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語
末日過後，出走字花
／潘曉彤

在氣溫急降的日子，末日論隨著時日過去而自我粉碎。我們沒能讀懂馬雅文明的諭示，只好於排山倒海的恐慌以後自以為是地回歸現實。普世歡騰的節慶前夕，有人率先領略到重生的意義，重新檢視生活；有人不以為然，以一貫的態度遊走世間，繼續喘息。在這紛亂的年頭，《字花》以躍躍欲試的步調步出種種的可能；探索末日出走的路線，又不忘回頭關注我城內外的動態，回顧莫言的得獎、引介阿多尼斯的詩歌；計畫出走，到底還是不願離去。

加入《字花》，可說是因緣際會。中學年代，《字花》是一本抱在懷裡會閃閃發亮的讀物，也是帶領我學習文學的眼睛。直到其後參與水煮魚工作組的工作，《字花》一直以嚴謹而跳脫、活潑而務實的形象連結社會，讓文學與社會互相介入。末日過後，兩位新編輯毛淳宇、譚以諾加入團隊，協力將《字花》開墾成一個更更寬廣的園地，讓文字開花結果。

出走到字花，學語牙牙
／曾淦賢

還是要哀呼一聲，末日已過。我們的日子如舊，時間如常在每個細節裡進行，而我們剛經歷的這一年是動盪的。記得我們七一當日向遊行人士派發半回歸記萬言書，黃昏過後，眾人還未散去，那邊卻有煙花佔領夜空。一半回歸一半不歸，我們的生活連站立也無法覓地歸屬。

是期《字花》邀得一眾作者以「出走」為題，書寫出走的狀態、原因、還有它的能與不能；出走需要一個起點，而我們恐怕連從何處出發都不自知。聽聞又有預言說下次末日將出現在2036年，大概我們還能聽到很多個末日，究竟我們想望一個命終的日期是因為遊蕩太累抑或無處可去？當生活理想只可存在於Fiction之中，便想起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的終章：「有時我覺得你的聲音從遠處傳來，而我是一個囚徒，給困在庸俗不堪的境地，那時人類社會所有的形態都已經達到輪迴的終極，很難想像還會演變成什麼新的形態。而我從你的聲音裡聽出了使城市生存的、看不見的理由，通過這些理由，也許它們死後還可以復活」。我們活在這一場輪迴的中途，只能期望這遠處的聲音，不是由自己的亡靈而來。

今期開始，曉彤與我將以助理編輯身份加入《字花》編輯部，我們以不拖諸位編輯後腿為宏願，與此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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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末日出走書寫
啟首語
／洪曉嫻、羅樂敏

末日必然缺席，荒誕劇一樣，人人期待歡呼，如同節目，末世之日一如所料既沒外星人侵襲，社會依舊日漸崩壞，與末日相比，我們更期待離開：離開居住的地方、離開過份穩定的關係、離開原來的身份，分裂出另一個自己，看看可以去到多遠。然而離開不只關乎己身，再壞的城市也有人選擇留下，繼續叩問身份和存在。出走這個一再重複的母題不僅針對自身的躁動，而是關乎困局與終站，離開和留下，接受和抵抗。

黃碧雲媚行嚴行，走過世界不同國境，觀看文學作品中不同的離行故事，行走前進總是痛苦，就如生命的長大必然帶大皮肉拉扯的疼痛，因為無鄉，否則行者愈行，愈是想念歸去之日，唯有純粹為了出走的出走，方可無懼，原鄉都沒有，就只能不斷地行走，走向無定向之地。

離開往往是故事之始，我們邀請四位作者舖展四種迴異又彼此共鳴的出走書寫。謝曉虹的〈象限〉分上下兩篇，上篇「假日賣物會」為「我」的消費性出走提供場所，「我」由是被拋擲到悲懨的「象限」面前；緊接潘國靈偽巴洛克風格中產城堡的出逃路線，自我之分裂揭示文學是為離開之途，暗暗指向陳暉健那被閱讀和影像的記憶滲透的阿根廷之旅，而劉偉成則以童話為體，談「氣球」的出走，期盼成長和離開之必然陣痛的美好。最後接續〈象限〉下篇，「我」在馴獸之時被馴化，與「象限」成為被留下之物，全盤接受「他」的消隱，探討他者的出走對於留下的人的意義。年輕詩人何杏園展開兩種選擇的可能，相同的信念，或者遺忘。

