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參加了一個極有意義,非常難得的讀書會,主題是俄國文學,講者是「狐狸洞洞主」李歐梵老師,聽者是一群作家學者文化人,任職於香港各大高校人文科系或是文化媒體,可以說是一個同仁團體。在我看來,在狐狸洞裡讀俄國文學,實在是奢侈之舉。這個「奢侈」有四層意思:其一,從講者而言,歐梵老師走出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舒適區,首次以俄國文學為主題開設讀書會,意在挑戰自我;其二,從文本而言,俄國小說體量大,人物多,名字長,不是容易一口氣讀完的消閒讀物;其三,疫情之下,香港高校近三年來幾乎都是採用網絡授課或者混合授課的形式,在校園之外還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場地讓參加者實體見面讀書分享的形式極為難得;其四,參加者基本上都是身有教職的學者,工作壓力之下,平日所讀書都用以研究,用以教學,但作爲自娛娛人,陶冶情操的閲讀,而且還是大部頭的俄國文學,極為奢侈。也許只有狐狸洞洞主,才能振臂一呼,眾人呼應。從六月初到八月底,六次研讀會飲(取柏拉圖Symposium會飲篇之意),歐梵老師帶領著我們展開各種對讀,探討了俄國文學大師們筆下的生死愛情主題,也讓我們重新意識到文學與書寫的治癒性,實在值得再三回味。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寧娜》這部膾炙人口的作品,被多次改編為電影,基本上大家也都有印象。作為資深電影愛好者,在美國求學期間曾經為了看電影而省下飯錢挨餓進電影院的歐梵老師,推薦我們觀看的電影版本,是2012年面世的BBC版。編劇導演主要演員全都是英國陣容,歐梵老師對其半舞台劇半電影感的空間調度處理大為讚賞。在我看來,BBC電影版中充分呈現出十九世紀俄國城市與鄉村,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的鮮明二元對立,尤其是列文在聖彼得堡貴族法國風格沙龍中格格不入,於是轉身離開去探望側身貧民窟的患病兄長與其出身低下的妻子,離開城市佈景之後迅速切換到農莊收割現場,這些場景都處理得天衣無縫。即使是在俄國最為發達的大城市之間,也存在著對立與歧視,比如說對於聖彼得堡的上層社會而言,莫斯科的所謂上層社會成員不值一提。而連接不同空間的,則是現代性的重要物化象徵——火車。小說開篇描述的場景,就是女主角安娜為調解哥嫂之間的矛盾,從聖彼得堡搭乘火車前往莫斯科,在車廂中遇到渥倫斯基的母親,其後邂逅渥倫斯基。而小說的終篇高潮更以安娜出軌後無法見容於社會,最終選擇投身鐵軌自殺結束。這部小說中象徵現代性所帶來的變化、進步與混亂的鐵路與火車,在BBC版電影中得到了充分凸顯。可見,歐梵老師從電影空間感入手,為熟悉這部小說的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說《白夜》中,以第一人稱敘事的男主角是一位在聖彼得堡油漆牆身的單身男性,對此城每座房子的外牆瞭如指掌,卻孤身一人,無親無故,每天遊蕩街頭,以「夢想家」自詡。他在河邊偶遇一位沉思的獨身女子,在同一個地點,同一個時間交談數次之後,便認定對方是自己的最愛,還想與對方相守終身。男子對女子說:「你不介意我再對你說些事嗎?說些相同的事,好嗎?是這樣:我明天不得不來。我是個夢想家,我對現實生活知道的太少,在我的夢中,我不得不像現在這些時刻重溫一遍,因為那些時刻是我很少體驗過的。我將要整夜、整個星期、整年夢到你。我明天的確會到這兒來。是的,這兒,這個地點,這個時間。我將歡欣地回憶我今天的遭遇。這個地方對我已經是珍貴的了。」(邱慧璋譯本,1987年版,頁23)而這位年輕女子,也對這位男子的熱情表白有所回應:「夢想家?當然我知道。我自己就是夢想家!我有時候我坐在祖母身邊時,我腦子裡生出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我是說,你一旦開始做夢,你就任憑幻想驅使,於是到最後我甚至和一位王子結婚!我不知道,有時候是很美妙的,——我是說做夢。但是,也許並不然。特別是假如你有許許多多其他的事好想。」女郎加上說,這次比較嚴肅。(邱慧璋譯本,1987年版,頁28)
《白夜》被譽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愛情的短篇小說傑作,也被法國導演羅伯特·布雷森改編為電影《夢想家的四個夜晚》(Quatre nuits d’unrêveur,1971年)。此外,還有1957 年Visconti導演的版本。然而,細究小說情節,小說中描述的是愛情,抑或夢想,還是兩者合而為一,實在值得推敲。年輕女子終日陪伴祖母,足不出戶,根據她自己的描述,她要託付終身的愛人,是祖母房子的租客,因為見她久居深閨,於心不忍,邀約數次,終於成功帶她出門去看戲,卻遭到祖母的激烈反對,以致要匆忙搬走。這種騎士拯救被困高塔長髮公主,窮書生牆頭西廂私會小姐的橋段,在中外文學中耳熟能詳,並無新意,但卻成為兩人最終結為夫婦的感情基礎,這倒也罷了。但這位粉刷外牆的夢想家男子,在河邊看到一位陌生女子願意傾聽自己,便傾心以對,這種浪漫是否有點極端到不切實際?但是,愛情又何嘗是切合實際的呢?
