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華茲校長室裡有一台儲思盆(Pensieve):魔法物品,用途是查看記憶。記憶在電影(《哈利波特》)裡被描述成一種銀白的絲線,保存在一些小巧精緻的玻璃瓶裡——記憶瓶(memory vials),這種外在於身體而又承載內在心靈的容器,將是貫穿本文的意象。
* * *
Cat(謝安琪飾)的生父King(泰迪羅賓飾)在1997年拋棄了她們——Cat和Cat媽。Cat媽前腳剛走,King就突然帶著另一個女兒樂弦(AnnahisbbuR飾)跑來,硬是住下。樂弦不知道生母是誰,自己則是個生於香港、長居深圳的跨境學生;Cat此時已經有了Riley(陳諾霆飾),密友的遺孤。
King作為Cat的作父,不負責任地缺席二十多年,這些年來樂弦都沒聽說過有Cat這個異母姊姊,Riley跟Cat更是本來就沒一點血緣關係——這四個互相之間都沒有不辯自明的親情關係的人,同一屋簷,組成了這個「三代同堂」的「家族」,有點鴛鴦式(說的是梁秉鈞的〈鴛鴦〉,1997)的「包容混雜」——多少讓人想到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万引き家族,2018)。「家族」作為中文詞語,意思本來是「以血統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群體」(摘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但電影一開始就藉Riley的聲音說出了Cat所給出的另一個定義:「夾band即係夾人,夾得好,就係屋企人。」她對此深信不疑,以致身體力行:對Riley的父母如是,直到如今仍在行年9歲的Riley身上體現得出——這句裡面重複寫出身/體並非偶然,因為記憶的話題還得從身體說起。
I.身體
作為物質的身體可以作為記憶的載體,這在《4拍4家族》中以兩種方法呈現。
人的記憶保存在大腦(brain/mind),大腦是物質性的存在。在音樂治療診所,朱醫生用綠色雷射筆在黑白色的大腦掃描底片上指出海馬體(hippocampus)——記憶的位置,Cat的大腦裡面這部分出了狀況:早發性腦退化,於是,隨著日子,她將會漸漸忘記,忘記這地、音樂、家人、自己⋯⋯記憶無法保證,凡物都有過期之日——過期,逾過限期,電影裡Cat設定了很多提示限期的鬧鐘,鬧鐘全都有各自的名目:簽回條、改校褲、住家飯……日常的瑣碎左右流之、時間逝者如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盆裡過去」(朱自清〈匆匆〉)——記憶也隨之銷形蝕骸。
在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記憶碎片》(Memento, 2001)裡,Leonard罹患順向失憶症(anterograde amnesia),新的記憶在他無法形成。他想到的解決方法,是把重要而且肯定的事以刺青的方式銘寫在身體(body/skin)上。在《4拍4家族》,Cat把家的地址,「界限街106」寫在手腕,後來也讓樂弦在那裡寫下「妹:XXXXXXXX」的電話號。
身體的面積有限,而如果還想要以正常/式(n/formal)的身體示人,可供銘寫的面積就更少了。在《記憶拼圖》,Leonard只有在鏡前脫下衣服,才能看見「記憶」;Cat只有手上飾物遮掩得住的那一小塊皮膚可寫。家/屋(home/house)作為身體活動的中心場所,「界限街106」寫得理所當然,不過,這也不過是屋(house)的地址/位址,而家的居家感(homeliness)往往來源於家人。所以,Cat讓樂弦寫下電話,意義毋寧是雙向的:樂弦被Cat肯定、接納為家人,而Cat的家/屋也在某程度上被「補完」了。
總之,這一塊皮膚就因為記載了記憶(memory)而變成了一塊記憶碎片(memento);因為有了重要(的人)的字跡,而由本來作為一個「空位」(“space”)變成了一片地方(place)。
II.地方
說到「地方」,Linda McDowell在她的《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Gender, Identity &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裡提到,不同於傳統的人文地理學視家/屋為中心,身體就已經應被理解成「地方」,地方從身體推而廣之,先是家/屋,再到街/區:衢巷棟宇,這些地方全都是經驗的容器(註1),外在的地景與內在的心靈,在歷史、經驗這一區塊有所重疊——電影主題曲〈毋忘〉裡有這樣的句子:
霓虹燈在閃耀 遊彌敦道美妙
屯元天渡天曉 到油尖旺通宵
彌敦道、屯元天、油尖旺是地方,地方存在,然後被主體所「涉」及,以「渡天曉」、「通宵」這些動作,最終構成「美妙」這個內在感覺,內在感覺就灌注在物質性的地景。重遊舊地的時候,耦合(coupling),內在(於地方的)感覺被重新提取,如銀白的絲線從記憶瓶倒進儲思盆、如看見皮膚上的文字。如果說文字是筆尖行走在平面(紙也好,皮膚也好),在立體的城市中我行走,行走者(wandersmänner,Michel de Certeau的說法,註2)的內在感覺就被(隱喻地)寫入了立體的城市,城市就成為了我的紙頁,可資日後閱讀。
III.音樂
閱讀總涉及讀物、總有一個「身體」(a “body” of work)。歌毋寧是鬼,鬼(往往被描述成頻率、能量,能量即是可作功[work]的能力,與質量相對;聲能[sound energy]就是其中一種形態)沒有身體,形跡隱晦,卻因而具有逾越的可能。
我想到最近讀到余光中的詩,〈沙田之夜〉(1974):天地沉默,唯一的聲音是蟲吟,因為「禁絕萬籟,噤嘿眾口的年代/聖人不經詩人無韻」,只有「伶仃一隻蟋蟀,輕,輕輕/那樣纖瘦的思念牽引」。聖人的經詩人的韻,無不需要付諸筆墨,但吟唱不需要,吟唱是沒有身體的無形存在——無形,而不是無待,因為音樂也仰賴有形的身體、器物來發出——電子琴、結他、鼓。
鼓聲在電影的最初就有,但最初並沒有鼓,是Riley邊走邊敲走過的東西,欄杆、牆——「鼓」的音樂就是:只要有物,就能敲響——Riley「溫習」默書時,以桌面和書作鼓;Cat把他的鼓棍扔了,他就抄來筷子——只要有人、人有可支配的身體,就有節奏、有(廣義的)鼓聲。
聲音之所以如鬼,因為兩者都有穿越的能力。鬼魂可以穿牆,牆(作為實體或隱喻)也不能完全「禁絕」聲音——聲音有繞過高牆的能力,而即使牆壁有禁絕的意圖,它的物質性存在本身就會成為傳播聲音的介質:(竊)聽者把耳貼上,就會聽到隔牆。
另一方面,聲音纏繞如鬼魅。我試過在考試前聽一首歌,開考之後歌仍然不願意走;常常忘了歌手、歌名、歌詞、詞中的任何字,但記得副歌的旋律。旋律的碎片就是記憶的碎片(memento),碎片作為可存在的存在形態使音樂可以穿越時間、穿過日常的瑣碎,如鬼魅,形跡隱晦但長存不死,只要旋律夠美、歌詞動人,每次在た人面前唱起都有將之銘寫在た(ta)人的可能,那麼,即使自身的記憶不復也好,有人,就有歌。
IV.た人
Fringe Bar的最後一夜,Cat在台上唱〈毋忘〉,忘了歌詞,怎想都想不起,在一潭巨大的靜默之後,台下觀眾紛紛舉牌,牌上寫著歌詞——這一刻感人至深,因為那是我們發現生命、記憶超越個人、人生、有限的物質性的那一剎那。
Cat作為台上的歌手,歌唱和歌詞記誦的動作本都應由她來完成,但觀眾為她處理了後者,而缺此一環歌唱無以為繼,因此,最後的歌唱變成了歌手與聽眾們的集體創造:兩者互為對方的呈現者(presenter),關係如同埃舍爾的《畫手》(M. C. Escher, Drawing Hands)。
進一步說,記憶在此改變了形態。個人記憶是線(過去——未來),線就會有斷的危險,而它果真斷了,台下觀眾——不是單數的提詞員(prompter),是分散的觀眾們——組成、展現的是非線性的、如同因陀羅網(indra-jāla,以珠為網目,網目的每一珠均可影現它珠)的記憶網絡——《哈利波特》裡的記憶是銀白的絲線,在《4拍4家族》裡,絲線交織成網,網目之間互相影現——一眾た們都成為了歌手記憶構成的一部分,成為了Cat的延伸心靈(extended mind),心靈再因為去中心化(分散、影現)而形成一個超越個人的意志——完成〈毋忘〉的意志。
最後,Cat放棄參加音樂節,這不僅是對 “The Great Escape”(音樂節主題)的反叛和否定,更是一種去中心化(去大台)的實踐——音樂節的舞台只有一個,而Cat所奉行的是「去到邊玩到邊,邊度就係舞台」。從此,Band Four開著車在城市巡迴演出,「每寸公路都走過了」(〈毋忘〉),她成了一個真正的行走者(wanderfrauen),行走在立體的城市、相遇分散的た人。最後的最後,一行四人來到獅子山頂開唱,唱著,舞台上的四個人次第淡出,而鏡頭順著「獅子山上的雷射」(在「I. 身體」說過,朱醫生手中的雷射指向的是海馬體——記憶的位置)望向城市夜景。個人會消逝,身體有限期,但是,假如城市本身變成了記憶的位置,而城市必定有人——有人,就如同有作為聲媒的空氣粒子,就有歌能(歌能夠,或者「歌」作為沒有實體的「能量」)傳唱下去的希望。
人是有限的,人(human/ity)是無限的——若真的可以「造就萬個心裡軌跡」(〈毋忘〉),燈又哪會熄?
