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語
一同完成， 舊酒新瓶
／黃靜

《字花》今期改版。編輯會議上同事提醒我不應以「舊酒新瓶」來做宣傳口號， 好像太「hea」了。所謂推陳出新，可是市場學第一規條。但文學能否反過來想， 更換新的版面， 其實就是為了保存舊的內容、舊的態度， 在不亢不卑的心境中，照見歷史？

大約七八年前， 經過利東街、反世貿等幾場以本土身份為辯論焦點的社會運動洗禮，對舊街、小店、老去社區的保育，青年、文化與政治的關係更在慢慢改變。與此同時，一群年輕而活躍於創作的作家和漫畫家創立《字花》。作為一個「不可能」的嘗試，當年的〈發刊辭〉擲下豪言：「《字花》將致力以更張揚鮮明而大規模的方式去建設香港文學。」這本綜合性文學雜誌一直走在嘗新的路途上，透過文學展現反叛與省察。七年間《字花》雖曾被藝術發展局削資，但仍汲汲於擴展創作文學教育工作，在各位關懷文學的作者、編者的連結、支持下走到現在。在雜誌的新鮮尖銳之上開花結果，《字花》漸漸找到了承續的韌度。

「創作應該是多元的美麗，評論應該是尖銳的交流，設計風格不是外在的末節而是表達態度的核心之一── 三者聚合一起， 連綿地碰撞我們自身與社會及時代的局限。」雜誌創刊時的雄心，迄今依然秉持── 對應社會和時代，創作園地、深度評介，仍是雜誌的骨幹與靈魂。

在新版《字花》， 以上三個部分裂變成三種分明又相互響應的節奏，三種潛藏在雜誌裡、在文學中矛盾， 辯證地並存的風格。第一部分「分秒」以專題訪談形式貼近現實、藝文前線，其追求時效的活躍，與第三部分的「啞光」中極盡緩慢而迂迴的閱讀節奏，形成互補而具張力的關係── 文學既能展現介入的力量，但又同時對速度的迷戀保持致命的距離︰對世界的省察，可以在最果斷和最內斂的時候發生。而介乎兩者之間的第二部分── 「雜音」，將創作中漫開的節奏推展至城市以外、特別是狹義的文學圈以外的作品與生活。不徐不疾，這部分嘗試糅合不同氣質的書寫，在速度以外確認創作的天空、文學的幅度。

始終，文學是製造時差的過程，搭建一個有時差的世界。許多人說文學在愈加急速碎裂而逃避的網路平台上更邊緣。弔詭地，文學亦為主流媒體愈加吸收，卻或許同時被消費，成為點綴的副題，發出偶然奪目的閃光。七年後，城巿更見浮躁，「本土」不再限於文化記憶的主體塑造，反而更多時候被族群張力主導︰文學作者將何去何從？七年後出版《字花》，大概仍舊是一場不可能的嘗試，但它已漸漸成為了重要的文學平台，也累積了一種橋頭堡的期望。柔韌換上張揚，鋒利在啞光中生成。

《字花》改版，以此為初，透過讀者的參與、閱讀，一同完成，「舊酒新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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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 一個美學問題？
啟首語
／盧勁馳

請別煩我， 我絕對無意跟你爭論甚麼雲粉國師蝗蟲排外龍師旗或勇武抗爭一類的流行術語，跟許多九十年代曾關注過港人身分意識和本土文學歷史的學者和文化人一樣，我每見到今日大堆本土論述修辭每隔一兩星期就給推上報章新聞甚至頭條，就連那些向來對文化一詞不屑一顧的社科朋友和政策研究人都談論起你苦思十多年的本土意識，我又將如何抵受得了此等挑釁，又怎樣不想向讀者大放厥詞？只是，不用作任何深度省思都知道如果我真的這麼說，也實在，實在太「膠」了！

我必須承認，單就「本土政治」這個概念，我根本無法加以闡述，因為這裡的本土政治所指的，從來就跟我們文學人一直高調談論甚麼文化政治、身體政治、或從小到大從文學雜誌裡看到或聽到老前輩們喋喋不休爭論過的關於書寫香港在地生活還是追捧世界文學水平的討論截然不同！在此我亦無半點妄自菲薄之意，文學作為一種文字幻術，縱然太快地讓我們知曉了事實的真相， 他仍可以帶我們穿越其中的重重障礙。

