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我在「歐丁劇場週」的第一個晚上,觀賞了《慢性人生》(The Chronic Life, 2011)。一小時的演出結束後,我獨自走到劇場門外坐下,久久不能平復,身旁來了一位克羅地亞女生,她跟我一樣進入了無法講話的狀態。後來我們了解到,演出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深層意識的現實」──聽導演尤金尼歐•巴爾巴(Eugenio Barba)後來說,他希望將觀眾從一種次等現實(inferior level of reality),帶到一種深層存在的現實(reality of a deeper existence)。在燭光掩映下,我們觀眾造了一場冷酷惡夢,神遊在一片如煙如幻。這一個作品,獻給兩名因反對車臣暴行而被殺害的俄羅斯人權份子和作家,像歐丁其他很多戲碼,對戰爭與暴力作出嚴厲讉責。
Credit:Peter Bysted
我想起在看戲之前,巴爾巴在歐丁劇場週的迎新環節中重複提及的三個字:Transient,在劇場裡的關係都是一種轉瞬即逝的關係;台上,台下,甚至台上的彼此,來來去去,當下就是世界。Superstition,巴爾巴說拉丁文中這個字的意思是super-vision,如果以身體姿態來形容這特大的視野,不就是站直、遠望;一種觀看的方式,一種超越的意圖,他認為這就是劇場。Exclusion,歐丁的成立,源於一連串的「被排斥」。意大利移民巴爾巴來到了挪威,希望可以從事劇場創作,卻沒有人理會他,於是他寫信給所有申請入讀當地戲劇學院而不被取錄的人,加入他新成立的劇團。歐丁後來對於各種形式的排斥,這種人的境況的關懷,從一開始就在核心。
無序、儀式,幾乎可以概括歐丁的美學。巴爾巴曾經憶述他年幼時父親的喪禮,家裡大排筵席,人來人往,有人哀傷低語,有人喝酒嚎叫,有人唸《玫瑰經》,有人餵人奶……;小巴爾巴頓時發現自己變成這個家的外來者,走在房子各處,暴露在混亂與有序的神秘交界。他後來寫道:那就像一場歐丁劇場的演出。
Photo:Jan Rüsz
歐丁的戲劇,既有從因果而生的連續事件,也有平行發生的同步事件。在那個無序的敘事世界,所謂「人物」在心理以外,經營更多的是動作、聲音、形象。例如在早期作品《來!這天將是我們的》(Come! And the Day will be Ours, 1976),角色沒有名字,只被他們拿著的東西所指認,例如書本、樂器、衣著,去製造多重的、非單一的故事,那些故事有時外露,有時隱藏。「我知道我不會看得懂,可是,跟著戲走下去應該會是很有趣的。」巴爾巴想為觀眾製造這樣一個走迷宮的戲劇經驗,叫觀眾不斷去找方法前行,找出路,不會停下腳步。
Photo:Jan Rüsz
空間上,歐丁有不少演出都運用了兩面舞台,觀眾對坐在演區左右兩邊,一場像潮汐漲退般流動的表演,在他們中間展開。巴爾巴說,這是一條河。可是,沒有觀眾可以看到這條河的全景,他們的注意力將會被如浪潮般的動作所吸引,往左看的時候,就會錯過右面正在發生的事情。巴爾巴的意圖是把事件的排序,這一種建立等級層次的敘事權力,完全交予觀眾;蒙太奇由觀眾自己剪接而成,並組織成意義,而且因人而異。
乍看是一場關於混亂無序的儀式(the ritual of disorder),其實是一場留白的儀式(an empty ritual),創作者並非強迫大家只去聽一個故事,而是穿越歷史,直面當下,從很多個不同的、可能的命運,以感通、想像和記憶,去製造連結──在車臣、烏拉圭、秘魯、波蘭、智利、乃至香港。對歐丁來說,劇場注定是一個外來者,因為它跟維持社會秩序的結構和規範對著幹,分裂成一個可能被歧視和鄙視的微社會──有時候那個異域又稱為「自由的島嶼」。
