它給畫下來。
用Ipad繪畫的好處是,我可以不斷事後移動我所繪畫的位置,讓我得以通過這樣猶如作弊般的機制去延後確立畫框邊界的時間。面對眼前這一整片灌木林,我不打算這麼快就決定只畫哪一部分,我希望自己是從細部開始。過去我畫的通常是人或物,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意識到自己不太喜歡畫植物,一方面因為自己不太喜歡綠色,另一方面,我不是個有耐心的小孩,當你看著那麼多的樹葉時,你會意識到自己沒有辦法一片一片把它們都畫下來。好在,香蕉樹不是樹,它是草本植物,然而,它卻比樹要可怕多了。畫一顆樹其實你可以迅速掌握它的主幹與枝幹,再透過某種簡化的方式去呈現那一團一團的樹葉。然而面對香蕉樹,或者說香蕉草,它的結構與層次都要再複雜許多。它不存在一個真正的主幹,而是由葉鞘相互緊密抱合成一個假莖,乾枯的葉片垂墜在根莖上,巨大的葉片交錯垂下,形成一個極為複雜的結構,何況眼前是一片香蕉林,它讓我下筆時不斷問自己,它們的邊界在哪裡?
邊界在哪裡?小時候畫畫,用鉛筆勾一條黑線,那就構成了邊界,然而當我自己仔細觀察自己手腕時,卻始終看不見那一條明確的黑線。
在陽台與灌木叢之間,本來架著一張網子,它曾經構成了陽台與灌木叢之間薄薄的邊界。按照房東的說法,那是為了防止鳥飛進來築巢而搭建的。我搬進來時,上面佈滿了攀藤植物的枯葉,我理所應當地認為那些攀藤植物已經死了,可沒想到,夏天時它們卻重新綠了過來,甚至開了幾朵白色的小花,然而到了冬天,不意外地,它們又都枯萎了。主要原因是我與女友都不想再掃那些永遠掃不完的枯葉,同時,我們都不太相信這個如此寬鬆的網子真的能阻擋鳥,為了不令這個邊界阻礙我們眼前的風景,於是有天我們向房東借來梯子,半小時功夫,就把網子和那些攀藤植物都剪了。我們沒能想到,原來八哥一早就對我家雨棚下的凹槽管道虎視眈眈,第二天它們便銜來樹枝準備築巢。我們又在網路買來螺旋形的防鳥神器,據說它能夠反射眼光,以及透過扭曲的鏡像令鳥類感到恐懼及不適,一開始的確有效,但僅僅一個月後,我便在屋內聽見陽台傳來雛鳥的唧唧聲,鳥類要比相信網路購物說明的我要來的聰明多了。儘管它們沒有聰明到意識到那個凹槽結構不需要樹枝支撐也能夠承載幼鳥,況且那個尺寸無法令許多樹枝通過,於是每隔幾天,我們就會見到陽台地上多了許多我們永遠也掃不完的樹枝。
打破陽台與自然邊界的,不只有八哥。去年某個颱風天,附近的一隻野貓帶著三隻剛出生的幼貓搬進了陽台的桌子底下。一開始,我們都不太敢打擾這一窩為了躲避暴雨而來的新房客,接著又是興奮又是擔憂地替三隻小貓取了名字,我們不知道它們是否會就這樣一直住下去。就在我們考慮是否要將小貓送養,帶母貓去結紮時,颱風過後的一個凌晨,我們被陽台母貓的叫聲吵醒了。幾天下來,小貓長大了許多,母貓難以再像當初來得那樣將小貓㘅走,母貓不斷在陽台的水泥圍欄上踱步,三隻小貓則在下頭咪咪叫著,那樣淒厲的叫聲讓我抱起兩隻小貓,繞過屋子將牠們帶到屋外的陽台邊,這時母貓出於護犢心態,跳進陽台,將剩下的那隻小貓㘅在口中,接著躍出陽台,消失在夜晚的灌木林中。我與兩隻小貓在屋外的陽台邊等了許久,正當我以為母貓不會再回來時,母貓突然出現,又㘅走一隻。這晚,母貓沒有再出現,我把剩下的那隻小貓重新帶回陽台,我想母貓也許放棄這隻小貓了,我與女友討論,第二天一早就要帶它去寵物醫院。寵物醫院十點開門,我們徹夜無眠,早上八點的時候,我打算睡一小時再找人借貓背包帶小貓出門,九點我醒來,母貓終於出現,把最後的小貓接走了。