把《白夜》這篇極致浪漫的短小說與契可夫的短篇小說《帶小狗的女人》對讀,也許更有參考價值。有趣的是,狐狸洞讀書會大家參與度最高,最放得開的一次,就是眾人在歐梵老師家裡熱烈討論《帶小狗的女人》與半自傳體文章《關於愛情》。歐梵老師邀請同學W首先發表讀後感:俄國男人是不是都容易愛上別人的老婆?是不是要到了婚後,才能找到真愛?結合《安娜卡列寧娜》的閱讀經驗,在座書友包括作家P紛紛坦言自己的看法。《帶小狗的女人》中的男主角,和《白夜》中的未經人事幻想愛情的夢想家相比較,是另外一種類型,可以用情場老手來形容。故事地點並不在莫斯科或者聖彼得堡,而是在俄國有錢有閒階級度暑的海邊療養勝地雅爾達,也可以說是一個集中了雙城權貴的迷你上等社會。男主角自詡閱人無數,還似乎極其沙豬主義地將女性一概稱為「下等人」,但是沒有了這些「下等人」陪伴,他有覺得難以過活。他魅力十足,能夠招引不同的女人,但是「多少次的經驗,而且確實是慘痛的經驗早就教會他一件事,與規矩的女人交往,特別是那種猶豫不決又不果斷的莫斯科人,一開始雖然會增添生活的情趣,看似一場甜蜜又輕鬆的際遇,但不可避免漸漸會衍生出一大堆極其複雜的事情,最終成了負擔。」而他這次看上的這位帶著白色獅子狗的女人,生長於聖彼得堡,嫁到了S城,風度儀態似乎和從前那些女伴有所不同,潔身自好的她,第一次失身出軌,難免內疚哭泣。面對失態難過的情人,這位古羅夫先生卻給自己切了一片西瓜,不慌不忙地吃著,沉默以對至少半個小時。這種漠然,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故事繼續發展,兩人經歷各種起落,終於決定要共同尋找解決之道,愛情似乎就要實現,一切都很美好,但故事尾聲卻是最為實際的思考:「然而兩人很清楚,距離那個重點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路要走,最複雜最艱困的才剛開始。」這位吃瓜的情人,能否真的走到最後,讀書會友中的女性讀者們非常懷疑。
那場難得一見的談論中,我們激烈討論的焦點,在於「真愛何在」?在我們閱讀的各篇俄國小說中,似乎難以找到真愛與婚姻共存的證據。伊凡伊里奇並不是為了愛情才結婚的,安娜卡列尼娜寧願為了激情葬身鐵軌之上。當然,在《戰爭與和平》裡,皮埃爾和娜塔莎終於修成正果,但也足足拖了一場拿破崙戰爭的時間!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吉蒂與列文,兜兜轉轉認定對方,與安娜和渥倫斯基的驚心動魄相比似乎也只是平淡無奇。究竟愛情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還是可以用婚姻這個罈子捕捉的雲朵(借用《第一爐香》中葛薇龍的譬喻)?問題只有一個,但答案卻可以有很多。歐梵老師一次晚飯上和我們幾位忘年之交說起他對愛情的理解,有兩個字讓我動容 ——「回應」(我想當時老師心想的英文可能是reciprocate),也就是當一方付出時,另一方有所感動,有所呼應,有所行動,足矣。
在讀書會結束尾聲,有幸得到歐梵老師贈書,書名《兩相駐望:中西互動下的中國現代文學》,其中收入2012年4月,歐梵老師應陳平原教授邀請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以「中西文化關係與中國現代文學」為主題所做的五次演講文稿。我覺得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其中答問環節,歐梵老師在回答一個關於音樂對文學批評的靈感的問題時歸納的一個比較文化、比較文學研究的個人方法——「對位」(counterpoint),也就是跨越不同學科與媒介,把兩個表面上互不連貫的主題放在一起,探討其中的互動與對話關係。無論是在大學講堂,還是在狐狸洞裡,歐梵老師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不斷超越自己,超越各種界線,開放寬容,鼓勵對話的這種氣度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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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走路,最初是迫不得已的事。駕駛考試不合格,不能駕車。女兒說「富翁失馬」,我雖不是富翁,但也明白她達到的境界。安全也許比便利重要,走路也許會看到更多風景。
新居離小鎮中心好像有三十分鐘腳程,在陌生的國度,這三十分鐘好像是在沙漠上行走,我們只是想找一滴水,一間餐廳。
最後得到的是漢堡包和薯條,鮮紅的茄汁象徵那最庸俗的美夢,一個沒有血但可能最沒有營養的夢。
