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語
海底冰山
／羅樂敏

踏入2015年年初，《字花》這個孩子已經八歲半，幸好算長得健康，還日漸有點規模，雜誌團隊除了以非全職編輯和美術人員為主，也有尚就讀大學的同學負責校對。至於出版《字花》的水煮魚文化，近年也獨立策劃文學活動，人員包括行政部同事，也有「水煮魚工作組」的大學同學，出版和活動並駕齊驅，漸漸成為招聚熱愛文學、願意把文學當成事業的年青人的文學群體，幾乎每年都有新成員加入，同時，創刊及早期編輯也分別以藝術總監及編輯委員會的身份，支援現任團隊，故機構上下保持聯繫及活力，編制開放且緊密，實是前所未見。

以往的文學愛好者多以出版文學雜誌為核心，以同人雜誌模式經營， 編輯多為志趣相投的好友， 或因後來意見不合， 或因疲累， 或因缺乏資源而結束， 較少具制度、架構及行事程序的機構營運視野， 大概前輩們都是從制度逃出來的人， 拒絕建立制度。《字花》從文學雜誌蛻進成文學團體，在香港文學史上算是開創了新局。

我對《字花》和水煮魚文化的未來，一直抱有從外國借來的「文學機構」想像，後來漸漸了解以英美作家為核心的國際出版圈生態。非牟利「文學機構」在英、美等國並不罕見，：有以推廣中、小學生創意寫作教育為主(例如826 寫作中心 )，有以舉辦文學節為主 (例如Hay Festival)，它們和牟利的公司如出版社、版權代理社、書商等，自發的作家組織和網絡，以及大學的學系或創意寫作中心，構成文學出版的產業生態圈，養育作家和作品。我們不難想像，作家、編輯、版權代理人、活動策劃人會在複雜的權力網絡和制度裡尋找生存空間。這網絡在香港文學圈—— 如果有這個圈的話—— 一直不太完整， 因為在香港從事文學創作， 從來沒有多大的名氣和金錢上的回報， 有心人在不同崗位可以自由地投入自己喜歡做的事， 靠正職養活自己，實踐心中理想的文學圖景， 他們的角色獨立、獨特而自由， 卻又在彼此平等，互補的關係中促進香港文學的發展，就像從前以同人模式經營雜誌的前輩， 當中的自由和苦樂， 相信他們都懂得。

文學如能成為「產業」——文學創作和相關的出版業足夠讓人在百物騰貴的香港生活——到底對香港文學帶來甚麼影響，或許言之尚早，對年青人來說或許是契機，對於讀者來說，其實是海底的冰山——水面下龐然難測的冰體默默承托著冒出水面的跋扈的一隅。

[完整目錄]

封面專題：佔領事典

啟首語
後佔領時期的殘篇斷簡
／羅樂敏

許多天以後，曾經佔領的人回到已經通車的道路，將會想起人們像黑色的海水般從行人路傾瀉到行車道的那個下午。回去的人將如同拾荒者，在那些已經回復死灰色的水泥牆和道路裡，努力從記憶撿拾曾經發射的催淚彈、由雜物搭建成的路障、每天新增的海報、橫額、一喊再喊一唱再唱的口號和歌、彩色的帳篷和地上的粉筆畫，然後記起靜靜地留守的人、在前線抵抗警察進迫的人、支援傷者的救護站義工、中了糊椒噴霧的人、被警察打傷的人……新的秩序、關係和經驗曾經在那被車輛日以繼夜輾過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無數的個體、零星的細節曾經出現，帶來或深或淺的觸動，卻轉眼消失。隨著夾車的鐵夾逐一拔起佔領者的園，把它們變成垃圾，這場運動彷彿只剩下回憶中的遺址，現實中的廢墟。

一場浩大運動的消逝，讓我們進入了本雅明的憂鬱。蘇珊．桑格塔以土星的星象性格評論本雅明的寫作進路時，便指出像本雅明這樣具憂鬱症傾向的人，總想透過殘片，收藏過去了的、廢舊的時代，以便據為己有，繼續精神的流浪。他執著於對微小事物的新理解，並認為零碎的片言隻字有助我們重新進入歷史，於是那些失落了的大時代只剩殘篇斷簡。同樣，對於運動過後的記憶的拾荒者，也唯有依憑殘篇斷簡，才可以在這個運動結束後不長也不短的一個多月後，嘗試捕捉尚未被時間篩去的經驗和記憶，在芸芸細節中摸索書寫歷史的方法。

