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盧瑋鑾在1983年中英草簽之際選取早期南來文人對香港的文章結集,為當時的香港定調「憂鬱」以來,「憂鬱」似乎仍未掃除。
研讀香港文學的人總會見過也斯的一句話:「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這句寫於90年代的話,內裡所包含的諸多感嘆,至今仍令大家身同感受——至少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仍然有一場以「香港故事」為題名的講座。這場由潘國靈與龍文康任嘉賓、張歷君主持的講座,在11月3日於中文大學舉行,見現場座無虛席,想來香港人對香港故事的求知欲仍未被滿足。
也的確是的,畢竟香港故事,到現在仍舊難說。然而重要的是,這困難落在劇作家龍文康、作家潘國靈身上又是如何?
「香港三部曲」:一場故事實驗
書寫香港,似乎總離不開某些重要的歷史時刻。認為舞台劇作較諸電視、電影劇本更能體現編劇自主性的龍文康,雖然在席間不斷強調自己對故事的興趣大於直接地呈現歷史時刻或政治事件,然而,他的作品卻無可避免地取材於香港的重要時刻。
劇作與小說、電影等藝術形式都是不同的,龍文康在分享的開首便先澄清這種藝術形式的不同,為舞台劇本創作人帶來了很特別的自主空間。「舞台劇涉及的人力物力不及電視電影龐大,編劇的創作相對較可能暢所欲言、天馬行空。因為舞台劇很需要觀眾的想像力,假如我寫舞台上有間屋,觀眾就自然相信台上的人物已在屋內。」龍文康認為,這種舞台的特性,讓觀眾更可以感受劇本創作出來的氣氛,儘管某些劇本沒有太多的戲劇性,而是更多地呈現某種詩意的氣氛,觀眾亦因著想像力而能更好地體會之。觀眾進入劇場更多地利用想像力,究竟為龍文康帶來怎樣的衝擊或啟示?首先,可能是影響了他書寫香港故事的方式。
「我的靈感總是和生活息息相關。」龍文康說,1996年他因著讀到八仙嶺大火的新聞時的震撼,寫了《試管內的自選動作》。「如果我直接把整件事寫進劇本,便太近了,恐怕似在傷口上灑鹽。」龍文康很清楚,當社會事件與自己太過接近,那麼說故事的方法便需要微調,劇作出來時才有倫理,亦有更大的想像空間。這種不欲在傷口上灑鹽的想法,或多或少讓他的香港故事存有距離,至於這距離是令創作多了冷靜的空間,抑或令劇作趕不上世情變化,那就考劇作者的功夫了。
一個人對某件事的偏好,會令故事的維度容易衍生偏差。然而這也是香港故事如何言說的奧妙之處,重點不在還原(畢竟也無可能),而在於偏差從何角度出發,說的又是個怎樣的故事。政權移交二十年,藝術節邀請龍文康寫香港故事:「其實我不懂得寫香江歲月一類的故事,我對當下的感觸會相對大些。後來我選了三個和香港相關的年份來寫。」這三個年份分別是1996年、2004年和2017年。然而就算選定了年份,故事卻並不易寫。龍文康把故事的家庭設定成「飄流家族」,回歸前緊張萬分而移民,到回歸後卻覺一切如常無事發生而回流,一切順理成章。然而,直至2017年,故事要如何寫下去呢?「有天在地鐵裡,我突然聽見別人的手機鈴聲是〈撐起雨傘〉,我就知道,2017年的故事應該如何說下去。但我不想以雨傘作為主軸,雨傘作為事件,已經過去了,我接下來要考慮的應該是這件事如何影響這個飄流家族。」龍文康這樣說。的確,香港故事要如何說下去,是非常當下的事,而這當下則應由留在香港的人繼續說下去。
香港的「失城系譜」
除了劇作以外,小說、散文等文學作品,同樣是香港故事的棲身之地,而潘國靈自是書寫香港故事多年。其新作《寫托邦與消失咒》將香港喻作沙城,不禁令人聯想起提出香港城籍身份的西西筆下的浮城,也想起那由眾多不同作家作品組成的「我城」系譜。在這場講座裡,潘國靈分享了未來對香港故事如何說下去的想法——關於香港的「失城」系譜。
