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馬走了。
八月。我以為她還會回來,像過去三個月一樣。
直至我發現貝殻椅上擺著那隻蕃茄薄荷味的木馬,壓住字條,上面寫著:
我是一匹野馬
可你的家裡沒有草原
宋冬野,我記得她告訴過我。我記得好多她告訴我的事。
她走了以後,我每晚雕刻木馬。找出工作室貯存的所有木材——楠木、樟木、黃揚木、酸枝木、花梨木、柏木⋯⋯鋸出一小塊,暗燈下呷著威士忌,聽《安河橋北》,用手工刀一刀刀刻鑿,然後上色。十多隻風格相同,色彩各異的木馬。我陷入了自我模仿,模仿那隻我醉酒時胡亂雕成的木馬。我用黃楊木打磨出橫板,嵌入牆壁,將雕好的木馬按順序擱在上頭。馬頭都朝向我的沙發,像一排豢養的純良寵物。
我從來不雕動物,不雕非實用的物件,簡約的木製家具是我的強項。可我再回不去以前的生活,即使每天做同樣的事,由早至晚流程不變,身體總有些異樣,彷彿背脊的衣服生了根倒刺,撩得人分神,萬分難受。
意馬,心猿意馬的意馬。
我回想她撩起濕瀌瀌的長髮,告訴我她的名字。至於姓甚麼,她從來不說。也許姓斑,也許姓野,我不曉得。
我是何時開始變得如此躊躇和囉嗦?竟要到處告訴他人小馬的故事。過去我可從未曾如此窩囊過。
我的工作室在上環。巷弄裡一個隱蔽的角落,遠離開鬧市的煩囂。這兒很安靜,旁人難以找到,只有熟客會偶爾來拜訪,還有一些拿相機的文青經過。工作室不算闊大,但五臟俱全。上層是居所,廁所以外,室內沒有隔牆,完全開通。傢具全是木製,以胡桃木和榆木為主,靠牆木牀、茶几、書桌、廚房、吊燈、休憩椅都經由我親手打造,色調棕黃,風格統一和諧,配合落地玻璃的室外光,寬敞舒適,符合我乾淨簡約的美學。有時我會模仿大師的作品,如韋格納的三腳貝殻椅和明朝的紫檀椅,擺在小廳作點綴,有中西合壁的奇趣。
那時我每天八點起床,吃輪換的外賣早餐。自沖的一壺黑咖啡,一邊喝一邊工作至下年四時,中午吃個簡單的三文治,以防餓得精神不穩。之後我會坐在貝殻椅或紫檀椅上休息,播放黑膠唱片,聽一陣子輕盈的音樂,如波薩諾瓦和室內四重奏,喝杯英式紅茶,配一兩件甜品。肚腹微飽,心情愉快,我便穿上運動服和跑鞋,外出跑兩條固定路線:一條往北至海濱長廊,繞中山公園轉回來;一條往西南至半山區和香港大學,如精力充沛還會跑上龍虎山郊野公園。跑完回來洗個熱水澡,到相熟的餐廳吃晚飯。一星期去兩次酒吧,其他日子回上層讀社普書和看紀錄片,聽無人聲的古典樂和爵士樂,直至上牀睡覺。如此過了近十年。
我大學主修精算,為何當上匠人,那是另一個故事。我從來不看電影,不讀小說,也不相信愛情。這些都是虛假的,令大腦和身體產生異常反應,人陷入了非理性,如同存在謬誤的數學原理。你不必亂猜,我的父母關係融洽,我也沒有經歷任何情感創傷,這是個性使然,天生俱來的理性。我曾認真閱讀過分析愛情的書籍,所言都是虛妄,不外乎貪、嗔、痴。
三個月前的雨夜,我築起的堡壘開始風化,逐塊剝落,最終崩塌。餘下現在的我於敗瓦中哀鳴。更準確的日子是四個月前,到底那天我為甚麼要偏離跑步的路線?我至今仍無法解析,但我不認為那是命運。
或許那天我加班完成了作品,而且很完美,心情過於暢快;或許路上霓虹燈過於閃爍,迷惑了我的思緒。那天我圍著腰包沿堅道慢跑,一時意興轉右跑進小巷,忙於避開行人,隨意左右亂轉,拼命前跑。漸漸夜幕低垂,天空無星,衣服被汗染濕,口乾舌燥,身體湧上一陣勞累感。我停下來,發現身處偏僻小巷,周圍無人,但見巷尾透著微光。我走過去,是一家小酒吧,只有老闆和幾個肥胖的鬼佬,播放著瘋克音樂。我坐下後身體有點冷,連乾了三杯威士忌,然後呷生啤酒,吃墨西哥塔可和薯條。我醉濛了,告訴他們自己是個高級匠人。他們不信,還開賭局。我即刻拿廚房的水果刀,接過老闆的木頭,順手雕了隻不規則粗糙的木馬,並用蕃茄醬和薄荷醬上色。後來發生甚麼茫無頭緒,我斷片了,只記得隔天我醒在上層的床上,頭痛欲裂,休息了一整天。