「佔領事典」裡每位作者選擇的詞語都展現了他們從這場運動切割出來的世界，揭示了個體的獨特位置，卻在共有的經驗中連綿鋪展、互相呼應，成為了尚待完成的龐雜體系。謝曉虹讓身在佔領區的女子身影接通了香港文學經典《胭脂扣》裡不散的陰魂如花，暗喻香港即使無法擺脫弱者的角色，其強悍的、反抗的靈魂必定會在大歷史的敘述中如影隨形；曾金燕交疊法國學生運動的巴黎和雨傘運動中的旺角兩個時空，歷史的巨輪無情地輾過所有躁動的影子；麥高登從佔領者的無私精神，聯想到中國六十年代的人民榜樣雷鋒；謝碩元借來了台灣1980年代的反核歷史，當年居民反對在貢寮興建核電廠，多次帶著媽祖前往台北抗議，出發前總是要擲笅求問，恰似旺角街頭中佔領者一再重建關帝廟。

還有那些必定隨著時間流逝而消融的人和物：鍾國強和劉偉成兩套組詩分別網羅了運動中撼動我們的景象和身影，也有在旺角街頭路過、不太理解雨傘運動卻被運動的氣氛牽動的青年阿則（麥樹堅〈盾〉）；兩個背景迥異，因為運動而相遇的女子阿欣和阿茵（雄仔叔叔〈暗角〉）；在茶餐廳跟剛從內地來的侍應辯論「宮保雞丁」的「宮」字怎寫的「我」（葉愛蓮〈宮保雞丁〉），他們在歷史的回顧中注定被遺忘，卻在作者的想像中存照。

至於那些在運動中被討論得面目模糊的概念，我們仍然預想它們應有尚未被提及的角度，或許僅僅以極短的篇幅，透過作者的眼睛把這些概念收藏起來，抓住它們的輪廓，於是有游靜談「左膠」、曹疏影談「內鬼」、練乙錚談「留守」，飲江談「革命」，名哥談「勇武」，還有許多突然冒起的流行語如「食放題」、「話你戇鳩怕你嬲」、「村民唔係咁諗」等，記載了眾多構築起這些運動的小歷史，幽微之處實難以一一詳述，只待意義的含蘊互相指涉呼應，編織雨傘運動的圖景。

從來沒有記載我城歷史和預言的羊皮卷，誰也難說這場大型運動在香港爭取民主的歷史長河裡會否出現第二次，畢竟我們汲汲解讀的，只有曾經撼動生命的集體經驗，並從中尋找指引自己在往後的運動中安頓和前行的線索。

小輯：我們如何訴說「例外狀態」

例外與常規、裸命與眾生－－此時此地的「例外狀態」
啟首語
／譚以諾

香港這年來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

一直以來，香港於後九七的「後殖民」狀況，大可以羅永生所言的「勾結式殖民主義」和「虛擬的自由主義」（詳參《殖民家國外》）來描述。殖民時期發展出來「殖民現代性」，並以論述把香港人的身份建構為純經濟動物；九七後的主權國接收土地時同時接收了這套論述和身份建構模式，繼續把香港打造成經濟動物。然而，近十年來，本土抗爭運動在歷史的縫隙中找回與六、七十年代的抗爭結連，重新肯定「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社民連口號）的政治主體位置。就連本來與我只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地風花雪月的老中學同學也開始談到政治問題，甚至組織小型的政治行動時，我就知道，純經濟的時代已經鬆動並出現裂痕，從隙間現身的將會是泛政治的時刻。

這場沸沸揚揚的佔領行動固然是引發自政改咨詢、重定「一國兩制」定義的白皮書和八．三一人大常委會作出就普選的「決定」。然而，早在佔領行動展開前，或可以說香港已然進入了某個「例外狀態」。當全國政協俞正聲儼如主權者宣佈「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這條橫空飛來卻難以定義的「法令」時，香港社會上「實質上早已懸垂著一種『虛構的例外狀態』」（羅永生語）。這例外狀態未必必然與意大利法政治思想家阿甘本所提出的「例外狀態」同，但他卻無容置疑地為香港的當下提供了思考的框架。

