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豸般的存在，及其反抗——讀王証恒短篇小說集《南歸貨車》

鍾國強

我讀本地小說並不多，有時讀到好的，便記住。記得2015年夏天，在《字花》上讀到一篇短篇小說〈虫豸〉，印象殊深，從此便記住了作者王証恒的名字。

 

〈虫豸〉之讓我眼前一亮，在於它出色地呈現了香港邊緣青少年的生存狀況及其與所謂「正常」社會格格不入的行為心態。小說借一個十四歲少女（敘述者「我」）的視角，寫她與讀到中二便輟學做了「古惑仔」的表哥阿然，一次在便利店偷酒、偷單車然後經三聖邨騎到小欖村，以喝剩的酒助燃，焚燒蚯蚓、垃圾筒以至信箱，最後被警察拘捕的過程。本來這種傾向寫實主義的寫法，在香港早有低調的一脈傳承，默默耕耘而寫得好的也不乏人，不致讓我讀來心頭一震。然而，王証恒的〈虫豸〉，就有本事讓人讀了立時覺著幾個「難得」：難得小說沒有道德說教，不作表面批判，不像智者般俯臨一切，而往往出之以一種冷靜的、不動聲色的平視角度；難得透過一個精準的橫切面以及三兩個插敘，就能把人物寫活，把其中對於生存的掙扎，對於現實生活的「報復」，以及對於亟欲保持的人作為人的起碼的尊嚴的捍衛，寫得入木三分；難得小說文字異常乾淨，雖有大量細節，卻寫得極其節制而冷峭，並善用猶如匕首的短句，對事物的描述往往精準銳利，絕少拖泥帶水。

 

而尤其難得的，是作者處處機關密佈的「虫豸」意象，在小說中絕非僅是襯托的，或無關痛癢的外物描述，而是更重要的，作為人物心象的幽微透露並與題旨曲徑互通：

「地上忽然有很多蚯蚓爬出來，無目的地蠕動。」
「蚯蚓被踏扁的一節身軀黏附著地，完整的兩端蠕往不同方向，捨棄自身，分裂為二。不然，下完雨，牠便會曝曬至死。」
「藍火像地毯一樣開展，地上蚯蚓如地獄下受刑之物，蚯蚓變成了白色的，僵硬起來，好像雞腸，被藍火包裹。」
「幾條蚯蚓立時稀爛如泥。」
「有時恥辱的感覺會驟然湧來，我便好像掉進了蚯蚓堆中。」
「地上有掉落的食物，被一列螞蟻慢慢的分解、搬移。」
「那晚過後，地上滿是死屍，多得連螞蟻也懶於出來將屍體分肢搬移。那個星期的蒼蠅多得很，低頻的拍翼聲在我耳邊響個不停，使我至今仍仿佛聽見。」

這種文字設置，讓我往往如讀詩般得慢慢體會其意象經營，細細咀嚼其隱喻寄托；我以為，小說的種種留白，便是以這些意象為草蛇灰線，情節未言明的，也不易言明的，你得通過這些喻體線索，從中尋繹。

 

是以，讀王証恒的小說，有時恍如讀一首詩。

 

而「虫豸」在小說中的「存在」，「人」與之「對照」，便是「如虫豸般的存在」。作為篇目，王証恒不取繁體的「蟲」豸而取「虫」豸，我以為，就是要突出一種極其簡單、也極其基本的生存狀態。

 

「虫豸」的釋義，眾所周知，還有用來比喻下賤者。如《三國志吳書薛綜傳》有云：「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無獨有偶，〈虫豸〉中有記述阿然他們小時候泳後更衣，「我」看到阿然「童稚的裸體」，「他短小的陰莖像蟲一般下垂」的場面。而根據小說描述，從阿然一家還在船上生活，仍未「上樓」，「我」跟阿然一起在避風塘游泳，是他們最「無憂無慮」的日子看來，有理由相信作者是有意要跟這個典故唱反調，或以之作為一種「反抗」——以一種簡單的、童真的赤裸，對強大的、規範的、虛偽的世俗現實作出一種或被視為卑微的、無力的「反抗」。

