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托邦】口罩歷險記‧上

楊天帥

後來我常常思考這兩句話。

 

一句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另一句是「福禍由天」。人們通常將前者理解為一種迷信，我傾向不這樣看。我覺得「福」字應該理解為災難讓人更懂得如何生生活，一如失戀讓你更加珍惜下一個。如果這樣看「福」字，必有後福便與迷信無關，而是有根據的結果。

 

然而福禍由天。歸根究柢，你所以為的福真是福嗎？你更珍惜的下一個珍惜你嗎？因禍可以得福，因福亦可以得禍，福禍難料。退一步看，諺語不過是說得動聽的謊言，而真理只有一個，即我們只能硬著頭皮過活，一如在馬戲團被矇上兩眼，踩著鋼線，踽踽獨行。

 

我是這樣想的。

 

那是疫症爆發之初，我在日本工作，許多人托我買口罩，而現實是根本買不到，整個東京都沒有。就算願意付上十倍價錢，付了錢，訂了貨，貨也未必會來。運氣好的還能收回退款，運氣不好，就成了騙案苦主，欲哭無淚。

 

電視那個神色凝重的主播說是中國人搶光，事實怕也是如此。網上，許多中國人被罵將口罩寄回國，連累日本也鬧口罩荒。對日本人來說，口罩不僅是個衛生問題，也是生活問題。因為他們幾乎將口罩當外套用，有事戴無事也戴。女孩子落街買餸，不想化粧，也是戴口罩遮臉。我覺得日本人的憤怒可以理解。

 

香港人也有寄口罩，他們憤怒的對象自然也包括身為香港人的我。沒有人被罵會開心，但也不可能僅僅因為被斥責就收手。尤其是，當這口罩不是給自己而是給自己在乎的人。

 

「所以妳打算，不戴口罩去醫院。」我對電話喊。

 

「不是不戴。」我媽低聲說。「是沒得戴。」

 

我媽是伊利沙伯醫院的護士長，那場最終以失敗告終的罷工，她也有參與，儘管僅屬名義。實際上仍然會去醫院做事，只是拒絕高層指揮，以義工身份幫忙。

 

「再跟妳上司交涉一下？」我問。

 

「他們說，給我們口罩等於變相鼓勵罷工。」

 

「那乾脆不要罷算了。」

 

「要封關呀。」

 

「要不就待在家。」

 

「我可是個護士。」

 

人愈大往往愈固執，我想。

 

我媽續說﹕「不用擔心，有三個同事和我一起去，她們全部都沒有口罩。」

 

「她們沒口罩是她們的事，會有她們的孩子為她們操心。除非妳的意思是，她們會做敢死隊，先把病毒吸乾再讓妳去，像無綫的古裝片﹕皇上，這道菜小人已經試過，可以放心品嘗。」

 

「別說這種涼薄話。」

 

「只是比喻。」我說。「那妳打算甚麼時候去？」

 

「下星期一開始。」

 

我扭過手腕看錶，今天是星期二。在心裡算日期。目標是確保下周一母親有口罩。周六日郵局不送件，也就是說周五要到貨。送貨最快要兩天，周五到貨，明天郵局關門前要寄。

 

點燃煙，啜一口。

 

「我試試找吧。」

 

「東京有？」

 

「沒有。」我說。「但埼玉可能有。」

 

掛線後，我在網路調查埼玉可能還有口罩的藥店、家品店、超級市場，在桌上攤開一幅半米寬一米長的關東地圖，劃交叉，貼 memo，做紀錄。我一共劃了六十七個交叉，用一條彎彎曲曲的線將它們串連起來。最近的藥店九點鐘開始營業，郵局五點關門。從九點到五點，要將六十七家店跑完一趟，每家平均可用時間為七點一六分鐘。當然這是假設我必須全部跑完。只要當中有一家能買到，後面的路就可以省掉。

 

在桌上這邊一趴，那邊一畫，將地圖反轉又反轉。計劃完，感覺像做了一輪伸展體操。

 

折疊地圖，連同兩包 Lucky Strike 和充好電的 Pixel Slate 放進背囊，鬧鐘調到七點半，上床睡覺。

 

 