但請不要誤會，這小輯並非只作政治思考而與文化藝術無關。恰恰相反，透過追溯例外狀態的來龍去脈和各種的用與誤用，我們卻能看見文藝創作如何與某種政治討論／狀態緊緊扣連。就像鄧正健開卷之作，談到布萊希特和本雅明，以布萊希特早期的一個短劇《例外與常規》為座標，探問世間的常規與例外，在施米特－本雅明－阿甘本這條例外狀態的論述「正統」外，掛上了布萊希特這個劇作家。彭礪青則以薩拉馬戈的《盲目》來處處與佔領的例外狀態作對應，再配以本雅明就暴力的討論，探問彌賽亞式的「神聖暴力」和它所帶來的救贖。

至於在倫敦國王學院電影研究系任教的范可樂，我們則以筆訪的形式，邀請他撰以阿甘本的「例外狀態」論香港電影，並解說他從而引伸出來的「文化域外」這些概念。他在文中解談了後殖民理論的局限，也說明阿甘本的例外狀態論並不全然能應用到香港處境；雖說方剛、陳真、豪哥這類電影角色像活在例外狀態的裸命，但另外的角色如黃飛鴻則需要「文化域外」這個概念來解讀方可。

這樣看來，盧勁馳所論及的陳冠中，不像陳真反像黃飛鴻，是處於「文化域外」的。然而他筆下的藏族青年，卻是一條「裸命」－－面對大國崛起的「天朝主義」，「文化域外」和「裸命」不只在陳冠中的小說結合，而且在佔領地區中結合，以致盧勁馳才會說︰「在佔領期間，那個會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所謂『緊急狀態』並非甚麼例外，而是一種常規」，如此就把我們帶回布萊希特的「例外與常規」裡去。

或許，佔領帶來的例外與常規、裸命與眾生，將會成為我城接下來創作的啟示也說不定。

2007年，神秘的「字花神婆」開始在《字花》寫星座，以星曜特質導讀／分析古今中外作家的一生，以十二星座總結十二位名家；2011 – 12年，《字花》編輯化身成為「含情干物女海底撈月」、「Kitty」、「人造衛星小王子」、「渡人兇星權廁狼」和「星座小王子杜明尼治」，以愛情為題分撰男女情事，在潮流雜誌《Milk》輪流撰寫二十四個星座男女相關的愛情故事。

如今作品結集成《文學星座》一書，既有「文學星座」透視作家一生，亦有「故事小宇宙」輯錄星座情愛創作實驗小品，兩輯結集出版，作者們更是橫跨第一代至第四代的《字花》編輯，文學傳承意義重大，「字花神婆」也不得不露出盧山真面目。

當星座遇上文學，預言或是事後諸葛，都牽涉文學可能性的探索與追求。數代《字花》編輯秉持探索精神，以創作以實驗開拓路向，實不容錯過。

《文學星座》一書將於2014年11月29日九龍城書節首發，並舉辦新書發佈會，以「星座如何遇上文學」為題，邀來「文學星座」及「故事小宇宙」兩輯作者同場對談現真身，歡迎各位讀者前往拆解文學星盤。

《文學星座》新書發佈會：星座如何遇上文學
時間：11月29日下午三時至四時
地點：兆基創意書院圖書館 (二樓)

字花語
有光的日子
／羅樂敏

過去一個多月，香港人都過著非常生活——聲援佔領運動、追新聞、跟身邊朋友親友討論政治，甚至紮營留守，每天如行軍打仗，社會和個人都兵荒馬亂。《字花》外內也面對轉變，對外則自罷課運動以來一直以不同方式聲援——出別冊、辦義講、做網上文宣，也有編輯幾乎天天落場聲援運動佔中；對內則是陣中易帥，正重整旗鼓，穩步向前，在驛動之中作一點新嘗試。

今期封面專題為「光」，本想透過這帶點抽象但日常的意象切入不同領域，諸如宗教、哲學、藝術、人生，拉出一道想像和思考紛呈的色帶，希望各篇文章自成世界又彼此呼應。然而運動發生之後，香港作家的心神不免被牽扯，但光途所見，依然滿目繁茂，運動中出現的有形和無形的微光，始終明亮。我們借攝影師何兆南的眼睛，追踪新聞鏡頭忽視的影像，捕捉超現實的空景、街道上單人匹馬當中那忽爾臨到的光線，或與我們內心莫名的觸動呼應。