「失城」指向「失去」,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憂鬱之情。自從盧瑋鑾在1983年中英草簽之際選取早期南來文人對香港的文章結集,為當時的香港定調「憂鬱」以來,「憂鬱」似乎仍未掃除。「我以失城作母題,追溯系譜,為這系譜起了個名字作『剩餘錄』」潘國靈說,自己因著這場追溯,甚至想再寫一部以「失城」為母題的小說,「我這香港故事的入口是1997,我認為這是無法避免的時間點。」
在潘國靈的眼裡,1997是個不斷循回的時間點,香港故事來來去去,仍然與九七緊密相連。這時間點會挪移:「它會前置,也會後置。這前置是八十年代開始的過渡期,一個倒數的時鐘已早在當時被敲響。這除了心理上的倒數,也是實質的。其實許多作者也會從這過渡期與個人的關係來著墨。」某段時期的香港作品多有懷舊、以中國為恐懼的對象等情結,而時下許多學者致力的香港文學研究,亦是八十年代才開始的。
這樣的前設影響了九七後的香港故事。
「後九七我們又應怎樣看呢?洛楓曾經形容九七是遲來的世紀末。這個時間的概念,包含對歷史未知,又對未來抱有悲觀的態度。對香港而言,1997何去何從的大限意識,是有雙重意思的。可能有人認為九七之後就像陳冠中所言,甚麼都沒有發生;也有人說香港是小城無故事,但又偏偏對香港人來說,那氣氛像是世紀末一樣。」潘國靈指,這看似矛盾的想法,落實在作家筆下的香港故事裡,就組成了《我城》、《浮城誌異》、〈失城〉等小說作品。而且,潘國靈更認為,九七大限是有延宕性的,其後果不是馬上浮現,這「Handover」其實是「Hangover」般的意思:「就像呂大樂說2004才是1997,很多後遺症不是一時三刻浮現,而是慢慢出現的。香港人漸漸才知道回歸的影響。」九七為香港作家帶來了許多故事,而這時間意識除了可挪移之外,同時亦是會延宕的。潘國靈提到西西1980年的小說〈玻璃鞋〉:「西西認為在香港是找不到灰姑娘的,因為每個人的腳都可以變大變小。西西在八O年仍在界定香港的特質,沒有人會相信十二點過後會打回原型。但是,到《浮城誌異》的時候,西西卻問浮城會是一個灰姑娘的故事嗎?」,直至1997之後,我們的確失去了某些事物,好像灰姑娘到零時零分失去了魔法一樣。
我們有失去城市嗎?又或是,我們曾經擁有過城市嗎?這場關於香港不斷失去的故事(從失去自主成為殖民地,至現時不斷「失守」的各種自由與法治),失去好像是香港的關鍵詞一般。潘國靈向觀眾提議,也許是我們要談「剩餘」的時候了。從我們失去甚麼,變成我們剩下甚麼,後者畢竟也比前者正面得多。
時至2017年的今天,我們還要談九七大限、後九七嗎?有沒有後後九七?又甚或是2047大限?講座尾聲之際,有觀眾問現時應該如何把香港故事寫下去,潘國靈回答說,經歷過這些事件之後,眼下應是作者創作的最佳時刻:「或者把現在說成是寫作的好時刻,似是不妥,但是我的確因為城市的憂鬱狀態而有更多的想法。甚至已經開始構思下一部小說。我們需要更多地書寫,亦只能書寫。」作者的責任,如果有的話,可能是以故事佔有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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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全世界都在阻止你講出
一個有效的笑話,但放心
冷場本身也是可笑的,而且
怎能期望每個人的笑點一樣?