二十九天後的夜晚,外邊下起滂沱大雨,淅瀝不絕。十點十九分,我閱讀維根斯坦時聽到樓下響起門鈴。我望向牆上的時鐘,走到前窗探頭下望。雨點粒粒飄灑,我看到藍黑背囊的外側,上面散披著濕貼的髮尾。她又按了兩下門鈴,退後仰頭大叫,大師在嗎!我跟她打個照臉,她身形瘦小,瞇眼張口,迸齒而笑,露出皓大的門牙和虎牙。她說可以開門讓我進來嗎?
她坐在貝殻椅上,雙腳蜷縮,用毛巾抹著濕髮。背囊傍著牆壁,雨水滑落到圓墊上。她說我叫意馬,心猿意馬的意馬,他們都叫我小馬。
她告訴我她剛成年,考完了文憑試,趁假期拎起背囊離家到處浪蕩。晚上在不同人的家過夜,有男有女。她說只要走入酒吧就不愁沒地方過夜,有些還會留她久住。可她需要新鮮和刺激,從未留超過三天。如同她的妝容需時常更換,背囊長期放置一堆化妝品。父母早接受了孩子的浪蕩,曾經的打罵也隨年月遺忘,只求她每晚報個平安。我說習慣了一個人,可幫她找酒店過夜。
你想知道我怎樣來到這兒嗎?她說。
她站起來,打開背囊,解開膠袋,拿出那隻粗糙的紅綠色木馬。她說,我一進酒吧就望到牆上的木馬,眼光再離不開它。它好似好似我。我問老闆,他告訴我那晚你的瘋言瘋行,還說怎麼艱難才把你送回去。可他說甚麼都不肯把馬賣給我,於是我趁他不留意順手拿走,像匹馬一樣狂奔而逃。
她向一臉無奈的他大笑。
你這裡我可找了好幾晚,昨天晚上總算找到了。當時你的窗口傳出音樂聲,我就站在樓下聽了一整晚,直到燈光熄滅。
德彪西的月光曲,我壓抑住感動說。
她說想聽。我播放黑膠唱片。聽的時候她不斷追問我的木匠知識,我隨意介紹,繼而聊到工作、家庭和人生。她告訴我身邊朋友的愛情故事,我不時冷嘲熱諷,說世上就是多痴男怨女。
我覺得有點冷,她擦著手臂說,能不能穿你的衣服。
她選了我的長袖恤衫和短褲,坐回貝殼椅,露出纖白長褪。衣服過寬,鬆垂下來,堆在椅上如重疊的植被。她傾前身,告訴我她名字的來源。
她說十九年前,父母第一次去到非洲。許多夫婦度蜜月都選浪漫的城市,父親偏固執要遊東非,看大草原和落日。父親當年也很離經叛道。
與眾不同,我說。
他罵我離經叛道,她說,我也罵他離經叛道。
父親告訴我,那時他和媽乘坐吉普車在原野飛馳,沿著泥紅色的馬拉河流。那天萬里無雲,陽光直曬,照得河流更紅了。中途他們看到河對岸不遠奔來一群斑馬,黑白色間條擠擁,給上昇的熱氣扭曲,彷彿在搖盪。父親叫停車,開門走到河旁,看斑馬群湧進河道,濺起飛騰的水花,落下,波光泛動如鑽石刺眼。父親幾乎睜不開眼睛。到閃爍漸淡,隔著擺動的熱氣,他看到斑馬群陸續奔離河道,繼續上路。可有一隻母馬佇足不行,身邊斑馬絡繹而去,剩它落在馬群後。父親望著母馬的背影,濕瀌瀌的馬尾在健壯的後腿間垂下,遮住私處,尾尖滴著水。一滴一滴,落到熱沙上,濕暈,蒸化。母馬抬起頭,彎往左邊,雙眼望著父親,眼睛泛著淚光,陽光下映出光澤。母馬跟父親對望許久,回過頭仰天悲鳴,馬尾不住拂動,水花四散。父親望到母馬右股上,一暈暈暗紅的傷口,泥河的暗朱色。良久,母馬向前飛奔,沒再回頭,消失於熱芒裡。父親目送,歎了口氣。回香港後,他久未能忘記那個畫面,總在腦海中閃回到那條河流邊,看管著那匹斑馬。於是他將快要出世的我取名為———意馬。