Photo:Rina Sk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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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人生》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31.10-2.11 (四-六) 晚上8時
3.11 (日) 下午3時
購票:
https://www.worldfestival.gov.hk/2019/tc/chron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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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行走是流浪,是無所居,是無依無傍。
妳在每個獨行的街頭,雖則自由,仍總渴望一個得以靜謐、得以休憩的依歸。然而,如若那是一個家,如若令人安心的歸返,便是家的真義,那麼妳明白其中的難,可求而不可得,又或即便是有,也太過難得。
也曾想過,得或不得,其實無可無不可。身邊的人恣意來去,用以許諾宣示的言語總隨時間失效,象徵所指涉的實質都是流沙,淌入時空與時空之間的深淵,一去不復返,盡成虛空。妳遂明瞭話語之輕重,其實無謂,意義隨時得以被取消,無論惜字或不惜字,都未必如金。後來,妳便只管沉默,妳行走,妳站,累了便坐,但坐往往不能長久,過分逗留,便牽扯上眷戀與依附,再久一些,竟還生了期盼和索求,失卻原先萍水相逢的純粹與輕省。
一旦有所求,得失心便繼之而來。妳鄙夷那樣的自己,翻出過往歷史自我訓誡,所謂關聯,即有所牽涉,有所繫及,對方每牽一髮妳便動全身,多像牽線木偶,多危險。
然而和L的遇與重遇,卻是妳無論如何意想不到的。
是那樣悶熱的梅雨季節,妳的生日前後,渴望久坐,渴望沒有盡頭的停留,這股心緒如雨浸上心頭,妳感到濃重的潮濕自體內生發,像是領受了雨季的呼喚。妳僅是需要一個,無須和任何人勾連的空間,在那樣一個地方,妳便可坦然地長久落座,不須掛心其他牽連的繁複駁雜。不久,妳便尋覓到一處舒適僻靜的居所,並在那裡,第一次見到L,與L的貓。
妳不明白為甚麼,但在那一刻,妳確知,儘管會有自己獨立的房間,儘管妳務必會千方百計設下一道又一道檻,阻隔任何可能的關切,無論那是目光的流轉,或者言語的試探──然而,一旦坐定此處,牽絆總會攀纏上來,無可躲避。妳在那一刻起便已經知道,即使妳並沒有意會到,自己究竟察覺到何種徵兆。
於是妳打消了念頭。不坐,也罷──妳習慣亦安於不斷的遷徙與移動,雖則勞心勞力,卻向來是自保的良策。妳只是沒有意料到,流離近一年,兜兜轉轉又再碰上L,甚至,妳們雙方都未及認出彼此。直到見了貓窩在住處的照片之後,妳才記起,這是妳曾經停頓的地方,曾想過久待卻心生無以名之的惶恐,妳到此刻才清楚自己所懼怕的,原來是過深的繫絆。
可繫絆已然發生。
妳再次回到L的住處。L家的客廳有一個舒適的前陽台,貓會坐在阻隔客廳與陽台的紗門前方,曬太陽,聽鳥鳴,看著室外的景色若有所思。妳走過去,坐在貓身旁,不特別想什麼,不刻意做什麼,安靜地,便能與L和貓度過整個午後。
和L重逢的這些日子以來,妳依舊行走,依舊佇立,然而每當疲累,睏倦,渴求綿長的坐臥,恆久的靜與憩,L的居所,始終在那裡。在迷走之中,在流浪的間隙,L亦總是會,記掛著妳行經的路途,妳捉摸不定的方向,妳自信或不自信的腳步,猶如,記掛妳仍漂流。僅是記掛,那些心念便凝成一縷隱形的絲線,輕柔地牽起兩端,無止盡地延伸,近也好,遠亦無妨,那些念想,並不帶來催迫,亦無過分拉扯的張力,僅不驚不擾地,輕輕依附在妳的後背:妳前行,它便在身後隨風飛揚,妳停頓,它便沿著妳的背脊,靜靜拂下妳的腿,垂墜在後腳跟。那樣安靜卻執著的存在,像L陪伴的姿態與神情,像每個妳和貓靜靜坐在陽台前的片刻,從身後柔暖投映的,L的視線。