李智良、梁文道、董啟章三人對談出走，梁文道指我們能想像世界末日，卻無法想像資本主義的滅亡，始終保持清醒地不進入任何一個身份，卻又演練每一個身份，以致無故處亦無出走，或無一刻不是出走，李智良在壓抑的世界中無處可逃，逃往別處反而無法面對擺脫的枷鎖或新生的壓迫，董啟章退行回往日就發現，出走跡近回到從前，挖掘歷史的現世意義，由是他的「未來的考古學」更像是「出走」的宣言，以全職業餘寫作的姿態，在陰霾之下持續從文字遠走，發現契機。

穿透莫言之一二三四
啟首語
／盧勁馳

幾乎是已成了近日聽得最為煩厭的一個作家名字了──莫言，一個你不至於不認識但總稱不上非常親切的內地小說家，一個由於不斷給放大其「中國」身份以及其跟一個極權建制之張力的文學殊榮，一種難免驚異但又來得理所當然的輿論焦點──從那天有本地媒體新聞誤把莫言的小說風格稱為「虛幻現實」主義開始，以至他前往瑞典拿獎接續的發言引起的爭議，你總不禁覺察到有些東西不對勁，卻又落得非此則彼難以言表，有好多似乎是不能單憑亡羊補牢的啃下莫言十多本小說就可以處理的問題，需要在那些反反覆覆的評介和爭議以外加以開掘。

其中的兩難，一方面就是莫言在媒體上的講話，期間所顯出的犬儒和油滑，幾乎觸怒了地球上大部份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你至少有一點點的文學識見不至於以為看看新聞報道就知道大陸一代後文革先鋒作家是甚麼的話，卻又意識到莫言在世界華文小說的經典意義是多麼難以全盤否定。於是，作為一個尚算對文學認真的人，你定必感覺到對於莫言其人、其小說、甚至相關的美學政治文化的種種描述，總難以武斷地一一感受。

為此本專輯無意宣示任何立場，同時也不肯接受那些擁護莫言（獎項）的一種分明是英美文研論述跟親建制作家位置合謀的犬儒美學政治取態，我們盡可能開掘各種小說視野，廣向中港台文學作者和評論者邀稿，務求還原現象，讓讀者妮碰觸一個較寬闊的思維進路。

先來是台灣小說家童偉格，作為一位現下備受注意的新鄉土作家，藉由他其自身對書寫鄉土題材的種種曖昧省思，找獲一條異於傳統現實主義為依歸的鄉土書寫路線，更點出那種主流評論界把莫言作品介定為批判大歷史的書寫位置，是如何讓以後的鄉土書寫變得糾纏不清。

而廖偉棠對莫言獲獎後的公眾言論的剖析，則較能整合那關注中國問題的角度，在不至於陷入道德審判的指責之時，以其卑微之聲，點出了理想主義在當下文學判斷的必要性。

鄧正健則試圖更進一步以一種清醒嚴密的筆鋒，加以梳理作家的政治位置跟小說所呈現的主體性之間的複雜關係。在他的詮釋裡，藉由解構關於莫言的爭議，切入他作品裡的創作置換機制，幾可橫越現時主流媒體對作者論的迷思，把問題指回那屬於一代人、一個文學社群的文化徵兆和政治潛意識。

最後，我們也請得陳思和文學史的梳理為此小輯壓卷。雖然以上短短幾篇文章開掘的面向或未臻全面，只能暫時由學者對那個時代文學氛圍的描述定調。始終，由一個世界文學獎向所推動的經典化過程是深遠而難纏的──我們僅能做到拋磚引玉，有更多的問題意識，更多的思維製圖、顛覆與扣連，得交給你繼續跟進了。