 

是以，小說中多有這種「虫豸」般的生活描述：如阿然的一家要「上樓」，阿然「跟不上」學習進度要輟學，阿然要從送外賣做到賣私煙和毒品，阿然入冊後因「不肯跪低拿飯」，要被懲教佬逼著喝尿，吃塗了鞋油的多士⋯⋯

 

而阿然他們的「反抗」，便是出之以一種有若本能的、即興的、帶有濃重毁滅傾向的「報復」：他們討厭學校，討厭師生的虛偽，便將書本統統丟掉；他們討厭向漁民壓價的海鮮店店主，便把他的車胎割破；他們甚至不問情由，把煙花射到農田，把菜炸得稀巴爛⋯⋯而最能將這種跡近將一切化作虛無的他毁自毁高潮，便是在小欖村前，用酒把地上群出的蚯蚓燒起來，讓有如他們鏡象的蚯蚓「如地獄下受刑之物」。

 

或許，就是這種青春躁動式的、他毁自毁式的「反抗」，讓我當時一讀難忘。讀過〈虫豸〉後，便亟亟期待王証恒的新小說。我那時後知後覺，並不知道他在2014年憑〈濕重的一天〉、〈綠牆〉和〈南歸貨車〉，一口氣拿了此城三個文學創作獎項，也未讀過他在2013年刊於《字花》上，初試啼聲即一鳴驚人的〈沉默的瘀傷〉。及後逐一補讀，透過活在城市邊緣的泥水工、業餘拳手、龍機手、中港貨櫃車司機、懷有淑世抱負卻患上精神病的基層大學生、按摩女、北姑⋯⋯以及一個一個在現實生活中掙扎求存的孤獨的靈魂，讓我漸漸印證了一個初始形成的看法：一個吸收了魯迅、陳映真等的優秀文學養份，在寫實主義龐大的傳統下另闢獨特聲音，最擅寫此城低下層邊緣人物，並恆抱社會人文關懷的新世紀本地青年小說家，已經誕生。

 

照片來自此文作者的臉書

 

不久，我為一文學刊物約他寫小說，而有幸在未刊之前先睹他的另一傑作〈狗哥〉。〈狗哥〉寫一個屯門援交少女與一個老差骨相濡以沫的故事。他們相逢於臭氣熏天的屯門河，以餵飼河邊的流浪狗開始認識。屯門河的惡劣情況，恍如香港當下處境的縮影：

「河水都是黑色的，流得極慢，在亂石堆疊處，水轉，蚊蚋紛攘，魚群在如膜一般的油污下冒出水面張口呼吸，動作遲緩，如葉飄零。」

〈虫豸〉以蚯蚓和螞蟻隱喻濁世中的生存狀況，〈狗哥〉則將虫豸化身為狗和魚。在屯門河邊的流浪狗中，最特別的便是「黑柴」，黑柴「又黑又瘦仍能在狗群中生存，證明牠有智慧」；而魚，則是狗哥在獨居的陋室裡所養的一尾「褪色」的錦鯉，由於「盲了」，「魚鬚卻因而長長，用來探測漆黑中的事物。牠對一切震蕩、氣味都極敏感」。王証恒在小說中的設定，似乎都傾向於將一些缺陷或弱點加諸筆下的人物或隱喻的角色身上，如魚是盲的，流浪狗給漁農署閹了，而狗哥，則是一個疑似性無能（十年來只勃起一次）；而反諷的是，在他陋室滿佈餘燼的煙灰缸裡，卻是「生機」勃勃：「煙灰缸滿滿，灰灰白白，煙蒂如廢置的木，彷彿放一顆種子下去，便會發芽、生長，生機盎然。」而小說發展下去，便是終不可免的死亡隱喻：魚因魚缸停電缺氧而亡；而黑柴，也終於死在屯門河的淤泥裡，「我看到黑柴的身上有蟹和蛆，爬行，蠕動」；蟹的生存在於等待腐肉，一物之生建基於一物之死，這就是作者在小說裡處處呈現的眾生生存狀態。