註釋: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p.139.
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著,方琳琳、黃春柳譯:〈行走於城市〉,《日常生活實踐 1. 實踐的藝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6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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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克羅埃西亞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古城著名的老噴泉歐諾弗里歐噴泉(Onofrio Fountain)旁坐著吃冰淇淋,貪看各國觀光客。突然,噴泉旁的民宅三樓,一扇綠色的窗戶被強而有力的嘶吼撞開,大家的視線都往上拋,看見一位白髮老嫗,揮舞手勢,對著噴泉周圍的遊客大罵。她的聲音穿透力強,時光、戰亂、年歲都是砂紙,把喉嚨磨成沙啞利器,透過謾罵把憤怒往噴泉古蹟傾倒,半小時尖叫獨白,毫無冷場,簡直演技派。
身旁幾個德國觀光客,拿起相機拍攝老嫗,惹來老嫗指著他們痛罵。一位德國人說:「要是有口譯就好了。」
老嫗究竟是厭惡觀光?喚雞罵犬?穢語狂瀾?或者只是單純訴說苦苦身世?不懂當地語言的訪客全然不知。此時若真有口譯傳達,臆測想像可停止,窗戶獨白就有脈絡了。
這幾年我在柏林擔任口譯,遇見了各個領域的知名人士,傳達語意之時,也聽到了許多故事。我在柏林第一次當口譯,就是柏林影展這種大場面。當時柏林影展透過譯者郝慕天(Martina Hasse,把李昂、龍應台、莫言翻譯成德文的譯者)找到了我,說正在尋找住在柏林的中英口譯,我馬上前往應徵。順利得到工作之後,我收到翻譯對象的名單,竟然是蘇慧倫。
當年,蘇慧倫與高捷,與導演陳芯宜帶著《流浪神狗人》來參展,我負責每次電影放映之後的觀眾對談口譯。在台灣一年十個月的軍旅歲月,我反覆聽著蘇慧倫的音樂,尤其是《戀戀真言》這張低調的專輯,真實的樂器、誠摯的唱腔,給了我熬過當兵歲月的勇氣。因為翻譯工作,蘇慧倫竟然就站在我眼前。在影展當口譯不只是考驗語言能力,面對台下幾百位各國觀眾,譯者絕對不能怯場,勇氣要飽。口譯必須抓取笑點、重點、語氣,忠實雙向翻譯,確保溝通不堵塞。此外,譯者還必須有辦法聽懂不同國籍的人所說的英文,各種腔調都要能理解。
這首次的柏林口譯經驗讓我發現,雖然沒受過專業的口譯訓練,但我的戲劇背景此時派上用場,我不怕觀眾,我熱愛電影,這樣的大場面,我不會腿軟。也因為擔任口譯,我有機會親口對蘇慧倫說:「謝謝妳的音樂。」
口譯者必須擁有快速筆記能力,啟動短期記憶,甚至抓取講者的語氣。接下來幾乎每一年,我都在影展擔任口譯,只要有華語電影來參展,觀眾對談、記者會、聯訪會上,我都是現場口譯。上場前,只要有機會,我都希望能與導演、演員們話家常,短短幾分鐘,說路途道天氣,我就能盡力抓取講者的口音、語調、用字,這對現場口譯有很大的幫助。也就在這短暫的閒聊問候裡,我聽見了許多。
侯孝賢友善,時差兇猛,行程緊湊,他依然親和。他拒絕充滿空洞致詞的飯局,對尋常小人物充滿興趣,再乾涸的場合,說到電影,眼神就大川奔流。他在柏林影展開講,對著台下影迷講了九十分鐘,我用掉兩本筆記本,順利完成口譯任務。我坐在他身旁,偷偷凝視他,或許是劇場的聚光燈,或者根本是侯孝賢本人,我確定,他發著光。這位對我成長影響深遠的導演,竟然,坐在我身邊,把語言託付給我。他說:「我還想拍電影,一定要拍。」
王全安的《白鹿原》入選競賽單元,但來柏林影展之前,硬是被官方剪去許多重要鏡頭。要是他執意帶完整的版本前來參賽,接下來在中國就別想拍片了。藝術家雖然不得不妥協,但他在面對各國媒體聯訪時,針對劉曉波、艾未未、中國電檢制度等議題,全都直言不諱,他要創作的自由。我在他身旁翻譯,目睹到北方漢子的直爽清脆。