出門的時間與平日相同，只是走的路不一樣，路上的上班族看起來也無多大分別。我總是訝異，在日本的大城市，無論男女，髮型、服裝、氣息，以至行路的動態，竟然全部一樣。哪怕沒口罩遮臉，這些人也分不清誰是誰，簡直像是同一款機器人似的。日本就是這樣一個自我意識低下的社會。當然要活在怎樣的社會，是他們的自由。

 

遠離東京，駛入埼玉，這種機器人開始逐步減少，到後來連路人都少見。一些小鎮除了車站附近商店那些拍烏蠅的店員外，幾乎沒其他人。等燈位時我與 Google 閒聊關於埼玉的資料，才知這縣早被視為東京的 Bed Town。在這裡居住的人，早上起來就去東京上班，被冷酷無情的資本家榨壓至深夜才拖著半條人命回來。埼玉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張床，所以叫做 Bed Town。Google 說，縣長對這現象不大高興，覺得埼玉的人應該對埼玉更有歸屬感。「埼玉應該是個 Home-Town 才對。」他在一個記者會上說。我支持縣長的觀點。不過眼下我想的，只是 Bed Town 應該有更大機會買到口罩。一來這意味遊客不會來，二來，Bed Town 等於說是民居，Bed 也好 Home 也罷，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口罩。

 

但哪裡也沒有口罩。有的只是空貨架和各種各樣告訴你沒有口罩的告示。日本人似乎有三千種方法告訴你沒有口罩。有的告示大字寫道「売れ切り」，有的寫「完売」，有的寫「品薄い」，也有店家甚麼都不寫，默然將口罩的貨架用眼罩填滿（在日本，口罩和眼罩都叫 Mask），亦有讓貨架就此留空的，但在前面放一瓶消毒酒精供人免費使用。你可以說店主貼心，但客觀而言這沒多大意義。我要口罩擋病菌，你給我消毒手指頭有甚麼用。

 

總之就是沒有口罩。

 

到十點鐘，我估計槇原已經到公司，於是打電話給她。槇原是我同事，三十出頭，典型的日本女人，說的和想的是兩回事。在日本，修飾過的套語叫「建前」，心底那一句叫「本音」。槇原本音深沉堪比巴伐洛堤，建前宏大媲美靖國神社。

 

「早安，槇原 SAN。抱歉，今天突然有事，無法上班，開會的事得拜托妳。」

 

「哎呀，沒關係，這邊的事不用擔心。有更要緊的事，請好好去幹﹗不是甚麼大問題吧，需要幫忙嗎？」

 

我嘗試跟她解釋為何給家母寄口罩，而且非得今天寄不可。我刻意說得細緻，連我和母親三十年前開始相依為命都做了說明。儘管如此，我仍無法肯定，我的心情是否能傳達給她，畢竟我的母親不是她的。

 

「那確實是大問題﹗香港的情況很嚴重吧，真是辛苦了。現在日本也很難買到口罩，都被搶光啦。因為日本都有不少人感染。沒口罩的話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你的心情我很理解，請加油﹗」

 

她的本音是不理解，而且恨。恨我不上班，恨我不開會，恨我買光日本人的口罩，一如香港人恨中國人買光他們的奶粉。

 

唯有請她吃鯛魚燒。

 

 

曾經，我和那盒口罩的距離只有不到三十厘米。其時我在一家叫做「龍城」的藥店。雖然名字和彌敦道那些霓虹光管閃令令的藥房一樣，但這埼玉版的龍城只是一個甚麼也沒有的小町的甚麼也沒有的店。店內，一頭身穿白袍的電動大象孤零零瑟縮一角，微笑著三百六十度揮動鼻子，像京劇演員表演甩髮功。牆上一張有水跡的山口百惠海報，似乎已經貼在那裡五十年，令人懷疑她手心托著的感冒藥還是否適用。當然你會知道， 五十年前，這店也曾經像山口百惠那樣年輕過，正如沒頭髮的店長和剛才買完痛風藥的駝背婆婆都年輕過一樣。

 

「要多少？」店長問。

 

而我根本沒想過他有。「你有多少？」

 

他在陳列櫃隨手一甩，兩盒口罩啪的擱在桌面。「每盒八十個。」

 

八十個夠我媽用三個月。「要一盒，謝謝。」

 

他一動不動，抿起嘴唇，眼珠子轉到眼角瞄來。「聽說中國人搶口罩，有多少搶多少。」

 

「那你就更應該留起一盒。」我說。「這一帶老人多。」

 