 

而要在這種環境下求存，在小說裡彷彿不加批判地呈現的，是一種不得不如此的「惡」，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取向：如狗哥被問到為甚麼叫狗哥時，他說沒有人敢欺負他，「因為誰都知道狗會咬人」，然後作者也借少女之口，說「我也要學狗一樣，有時要咬人」。又如狗哥說有一次他的兄弟因被人懷疑是「針」，一手被砍斷，他的報復方法，便是加倍奉還：「托人到大陸找到了刀手，將他兩隻手都砍掉了，再在他臉上劃下了疤。他說社會比自然殘忍。」而小說到了高潮所在，便是少女跟狗哥走到遍佈墳墓的山上，向要她留級間接逼使她轉校的訓導主任的家狂射煙花，作為一種報復。

 

〈狗哥〉的冷然裸裎當下的生存狀態，及其面對殘酷現實所作出的暴烈的，不顧一切的，看來絕不「政治正確」的回應方式，確然讓人觸目驚心。當時我把這篇寫得極其出色的小說推薦給原定約稿的文學刊物，誰知前輩編輯卻把稿退了，說稿件質素極高，惜裡面有性愛內容，不合學校需要云云。這個回應，相對於小說所寫，也不啻見証了本地文學創作與發表的處境，也是處於同一樣的生存狀態。

 

後來〈狗哥〉在《字花》上發表了。

 

由〈虫豸〉至〈狗哥〉，王証恒小說另一獨特之處，便是把香港一處遠離城市中心的偏遠社區——屯門寫活了。我曾在屯門教書多年，絕少看到一篇小說能把我頻仍出入其間的屯門寫得如此鮮活，把活在其中的芸芸眾生寫得如此妍醜兼容，塵沙俱下，有血有肉。王証恒的小說，確然是本土地誌文學創作的一個根基紮實又技巧出色的起步點。

 

因此，我擔任浸會大學主辦的第一屆文學新進獎的評審之一時，便力薦王証恒的小說。在藝發局主辦的藝術家年獎中，也曾在文學藝術新秀獎名下多次提名王証恒。我在2016年那一屆的提名原因如下：

 

「王証恒是近年香港年青一代中小說寫得最出色的少數者之一，尤其是他在2015年至2016年期間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的〈虫豸〉、〈狗哥〉等短篇小說為然。他不走此城不少年青作者一窩蜂所走的卡夫卡式超現實城市寓言之路，而是不可多得地紮根於現實生活的土壤中，多寫城市邊緣（尤以屯門為重心）一族的生存現況和心理刻劃，寄深情於冷峭節制的筆墨中，生活質感厚實，而且深得小說藝術的神髓，出色地調和文學與生活的語言，自成風格。若要開拓此城的小說風貌和深廣度，不是僅得一兩種已經習見、多見的題旨取向和藝術手法，則王証恒的小說，尤其是在其啟步之初，實在有很大理由加以鼓勵。」

 

雖然王証恒至今還沒有取得藝發局的新秀獎，但這沒關係，以王証恒的潛力，該是挑戰更高的成就才對。從2018年初發表 〈時光凝滯〉開始，他的創作力又再旺盛起來，在兩年多期間，陸續發表了〈鼻敏感〉、〈火的蛞蝓〉、〈河背〉、〈燒掉一棵綠樹〉和〈赤地之戀〉等小說。其中〈時光凝滯〉、〈河背〉和〈燒掉一棵綠樹〉三篇，尤其出色。

 

〈時光凝滯〉寫兩位教師在扭曲的教育制度下求存的掙扎，他們的方式，除了是虛應文章偽造記錄外，便是逃躲到生活的暗角去：在學校是到後山的廢屋抽煙，在外面是到離島偷情。而無論是廢屋或離島，一切都無非記憶的餘燼與存在的虛無：