一開始,我們還時常會見到母貓帶著三隻小貓在附近曬太陽,後來剩下兩隻,最後只剩一隻,也是當時最後剩下的那隻。我們注意到它慢慢長大,後來也許是到了脫離母貓的時候,我們便再也沒有見到牠,只剩下母貓,偶爾還會見到牠的身影。
我藉助繪畫這件事,把握住時間發生在香蕉樹身上那些最細微的變化。前一天下午還上翹的香蕉葉在一夜的暴雨後下垂,佔據香蕉樹頂端的那片葉子斷裂了,變成船槳的形狀,香蕉花上方的一枚花瓣也掉落了。這些變化令我難以相信它是在一夜間發生的,儘管是那麼細微,但是在畫畫時,曾有一瞬間卻讓我以為那幅景象是永恆的。
但其實,早在繪畫的當下,我便意識到了那些時間留下的影響,一片完整的香蕉葉會隨著時間叢葉脈上裂開,變成流蘇狀。
整個灌木叢都隨著時間,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發生改變。過去灌木叢最常見的鳥是八哥,偶爾會見到幾隻零散的白頭翁或者一隻騰空撲飛的黑冠麻鷺,最近卻新出現了一批帶著雛鳥的白腹秧雞。八哥又在我家陽台築巢了,野貓也生了第二批,第二批貓我只見過一次,應該是死了。那陣子我家剛好來了幾隻中途的小幼貓,失去自己幼崽的母貓聽見屋內幼貓的叫聲,或許以為是自己的小貓,每天拖著腫脹的奶待坐在陽台外面嗷嗷叫。我不知道該怎麼站在人類的倫理觀上去理解母貓的痛苦,一邊為自己沒有勇氣在第一次時帶母貓結紮而自責。
小時候上生物課,最令我感到某種哲學啟蒙的是食物鏈中循環的概念,我一直拿它來理解輪迴這件事。人死了之後,會被昆蟲及其他微生物分解,成為其他生物的養分。構成我的物質,始終不會被消滅,而是以其他的型態流動在整個自然界中。知道這件事,讓我感覺到了某種安慰,但同時,伴隨而來的,還有一種對自然的莫名恐懼,我將它與死亡連結到了一起,它的巨大,它不斷使我連結起童年噩夢中的那顆球,面對自然,它總是會令我喪失掉自我與它之間的邊界。它對我完全陌生,我不了解它的語言,而正是這些語言構成了那些沒有邊界的細節。
我幾乎不懂的眼前那片灌木林那些植物的名字,坦白說,我只認得香蕉樹,誰不認得香蕉樹?畫完畫之後,我才第一次真正走進那片灌木林,依靠手機上的軟體,終於我開始認得它們的名字。佔據灌木林中間,最大面積的,是過溝菜蕨,圍繞著香蕉樹的是姑婆芋與茄苳,遠處有幾株構樹,它們的果實是烏頭翁的食物,在陽台下,我看不見的地方還有野煙樹、小返魂和瑪瑙珠。當你見到一個新詞,你必然會見到它第二次。我想起白腹秧雞出現前,我曾在一次戶外教學時聽人提起過,之後不久,我就在那片灌木叢中見到了,也許牠們一直都在那裡,只是我終於知道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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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大概沒有人預料到香港會掀起一股本地應援熱潮,正如一年之後,當這隊備受矚目的偶像男子組合帶著汗與淚登上紅館,也沒有人料想過螢幕驟然墜下,以及隨後衍生的一切紛爭和牽絆,混和著各種複雜情緒。跌宕起伏過後,來到2024年的今天,關於Mirror和飯圈生態的種種,有人繼續獵奇,有人退坑離場,不屑和不解仍在,討論和研究卻也不少。只是,那些冷靜抽離的學術理論,能否真正理解連粉絲自己亦無法解釋的熾熱情感?而當理性與熱情同在,融合人類學的田野考察,這些龐然但零碎的材料如何轉化為劇場創作元素,又會變成一個怎樣的故事?