不用預測，我知道往後幾年香港的政治環境將會更猖厥地抽取過去積累的本土論述資源，繼續兜售著各式各樣的立場和政治位置，文化感覺僅是被動員或反動員的絕爽情緒，對某些人來說這樣的局勢本無不好，也許亦有它的真實處，雖然一切誠摯的、細密的審美過程，將會漸漸地給搾取淨盡。

無論這個小小專題如何聲嘶力竭，我們僅能在這樣一個再度被社會遺棄的氛圍中發現問題所在，探討一種不存在亦無法被統攝於今日的審美政治消費中的文學風格。至少，我們仍有這樣的一群文學作者仍在孜孜不倦的開拓自己的創作能量。

首先我不得不放下自己的顧忌去談談陳慧的新作，儘管你從未讀過一部香港文學著作你亦留意到近日她備受注目的佔中言論，儘管你不認同她那種懷想美好年代的道德取態，你總不能否認這篇續寫十多年前《拾香紀》的〈歸回紀〉，是如何誠摯動人。還有「爺」與「孫」兩代各自承受的背負，人物、對話，竟可在舒緩的敘事節奏裡， 用最不經意的文字透露出種種過去與當下的情感摺疊，以至於對未來（下一代）有一種道德宣示。你大可認為小說字裡行間那種溫情意識僅屬於上一代的離地中產，但我卻從某種老舊的情懷中見出對話的契機。

再讀著朗天的〈自治的天空── 2053 地下道雜記〉那不無強烈戲仿意味的科幻諜報小說時， 若與陳慧的小說相互對照， 更見出今日書寫本土意識的兩極彈性──  過去／未來、趕急／舒緩、浮泛／濃縮、幻想／現實。如文題所見，朗天取材是源於本地文藝小說鮮見的未來世界設定，同時又大量挪用時下備受關注的政治議題， 在他那極具分析性的描述下，當下所有困囿著社會現實的概念迷執都一一瓦解，足以讓讀者對一切多義的、現實與幻想的事態有了更大的期待。

當然，對於本土論述，有些話題還是不得不梳理澄清，為那聽起來過時的本土文學討論注入新視野和問題意識，例如英語寫作的「香港作家」許素細談及她在國際市場凝視下的作家身分，又例如那場一個週末下午迎接本土論述衝擊的文學對談；還有袁兆昌和雄仔叔叔不僅好笑且近於狂歡化的敘事，陳滅和林阿P介乎順口溜和lyric 之間的短詩，在抗拒電影人政治人高登人炒賣本土經驗同時，有一種沉實不受MK 改圖或宅男情結所礙的閱讀快感，一直是不少文學作者得以詩意地安居的語言。

最後，我希望讀者能夠注意一下，一群看來對此議題的展現不免有點羽翼未全的新銳作者，當他們在訴說著、描述著他們所認知的成長生活故事時，在那毫無約定結果貌合神離似的，同樣共享著一個著眼點── 那介乎核心家庭關係與社會運動場域之間的微弱界線，為此我亦不妨武斷地點明一下，在幾代寫作者所懷有的不同觀物角度與世界觀的並置下，對於本土意識如何重寫、如何呈現一種前所未有的美學風格，那將會在這條界線上找到一點啟示。

誰翻開韋勒貝克？

米榭．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就算不是當今法國文壇最有名的作者，肯定也名列前茅。他雖然只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幾乎每部都製造話題。最富爭議的當然是小說中對種族、宗教的歧視和厭惡女性的態度。二零零二年，他因小說被告悔辱伊斯蘭教， 最後被判無罪。二零一零年，他憑《地圖與疆土》（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奪得法國文學界最高榮譽的龔固爾獎（Prix Goncourt）。他的小說向來叫法國評論界又愛又恨，《地圖與疆土》獲獎後， 法國評論界繼續為他分為兩極，捧的極愛，恨的鞭撻。同年，他成為法國十大最暢銷小說家，一年內銷量超過五十萬冊 這對很多嚴肅文學作者來說是難以想像的。

一個如此富爭議的小說家，搬到華文世界來後，彷彿一切都爭議都變成他的讚頌。在華文界中，對他愛慕的多，抨擊的少，這恰好與法國評論界作為對照。這次專輯，嘗試把他的爭議性帶到評論層面去，看看小說作家伊格言、文學研究者Sabrina Yeung和評論人阿離如何看待這個評價兩極的作家。法國的爭論不必都搬到華文世界來，反而從各篇的評論，看出一個作家從一個文化到另一文化的翻譯過程──突顯出此中對宗教、種族和性別看法的差異。