也許,人的基本要求真的是溫飽和安全。找到回家的路,也是一種基本。學懂找到鐵路站、圖書館和超市,算是小小的成就。人就放膽去尋找更遠的路。去到另一個鎮,走過大街,終於發現美食車、書店和亞洲菜的餐廳。生活似乎有很多東西可以發掘呢,人才震奮了起來。
但人仍是要努力的,如果有目標的話。我們買了一大枝有氣青檸水,就去找某舊鎮(old town)去。這裡,無論是甚麼路,多窄、多陰暗,只要寫著公共人行道(public footpath)的,就總是可以放心走。舊鎮和新區隔著一個樹林,還有一個山坡,這不是我熟悉的那種路。但是,望著一片金黃色的大麥田,看女兒身處其中,自由自在,就感覺人生總是有生機的。兩星期後,再到這個地方,金黃色不見了,換來綠色掌管著這裡。或許,時間才是背後的真宰。
後來我們在家附近走更多的路。去公園的路,我們會走過馬徑(bridleway),穿過森林,或者走過幽靜的民居。路口一支燈柱,貼著 ‘free apple’的簡單海報 。這裡的蘋果樹蘋果太多,不妨免費贈送給鄰人,這既是善心,也是幸運。不過,自由不是免費的。這點我們會記得。
美國詩人佛洛斯特說,「好的籬笆造就好鄰居」(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無論牧場再大,或者地勢再奇怪,也可以有籬笆去製造一條能走的路。有時我們看到羊吃草,有時看到牛。它們望著我們的照相機,笑。有時撒一泡尿,或者打起架來。還未看過馬,也許它們太過尊貴。後來才發現,我們走的路原來還不夠多。附近是有馬的。主人幫它剃毛,跟我們說這隻馬的故事。十四歲了,是一隻老馬,謙和地生存。
在藍天下,所有動物都是美麗的,包括我們自己。
路有時是殘忍的。或者說,我們會看到天地不仁。沒有頭的狗屍、老鼠屍,都令小孩卻步。閉上眼吧,向前走。走到河谷,河水又會令我們忘記一切傷悲,或許會強壯了一些呢。對,孩子已經熱烈地吹散蒲公英,歌頌生命。
遇到禮貌的告示(polite notice)標明這是私人地方,不准進入,我們就緊張起來。到底明白私有產權在這裡的重要性。蘇子說︰「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在這裡對一半,錯一半。也是一個香港人的狀況,對一半,錯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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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告訴我某君貶逐新詩,認為雙年獎不應有詩獎,更且以為五四以來新詩成績最差。我不知這種議論的細節,──如果有的話,不過我對新詩倒有自己的看法,未必與某君的看法有關。我已好幾屆不做雙年獎的評審了,沒興趣淘此混水。
我想說的是,若論新文學的功過,我認為最大的突破、最大的成就,就在胡適倡議的新詩。
小說、散文吾國俱有很好的傳統,其中一直受輕視的散文,我認為漢語散文從全世界的角度講,不是第一,也是第一之一(哈哈,全世界的散文我不可能全都看過) ,隨便舉例吧,從先秦的論語、史傳散文、哲理散文、之後司馬遷、南北朝散文、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西方的,要從蒙田講起。論深度與廣博,我不以為Samuel Johnson會比韓愈好,更不認為蘭姆比張岱優勝。蒙田、SJ、C. Lamb我算讀過。
小說呢,遑論明清四大、聊齋、儒林外史,之前的傳奇、話本……。今人的小說,有超過紅樓夢的嗎?沒有。但我們不會這樣比。曹雪芹在生的話,要寫,大概也是今人那樣的小說。
至於新詩,過去的舊詩,形式上都有格套。高手當是力量,之後就成為限制。唐詩變為宋詞,再變為元曲。一直要變的,要尋求出路的,是形式。
再寫下去,你會寫得比李杜好,比周邦彥、蘇軾好,比馬致遠、關漢卿好?
都不會。你求變,怎麼變?
要命的,原來是格套。新文學既然以白話為主,則新詩再用格律句套,不是怪別扭的?個別詩人忽爾又想到格套,那只是個人的挑戰。
新詩走出這種形式格套,由內容推動,或者內容和形式一起來,每一首都是新的形式。寫詩的人找到文學藝術最重要的東西:自由。
詩的世界,也是世界的詩,我們要走到1917年,才擺脫格套句式,是否太遲?胡適當年年紀輕輕,有此嘗試,很了不起。
五四以來,認真地編一本新詩三百首,不是那種翻幾本書,就搞個什麼的詩選,錯字誤排連篇,未必勝過世傳的唐詩三百首(何必這樣比),三百首獨立具足,又各不相同,表現時代面貌,這,新詩就有存在的理由。
我想到這些,其實也夠了,有人對新詩率爾下結論,寫詩的人,總得稍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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