不是講笑/想笑很難,
而是我們都在尋找笑點的中途
成為了笑話的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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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庄》要說空氣污染的問題,但一味的控訴對藝術來說沒有意義,林生祥和鍾永豐寫的很多是受空污影響的居民的故事。
訪問及整理:何杏園、查映嵐
攝影:梁健邦
訪問當天,林生祥看起來有點累。
那是他在港的第二天,而前一天他已經一口氣接受了五個訪問。這次他特地從台灣來香港兩天,為十月中「台灣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活動和演出做訪問。這次演出表演的曲目主要來自《圍庄》────生祥樂隊去年推出的雙唱片概念專輯。
只要把《圍庄》從頭到尾聽過一遍,便會自然而然地驚嘆唱片中繁複卻又渾然天成的編曲和龐大的力量────那股力量到了演出現場便更為一發不可收拾。
《圍庄》的力量也許有一部分來自它的難度。林生祥在多個訪問中都強調過這個概念雙大碟的意念源於Pink Floyd在1979年推出的《The Wall》大碟:「大學時我聽到《The Wall》,那時便已很喜歡。但到了幾年前,我才又想到原來我這個夢想還未達成,於是便開始計劃做一張雙唱片。」林生祥常跟朋友形容音樂好像建築,要做出好的音樂必須要有良好的結構。對於如此重視結構的人來說,要構築概念雙唱片,背後必須要有龐大而穩固的組件,才能撐得住整整兩張唱片。為了使唱片結構不會垮掉,又想令聽眾聽下去時不會覺得無聊,林生祥刻意加入了兩個元素--龐克和北管。
從林生祥以前的作品已知道,他向來關心傳統音樂,例如客家山歌和八音,這次他又加進了北管:嗩吶擔當了好幾首曲的引子部分,壓軸作〈風入松〉改編自北管傳統詞牌,並由嗩吶主奏。傳統的樂器與很硬朗的龐克風格碰撞起來竟有意想不到的和諧效果,正如在生祥口中,它們彷彿本來就應該在一起的:「我在創作《圍庄》時,很早就決定要插電,因為那主題跟工業有關,所以鼓便要進來。後來我又想加上北管,於是嗩吶便又進來了。」音樂上的精彩結合卻又無奈地正好指涉了台灣(曾經)建造了五輕、六輕的地區的狀況--傳統生活習慣和信仰在區民生活的那一邊,而工業與污染也猝不及防地滲透了他們的日常。
《圍庄》的另一部分力量,大概來自它所包含的故事。鍾永豐在2014年4月已把所有的歌詞完成,但在他完成歌詞那刻,生祥尚未有做雙唱片的念頭。歌詞是到後來才一直修改和擴展,發展至雙唱片的規模。在這嚴密的建築物內,鍾永豐修建了一間間充滿故事的房間。
《圍庄》要說空氣污染的問題,但一味的控訴對藝術來說沒有意義,林生祥和鍾永豐寫的很多是受空污影響居民的故事。〈拜請保生大帝〉記的是反五輕主將李玉坤和後勁居民全力反五輕的強而有力的原因:請示神明時,連擲六次聖筊都得到同一答案,就是要反對;〈出,不走〉記的是台西鄉的陳財能先生,因得到因肝硬化逝世的兒子報夢,跟他說:「阿爸走,阿爸緊走」,所以他和妻子便改裝了貨車,住了進去,從此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為的就是聽兒子的話,避開令家族中的人都得了肝病的污染小鄉。鍾永豐甚至在〈南風〉改編了猶太詩人Rose Ausländer的詩Mein Schlüssel:「我个鎖匙變暮痼/願要轉去尋屋/海風北上 敲門/佢一身酸臭/田丘徵收做大路/隻隻鎖頭生鹵/我个鎖匙難確定」,以屋和鎖匙連接村民與詩人的悲慘遭遇,以空氣污染帶來的侵蝕和破壞,對照猶太詩人的無家可歸。
《圍庄》這張專輯出版以後廣受肯定,台灣樂評人馬世芳形容為「一張偉大的專輯,它示範了台灣土產的搖滾樂可以玩到怎樣的高度,走得多遠。」林生祥卻說:「大概以後也不會再做雙唱片了,因為實在太太太辛苦了,並不只是對我而言,而是所有樂手同樣精力耗盡。」
(二)