最後，吳國鈞評介韋勒貝克的近作《誰殺了韋勒貝克》，點出他如何以小說切入藝術界，並揭出資本主義於藝術圈的運作，藉此向香港藝術界和大眾讀者，推介這運備受寵愛和被受抨擊的，韋勒貝克。

Hey Stranger — 誠徵給旅人的故事

旅行流流長，總得讀些文字。

寂夜好黑邀請你走進夾縫裡倒頭大睡，然而在座位的微光中，當所有乘客都睡到東歪西倒你卻無法入夢，看他人睡相又看得生厭，你總希望有些文字能刺激味蕾(雖然鄰座的口氣活像隔夜的餿味)、或者把一些陳年往事塞進司機的耳窩裡、或者僅僅懷著惡意盜走另一個時空的朋友故事，排遣被困車廂或機艙的百無聊賴。
騰出行囊，塞進你要告訴陌生旅人的故事。

如果你想跟火車上某個偶然的我說一個故事，你會說甚麼？

《字花》今期欲徵長途旅行讀物創作，內容不限、體裁不限、字限300-3000字。截稿日為6月2日。
有話跟旅人說的朋友請投：zihua2m@fleursdeslettres.com

《字花》改版在即，我們鼓勵更多奇異、多變、實驗的創作出現在版面之上，未來將陸續有更多難以定型的徵稿活動，敬請期待。

字花語
在晦暗中前行
／洪曉嫻

霧月春天似乎不曾離開，三月尾貨櫃碼頭爆發罷工工潮，自此雨就沒有真正停過，欲斷難斷，彷彿《百年孤寂》裡連綿的雨季，雨水在工人露宿的帳篷旁邊流過不停，工友忙著堵住淹來的水流，帳篷外的資本家依舊麻木不仁，外判商寫來違心肉麻的家書，卻也從未真正正視勞動者的訴求。

罷工工人爭取合理待遇，提醒城市裡其他勞動者也受著無盡頭的壓榨：當一碟豆腐火腩飯賣到六十多元，一個一百五十呎的唐樓劏房租金索價三四千元，連菜價都翻了幾翻，你的薪金和十年前一樣微薄；與此同時，電視台的旅遊節目主持在大口咀嚼豪華盛宴，富豪高官飯局上倒去的紅酒比你的洗澡水還要多。

生活裡諸多壓迫，不可輕視的是，住屋成為我們面對最困難的問題，你可以省吃儉用，但總不能不住──這是一個連天橋底都灑滿殺蟲水將露宿者當成害蟲的年代──居所的重量絕不陌生，字花今期策劃住屋專題，看創作人如何在擠迫的環境中生存。讀到七喜筆下的劏房生活，不免想到我也曾經住在劏房，房間窄小而悲傷，每半年水渠爆開一次，淹了一房間的水，浸壞書本和鞋子。鄰居是單親母子和中年夫婦，我出門時間難以撞見他人，只有偶爾在深夜或清晨時才交換過幾聲招呼。及後，我總聽見身邊友人搬家，愈搬愈小，或者愈搬愈遠，一面搬家一面丟棄身外物，包括一箱又一箱的書。如今公屋輪候冊上的二十二萬的名字中，有著我往日的鄰居，也有更多不相識的、住在更惡劣環境裡的人，而是單身青年像你和我，要不是身體殘障面臨家暴慘絕人寰，政府也只以青年要自食其力讓我們繼續天荒地老地等下去。

等待是漫長而黑暗的，不論等待上樓的日子還是等待資本家把公道還給工人，Joseph Brodsky 的詩裡這樣寫過黑暗：“For darkness restores what light cannot repair.”，在這樣的黑暗之中，我們練成更敏銳的視覺，在政治崩壞的日子裡，我們愈發看見人的良善。而文學也在黑暗裡擦出火苗，字花走到第八個年頭，總算是城市的一株奇葩，七月變動，字花將會以全新的面貌登場，以解讀者的七年之癢，但我們依舊鋒利、鮮明，繼續與讀者在晦暗裡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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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的托寓
啟首語
／曾淦賢

我們是最最自由的囚犯。居住空間以機械式複製，活在房子／單位／房間／牀位的每一人（請容我憤世嫉俗地排除豪門大宅的住客），都因共同命運成為最親切的陌生者。居住的困窘，是我們每人必能分享而且共鳴的生活通感。