隔天醒來,小馬已經離開,帶同她的背囊和木馬。房間平靜如初,彷如她從未來過。便服整齊折疊在貝殻椅上,我捧起來,留有她淡淡的體香。那不是夢。我把衣服放進洗衣機,下樓到工作室吃早餐,心底有點莫名惆悵。我難以完全相信小馬父親的經歷,多少有些造作。可當我望著桌上堆起的棕黃木材,感覺自己彷彿就站在馬拉河畔,眺望對岸那隻負傷的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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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全世界都在阻止你講出
一個有效的笑話,但放心
冷場本身也是可笑的,而且
怎能期望每個人的笑點一樣?
不是講笑/想笑很難,
而是我們都在尋找笑點的中途
成為了笑話的一個角色。
資訊如流,言論輾轉衍變。
接通明暗,激活注解空間。
《圍庄》要說空氣污染的問題,但一味的控訴對藝術來說沒有意義,林生祥和鍾永豐寫的很多是受空污影響的居民的故事。
訪問及整理:何杏園、查映嵐
攝影:梁健邦
訪問當天,林生祥看起來有點累。
那是他在港的第二天,而前一天他已經一口氣接受了五個訪問。這次他特地從台灣來香港兩天,為十月中「台灣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活動和演出做訪問。這次演出表演的曲目主要來自《圍庄》────生祥樂隊去年推出的雙唱片概念專輯。
只要把《圍庄》從頭到尾聽過一遍,便會自然而然地驚嘆唱片中繁複卻又渾然天成的編曲和龐大的力量────那股力量到了演出現場便更為一發不可收拾。
《圍庄》的力量也許有一部分來自它的難度。林生祥在多個訪問中都強調過這個概念雙大碟的意念源於Pink Floyd在1979年推出的《The Wall》大碟:「大學時我聽到《The Wall》,那時便已很喜歡。但到了幾年前,我才又想到原來我這個夢想還未達成,於是便開始計劃做一張雙唱片。」林生祥常跟朋友形容音樂好像建築,要做出好的音樂必須要有良好的結構。對於如此重視結構的人來說,要構築概念雙唱片,背後必須要有龐大而穩固的組件,才能撐得住整整兩張唱片。為了使唱片結構不會垮掉,又想令聽眾聽下去時不會覺得無聊,林生祥刻意加入了兩個元素--龐克和北管。
從林生祥以前的作品已知道,他向來關心傳統音樂,例如客家山歌和八音,這次他又加進了北管:嗩吶擔當了好幾首曲的引子部分,壓軸作〈風入松〉改編自北管傳統詞牌,並由嗩吶主奏。傳統的樂器與很硬朗的龐克風格碰撞起來竟有意想不到的和諧效果,正如在生祥口中,它們彷彿本來就應該在一起的:「我在創作《圍庄》時,很早就決定要插電,因為那主題跟工業有關,所以鼓便要進來。後來我又想加上北管,於是嗩吶便又進來了。」音樂上的精彩結合卻又無奈地正好指涉了台灣(曾經)建造了五輕、六輕的地區的狀況--傳統生活習慣和信仰在區民生活的那一邊,而工業與污染也猝不及防地滲透了他們的日常。
《圍庄》的另一部分力量,大概來自它所包含的故事。鍾永豐在2014年4月已把所有的歌詞完成,但在他完成歌詞那刻,生祥尚未有做雙唱片的念頭。歌詞是到後來才一直修改和擴展,發展至雙唱片的規模。在這嚴密的建築物內,鍾永豐修建了一間間充滿故事的房間。