字花語
書寫者的分裂．自我之距離
／　羅樂敏

莫言獲諾貝爾獎成了說不完的話題，在其分裂。人們始終無法想像一位在體制內，與百位作家湊興抄寫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日常活中如小農般謹小慎微的作家，如何稱得上有批判意識，而不只是讓作品僅是在「意識形態」上批判社會。這種表裡不一推翻了我們對偉大作家的道德期許，這種期許往往讓我們不因為其作品，而只就他的話來大褒大貶，以為作家的狀態、他和作品的關係，從來黑白分明。

王德威為莫言這種分裂提供了最體諒，也或許是最貼近作家面對壓力，或者說異己的社會裡生存的狀態：「作家需要一種『人格分裂』的姿態，來成全他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我們但願不要人格分裂，但也幸好他們『人格分裂』，所以一方面他們唯唯諾諾，一方面又允許自己在創作的世界裏馳騁他的想像……。」創作本質上突破體制，但現實生活卻充滿各種壓力和妥協，作家的可敬在於永遠在現實和作品世界裡尋找逃遁和馳騁的空間，唯有這個空間使他們整全，也成就了他們複雜的面目。

唯其斑駁難辨，作家的一切喜惡，包括一切構成或者破壞我們對他們的想像的東西，也該用平常心看待了。今期《字花》針對貓在作家中的神秘而特殊的位置，嘗試刺入他們兩種分裂的狀態：與外界保持觀察者距離的冷靜和敏銳，以及親近所愛之物的狂熱或「肉緊」。養貓愛貓實在正常不過，只是我們期待文學的昇華，甚至不近人情地尋求一種時刻審視自我的距離。這是個讀者做成的怪圈，作者也不得不分裂了。

2012年走到盡到，無論末日不末日，都宜檢視過去。今年香港文學出版或許不算最百花紛呈，卻有幾個值得注意但方向迴異浪頭，展示了香港從來不是沒有看書的人，只是他們不一定在同一個文化部落，不一定分享同一種語言，但我們總是希望文學的土地包容而寬廣，承托並孕育更多聲音，展示屬於這個時代的香港的語言風景。

《字花》的團隊則一如既往，經歷各種動驛，有驚無險走到年底。今年行政總監和主編走馬上任，維持著一個以三名全職但收入過低的員工、六名各有事務的兼職編輯、兩名負責埋版的兼職設計師，及一個大學生義工小隊的編制，神奇地撐起一百三十多頁六十多位作者逾十萬字的雙月刊，及幾乎每月一次活動的文學機構。走筆之際，編輯盧勁馳和洪曉嫻被提名角逐藝發局主辦的2012藝術發展獎（文學組），總算對這個老是裙拉褲甩，通宵工作不忘播國際歌和香港流行曲的團隊的一個小小的反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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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毋辨——貓人記
啟首語
/ 黃靜

我們對貓的愛欲是如此沉溺。亦正亦邪，忽明忽暗，對陰弱的城市人是恰切的靈性與溫暖，是眾人的信仰與撫慰。

然而，我們往後踏出一步。由文學敘事中的角色扮演，到哲學社會和意識形態批判——牠正躺在你床邊，一個陌生的至親。貓作為作家共享的圖騰，折射出怎樣的書寫群落？

埃及人奉仰貓被視為其文明的指標；今天卻有人打趣說網絡平台回到古埃及人在洞穴牆上畫貓以示奉仰的年代。我們希望帶著殘酷或親密的距離，甚至茫然，淺探作家與貓，或，人貓之間難以言說的緊密。在膜拜和吃食並存，千萬年人貓對望的歷史面前，在資本主義究竟是展開還是打破、重建抑或穿越這重人獸間的凝視，建立沉溺又澄明的依存？來不及鑽進貓的毛孔與骨肉，貓屬或非貓屬的作者分享自白書、記憶小箋，整理鉤沉，開劃評論。

由是，這個專題或者並非意在客體的貓，而放眼於文學作者和貓的日常。這點日常，許是作者和貓看似獨一無二的相交的一點線索。朱天心當動物義工三十年，和動物的相處已是平常，卻由她筆下掀開糾結的尖銳——志工其實是「吸血鬼」。四個女作者，陳麗娟、劉美兒、吳靄儀、黃慧妍，寫生命中的貓，看似淡然的偶遇、記憶、死亡。許煜卻從懼貓者的身份告解。畫家小怪遇見貓、繪畫貓，多年來的作品可能串連起命運的偶然？而米蘭˙昆德拉說，生命是連成畫前的「草圖」都不是。韓麗珠的小說把觀察和思考提煉：由人買貓，拼湊出都市裡病人與醫者，個體與外界（或人或獸）的感應與陌路，將現代都市的根本疏離、糾結、幻象與懷疑，編織到一起。