「如果遠方有一棵樹倒下，無人知悉，那麼這棵樹是否存在？」我問。
「存在。」他說
「但這棵樹有甚麼意義。」
⋯⋯
「島的後方是甚麼？」
「仍是島」。
⋯⋯
「暑假的意義是甚麼？」
「暑假就是要無所事事。」
「無所事事也是一種意義？」
「總比我們做的事有意義。」
⋯⋯
「死了也沒多大影響，世界仍是如此。」

小說最後一段，不獨是小說男女內心的寫照，更不啻是此城現況的隱喻：「島如廢堞的牆，殘損不堪。」

 

與其積極面對，想方設法去改變現狀，逃躲無疑是一種更為輕易的生存方式，所以在〈時光凝滯〉中，當教師的男主角常說要轉做保險經紀，在〈鼻敏感〉中，當編輯的男女主角想轉做地產經紀。在小說的描述裡，此時此地無論在教育或傳媒等相對比較理想化、素被稱為能改變社會的行業，都顯然出了問題。

 

而即使讀文化研究，參加社運，冀圖影響政府決策，改變社會，在〈河背〉這篇小說裡，作者還是借性情剛烈的妹妹的口，譏諷哥哥所做的，以溫和理性的方法去爭取改變，只會因過於理想化而不可避免地迎來無盡的失落感，並無實際成效：

「以後不要打架了，要用聰明的方法解決問題。」我轉了話題。
「你怎知道我沒有用過正常的方式去處理？要好像你一樣，在立法會門外三跪九叩？」她問。
「這樣能喚醒大眾。」
「但你們看著議案通過，甚麼事都不能做。」

妹妹的方法，是在面對不義之事時敢於反抗，敢於揭發，敢於駁斥老師，更敢於在怒不可遏時出手還擊⋯⋯在一個「正常」的制度裡，便被視為操行有問題，需要處分。

 

而這篇小說裡妹妹其中的一句話，更是可圈可點：「你以為我想自殺？如果我某天死在水裡，一定是被別人殺死。」

 

〈燃燒一棵綠樹〉又一次集中地延續了王証恒的燃燒和毁滅命題，寫一對男女學生，在屋邨高層一個屬於別人的、堆著建材的空置單內試圖縱火，目標是單位面對著的一棵綠樹。小說中的女學生，「懷疑一切價值，討厭所有老師，覺得世界需要一場徹底的變革」；而「家」於她，也不是一個理想的所在，她「不想回家，因為回家便會忍不住燒掉母親」。雖然這對學生的縱火燒樹計劃最後沒有實現，但他們畢竟還是採取了行動，連續幾晚偷偷闖進那個單位，並製造了「足以燒掉一棵大樹」的「燃燒瓶」；他們還在最後關頭點火⋯⋯

 

王証恒這篇小說，還有這兩年來所寫的小說，確然有一點不同於前期的小說，那就是有不少地方，不是欲語還休，便是暗度陳倉。在後山上，火與升旗的疊影當然不是暗筆，但以燃燒瓶燒綠樹（以至升讀那建於山上的大學，念沒有前途的學科等等），就隱然有若干不便言說的手影。

 

〈赤地之戀〉亦然。小說中兩個學生，因不想投稿的文章給陳老師「帶來麻煩」，為此在夜裡潛進學校的教員室偷回稿件，再到後山（還是後山）燒掉（又是焚燒）。小說中可以看到好些不便言說的線索：如「我覺得你寫了後，病情會加劇。她續道。現在更壞。」又如：「他教文學，在暑假過後變得慎言，課堂都依書直說⋯⋯我們知道，他正為下年合約煩惱。」

 

小說創作以至一切文學，當然也可以是一種「反抗」。小說，當然可以堅持以其獨特的方式來言說，或把不言之說以種種方式呈現。

 

是以此時此地，我們的小說，為生存，或更準確地說，為捍衛其意義而不致變得虛無或對一切已無所謂的生存，還是很需要，或更需要隱喻。

 

王証恒這些年來的小說，讓我們在其密度殊高的隱喻操作中，隱隱看到這些微妙的變化。

 

是為序。

 

 

202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