另一組攝影作品則攝自曾梓洋用Ikea的家具組件砌出的相機，此組作品雖然已在香港展出多次，重點卻不在它跟光的牽繫。今次的相輯特別把焦點放在作品對光的操作，由此反思攝影、家具的定義。

此兩組相片自成系列，與文字並列獨立處理專題題目，而非文字配圖，乃望雜誌的視覺元素成為具獨立意義的構成部分，豐富專題的向度。小小調整，嘗試處理文學和視覺元素的關係，同時思考何謂文學的質感——或許是那微小、並不亮麗的，但刺痛著觸碰到它的每一個人。

或許這個時代這種思考是奢侈的，但放棄思考，也恐怕是可悲的。我們只能一再以文字呼喊，並且奢想自己永遠沐浴光明之中，能夠奮力抵抗一切違背之物的噬咬，正如卡夫卡在日記中所寫：

不難想像，陽光燦爛的日子會降臨在每一個人身上。
這種美好，永遠以它充實的姿態等待著，
卻隱於深處、於無形，如此遙不可及。
它在那，不帶著敵意，不勉強，也非聾聵。
喚出對的詞彙、對的名字，它就到來。
這是魔法的本質，不需施行，只需呼喚。

[完整目錄]

封面專題：光途

啟首語
光途漫漫，時代渺渺
／盧勁馳

你可有想過。

自你把眼皮緊緊的拉了下來後，在那寂寂無底的暗黑空間裡，偶爾間，總會有一陣光暈在上面劃過。

然後他們說，那不過是錯覺。

就從那扁扁平平的，某些曆法上的時間點說起吧。聖經上寫著，神說有光，就有光，然後世界有了物理學意義上的光子，然後眼睛確證了文明存在的一切形式。學者黃國鉅可以用最為簡約的推論說明幾千年來哲學家為光這個概念提出的思索，年輕詩人李嘉儀則徵引光在古典宗教意象裡所引伸過的靈性意識；何倩彤深入暗黑，描畫小圓燈那樣的微物情感搏動；精緻的小品文章,由知性到激情，由灼熱到微涼，光的意象總能穿透著書寫者的內心,架構起一切能動主體必要的倫理辯證基礎。

那都是我們擺脫不了的文化遺產，亦是我們慣常把握這種錯覺的維度與象限，所謂的光途漫漫，任何的寫作題材也難免全然回避光的意象，但無法一直的改寫它，以至偏離它既有的文化意涵。同以光作喻並記述近日雨傘運動的種種，俞若玫借用光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陳述運動的來龍去脈，對比戰線之間的異樣風景，胡晴舫則用常理中小孩子怕黑的情狀，為運動參與者寫出一則勵志寓言。

光的含義再不重要，它有無可抵禦的時效性與即興性，不過由於它的必不可少，當它逃離那些約定俗成的文學象徵時，文字仍能生成出各式各樣跟你生活藕斷絲連的知覺記憶。高翊峰似是隨手拈來，從那淡琥珀色的光感寫出一個文化工作者層次分明的醉態。凌鈍不過簡述Vivian Maier的生平，卻緊緊捕捉到那短於六十分之一秒的物我相契。更莫說文於天的深遽意境以及從你腦海裡提取出來的攝影畫面了，你早已不懂逃避，也逃避不了甚麼。

你知道，那不過是一切曾經在你的視覺神經裡所產生過的刺激而已，你知道，因為你的身體,本來早就看不見了，但你的眼皮仍不時產生跟文字同等質量的錯覺。你不需回看，也無從確認，失明就是一個書寫的過程。時代已經早已離你而去了，畫面與議題的落差亦早已不再重要，你只管從書頁的質感中確認，翻出一頁，再下一頁。以你的方式，完成最後一次記憶的佔有過程。

小輯：藏族作家的魔幻日常－－由萬瑪才旦談起

啟首語
／楊慧儀

「中國」其實比一般想像的更有趣。如果放下「五千年文明」或「愛」與「不愛」的包袱，光以知識概念來看「中國」，不難察覺在歷史長河中、在這片叫「中國」的土地上，有數不盡的主體，有過非常不同的「中國」經驗。文學作為經驗的再現或建構，是否充分地承載著這些多元的經驗呢？這裡有眾多的決定因素，以下只舉出幾個︰一是人們寫不寫，這取決於他們對文學有沒有信心；二是能不能寫出來，這取決於中文文學和語言是否有適用的話語傳統，及寫的人是否能夠開拓出適用的話語空間；三是讀的人是否讀得出，即有沒有評論人在評論的崗位上參與開拓這話語，並將其推到主流，甚至經典化。