小西亦敘亦評的文章探視文人與貓之相遇如何成就自我的臨界，並分析網絡等社交貓分享的禮物經濟。而台灣作者洪凌，則劃破人對貓之愛不過在奉行的伊底柏斯人倫建制關係、自戀情結。

貓是作家生存狀態的展現，也是創作的生命展現。刻下不同代人的創作以外，葉輝描摹作者與貓寬廣的畫面，以詩意的距離探進中外作家與貓之情感、偶遇之錯步、與葉氏自身的思憶無聲交會，展開既獨且眾的人貓旅途。

作家起滅，而貓仍在——專題以重溫抽象的貓文學作結。貓從未消失過的身影，如今已凝結成一座又一座城巿的文化人想像的集體呈現，乃至折射成今次的專輯。迷思抑魅影，這是請君入饔的陷阱，更是我們自身的歸結。

末日前的橫切面——2012年香港文學出版盤點
啟首語
／　羅樂敏

如果2012年真的世界末日，香港文學出版將停留在哪個畫面？

這看似魔幻的現實問題也著實魔幻，因為你從來不會從各書店的「豬肉枱」找到香港文學出版的「畫面」，不少詩歌、小說、散文不是早已下架，就是被放在一角，等待有心人。他們像流星閃過，轉眼不見，我和朋友逛書店的時候給他們推介，卻常常因為找不著書而苦惱。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出版景象？從幾個不同的關鍵詞切入，能否從茫茫書海裡看出一些暗湧和浪頭？

在今年最後的十一月號，《字花》編輯部邀請了幾位年青的香港文學評論人，拋出幾個香港文學關鍵詞，用以橫刀切入，歸納一下今年香港文學的出版路線走到哪裡，眼前又是什麼風景。鄭政恆以「經典」為記，給算今年名家結集出版，除了中華書局的「香港散文典藏」系列，也斯也出版多本詩集及譯本、也見辛其氏、古蒼悟、劉偉成等作家的結集，個人創作方面可謂碩果纍纍；另外，香港城市書寫的傳統也見繼承，三組迴異的作者群分別出版了書寫香港的故事，展開了嚴肅和流行之間的光譜，心雪亦以「說城」為念，速讀了《小城無故事》、《傳說我城》和《雙城辭典》，對照出三類作者的書寫策略和風格，呈現出紛陳的城市書寫形貌。

至於香港人今年讀得最多的小說，莫過於在網絡論壇高登討論區竄紅的〈東莞的森林〉和《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那》），〈東莞的森林〉後收入《一路向西》，出版不足24小時即再版，《那》也獲出版社睛睞，在書展大賣，成為出版界神話。《那》把紅色通宵小巴這種夜歸人的「救命」交通工具，變成在末日香港的「逃生船」，而且小說場境是香港人熟悉的大埔、大帽山，故深得共鳴；而《一》則塑造時下被「港女」看貶的「港男」形象，身陷物欲橫流的社會又無能為力，唯有站高一線自嘲。莊國禮則考據其中的「小人物」典型，嘗試剖析向西村上春樹筆下的人物形象，推敲其中的轉變。

另一小說潮流是歷史重構和轉化，自創新章。此寫法不是出自資深作家，而是出自新冒起的作家如紅眼和葉曉文之手。譚以諾則以「稗史」命名，對比出他們以及把漫畫改編成小說的王貽興之間的遠近之處，點出幾個處理歷史小說的策略，為這一突然冒起的寫作潮流，提供一點明燈。

2012未到盡頭，尚有好書未誕生，編輯亦以「對照」為題，試圖概覽好些漏網之魚，其中不免有所疏漏。如果這是極大的損失，那就是說在此稿面世之後有值得人記取之書壓軸，應當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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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聲色的政治宣言
／盧勁馳