《圍庄》要說空氣污染的問題,但一味的控訴對藝術來說沒有意義,林生祥和鍾永豐寫的很多是受空污影響居民的故事。〈拜請保生大帝〉記的是反五輕主將李玉坤和後勁居民全力反五輕的強而有力的原因:請示神明時,連擲六次聖筊都得到同一答案,就是要反對;〈出,不走〉記的是台西鄉的陳財能先生,因得到因肝硬化逝世的兒子報夢,跟他說:「阿爸走,阿爸緊走」,所以他和妻子便改裝了貨車,住了進去,從此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為的就是聽兒子的話,避開令家族中的人都得了肝病的污染小鄉。鍾永豐甚至在〈南風〉改編了猶太詩人Rose Ausländer的詩Mein Schlüssel:「我个鎖匙變暮痼/願要轉去尋屋/海風北上 敲門/佢一身酸臭/田丘徵收做大路/隻隻鎖頭生鹵/我个鎖匙難確定」,以屋和鎖匙連接村民與詩人的悲慘遭遇,以空氣污染帶來的侵蝕和破壞,對照猶太詩人的無家可歸。
《圍庄》這張專輯出版以後廣受肯定,台灣樂評人馬世芳形容為「一張偉大的專輯,它示範了台灣土產的搖滾樂可以玩到怎樣的高度,走得多遠。」林生祥卻說:「大概以後也不會再做雙唱片了,因為實在太太太辛苦了,並不只是對我而言,而是所有樂手同樣精力耗盡。」
(二)
村上春樹在《爵士群像》中寫道,Dexter Gordon 用次中音色士風奏出的聲音令他「清楚地聞到爵士樂的硝煙味」。聽著《圍庄》,那憤怒的喊聲、戰鬥的架勢,同樣令人想起槍管前端的硝煙味道。除了插電樂器和林生祥在快歌中的粗獷唱腔,《圍庄》亦召喚了多年前《菊花夜行軍》裡的嗩吶助陣,成為專輯中強烈生猛感的重要來源。
今年春天,生祥樂隊在台灣舉辦了《菊花夜行軍》十五週年紀念演唱會。十五年前,林生祥的樂隊不叫「生祥」叫「交工」,《菊花夜行軍》是他們的第二張專輯,當中用上客家山歌的元素,又引入嗩呐、月琴等傳統樂器,撞擊成鮮活的客語在地搖滾。
林生祥二十年來的創作拍檔鍾永豐曾寫下散文〈歌手林生祥〉,裡面提到他當年勸說林生祥加入反水庫運動時說道:「現在我們需要你來為運動造一顆文化原子彈。」1999年的《我等就來唱山歌》和2001年的《菊花夜行軍》,就是這顆「文化原子彈」。當時是台灣少數抗議樂隊的交工,甚至憑《菊花夜行軍》,拿下了金曲獎最佳樂隊,將偏鄉美濃的抗爭,帶到台灣流行曲的聽眾群面前。
如果說校園民歌源於青年反抗西方文化霸權、尋找身份認同的衝動,那它的沒落則反映了後浪們更為基進也更多元的文化覺醒,以及在國民黨政府治下被壓抑的本土回返。林生祥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開始音樂創作
這個造原子彈的故事,要從90年代初講起。那時林生祥還是大學生,因為喜歡音樂,所以孜孜地吸收各類型音樂,包括西方搖滾樂、台灣正興盛的新台語歌。他就讀的淡江大學是台灣現代民歌運動中一個重要場景:著名的校園民歌運動催生者李雙澤正是畢業於此。1976年,李雙澤在淡江大學的西洋民謠演唱會中質問其他演唱者「唱洋歌有甚麼滋味」,然後據說砸碎了可樂瓶,在台上唱起閩南歌謠、《國父紀念歌》等,最後拋下一句:「我們應該唱自己的歌!」便拂袖而去。
這事在台灣藝文界引發熱烈討論,後來被稱為「淡江事件」或「可口可樂事件」。宏觀地看,此後席捲台灣各地大學校園的民歌運動,是70年代中華民國步向與美國斷交這個時代背景的產物。林生祥屬於聽著校園民歌成長的一代,到了他上大學的九十年代初,陳明章、黑名單、陳昇、朱約信、伍佰等名字正掀起一片叫做「新台語歌」的風暴。與林生祥同代的評論人張鐵志在《聲音與憤怒》的序言中寫道:「那些音樂,體現了一個被時代壓抑已久的深層吶喊。而我們的青春在那些吶喊中燃燒。」