當下居住的成本被呎價異化，覓居者與土地的關係被霸權持控扭曲。收入貶值、學歷跌價、樓價高漲，我們不幸地見證了一次社會階級的向下流動，生活種種的下流，文明步伐漩渦成鬱結；擠迫彷彿是精神緊繃的代名詞，街道之擁擠、建築物之遮蔽，與及住所的壓縮，由是扭捏成為城市的鬱悶。

然而，擠迫之苦，並不是與香港居住的種種設想及深層托寓有關的核心痛狀，我們早已習慣過份親密的相處，及由此所突顯的疏離關係。在住所裡面，我們不斷發現、更新一人之孤獨、多人之孤獨，雖然異態，但都不能避免地通向同一終點。將公共縮回至室內，將外部世界還原成保留自我經驗的內在空間。居所，其實是自我形象的擴展。

專題之首，李維怡以口述形式朗讀上一代移民者之擠困，透視延續至今天一輩的居住基礎，「住」作為一種紮根的形式，並非美麗的期盼；後有李卓賢以香港住屋小說七十年作歷史骨幹，回顧住屋小說創作由外在現實走至內在真實的變化，亦見證香港居住空間的壓縮走向。兩文以不同方式回溯居住的畸形發展，呈現居住的大體面貌。

住所能夠反映個人心、生理的浮動，同時反照他人的處境，散射不同階層的居住生活，構成自我與外界的聯繫。周漢輝的舊時日誌描繪蝸居之親密與擠迫，記錄了與己同在的劏房的成長與抑鬱；七喜的自述則反射出極端異化的鄰里關係，亦能見其中不斷更新的趣味。

在擠迫以外，陳巧盈則由經歷與不同人的相處後，脫離居住空間寬窄的表象，重構復重構家的含意；亦有子山書寫逃離城市走進山旮旯住所時的發現與追求。黃詠詩的搬遷誌所寫的住所變化之間的生活實感，則重扣土地價值異化後之處境。文字以外，關尚智將腳步距離與金錢掛鉤成交易價值，劃寫居住空間與藝術價值的偷換；Wilson Tsang 則以繪圖宣示在生活空間和創作裡，「混亂」的勝利。

陳智德以藏書者身份寫棄書經驗，捨愛之痛實是剖析空間權力與取捨；毛淳宇的閱讀筆記，暗合在同一房子內默默上演著權力支配關係，放視我們的居住景況，甚有深意。關於肉身與居所的糾結，韓麗珠續寫身體與居所的同體性，同住者的互相介入引出彷彿身體詩學主客體難辨的反思；在《房間》以後，李智良書寫自身不斷的搬遷所引發的騷動。回憶是實在的，然住室只是無以安放或擁有的外在物，隱去肉身隱去自我，室內其中無人。

專輯：藝評的前世、今生，與烏托邦
啟首語
／譚以諾

本年2 月底，香港藝術發展組公佈藝評獎得獎名單，冠軍作品是賈選凝評《低俗喜劇》的文章。自得獎名單公佈後，引來評論界和坊間極多質疑。先有指賈文水平低下，不應得獎；後來有批評藝評獎不夠透明，沒有讓公眾了解評審的評選原則，也沒有公開評選過程。更有不少評論人指藝評獎非推動藝術評論的最佳方法，暗指其浪費資源，把資源集中到單一獎項而忽略對藝評持續的支援。於此，《C for Culture》的前主編區惠蓮更爆出黑幕，指藝發局藝評組故意不撥資源資助藝評雜誌，以便消除批評藝發局的聲音。

另一邊廂，媒體和網民均揭露藝評獎利益衝突和私相授受的問題。藝發局藝評組主席兼藝評獎評審林沛理和賈選凝均是《亞洲周刊》的撰稿人，而邱立本則是《亞洲周刊》的總編輯。媒體查出他們早已相熟，翻出他們合照的照片。自由撰稿人鍾祖康更撰文指出賈選凝得獎文章中很多用語和觀點，都與林沛理一向的行文立論極為相似，如出一轍。更諷刺的是，有人翻查出，賈選凝曾為《文匯報》訪問《低俗喜劇》導演彭浩翔，而訪問中賈卻盛讚彭導勇敢，敢愛敢瘋狂。如此反覆，不免叫人懷疑，賈文之所以得獎，是因為她故意選用了評審喜愛的角度和用語，而林沛理、邱立本和賈選凝的私人相識關係，更令外界質疑他們是否早已互通聲氣，令糊名評審制度形同虛設。