請容許我以下以一種螞蟻爬過桌面般不動聲色而心情非常焦急的口吻向你陳述這番話，不動聲色的原因是由於今期埋版日趕稿寫這篇字花語時，正值黑暗中對話與人山人海舉行第三年的《暗中作樂》聲演會，我因抵受不住能獲時薪達七十多元且包兩餐飯盒的有薪勞動機會，犧牲了平日等應召開工在家寫稿時的閒散心情，且得一連四天朝十晚十的上班。於是，我唯有在每場趁著林二汶介紹了視障工作人員至散場的一段閒散時間，伴著那聲演會一言不差的台詞和歌曲，用點字機偷空讀著今期的內容和寫下這篇稿子。

而心情焦急不過受了一點在場過份優質音效的影響──當我第十次聽到PINK FLOYD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我腦海再沒有浮現任本來十分期待但根本不會出現的罷課場面，只因有位我仍然無法記得他名字的主持在呼籲全場說記得要去投票時叫我立刻全身打了個為時不短的寒顫。試想想，在這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場館內，最能引起共鳴的竟不是音樂而是高喊反對國民教育的口號。對不起，諸位友好！如果大家還記得阿圖塞所說意識形態就是重複的說法，就明白這項社會企業所研發的一種創新慈善音樂會，對我來說，也可能是跟國民教育不相上下的洗腦過程！

當然我也不認為投票這件事有任何政治不正確之處，反之問題就是由於它實在太政治正確而拒絕一切思考的可能。選舉月臨近，各組織皆著力宣傳其立場理念，或訴諸高尚道德價值、或利誘、或恐嚇──無論健全或傷殘，各人則憑其自由意志投下神聖一票就可了事，在此我也不用引用當下的政治理論學者如何重新評價勒弗爾（Claude Lefort）對現代民主形式的界定，問題實在不辯自明──我們再不能分辨選舉工程跟潮流文化的分別了，populism不就是今天的popular culture嗎？

是的，像我這樣一個庇護工場員工當然沒有資格像那些文化人一般以批判popular culture為名而大做文章，況且我的居心不過是要一提這期字花的專題「靜默的政治」。如果你讀下去就會明白，看看我們文學人熟悉的小說家，他們那以選舉現象為題材的作品多半都是對選舉制度的評述和譏嘲；而一些正在積極尋求社會變革的知識青年們多不會把改革的焦點放在議會裡，我認為這兩個面向並非基於任何政治冷感或犬儒主義，反倒像近年備受注意的左翼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的名言：民主（制度）不是政治的真理，但民主是追尋政治真理的其中一種手段。至於我們應將如何在這次立法會選舉中尋獲真理的碎片呢？我希望你讀過這期專題後，將會有更大的發現。

不過，這一刻能夠真正讓我暫時無視於當下九展表演場地的嚴酷（音響與冷氣）的勞役，讓我一次又一次能撐到完場不至入睡的精神支柱，就是這期裡的幾個新點子──李維怡的最新連載──繼前兩期《鬼母雙身記》好評如潮後，今期正式開始連載的〈地獄精神〉系列，又讓我可以打發了兩場的時間。

更叫我心醉目迷的，當然就是評論版特意為黃碧雲新作《烈佬傳》的出版，而作的作家小輯。接著就是從早前前進進新文本戲劇節《西夏旅館》衍生的關於改編台灣小說作品引發對本土身份的思考，尤其是潘國靈那篇如刺繡般細緻的分析，令我打消對這份埋沒志氣工作的反感以至盲信於現下自己所承受的一切鬱悶也不過是云云香港人不易的存在實況。

啟首語
／ 黃靜、盧勁馳

黃碧雲出版新小說《烈佬傳》，於文學群絡引起不小迴響。我們決定參與這場新作閱讀，是故編輯黃碧雲的專輯，先有黃氏親撰之〈遺忘之必要，理性之必然，微笑之必須〉，細談小說題材與歷史的關係，不無為她這些年的小說寫作拉出教人深思的寬度。我們並請來Matthew Kwan和李可穎兩位視藝朋友為黃氏的〈七月流火〉和《我們如此很好》兩部舊作繪畫漫畫和重新設計封面。