如果說校園民歌源於青年反抗西方文化霸權、尋找身份認同的衝動,那它的沒落則反映了後浪們更為基進也更多元的文化覺醒,以及在國民黨政府治下被壓抑的本土回返。林生祥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開始音樂創作,他和同學組成「觀子音樂坑」,最初寫國語歌,多關於大學所在的淡水。1993年的暑假,林生祥回老家時,用母語客家話寫了一首歌,關於他媽媽的生活:「速度很快,一下就寫完了。」他這樣回憶。「那時就驚覺到,原來用自己的母語來思考、寫歌,可以這麼流暢。用國語的話,我要一直想一直想,但母語不用轉換,『啪』一聲直接就出來了。母語創作對我來說最自然,唱歌也是最自然。」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歌,這一年、在故鄉美濃,林生祥開始觸摸到「自己的歌」的形狀。
也是在1993年,美濃的鄉民組織了台灣歷史上第一次反水庫遊行,隊伍在高雄縣政府前大喊口號,要求縣長簽名反對興建美濃水庫。林生祥同情反水庫運動,就和同學辦了一場售票的音樂發表會,把收入全部捐給反水庫運動,因而認識運動主將之一鍾永豐,但他形容自己這時在運動中參與不深,只是有時回美濃會找這些鄉親亂聊而已。
大學畢業後,林生祥雖然意識到自己不適合城市,但還沒有回鄉的打算,而是住在淡水一個叫瓦窯坑的地方,一個「很偏僻的山谷,再進去就沒有路了」。在淡水的時期,他和觀子音樂坑的成員繼續創作混合福佬話、北京話、客家話的歌曲,又舉辦客家莊巡迴演唱會,在1997和1998年發表專輯《過莊尋聊》和《遊蕩美麗島》,產量算是不俗。「但那時寫完《遊盪美麗島》,就進入創作的低潮。住在淡水也不知道寫甚麼,對這個社會沒甚麼想像力、沒有甚麼觀察,覺得自己不認識這個社會。」林生祥憶述。
同年,行政院長蕭萬長宣布美濃水庫將在一年內動工,反水庫運動形勢急轉直下,鍾永豐三番四次來到淡水找林生祥,希望說服他回鄉做運動音樂。林生祥對此記憶猶新,感嘆道:「永豐搞運動真的很有天份。其他人多數都是灰頭土臉的,只有他會說,『美濃的運動正精彩,很好玩,要不要回來玩?』」就這樣,林生祥決定回美濃,鍾永豐也真的帶著他到處「玩」。「那時好像當永豐的助理、跟班一樣,跟著他到處跑,跟人聊天。那段日子很有趣,見到各式各樣的人,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市井小民,各種人的臉孔、談話方式都不同」。
從他回鄉到現在,十八年過去了,林生祥也繞了一圈,造出《圍庄》,這張自交工時代之後最緊密結合議題的專輯。
由鍾永豐作詞、再丟給林生祥譜曲的創作模式也在此時確立了。他們多年來遇到的生動小人物,轉化成生祥歌裡的阿成、阿芬、阿欽、秀貞、仙人,也化為他們創作中源源不絕的養份。兩個人的合作從交工樂隊到生祥樂隊,從《我等就來唱山歌》到《圍庄》,即將踏入第二十年。「我們兩個加起來才是比較完整的 singer-songwriter。」
原本困於淡水偏遠山谷的林生祥,回鄉後又找到走下去的方法。餘者皆是後話了。
從他回鄉到現在,十八年過去了,林生祥也繞了一圈,造出《圍庄》,這張自交工時代之後最緊密結合議題的專輯。這些年來,交工樂隊常被引用為文化介入社會運動的經典案例,如今林生祥又怎樣看音樂在運動中的位置?據他觀察,台灣社會運動近年有專業化的傾向,在組織上分工更細,能對議題做到更紮實的研究。音樂人對議題的認識,多數遠遠不如運動組織者專業。「音樂人在運動現場比較像是一個觸媒的角色。在現場如果大家都是喊口號、講知識面的東西,其實很無聊,所以如果有支持這些運動的歌手出現,對於現場的氣氛、節奏會比較好。」