2011年，就出現了這樣的個案︰西藏人民出版社把青海藏族作家萬瑪才旦的短篇小說結集成《流浪歌手的夢》出版，公眾突然發現這位在電影界已經受到國際肯定，以《靜靜的嘛呢石》（2006）、《尋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0）及幾部短片得到多個國內及國際獎項的導演，原來也寫小說。在他的小說裡，藏人的生命不一定像扎西達娃筆下的神秘，更不像阿來筆下的總澎湃在歷史的洪流尖上，卻合理地充滿著人性的溫暖與刻薄。換句話說，萬瑪才旦這些作品可能更能推動對藏族經驗更生活化的想像。2014年，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說集《嘛呢石，靜靜地敲》由位於北京的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出版，它是由中國民委所屬民族出版社主辦的中央級專業出版社。而且，在今年夏天，萬瑪才旦更入選由《人民文學》主辦的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優秀短篇小說作家獎」終評名單。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萬瑪才旦小說描繪的藏族經驗逐漸在中國文學的主流找到話語空間呢？

萬瑪才旦的小說值得注意，首先必須是作品本身寫得好；他的小說，的確是好看的。而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作品作為另類的「中國」經驗，既不訴諸異國情調，又不強調與主流權力之間的張力，卻能夠開始進入主流文學的視野，說明︰一、寫的人對文學有信心；二、中文文學和語言的傳統有可以打開新話語的空間；三、評論界在參與這話語的建構。這不能不算是個健康的現象。

這次專題選刊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扎西達娃、阿來、萬瑪才旦的三種魔幻現實〉，文章以魔幻現實手法作為切入點，比較萬瑪才旦的作品與另外兩位在主流當代文學已晉殿堂位置的藏族作家—扎西達娃與阿來—的作品；第二篇〈萬瑪才旦小說中的日常英雄與其夥伴〉是對萬瑪才旦兩篇小說的文本分析；第三篇〈左右逢源，兩生花開——管窺萬瑪才旦電影與小說的互滲關係〉介紹萬瑪才旦的小說和電影的一些互文相通。希望三篇文章，可以給讀者提供一個閱讀萬瑪才旦的小說的可能框架。

不過，萬瑪才旦的小說開始進入當代文學的主流，這並不表示作者、讀者、評論人從此就快快樂樂地讀寫下去。主流有主流的明湧暗湧，寫的主體和讀的主體是否能夠在主流的場域內仍然相信文學，堅持開拓而不被馴服，那只能說路遙知馬力。文章從來就是千古事。

字花語
開始
／黃靜

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Literature begins at the moment when literature becomes a question」。

這是我在《字花》撰寫的最後一篇主編語，也是我完整參與的最後一期《字花》。（當然這個時候十一月號已開展了一半，我就當那懸浮的半抹幽靈罷。）在此感謝曾共事的《字花》編輯，所有合作過的作家、出版社及書店朋友、藝術團體；每張迷人的面孔。

今期除了封面專題「倒數一九八四」，還有一些相關文章，或可作為思考的延伸。包括西西和何福仁由烏托邦談到異托邦的小說；以及董啟章文章〈必要的靜默〉引發的幾位作家對談。以後現代話語來說，這種「不知會不會來臨的現實」本身，也是「一種創作」。

在《字花》工作的兩年多，我嘗試讓雜誌擺盪在藝術的浪端之中，試圖思考編輯文學雜誌作為一種獨立、開放的藝術策劃的可能性。而與此同時，自我上班第一天便得知，《字花》需要實在的銷量維持活力。兩個任務同樣重要，這絕對是不小的張力。文學雜誌作為把文學創作和社會接軌的平台，或許，任何策劃都在發掘文學的問題，又或僅僅把問題說得清楚一些。

帶著「文學的問題」離開，或許是另一種藝術道路的「開始」。

[完整目錄]