這些問題,在即將上演的劇目《燃燒的星與迷的圖像》(下簡稱《燃燒的星》)中,你或會找到答案。身為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三年共桌」計劃的成員,同時也是「鏡粉」,袁潔敏(Loui)過去曾在劇場擔任不同角色,這次她決定用導演身份講述自己的追星故事。創作過程中,她研讀明星文本、粉絲文化和偶像工業的相關理論,以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形式進行田野考察,將自己作為探問和研究對象,同時觀察並記錄粉絲群體的互動。透過與自己反覆對話,Loui將第一身的經歷和思考轉化為戲劇文本,搬進劇場世界,邀請觀眾一同窺探迷之民族。或許夜空下仰望星星的人,並非全是你想像的模樣?
點解係Mirror?點解要聽你講Mirror?
當初決定發展關於Mirror和鏡粉的劇場創作時,藝術總監陳炳釗問了Loui兩個問題:「偶像有很多,點解係Mirror?Mirror對你很重要,但點解觀眾要聽你講Mirror?」Loui坦言,當時她其實未有答案,但這也提醒了她,必須清楚自己創作的衝動從何而來。
對Loui而言,創作真正屬於自己的、真實的東西,能獲得更大動力。過去幾年投入追星,身處飯圈當中的觀察和感受,令她察覺到每個fandom都是獨特的存在。粉絲群體的互動方式、由此衍生的文化、彼此經歷過的共同回憶,都只存在於某個特定群體,如果搬到其他fandom或虛構的情境中,就會變得不一樣。「始終這是屬於這個時候的香港發生的事。」最後,她還是決定把這些獨特的東西都寫進劇本。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我講Mirror的時候,其實不只是講Mirror。」Loui相信有些答案,會在創作過程中漸漸清晰。一次次全程投入,然後觀察、反思和記錄,她發現每當談及群體和歸屬感,某程度上也回應了她與城市、與香港人共同身份的關係。「(飯圈中)那種自發式的、為了某個理想或很愛的東西而組織很多活動的行為,組織過程中牽涉的個體與大台問題,不停嘈交是內耗抑或正在辨明群體應該遵守的某種共同規則?這些都會勾起以往我在社會運動中見到或觀察到的一些現象。」
她想起有次與朋友籌備一個大型應援活動,連續三天近乎不眠不休,更因此與人發生爭執。「我返工都未至於這樣跟人嘈。之後我就思考,為甚麼我要這麼辛苦?」親身經歷過籌備應援的壓力和辛酸,她知道有些搞手更要面對曾經一起通宵排隊、搞活動的人漸漸離場。「那他們繼續下去到底在尋找甚麼?就類似你曾經屬於某個群體,這個群體的solidarity很強烈,但有天它突然就散了,留下的人還要被踩一腳『呢個地方所有人都係垃圾』。」他們,或是「我們」的全程投入,到底是為了甚麼?對Loui而言,這就是她思考和理解「群體」的開端,而《燃燒的星》就成為了後來更多想法和感受的載體。
多重身份的轉換與掙扎
或許在旁人眼中,《燃燒的星》是一邊追星一邊創作的「自肥」大計,或許有人將其想像為漫溢著熱情和愛的粉絲告白現場,但事實卻是,愈是熟悉這個圈子,就有愈多無法想像的掙扎和矛盾。相比起單純追隨偶像的迷,或是抽離分析現象的學者,Loui同時是鏡粉、研究者和劇場創作者,多重身份帶來的是不同角度的批判思考,抑或遊走於不同身份的撕裂和痛苦?