訪問結束時,我們跟林生祥說起〈我等就來唱山歌〉。這首歌描述美濃鄉民在第一次反水庫遊行中的一個片段。當時遊行隊伍分乘巴士從高雄北上,前往台北的立法院請願,進入台北後,帶隊的鍾秀梅(鍾永豐妹妹)發現鄉親們正對著台北的高樓發愣,於是立即拿起擴音器用客語大喊:「鄉親,大馬路走端正,鎮暴警察這麼多,不用怕!就當作自家的子弟。立法院這麼尷尬,沒關係,就當作自家的三合院。來!我們就來唱山歌,好不好?」
這一喊,鼓動了鄉民的士氣。當天,兩百多名美濃鄉民頭綁白布條,手執油紙傘,在立法院前高聲吶喊「反水庫,救美濃!」兩星期後,立法院通過凍結美濃水庫預算一年。
林生祥說:「我們做這個事情,最原始的原因就是從這個故事來的。」
近年台灣南部反空氣污染的抗議愈演愈烈,官員們一邊道歉,一邊加緊擴張區內石化工業,令當地居民憤怒不已。《圍庄》站在受呼吸道問題困擾的居民那邊,林生祥為無數的無聲者喊出「石化廠的煙囪管/點著香 點著香/它們拜天 眾神耳聾/它們拜地 農作反種/它們拜人 身體叛變/它們拜水 魚產失蹤」。音樂的槍管對準石化工業,在這條戰線上,但願《圍庄》一如十八年前的山歌,成為催生奇蹟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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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夜生火,鋒芒無分先後,
發掘創作新視角。
我短暫獲取麻木,我短暫
不煩惱意義,但想你。
散步
我把海浪收在秋天
在秋天裸露的骨架上
海浪冰冷地刮搔著
發出我的聲音,從身體
出發,豹的斑紋和陰影,我的
瞳仁落下在果核落下之處
我的皮膚和夜一起深了
──你還不睡嗎,你在為窗外
為那片荒野喚醒什麼,為那些騷動
起什麼名字?
步伐還要前進,路那麼長
伐倒前一刻的自己,路那麼長
所有意義還要埋沒
我從牆邊,拭起灰塵
我從牆邊、灰塵從身上再剝落,剝落
將豹的血管切開
吃牠的身體吃牠的骨;
吐出神經纖維和眼球
我短暫獲取麻木,我短暫
不煩惱意義,但想你。
十二月
我不會將明信片在現場寄出。
什麼是現場。什麼是明信片。
現場就一直在那而這是我想說的包含信件中
任何文字都是消極的抵抗
一旦翻明,就積極了起來:
一個非週末的假日。
混凝土疊在窗外
不知要疊到哪去
天空坐在我們身上
倒也非常乾脆
你記得雪嗎
污髒的雪
我們在雪夜下走了一陣
我也在這走了一陣
總之就是走,不是別的。
有沒有想過上半身其實是多餘的?
身子稍微向前傾。抬頭。抬很深的那種,後頸肉
曲疊在一起會誘人想要挪用意象的那種──
有沒有看到連接腿股的細長軀幹伸入雲漠?
前傾的身子是一段垂露的盲腸。
這時候就很好懂了,關於矛盾:
一個非週末的假日。
我將水煮沸,水氣上升又不復見但就一直在那
做點事情
和你無關的
和我無關的
我又在這走了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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