「隨便你。三千日元。」

 

我掏出錢包。還未抽出信用卡，他已經搖頭。「先生，美國人用信用卡，中國人用支付寶，但是在日本，這種小店只收現金。」

 

「我沒有現金。」我說。

 

他把口罩放回去。

 

「SUICA 行嗎？」我問，純粹碰運氣。

 

「你得學會如何在日本鄉下買東西。」他教訓我。

 

問 Google 最近的提款機位置，它說從這裡開車要五分鐘。

 

「去去就回。」我說。

 

去時已隱約覺得不妙。好似荷里活的警匪片，壞人如果有機會向好人舉槍，就該立即發射，磨磨蹭蹭嘮嘮叨叨，死的一定是自己。蘇州過後無艇搭，是這種類型片諄諄教誨的道理。

 

果然，去去，就回之後，一個若莫五十來歲，穿夏威夷恤配西褲的中國人已經在付錢。兩盒口罩嫻淑端坐櫃上，好似兩個待嫁的姑娘。

 

「這是我的。」我指著其中一盒說。

 

中國人停下數鈔票的手指，瞪向沒頭髮的店家。

 

店家聳肩，對我說﹕「你沒付錢。」

 

「我說過去去就回。」

 

「對面那個婆婆上月拿過兩包感冒藥，也是說去去就回，一去不回了。」

 

「折哀順變。」我說。同時改變策略，轉向中國人。「讓我一盒不行？一人一盒。」

 

「神經病﹗」他頭也不回離開，開車絕塵而去，彷彿怕我隨時強搶。我只能說他聰明。

 

中國人走後，我看醫生大象的鼻子旋轉，看了三圈。

 

「一點不留給這裡的老人，真的可以？」

 

「一共三十七個熟客。」店家開始低頭整理單據。「早已經一人一盒送過。是我個人送的，不是店。店做生意。你給我錢，我給你口罩，你不給我錢，我不給你口罩。除此以外我想不出還有甚麼別的方法。」

 

我給他豎起大拇指。「這不失為一種恰如其份的做人態度。」

 

「你還不夠格跟我談做人態度。」

 

「這個自然。願山口百惠與你同在。」

 

然而離開店前，他還是在我背後提點﹕「去 Metro。他們有一個巨型貨架，全是口罩，昨天見到他們還有。」我轉過身，向他頜首致謝，回到車上，接連吸兩支煙，一邊吸一邊想，剛才給我建議的到底是作為個人的他，還是作為店長的他，個人的他又會不會與店長的他打架。浮想聯翩，直至聯翩的浮想與煙火同滅。

 

開車往 Metro 駛去。然而在那之前，我還是再一次去提款機，提出五十萬元，將錢包塞到直至折不起來為止。

 

 

Metro 是家大型百貨商場。單層、坐落在公路邊，停車場比店還大。這種百貨商場原是美國產物，如今全世界都有，賣的貨品也大同小異。是為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也是因為這種主義，一個國家染病，整個地球遭秧。

 

龍城事件令我不僅損失了買口罩的機會，也損失了二十五分鐘時間。這等於說，我比原定計劃落後三點四九家店，得盡快把時間追回。疾步在百貨商場之時，大腿一陣麻，以為是抽筋，原來電話響。

 

「媽，怎麼了？」

 

「你現在在哪裡？」

 

「在 Metro。」

 

「Metro 在哪裡？」

 

「在埼玉。」

 

「埼玉在哪裡？」

 

「東京北面。」

 

「很遠？」

 

「這麼近那麼遠。」我說。「媽，在替妳找口罩，有甚麼事？沒事我掛線。」

 

「哦……很難找，對吧？」

 

這就是我媽，一旦決定要講電話，解放軍也攔她不下。

 

「難，但並非不可能。」我給她簡單說明了龍城事件。

 

「很多中國人去搶口罩。」她發表感言。「不只是日本，他們全球搶。四姨媽有個朋友說，她有個朋友去科威特旅行，順道掃口罩，藥房的人一見她就用普通話講﹕『沒有，沒有。』中國人買口罩就好像蝗蟲蛀米那樣，真是有中國人的地方沒好事。」

 

「那個四姨媽的三姨婆。」我換一隻手拿電話。「她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假設這個人真的存在。」

 

「她是香港人。」

 