在言語喪失意義,符徵與符指相互背棄的世界,唯有靜默,唯有靜默得以見證,所有曾經發生與正在發生的一切,並且允許、祝福,種種物事,都在各自的軌道上,不疾不徐地運行。因而,在這一刻,妳在貓身邊緩緩坐下,和貓一起,望著外頭的風景,即使感覺到某種靠近,也並未回頭。妳知道,自己並不需要回頭。妳自在地安坐原處,讓暖陽和煦地烘熱妳的每一吋肌膚,直到那抹趨近的身影,輪廓慢慢清晰,妳於是終於看見,那是L。她並未站在妳的身後,或是屋裡的其他任何一處,她就正在那裡,妳的眼前,貓的另外一側,在妳觸手可及的地方,以從容不迫的神態,靜謐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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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關天林
講者:鄧正健、盧勁馳
整理:林日錦
當我們談論「殘缺」時,我們其實在談論甚麼?「殘缺」指引一切論述抵達那邊緣地帶,意在與恆常熟悉的觀念保持距離。解構「殘缺」的工程由此啟動。早前在house by kubrick舉行的「殘缺之味」電影放映沙龍,是《字花》79期「殘缺者」的特備活動,邀來文化評論者鄧正健,以及視障作家盧勁馳,一同從當代影像敘事反思我們與「殘缺」的距離。
鄧正健從拆解「殘缺」一詞說起,相對於其對立面的「健全」,「殘/缺」二字帶有朽壞、缺失之貶義。殘缺者,一般用以形容生心理缺損之人。鄧從文化理論角度切入,指社會長期籠罩在「健全主義」(Ableism)陰影下,無論社福制度或公共設施都以健全人士為中心,潛在地寄望殘疾人士適應並融入社會。鄧認爲「健全主義」牽涉兩個問題:
1.權力分配。「我們憑甚麼定義一群人屬於殘缺,另一群人屬於健全?」
2.偏見。「舉個例子,我用雙腳走路,對方以輪椅代步,是否代表我比他完整、健全?抑或是不同人之間的差異而已?有段時間,同性戀被視爲一種疾病。這種說法後來在文明社會被推翻了,因爲它只是人的性向差異,並無對錯。同一套邏輯,我們發現,殘缺的人,無形中不也被我們標籤、污名化了嗎?我比較想知道,他們如何理解自己身上這些特徵?」
香港電影的「殘缺」脈絡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反映在對殘障人士的稱謂上。盧勁馳談到香港視障人士早期被人喚作「盲人」,歧視意味濃厚。後來一度使用「失明人士」,如今較為中性的用語是「視障人士」,這顯示社會正積極去污名化。其中,大眾傳播和社會風氣緊密相連——電影,某種程度代表了不同的時代切片。歷來的香港電影又是如何刻劃殘疾人士的形象呢?
追溯香港「殘缺電影」的濫觴,盧勁馳把時間座標設在80年代,彼時街知巷聞的「肥貓」,以《何必有我?》作為這一系列的開端,鄭則仕在片中飾演一名智障人士。還有像《癲佬正傳》及《聽不到的說話》,縱觀這些電影,盧表示,殘障人士一般形象淒苦,命運坎坷,結局往往因犯罪而鋃鐺入獄。相較80年代的「殘缺電影」,當代香港電影,如《一念無明》、《黃金花》、《非同凡響》,乃至《淪落人》大大逆轉了殘障人士的悲情形象。即使如此,殘障人士仍陷在政治正確的敘事邏輯下,譬如他們都被表現得積極謀生,或想盡辦法融入主流社會。
電影中美化現象頻現,盧解釋,這源自政府政策主張「社會共融」,部分電影確又領取政府的補助金,造成作品難與意識形態脫鉤。這並非全盤否定作品,以《淪落人》為例,盧從片中窺見跨文化溝通的契機。譬如,黃秋生為了外傭努力學習英語,外傭自知照顧殘障僱主格外消耗體力,非但沒有打退堂鼓,為了勝任這份工還主動去健身。盧表示,「不單單僱主(黃秋生)認識外傭文化,從外傭照顧僱主的角度而言,它會不會也是外傭了解對方文化的經驗呢?」
殘疾文化的典範轉移