就著藝發局推動藝評的問題和藝評獎的種種醜聞，媒體和網絡已多有筆伐，《字花》作為一文學／文化的平台，極願意把討論的焦點深化。林沛理須為此事問責下台這事毫無異議，然而藝評這回事到底該如何寫，在社會中它應該扮演甚麼角色，它的前世今生，它未來的烏托邦，這些都需要繼續深化延續。如此這般，《字花》邀約了幾位藝評人來對談，本意想要討論出藝評為何物來，然而對談之所以稱為對談，正因它有其自身生長的原則，以致討論的方向，直指到藝評人與制度的關係，竟在無意間為這小輯開闢了新的天地。

何慶基從自身出發，談及自己寫作藝評的過去與現在，竟又側寫出過去藝評版面的生態，也點出藝評該如何寫的進路；陳蓓從大環境著眼，指出藝術、藝術教育、藝術行政、藝評與觀眾的結連；至於馮美華，則從橫向和縱向擴闊我們對藝評的理解，並投射出當藝術極為普及時所有公民都是「藝評」人的烏托邦想像。

字花語
在如此這地，編一本文學雜誌
／譚以諾

因著要編「柄谷行人小輯」，終於拾起《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來讀。曾聽人說，研究現代文學的，這書不得不讀。翻開這書，未讀其文，先讀其序，那短短的，中文版的序。很久沒有讀過這麼讓人暢快的序，把這書放到柄谷整個哲學世界中合適的位置。這短文2003年寫就，而柄谷的關注，早就已經超越了文學，溢到文學之外。又或說，他的關注從來都不在文學身上，文學，不過是讓他去思考世界的途徑。文學，放在安德森「想像共同體」的框架下，與建立現代國家密不可分。然而，柄谷不只是想透過研究文學來探尋現代性，他終極的目標，是要打破資本制度＝民族＝國家這三位一體的圓環。這書，是他探索走出這三位一體圓環的途徑。在此短短的序中，我能看到柄谷視野之廣，野心之大，他所思索的，是人類現代社會整體的命運。他從文學開始，站在文學之上，達到宇宙的高度。

在此地香港，編一本文學雜誌，對照著柄谷的高度，真的只有望而興嘆。文學現在還能為我們提供如此闖進公共的路徑嗎？我在疑惑著，而柄谷就已經給出答案了︰現在的文學，已無能擔任一世紀前現代文學（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角色，已經沒有一百年前的影響力。他宣判文學已死，不是再沒有文學出產，而是文學再不能擔任它曾承擔在公共社會上的角色。然而，加入《字花》這個編輯團隊，還是懷有點點不自量力又不甘看著文學消亡的決心，著力把文學推向公共層次，與民間社會互動對話。如此也不一定要搬出洪席耶來說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或許只需要把《字花》恰如其份的看作是文化媒體中之一個，那或許它就已經可以發揮它該發揮的作用。

也斯去世，此時或許正是時機，重新檢視他在這三、四十年來為香港文學和文化帶來的種種衝擊和影響。每次有人提出也斯與余光中及其詩風之爭奪，總觸動很多人的神經，然而若要論說也斯在本地詩壇之影響，這筆難以略過；雖說現在再掘出「《狂城亂馬》作者是誰？」之爭論有點不合時宜，但他那種以文學切入文化的能量，還是為後來者提供不少可循的路徑。

或許我們都難以站在柄谷的高度上，以其哲學的敏銳拆解資本制度＝民族＝國家這三位一體的圓環。我如此一個平凡的人，卻願意把文字，一個又一個的推著，追隨前人或逝者之腳蹤。或許有一天，在圓環終於被解開的一天，我與柄谷還有老馬，恍然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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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慢的悼念
啟首語
／盧勁馳

已經過了差不多兩個月了，如此的跑過幾百個新聞熱點幾十個網討話題，同樣的上班下班，同樣的翻翻書看看網頁揭揭雜誌，也管不及甚麼狼熊之爭搞不清奶粉價目酒店應否分拆出售，埃及的熱氣球爆炸還是藝發局醜怪獎項比較慘烈，話題呀話題，本來尚可以搞得清楚的，但你偏偏總是記不起。