「但她也掃口罩，不是嗎？順帶一提，我也在掃口罩。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怎麼能比？你是為我買，而我是去醫院做正事。」

 

存放口罩的貨架就在家庭用品區，我來遲一步。三層高、兩米長的貨架空空如也，猶如經歷一場浩劫。一個搖搖欲墜的告示牌分別用簡體字和繁體字寫道「每人限購一盒」。在這裡，別說口罩，連氧氣都彷彿被買光。

 

我盡量情感充沛地說﹕「咦，我好像發現口罩！那個是…那個是……！我再打電話給妳！」說完掛線。這並不是對待母親的正確方法，但趕時間例外。

 

時間已是兩點半。

 

回到車上，吸煙。用五秒寶貴時間將香煙充填肺腔，緩緩吐出。這是所謂吊頸都要唞氣。唞完，點著引擎。擋風玻璃前不遠處，一個老婆婆手提的塑料袋穿洞，裡面的水果掉落地上，在地上滾。真是甚麼樣的水果都有，簡直令人訝異上帝竟然造出這麼多不同種類的水果。蘋果、橙、雪梨、奇異果……它們向四面八方前進，儼如春日散射美妙的陽光。

 

「哎喲，哎喲。」婆婆喊。

 

我熄匙，下車，像行星繞太陽公轉似地，幫她將那些不聽話的果實撿起來。

 

「謝謝你，年輕人。」婆婆說。

 

返回車上，點著引擎，這時候婆婆的另一個塑料袋穿洞，滾出一堆貓罐頭。

【詩人自道】按捺不住

文於天

我並不以為有些東西你是非寫不可的，即便是你熟悉或充滿熱度的物事，你並不一定需要去寫，或硬要自己去寫，就像一個自擬的命題，因為你自有一套書寫的方式和節奏，其中有你感興趣的東西、你思索日久的心得、想得透了的小事，或者有一種美的追求與鍛鍊在其中，除此以外，你大可不必勉強自己去回應、去聲張，自有別的一些人去做這些事，而且可能還做得比你好。當你已經按捺不住要動筆的時候，那種令你「按捺不住」的動力，才是你非寫不可的原因，而不是反過來因按捺不住要動筆而應時而作、應題而寫，彷彿是一件要緊的事，那種倒行逆施的痛苦制肘處處，是挺無意義的行為。

 

我們難以否認自己正生活在一個平平無奇的生活中，有著差不多的經驗、衝擊和湧浪，我有很多意念都是通過這種平平無奇的生活所獲得的，是對生活中一些物事生出了想法，並且找到了一種書寫的關聯。寫作多時，尤其在《狼狽》出版之後，我早已疏於發表，寫好了很多時候也是束之高閣不大理會，反而時時思索及經營自己的意念，找到了更多寫作的歡愉。只有到了「按捺不住」的時候，書寫才能給我言之不盡的寫作動能，給我以無窮的生命力。我已很少去說現代詩要怎麼寫才好，要堅持一種怎麼樣的偏好，並且視若至聖之物，非得要如此如此才好云云，因為這都是寫作賦予的自由，我是無法置喙的。相對於寫詩，我反而讀得比較多，而且讀的多半不是詩，更喜歡讀長篇小說，也從不勉強自己的閱讀感受。我喜歡的東西包括語言的精緻、縷絮般的思路發展歷程、複雜而抽象的迷人結構、狡黠的機智，我經常能從這些「偏好」中得到樂趣，這也反映了我的某種美學上的追求，但不代表別人一定要這樣去尋索、去寫，畢竟這是風格使然，說不得這許多。

 

 

在我出版《狼狽》的時候，很多生活的關聯早已找到了路徑，並慢慢從後來的書寫中得到更多發展，以致完成，甚至尋得外延。舉個例子，《狼狽》中的一些作品，包括〈家的形狀〉、〈發音〉、〈後祭〉和〈熬〉，是基於「家」的意念，《狼狽》之後，這種意念繼續發展，及後寫的〈煎〉和煞篇的〈家宴〉，才「完成」，這些作品後來被我歸結於〈想像的家族〉之下，作為一個較完整的書寫歷程。然而有趣的是，書寫的鍛鍊往往令人無法輕易完成，因為生活是繼續的、是重複著的，而且充滿神秘的偶然，在沉思中，書寫的意念因而能延展得更遠。近年我常常接觸到的是「遙遠」和「孤獨」，似乎沒有誰能夠擺脫它的籠罩，因此我常常去想，想其中的恐懼是甚麼情狀。《狼狽》其實是一本挺孤獨的詩集，很多時候就像乘坐古老的飛行器遠行，會經過無盡孤獨的星星，但又找到了矛盾的熟悉感，〈境外之詩〉以後寫了〈新視野號〉，寫一片孤獨的「鐵塊」陷入了孤獨的蠻荒：