封面專題：倒數1984

啟首語
一本文學雜誌的虛擬圍困狀態
／盧勁馳

本期專題廣開徵稿，來稿皆紛紛以種種版面受自我審查、全民送檢、香港歸入成為大陸直轄市、市民的意識受盡如讀心機一類奇怪的技術所監察的實況，那不就是經典惡托邦小說的場景變奏嗎？於是就有了索性把George Orwell《1984》重寫的必要──哪管是莉婭與W的〈星期三〉裡那樣一種高度規訓時代兩性關係的扭曲與落寞，還有廖偉棠把小說題目那種倒置年份的對照邏輯扣連到香港的歷史情境，這一切帶有強烈虛構意味的描述或許只能呈現人心的焦慮，但到底怎樣才能超越，才「能終結/這無限延長的前夜/為自己打一仗」呢？(鴻鴻語)

無疑，以高壓政治氣氛為題的文學作品早在尖端藝術的潮流裡淡出，若說這些惡托邦的文學想像是否過份渲染恐佈的場景，擴大社會的對立面，以至剝奪想像社會變革的可能，我也明白有其觀察的基礎，只是若要說到極權社會過時，說到惡托邦的文學形式脫離現實，那未免太過武斷。

我這裡想借用「虛擬圍困狀態(état de siége fictif)」來取代傳統的惡托邦文學，用以指出今日書寫這種極權社會狀況的意義。虛擬圍困狀態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源自拿破崙法典中1811年12月24日頒佈的諭令，這概念指皇帝在城市遭受外力圍困時，實施戒嚴的超法制依據。這種法外治權的概念不但動搖了現代政治制度的憲法基礎，同時亦正好體現了阿甘本對例外狀態的分析，任何主權背後都是一種對生命的生殺大權，極權政治不是一套過去的政制，亦不是一種將臨的世代，極權政治就是任何國家主權的不義本質。

所以沒有必要說對極權社會狀況的描述是否過時，而是這種政局將何時把我們推入例外狀態，以裸命之姿，見證這個後殖民城市的變革暴力？ 莫非你沒有想過，為何這樣一個小小的港口城市的政制改革，中國政府每每都要用上國家安全的名義，來限制市民諮詢的討論底線嗎？政治從來不單是政客的媒體表演焦點，只要你一旦意識得到，你就明白，操控一直就超出了政治領域的界線，正如李維怡在〈暴與力。你與我〉中一再重申，「暴力其實很日常，愈是無權無勢無錢無面就愈感覺得到。」學者如羅永生則再提出以哈維爾早年創發的「後極權」徵兆，來警醒香港人應如何正視自由的喪失；而周保松單單以參與者的角度，向我們娓娓道來對於現場的所思所感，已經足夠讓人徹悟了。

蕭紅小輯︰拒絕游離的註腳

我們前面包羅萬有，我們前面一無所有
啟首語
／譚以諾

對於時代，我們有很多話要說，尤其是，當人們感覺自己身處歷史轉變中，時代就會成為當下的關鍵詞。如此回到蕭紅，自有其歷史的機遇與姻緣。我們在這個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的時刻，蕭紅說，這真是黃金時代，但，是在籠子過的。這不知是否當下我城中人的情緒，但卻是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破題的註腳。

當下我城－蕭紅－黃金時代串連成一個文學的話題，「蕭紅」變成我們投射身份的符號。對於許鞍華，蕭紅的流離對應大時代的種種潮流，執意於大時代中只做創作。這是否許鞍華自況，還要留待觀影後才能回答；但她在訪問中說，蕭紅寫出人們不願承認的羞恥感，寫出人的本性。這就是蕭紅震撼人之所在。

郭詩詠說蕭紅是「少女」，是「生成女人」，突顯她不斷運動，不斷逃逸，不留在左翼寫作、女性寫作和國族的路數之中。郭詩詠說，蕭紅和她的作品拒絕被單一詮釋角度收編；反過來說，正反照出詮釋角度和理論的局界。評論者遇上這種文本，愛不釋手是不言而喻的。

因而，若當下作者要在左翼的丁玲、現代的張愛玲外，尋找現代中國小說創作之源，蕭紅肯定是另一條數（但也可能是條隱而難遇的路）。曹疏影對蕭紅初到香港時的想像，多少有她自己的影子？然而她這來回穿越的散文中，有一句特別惹人注意︰「雪大的地方，或是童話的，或是殺人不見血，而蕭紅，同時站在雪的這兩邊。」這個從北方一直往南走的作家，最後落在香港，寫出《呼蘭河傳》等中國現代文學的佳構，確實是落在童話和不見血的死人兩端。

如此，一個孤獨的創作者，從北到南走，逃避大時代對她的召喚，忠誠於自己唯一可作的，或許就是從「蕭紅」折射出來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