就創作而言,Loui覺得多重身份的轉換並不太困難。劇場工作者習慣從一件事聯想到更多的事情,能夠捕捉、然後梳理自己的感受和情感,再轉化為創作材料,是Loui眼中身為創作人需要具備、並且持續訓練的技巧,「你要不停地轉換不同距離去感受自己的感受。」而作為研究者,她不過是將本來具備的技巧,套用到田野研究裡面,這也是自我民族誌的重要技巧。「當你搞清楚自己的感受,也就清楚了身處的群體裡面,各種行為模式背後的心理狀態。」
反而在鏡粉和研究者之間游移,令她比較擔憂。「主要是研究倫理上的掙扎。」田野考察時與其他鏡粉互動,他們不會視Loui為研究者,所以當他們認真分享比較深入的想法時,Loui會盡量撇開researcher的身份。「因為我是fans,他們才會跟我分享這些事情,所以我都應該作為一個fans與他們討論偶像。」
然而更大的掙扎,在於如何處理田野中收集的各種材料,如何將這些材料放進劇本。「我是否準確地了解他們想表達的東西?我是否足夠體會他們的心情?」即使熱愛同一隊偶像組合,fans各自處於「狂熱光譜」的不同位置,Loui擔心的是,如果未能真正明白他們,而將材料放進創作,「我會否因此令他們感到被出賣?」或許直至上演前一刻,她仍然最擔心這個問題。
反覆試驗的創作形式
劇目宣傳中有一句寫道,「星光背後縱然虛渺,燃燒的卻是最真摯的熱情。」追星本來就承載著大量熱切的情感,思考創作形式和其他設計元素時,Loui反而希望可以輕描淡寫一點,在冷靜與熱情、真實與虛構、學術與劇場、公共與私密之間取得平衡,用合適且舒服的距離呈現故事。
採用「講述劇場」(lecture performance)形式,是阿釗很早期提出的建議。最初,Loui是拒絕的,她不明白這種將演講(lecture)和劇場演出(theatrical performance)結合的形式,如何與自己的劇本相容。於是,她嘗試探索其他形式的可能性。最方便的做法是記錄劇場,將見過的人、他們說的話,拼湊成敘事性完整的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但考察對象的說話經過Loui的理解,再由演員的口裡說出來,當中經過兩重轉譯,難以保留原本最準確的意思,很容易出現她最擔心的「被出賣」問題。若做成第一人稱的獨腳戲呢?將自己經歷過、研究過、思考過的統統寫進劇本?但Loui不希望這套劇去到最後,真的就只剩下自己的聲音。
「這個過程其實是不斷調整、尋找最合適的距離去展現我如何看待Mirror and its fandom。創作過程來到今天,我覺得是相對舒服、也沒有塞任何字落其他人口中的一個狀態。」最後,除了用演講呈現一長串的學術獨白,還加入了戲劇部分;不只有一把聲音,而是有兩個角色——研究者和迷。「對我而言,研究者和迷承載的,其實是這兩年我在這個群體內聽過的,包括我自己的所有聲音。」
然而,邀請演員演出,會否擔心她們未必理解那些相對私密且主觀的情感?Loui卻認為,那正是拉開距離的方法。「當我與她們討論戲劇的思路應該怎樣發展下去時,她們用自己的方法去理解和演繹,其實都是一個轉換的過程。」這種轉換和溝通,令Loui可以退後一步,思考觀眾如何接收和理解,自己傳達的想法又是否清晰,繼而調整創作。
除了與演員溝通,Loui也重視與觀眾交流,她視之為一個「驗證」的過程。因此,「三年共桌」計劃提供的階段性創作和展演機會,對她而言十分重要。「我覺得創作真的要有output才能驗證我的思考、理論、想法、想像是否成立。要有一個idea很容易,可以隨時grab到,但idea如何成為完整的演出,過程是很複雜的。」回想去年《燃燒的星》第一次展演,完show後Loui很失落,「將自己的故事這樣擺出來,其實不知道為了甚麼。」試驗過、失落過,收到不同觀眾的意見,她才發現,原來只講自己的故事並不足夠,「那時才開始衍生一些我覺得對於創作真正有用的思考。」至今,Loui依然在驗證。「我覺得劇場創作的過程中,見觀眾可能是最大input。」
到最後,如何拿捏情感與倫理的輕重,如何調整現實與虛幻的距離,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故事,最想傳達甚麼給觀眾?「其實追星到頭來都是在尋求某種理想,一種指向自己的理想⋯⋯每個人追星所尋求的東西可以是不同的,而這群人一起在這裡、以同一個目標一起燃燒熱情,就是他們所建立的集體身份。我是這樣理解的。」
繁星怎麼要發光自有分曉,夜空下仰望星星的人,如何才能覓到那顆理想的指引星?或許在劇場中,會找到自己的答案。
《燃燒的星與迷的圖像》
The Anonymous Many and Their Spotlighted One
日期:17-21.4.2024 8pm
地點:牛棚劇場
票價:$260 (正價) / $180 (優惠票)
門票現於art-mate.net公開發售:https://www.art-mate.net/doc/73217
節目查詢:2503 1630 / programme@onandon.org.hk / www.onandon.org.hk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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