偏偏總是記不起的，就是那僅僅的一、兩個月前，你下班以後急急腳的走進港鐵站，從來不會在繁忙時間擠進港島線那天卻呆呆的熬到鰂魚涌才下車，在站前等著幾個幾年沒見的朋友見面後卻沒有說過甚麼，腦海只是一陣空蕩空蕩的，也許是思緒和心情太雜亂太糾纏不清了，只記得一路走到那好熟眼的世界殯儀館，見到好多學者作家文化人好像好熱鬧似的……唉！你終於想到了，這樣的熱鬧，你委實知道的，真寧可不要再有了！

現在想起來，有點像做夢。

那就是所謂文化意義給那高速發動的媒體齒輪徹底削平磨滅的時代了嗎？明明是應該懷念文學大師的寶貴遺產啦，延宕的節奏更不及於節日般 旋起旋滅。明明是霎眼見過這樣的一個新聞標題：香港著名作家梁秉鈞逝世，但一唸出來，句子又覺得好陌生，然後你幾乎要羞紅了臉的反問一下自己：真有其事嗎？幹嘛好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似的，是的，曾經有一陣子，你曾確實沉浸在面書留言和悼念文章的哀感情緒中，但都已經超過兩個月了，一切都可以平伏、消化了，也不用著力太深追思太甚，當然那不可能說一聲沒有所謂不要緊的就可打發過去，那是一件香港文化重要的事件。

而作為一個事件，就應該……怎麼說呢？至少是……有一種文學的悼念方式，去接續也斯對文學的抱負……或許任何懷緬，都是一個行動，不可能成為一個僅憑十五分鐘就可以全部速讀消化的消費專題。

也斯（1949年3月12日－2013年1月5日），本名梁秉鈞，廣東新會人，香港作家，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講座教授。自十多歲起就開始創作，20歲成為專欄作家，七十年代參與編輯《中國學生週報》、《四季》、《文林》、《大姆指》等雜誌。

1978年赴美進修，1984年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論文為 Aesthetics of opposition: 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1936-1949。

回港後任教於香港大學英文及比較文學系，1998年起任職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講座教授，後兼任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任，專授文學與電影、比較文學、香港文學、現代文學批評、中文文學創作等科目。

你細細的唸著這樣一段剛從網上翻出的詞條，裡面列舉出來的作品，有一些很眼熟，有一些沒大印象，畢竟，你覺得也要翻來看看的，但並非時這個時候。這個時候，你大概在書店附近某間café或公共圖書館的休憩間吧？其實實際的場所是不緊要的因為只要翻著的是這樣一本文學雜誌這樣的一期，你已經來到一個跟外面步調截然不同的時空了，尤其當你開始讀著劉芷韻、小奧和楊佳嫻那幾首記念詩人的作品時，從字裡行間的地境和人事你開始放心地挪開心裡那一層一層年月的序列。

無論感時傷逝又或銘記上路，就是因為一切記憶的街景都已經牢牢鑲嵌在文字裡了，甚麼時候再拿出來亦足可記取的。因為這就是作家留給現世那幾乎不可磨滅的遺產了，無論有多大劫難多麼無法抗衡的威脅與壓迫，它那確鑿的意義只可能伸延卻不可能消減，文字，就是那麼樣的點石成金，就像作家的筆名，不過是文言句法裡兩個毫無意義的兩個虛詞，命名以後，你卻一直記住無法忘懷。

但是，忘懷又如何？而你不是，甚或你的寫友們不是，都已經著力跟他的文學遺產保持一定距離的了嗎？文學倒底不是古玩文物，而寫作又不是投資藏品，幹嘛定必要承傳，定必要把一些過時的想法延伸下去？但似乎這樣的問題將在接著的文章找到更為著落得當的思考角度，曾瑞明的〈也斯的新舊書寫〉繞過了人們慣常著眼的意象與景觀，清醒地勾勒出一種也斯寫作常見的「不置可否」態度，似在跟也斯劃清界線，但你卻明白了領悟了，那是不是也斯，倒底並不重要，因為閱讀本身，倒頭來要檢閱的，卻是我們自己。

而專題「斑駁的分身」部分中鄭政恆、羅貴祥和游靜的一文一詩一小說，寫法雖見迥異，但你一讀，就更清楚明白到也斯跟你的實際距離、同時亦密不可分。這幾位文學作者給你所刻劃的，不僅是他們個人跟也斯的師友情誼，同時，也為他的學者生涯和早輩文藝先鋒的歷史位置，補充了一些一直沒有理清的附注。