而盧勁馳則以隨筆的方式，點出這部小說可能觸發的幾條思考脈絡，以及提出西方世界出現偏離傳統寫實的思潮：speculative realism。
當然，必不可少的，就是熟悉黃碧雲的研究者黃念欣，從黃氏的寫作歷程，評價《烈佬傳》的獨特之處，並分析小說中的主題和語言風格，引出敘事鋪排背後那存在主義式的「或此或彼」的人生哲思。

我們亦向艾曉明邀稿談論新作延伸出之基層紀錄書寫，但由於今期稿擠，在此先作預告，將於下期的評論版刊出。

啟首語
／ 黃靜

我們把琴都掛到柳樹上，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人要我們唱歌。
──《詩篇》137: 2-3

選舉應是政治辭彙裡，愛好風格、文藝的人最抗拒投入、難以感興趣的課題。
如今固是發颷、表決、宣示立場的時代，吶喊掩蓋沉思與猶豫；選舉更是聲音的極致。縱然法國政治史家追溯歷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提出選舉乃是人民擺脫被社會關係定義政治權利的一場「平等的革命」，然而，投胎轉世至今，代議政制為資本主義運行的一部分，合法化所有權力運作，投票無論從美學、充權、個人意願上皆似已成為落伍、失真的行為。

走在掙脫現實政治的軌跡上，我們有時沉默、厭煩、甚至否定。我們難以體現心目中理想的政治與價值。今年九月，作為香港三重選舉（區選、特首選舉、立會選舉）的終章，議會席次增加，競爭劇烈，資金流竄，又決定了所謂普選夢之出路。而在另一平行線上，市民過著「星期日上街式」的政治生活，民間社會正在質變。文學不應被視作避世之途，在「我們」和真理的迷思面前，在近乎失語的邊緣，偏偏唱起歌來，效果會是如何。

專題中，小說家胡晴舫寫下一則黑色喜劇〈花生醬〉。要數選舉娛樂的先祖，首推台灣。裹腹與政治糾纏，磨蝕出對立與怨恨：以醬料代血刃，譏諷直迫深淵，在她筆下，平等也可以是一層扭曲。陳飴的〈宣傳〉看準了意識形態流竄之心臟——西洋菜街。數碼、速度、感官、廣告、性、網絡以至選情在氣溫、分貝、光度、風向等底下，成為難以脫身的巨網……敘事者以冷眼趕這淌渾水，結果渾身濕透。

而在古希臘哲學家的說法裡，代議政制是社會變大後的大勢所趨，政治體的原形在於小社會直接政治：參與、想像、調解歧異。白雙全是恆常的能量轉化者，從現實的選舉場景裡挖掘，生產出他心目中較理想的政治形態、正面的能量。另有九位行走在求變前沿的市民，併出政治生命的群像。有沙田模式出身的派飯者，有怕被斬死又寧做巴勒斯坦人盾、與敵共存的社會運動者，有香港公民上身之內地詩人，有連接樸素農作與高端科研者，有催化基層自我文化表達者……香港一直有個別的人和群體，拒絕犬儒地否定政治，他們正積極創造「小社會」的狀態，在議會的喧囂旁，平靜地實踐日常的政治。

兩篇評論則嘗試將選舉和近期的批鬥喧亂還原到更大的脈絡中去檢視，包括語言、文學的座標。馬國明藉十九世紀俄國革命失敗後文學、思潮遍地開花的景象，為當下時空虛弱的狀態進言。而李智良以神話「鏡中魚」裡囚於鏡中的人向鏡外人反撲成魚的故事，以及中譯本的誤譯，辯論香港認同政治的核心議程，勾勒出「香港人」在政治運動裡錯認的畫面。

李智良把我們落在浮在城市裡各種噪音的注視，一下子捲回波赫斯文本翻譯者的潛意識裡：原來政治在寂靜的表達的深處。由踏實的日常實踐、創造，到符號的、文本的省思，在如今沒有重量的喧鬧裡，主流政治的他者，在社會裡隱然成為一頭靜默的獸。這或許正是我們決定把樹上的琴拿間下來撩撥一番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