對我來說,最可怕的口譯工作是影展記者會即席口譯。我坐在密閉口譯箱裡,透過耳機聽電影人與記者的話語,同時必須對著麥克風分秒無差進行口譯。口譯箱裡空氣不佳,立即翻譯的壓力讓空氣更混濁,汗奔髮燒舌燥腿曲,進一次口譯箱,老五歲。
但,此事真的神奇。五月天的石頭、范曉萱、趙又廷、李烈,都曾透過耳機來我的耳朵敲門,彈著唱著演著。此刻,他們坐在記者會上,耳朵上的耳機竟然傳來我的翻譯。我們的聲音,互相拜訪彼此的耳朵。
這幾年,我這口譯員還遇過李崗、侯季然、鄭有傑、張榮吉、張榕容、權聆、魏德聖、賈樟柯、楊雅喆、許肇任、黃裕翔等,都是熱情的人,不狂不妄,都有點傻,所以拍好電影。因為翻譯,我確認,黃裕翔的正面能量是真的,楊雅喆的反骨是真的,鄭有傑的反抗是真的。這些溢出電影銀幕之外的真實,我都忠實翻譯。
在影展的口譯經驗,打開了幾道門,我開始接不同領域的口譯。中學時代物理化學從沒及格過的我,竟然接下了化學工廠的口譯工作。我來到了德國東邊工業小城洛伊那(Leuna),進入充滿銀色管線的化學工業區,在大型化學過濾罐前,對著一群中國化學家翻譯化學名詞。對經濟、保險毫無涉獵的我,在知名的德國保險公司裡擔任會議口譯,主題是我一竅不通的「歐盟清償能力處理標準」。對工程、鐵道簡直無知的我,擔任德國高速鐵路的口譯。還有,我這位台灣來的口譯,竟然在漢諾威車展上,擔任中國駐德大使的中英口譯。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口譯經驗,則是擔任當時剛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的中國建築師王澍的口譯。他與妻子陸文宇在柏林推出大型建築裝置作品「瓦劇場」(Tile Theater),以在中國被拋棄的瓦片為主要媒材,創造了一個開放自由的對話平台,富含對權力政治的反動。他堅持建築必須符合可持續性,被中國急速現代化所拋棄的「老垃圾」,都成為他建築的寶物。因為口譯,我得以親近聆聽,建築師充滿中國文人的哲學思考,厭惡此刻中國大量採用的快速建築邏輯,重視回收。建築,就是他的反叛。
因為口譯,我跨過了專業、政治領域,進入了許多密境,坐在大師旁,學習了好多好多好多。其實,我也遇過傲慢、自大、淺薄。無妨,狂妄之人,都只是讓我更加確定,真正的大師,哪需要吠叫來得到注視。每次口譯,我都聽到了,許多難得的真相。
我的柏林履歷,多加一筆:我口譯過狂妄、謙虛、叛逆、自由。真相當然不只一面,但我慶幸,我曾以口譯,逼近真相。
*本文摘自《柏林繼續叛逆:寫給自由(增訂新版)》,獲健行出版社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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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永遠在打敗仗
耶路撒冷的光都是死造成的
水流侵略水流,每次月升
殺死水流割斷水流
向著一隅永久地,挖一勺
搗爛的鷹嘴豆泥
涸竭後淚就禿在土裡,被鐵絲網圈養
牛群仰頭,像一個個縮起脖頸的
彌賽亞——聖墓教堂燃點
轟然殘瓦
脊椎骨滿地盛放
水流逼問血液的時間
即使綻裂鏽跡,白布
扎緊屍體
像絕望一樣多的灰,掩蓋
死亡數字在市中心
氾濫(大哥在拍掌)
水流永遠在打敗仗
耶路撒冷的光都是死造成的
水在海裡早早死去,浮起
身體——尚在呼吸的身體
脫離被挾持的少女
或嬰孩
他的祖父剛從奧斯威辛出來
堅定地要他
當種族的逃兵
帶上鮮花,帶上歌,帶上約旦河,帶上橄欖油
帶上透明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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