內容都看得差不多的了，但有些話題，你心裡很是想問，但終究是不太好意思開口的……其中，你其實是指小說《狂城亂馬》終於給正名為也斯名下作品這件事吧？其實自從在報章裡看到這段消息，你立即就想重新翻出這書來看了，只可惜圖書館裡的藏書櫃早就給那些不知從那裡來的讀者一掃而空，而坊間也是買不到的。在這本書重印出版之前，你大可在本期特意整理的《狂城亂馬》檔案中略窺其爭議之處。因為這次除了找來何福仁回應暱名作者原是也斯這個消息以外，本刊還特意找到司徒薇好幾年前寫下的，一個討論《狂》的論文章節，這篇章雖是譯文節錄，亦可說是用上一個甚為離奇的角度把這個已經相當離奇的文化事件徹底剖釋開來。讀後，你大可期望《狂城亂馬》向某個 方向重新被討論，重新評價各種其人其事，以至其非，因為小說，似乎已超出九七回歸前後的語境，在今天的社會情景裡獲得了新的意義。

如此，還有許多問題應該引伸，有許多答案雖要延續，至於香港文化的深層問題，就只得留給你和你以後的一輩文青們用心感受和思考了！

柄谷行人：我不關心文學
啟首語
／毛淳宇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成名作《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使他在西方學術界建立名聲，然而這個專研文學的柄谷行人，已經一去不返。他雖從研究文學起家，後來多次被問及對文學和藝術看法時，他卻說，現在的文學和哲學所關心的，都是無聊的東西，而他也在這小輯的訪談中，直接表明他並不關心現在的文學。

柄谷行人自學生時期起投身日本戰後的新左翼運動如安保鬥爭和全學連，但和一般定義的新左翼不同，柄谷不輕易否定政治經濟學、亦對文化藝術創造之於革命持懷疑態度。由於柄谷於2000年成立NAM（NewAssociationist Movement），許多人將他理解為一個「社區社會運動家」，但他卻沒有順從後現代主義潮流，反而加以批判那些將社會主義貶為空想大敘事的理論，並回應了哈德（Michael Hardt）與內格里（Toni Negri）有關「帝國」、全球化和帝國主義等問題，從倫理與政治方面構想世界革命的可能性，拒絕退居到「去政治化」的個人鬥爭。評論生態清楚地反映柄谷現今對學術圈的影響，不在文學，而是不斷被重新理解的：「抗爭」。2011年在台灣出版了《柄谷行人談政治》與《倫理21》的中譯本，即見「世界共和國」、「跨越的」、「歷史反覆」、「東亞共榮圈」等關鍵詞彼落此起。

可是，在一本文學雜誌內覆蓋一個不再關心文學的思想家，意圖是甚麼呢？柄谷曾指出，以法國為首的當代思潮之所以如此風行，是政治錯折的表現。現實上做不到，就轉移到觀念世界進行革命。理論無論如何疑似關注現實也好，都變成文學化的東西。文學的特質是指向人，這是柄谷極力反對的。人終究是要棄掉文學，方能對人類共同負責；要先超越「內部的風景」，從寄居回到現實，方能察見革命的起源。

由此，我們小輯也先從柄谷與政治的關係說起，柄谷的訪問鈎勒出他近年來就世界政治和哲學理論的思考，而許煜則從柄谷的哲學方法出發，討論「世界共和國」的理形，嘗試初步設想世界政府如何可能。文中帶出《世界史的構造》一書的核心：將「贈與」的交換模式從日常層面提昇到國家主權之間的退讓。但這種以想像力，關係建立為基礎的聯邦主義如何能架空國家主權，並最終使國家瓦解，便需要更多人一起去思索。最後，張歷君從柄谷「我不再關心文學」起始，剖析柄谷從文學到政治的轉變，指出轉變並非與過去割裂，而是帶著文學批評的能力，到政治中去爆破。而這，不就是現代文學最根本的破壞力量嗎？

讀柄谷行人，未必能獲得很銳利的抗爭武器，卻有豐富的歷史感。他的作品，通過無政府主義經濟、馬克思的《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冷戰結構、 巴黎公社、俄國十月革命種種例證，進入歷史、推演歷史。

在此鳴謝國立台南藝術大學的林暉鈞穿針引線；及促成訪談的林正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