「我提著被自由滲透的首級
乘著探測器，去古畫的意境郊遊
伸長了脖子望見
自己正被繪畫在一座孤峰上
野鴿群早已不見了
這敘述了我的心情

 

輕金屬的外殼如一塊扁舟
隨著倒敘的探測器漫遊於
神秘的巨流──柯伊伯帶的河
我們被沖刷
被故鄉快速掠過
被儀器探測，先於編年史
被生命編寫，這之中
究竟我要和這些漂泊的石頭
相遇多少次？」

像這樣的孤獨我常常遇上。年來，最貼身的是「虛妄」和「無力」，我總是無法走出陽光的陰影似的，就像很多同代人一樣容易疲倦，失了力氣，但仍存信念；這參與了我思路的尋索，不期然地便走進了生活中的悲哀共同體，終於到了按捺不住的當頭，才寫下來。

 

長久以來的教學工作，填充了我平平無奇的生活，我能夠不在其中得到一點書寫的動力嗎？從《狼狽》中的一尾「龍蜥」，到後來〈龍蜥的旅居生活〉的作伴：

「在那個傷心的農場
我偷偷養了一隻游禽
我願意與牠一起去善妒的山峰遠遊
去那裏參與激烈的戰鬥，吼叫
打敗虛榮和傲慢
成為被理想收納的戰俘
成為他們豢養在圖書館的怪獸」

再到〈晚冬〉的Ricoh影印機，再到〈枯樹誌〉的圍欄，它們可以窄小到只是從一個課節的渡口看諸峰盛狀，也可以闊大如將穿越柯伊伯帶的河般，有如進入朱耷山水的錯覺，而那卻是相當遙遠的孤獨，我們有不同表達生活的方式，我們也有自己的制限、慣性和美學的追求，我時時尋索的一些小事，也是如此情狀，按捺不住的時候，從我的窗口望出，那便是現代詩中的風景，別人自有看山的方法，也自有上山的秘徑，在我看來那也沒有甚麼不好的。

 

2020.02.25.

小心翼翼湊過去——「明暗」創作選輯

關天林

先點著了火。一點火就夠了。

 

因為我總想像，這些都是暗地裡寫，也需要暗地裡讀的短篇。

 

蘇朗欣〈老菸槍〉寫東京便利店買煙賣煙的故事。為何「我」從香港跑到東京打工，做夜更收銀？在日本人也知道香港不太妙的時候？我們可以猜，又或者單純追想，那一絲言外的漂泊離散感，就像煙，繚繞著每個過客。買哪種煙、抽盒裝還是手捲、戒不戒煙（或戒不戒某人給予你的習慣），最終，都是選擇。

 

林日錦〈地下社會〉描述的，表面上是少年的迷夢，電影散場後，蕩失、獵艷，但為何泫然淚下？無意的遊歷，原來就是最後一瞥，在一個以管理控制主導的社會裡，瞥向那些被壓抑，甚至早就消亡碾碎的雜質或異質。我們早在永遠散著場的電影院裡，坐著。

 

鳥人〈wish you were not gay〉從樓梯的明暗轉換開始，之後隨處寫來都是少女心事的轉彎抹角，把我們慢慢也引進另一條後樓梯。有趣的是閱讀。為了在無望中打轉多一會，書本與詩句成為無用的支援，掩蓋著閃爍的眼光與心神。

 

代入一個活過大半生的角色，並不容易，雯彬在〈來自手雕麻將女的自述〉裡，聲調是自然的，尊嚴是自足的，通過刪裁，麻將女所選擇的生活對她的影響，簡單卻突出。我們未必是說故事的人，卻必然是屢屢回望的人。

 

〈露珠〉不想變成一個更長的家庭故事，從「低谷」開始就可以，但嚴格來說，作者只想保存，而非敘述。和家人的旅程，一次也好，數次也好，疊合在一起，溫度、聲線、弧度的細節也在匯聚。詩意不在文句，而在只想保存歲月微光的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握好那些細密，以及細密也將消失的輪廓與鈍感。那裡可能有一整座迷城的夜色。