鄧正健同樣認為所謂的「正確電影」,片中殘障人士殊途同歸地,必然傾向回到主流社會。他隨後提出甚少被華人世界討論的殘疾文化向度,「國外出現了一些新觀點,他們(殘障人士)不把自己或身處的群體,看成非得融入主流社會不可,而是選擇捍衛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
鄧提及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反對完美》,書中一對女同志情侶皆為聽障人士,在接受人工受孕之前,他們希望生下「聾寶寶」,為了找到吻合的基因,捐精者同樣要是聽障者。激進的心願背後實則衝擊著主流論述,鄧提到國外早已流傳「以聾得益」(deaf gain)的概念,聽障人士想要重奪身體的自主性,「他們不把『聾』看作缺陷,而是一種群體生活方式,所以生下聾寶寶又有何不可?」
「以聾得益」顛覆了世俗的「得/失」二元論,從具體實踐層面,盧勁馳提到「香港聾人電影節」,「手語既然是重要的語言,為甚麼不能放在藝術裡面去表現呢?」盧認為,當殘疾文化出現典範轉移,當我們從殘障者的角度思考問題,它將翻轉我們以往對電影及文化的認知,並開啟人們學習手語的機會。「如果我們用學習的角度看待殘疾文化,會不會比同情來得更好呢?」
電影《推拿》的失明美學
對談中途放映婁燁的《推拿》,電影改編自畢飛宇同名小說,講述一群盲人按摩師的工作及情感生活。
慾望依附感官而生,一般人以視覺判斷美醜,然而在視障者的世界裡,美是一種例外狀態,如鄧正健所言,「美本身是一個視覺經驗,但在盲人世界裡,美成了一種概念。這個概念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沒有視覺。」鄧舉例片中一幕,新進員工都紅(梅婷飾)靚麗的姿色,令眾人迷醉在她美貌下,沙老闆(秦昊飾)為了揣摩都紅的美而伸手撫摸她的臉。換言之,盲人的慾望以異於常人的感官形式體現,觸覺取代了由視覺主導的感官經驗。
《推拿》遊走於盲人按摩師複雜的情慾關係,鄧正健分析,婁燁締造了專屬視障者的空間經驗,一般人難以理解片中盲人膽敢光天化日背著伴侶偷情,但當視覺退為次要,明暗界限將此消解,人與人的倫理關係,乃至理解世界的方式注定是殊異的。另外,片中風鈴聲不絕,除了從視覺空間轉化為聲音空間,風鈴聲突顯了「聲音」在視障者生活中,佔據極為重要的角色。盧勁馳從視障者視聽覺的認知邏輯延伸思考,聯想到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謂的「知覺現象學」——「人的認知本身,每一種認知狀態,知覺的接收都有一套邏輯在其中。」
從小說文本躍上銀幕,盧勁馳肯定影像之重要性,影像有助視覺化視障者的心理狀態,捕捉視障者廣闊的視覺光譜(visual diversity),「視力全黑的盲人在盲人群體裡佔不到一半。同為視障人士,有人眼前一片模糊,有人看到五顏六色或黑白的光感,有人則看到視線邊緣的景象。」盧認為,婁燁嘗試在片中縫合觀眾及視障者之間的視覺光譜,但究竟有多大代表性呢?盧指出盲人群體的視覺差異性本身難以捉摸,必然造成美學及現實之間的扞格。
現場觀眾問及「畢竟觀眾都是視力正常的人,電影是否存在商業元素?」鄧正健坦言「它絕對有,但電影是一門視覺藝術,婁燁嘗試呈現其中的張力,對觀眾的感官認知可以說帶來不小衝擊。」對談末尾,盧勁馳指影像中的「殘疾凝視」必將匯集各種視點而持續進化,「我們只要問一個正常人,有沒有從電影反思過對殘疾人士的定型,你原本用肉眼看到的美麗世界,有沒有你看不見的東西?視覺的美學透過殘障人士的經驗重新定義、顛覆,是殘障電影帶給電影研究和主流觀眾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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