記者的一天

鳥人

我聽見鬧鐘響而醒來。一手拉開窗簾，陽光刺進我的眼睛。我起來，牙刷柔軟的柔軟的毛尖在齒頰間磨動。趁這短短的時間我用手指掃看電話屏幕，Telegram裡，不斷地冒出不同群組的資訊，像很多個小型炸彈陸續爆開，永無休止。

 

簡單梳洗之後，雙眼還是不夠精神睜開。我迷迷糊糊地打開背囊，裡面的反光背心衣已被壓得出現折痕。頭盔、直播器具、生理鹽水等，通通都是必須帶上的。醫生嘮叨我，說我的膊頭不可以再負太重的東西，不然貼多少熱敷也沒用，但我實在沒法減掉一些東西……

 

我勉強為鼓鼓的背囊拉上拉鏈，嘆一口氣，把它背在肩膀上。雖然很重，但它是我安全感的最大來源。

 

雖然很重，但我還要把相機扛在左肩，並將記者證掛上頸，把自己緊緊地五花大綁。我想，作為記者，就是一個自甘受約束的人。

 

我在巴士撕開蛋糕包裝，不理巴士上不准飲食，把蛋糕逐口逐口咬至虛無。窗外的畫面風景一格格前進，直至巴士「因應公眾活動」改道，司機扭頭來向後喝了一句「最近係呢度啦喎，係就落車喇！」車廂內幾個不認識的乘客對視後，一個接一個默默下車。

 

我像一個旅行者，背著行裝一步一步前進。

 

我走近人群。舉起相機，就有衝動想將眼前的畫面收納在框裡。我一時入迷，只顧著曝光程度和構圖擺放這些東西，手指已經放在快門鈕上準備。

 

突然有人罵我：「做咩影人大頭呀！」

 

我被驚倒，急急放下相機道歉。他們高聲問：「你邊間㗎？！」我低頭不作聲，讓他們看我的記者證。「黃媒嚟㗎喎！下次唔好啦！」我躹躬道歉，猛說「對不起、對不起」他們就沒再理會。我暗暗走開，覺得有點委屈，他們為甚麼不可以包得密實一點、多開幾把雨傘。

 

很多牢騷，卻沒法子說出口。

 

我渾渾噩噩地待著，直至天色漸暗，冷冷的晚風吹動，氣氛愈來愈不對勁。但做記者其實就是做一頭鯊魚，在大海左嗅右嗅。我們期待大場面發生，就像鯊魚期待血腥味一樣。

 

「嘭！」我就是要這些。

 

「嘭！嘭！」火光自槍口爆開。我快速地舉起相機，把一隻眼睛貼近那個小小的觀景窗，果斷按下快門。警察抓起警棍猛追上去，示威者四散亂竄，我跟著跑動起來，額頭都冒汗。背囊裡面的物件「傾拎框冷」地碰撞，我嫌背囊真的太重。

 

黃色的頭盔搖搖晃晃砸著我的頭顱，噢，我的頭顱像雞蛋一樣易破碎。我覺得好煩，不想再遵守甚麼安全守則，反正戴了都不會安全。於是我單手解開安全結，把頭盔「嘭」一聲狠狠地丟在街邊。

 

又是一輪催淚彈攻擊。「嘭！嘭！」火光自槍口爆開。示威者繼續逃走，我卻止住了，站在原地舉起相機，果斷按下快門。我像一個透明的隱形人，警察對我一點興奮也沒有，他們氣憤地跑著、追捕前面的示威者，我站在路中間，他們於我的左右穿插，其中一個不帶眼的警察撞倒我，他的裝甲很厚很硬，我跌在地上，嘴巴舐了磚地一下。我抬頭望見他像一隻墨綠色的暴龍，大步大步地跑走。

 

隨著催淚彈愈放愈密，人群已經荒亂地、零星地散去，手拉手的死拖走某些不願走的人。馬路變得空空蕩蕩，只有一名約三十歲的女人呆站在原地，像對催淚彈免疫一樣，連口罩都沒有。我拍了幾張照片，接著她就倒跪在地。我直跑去，當她抬起頭看我，鼻涕橫流，她的情狀實在太可怕了，如同七孔流血一樣。我強忍住恐懼，結結巴巴地問她：「行……行唔行到……行唔行到？……」她猛咳，但咳不出一字一句來回應。我只好用力攙扶她瘦小的胳肋，勉強拖拉她，才走了沒幾步，她就曲身嘔吐出一坨坨半透明的液體。可能因為移動了位置，我的眼罩透氣了，催淚煙像卑鄙的蟑螂從隙縫中溜進來，眼睛一陣刺痛。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只懂說夢話般含糊地說：「頂住呀，頂住呀。」

 

直至我把她送到人群裡，我就轉身走了，跑到一個街舖之間的樓梯，半仆半跌地爬前，然後從自己的背囊左翻右翻，翻出細枝裝的生理鹽水，熟練地洗眼。

 

我與他們身處同一個時空，但我卻覺得自己總是一個outsider，不屬於他們，也不屬於哪裡，像旅行者，像異鄉人，像上帝。

 

我靜靜地坐著，坐在髒髒的梯級上，封滿塵垢的鐵信箱裡卻沒有信件，傳單被撕過又貼上，紙屑墊出一些薄薄的層次，樓上不知道是足底按摩或色情場所。疲累滲透到骨髓。我從褲袋裡掏出一包煙和火機，「噠」一聲，用力索求一口舒暢。

 

有個示威者從街邊鑽進來，躬著身體爬幾步樓梯，趨前探頭問我：有無事、使唔使洗眼、食啲熱嘢……香港的示威者都是這樣，抱持著「關懷全世界」的精神，手頭上沒幾多東西，都要拿來餵養他人。

 

但我想起在大學讀新聞系第一課，教授說我們，第一，不能接受任何團體的利益和幫助；第二，如非採訪需要，不要跟任何人談話或發生關係……那時坐在課室裡的我，心裡暗問：所謂發生關係，是怕我會上了她嗎？

 

但我甚麼都沒解釋，只是對她說「不用了，謝謝」，雖然我日復日地寫報導，但我總感覺我的語言使用已到達了飽和，身為記者，我卻是失語的人。她帶著半點猶豫的眼神，嘴巴卻沒有追問甚麼，就退後下了樓梯，重新跌進街道消失了。我可憐地拿出一排白麵包乾啃著，一口一口啃至虛無。味蕾自從做了記者之後已再無要求。

 

時間就這樣消磨著，直至我跟接更的同事會合，匆匆忙忙交換了兩句慰問，我就從他旁邊擦身走開了。也沒心情再走回去撿那個頭盔，直接上了巴士，在隧道裡滑手機屏幕。

 

在看ig的時候，我發現我的照片被某些專做meme的網站盜用了。按規矩，我應該請其他同事幫忙協調，但我嫌麻煩，直接就跟那些網站說：「唔好意思，呢張圖我影㗎。用之前可唔可以問聲？或者俾返Credit？」

 

而巴士繼續愁悶地行駛著，在金燦燦的隧道裡，燈光一格格打在我臉上。我忽然想到，世界這麼流動，我們寫的媒體報道原來都是曇花一現——新聞過兩日就變「舊了」、變得過氣、會被更加新鮮的新聞spin走，但公司網頁像一頭胃口太大的怪獸，使我只能不斷產出更多垃圾資訊。然而現實是這些曇花開了一次又一次，像相同的煙花圖案不斷被放上同一個天空、同一個位置——「X月X日，警方在XX一帶發射多枚催淚彈軀散示威者」、「X月X日，XX對開海域發現浮屍」，世事以copy and paste的方式反覆出現，報導只需小修小改，省下好多功夫。我想，AI將要淘汰工人，而記者則被世事本身的無常的永恆所淘汰。

 

對面抬頭張口睡覺的乘客，能與我心靈感應嗎？他不斷地點頭，好像那些太陽能發電的座台公仔。

 

下車後，街道已變得很昏暗，只剩黃澄澄的街燈亮著。我見到一隻瘦弱的流浪貓躺在花槽邊，身體都是扁陷下去的，像一片動物地毯般攤著。我想舉起相機拍牠，但我突然，因為自己只會拍人家的痛苦、拍人家的不堪而慚愧，靠這種「才華」來賺錢很可恥。

 

反正下班了，我還是把一點尊嚴留給這隻貓，慢慢就走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