村上春樹在《爵士群像》中寫道,Dexter Gordon 用次中音色士風奏出的聲音令他「清楚地聞到爵士樂的硝煙味」。聽著《圍庄》,那憤怒的喊聲、戰鬥的架勢,同樣令人想起槍管前端的硝煙味道。除了插電樂器和林生祥在快歌中的粗獷唱腔,《圍庄》亦召喚了多年前《菊花夜行軍》裡的嗩吶助陣,成為專輯中強烈生猛感的重要來源。
今年春天,生祥樂隊在台灣舉辦了《菊花夜行軍》十五週年紀念演唱會。十五年前,林生祥的樂隊不叫「生祥」叫「交工」,《菊花夜行軍》是他們的第二張專輯,當中用上客家山歌的元素,又引入嗩呐、月琴等傳統樂器,撞擊成鮮活的客語在地搖滾。
林生祥二十年來的創作拍檔鍾永豐曾寫下散文〈歌手林生祥〉,裡面提到他當年勸說林生祥加入反水庫運動時說道:「現在我們需要你來為運動造一顆文化原子彈。」1999年的《我等就來唱山歌》和2001年的《菊花夜行軍》,就是這顆「文化原子彈」。當時是台灣少數抗議樂隊的交工,甚至憑《菊花夜行軍》,拿下了金曲獎最佳樂隊,將偏鄉美濃的抗爭,帶到台灣流行曲的聽眾群面前。
如果說校園民歌源於青年反抗西方文化霸權、尋找身份認同的衝動,那它的沒落則反映了後浪們更為基進也更多元的文化覺醒,以及在國民黨政府治下被壓抑的本土回返。林生祥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開始音樂創作
這個造原子彈的故事,要從90年代初講起。那時林生祥還是大學生,因為喜歡音樂,所以孜孜地吸收各類型音樂,包括西方搖滾樂、台灣正興盛的新台語歌。他就讀的淡江大學是台灣現代民歌運動中一個重要場景:著名的校園民歌運動催生者李雙澤正是畢業於此。1976年,李雙澤在淡江大學的西洋民謠演唱會中質問其他演唱者「唱洋歌有甚麼滋味」,然後據說砸碎了可樂瓶,在台上唱起閩南歌謠、《國父紀念歌》等,最後拋下一句:「我們應該唱自己的歌!」便拂袖而去。
這事在台灣藝文界引發熱烈討論,後來被稱為「淡江事件」或「可口可樂事件」。宏觀地看,此後席捲台灣各地大學校園的民歌運動,是70年代中華民國步向與美國斷交這個時代背景的產物。林生祥屬於聽著校園民歌成長的一代,到了他上大學的九十年代初,陳明章、黑名單、陳昇、朱約信、伍佰等名字正掀起一片叫做「新台語歌」的風暴。與林生祥同代的評論人張鐵志在《聲音與憤怒》的序言中寫道:「那些音樂,體現了一個被時代壓抑已久的深層吶喊。而我們的青春在那些吶喊中燃燒。」
如果說校園民歌源於青年反抗西方文化霸權、尋找身份認同的衝動,那它的沒落則反映了後浪們更為基進也更多元的文化覺醒,以及在國民黨政府治下被壓抑的本土回返。林生祥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開始音樂創作,他和同學組成「觀子音樂坑」,最初寫國語歌,多關於大學所在的淡水。1993年的暑假,林生祥回老家時,用母語客家話寫了一首歌,關於他媽媽的生活:「速度很快,一下就寫完了。」他這樣回憶。「那時就驚覺到,原來用自己的母語來思考、寫歌,可以這麼流暢。用國語的話,我要一直想一直想,但母語不用轉換,『啪』一聲直接就出來了。母語創作對我來說最自然,唱歌也是最自然。」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歌,這一年、在故鄉美濃,林生祥開始觸摸到「自己的歌」的形狀。
也是在1993年,美濃的鄉民組織了台灣歷史上第一次反水庫遊行,隊伍在高雄縣政府前大喊口號,要求縣長簽名反對興建美濃水庫。林生祥同情反水庫運動,就和同學辦了一場售票的音樂發表會,把收入全部捐給反水庫運動,因而認識運動主將之一鍾永豐,但他形容自己這時在運動中參與不深,只是有時回美濃會找這些鄉親亂聊而已。
大學畢業後,林生祥雖然意識到自己不適合城市,但還沒有回鄉的打算,而是住在淡水一個叫瓦窯坑的地方,一個「很偏僻的山谷,再進去就沒有路了」。在淡水的時期,他和觀子音樂坑的成員繼續創作混合福佬話、北京話、客家話的歌曲,又舉辦客家莊巡迴演唱會,在1997和1998年發表專輯《過莊尋聊》和《遊蕩美麗島》,產量算是不俗。「但那時寫完《遊盪美麗島》,就進入創作的低潮。住在淡水也不知道寫甚麼,對這個社會沒甚麼想像力、沒有甚麼觀察,覺得自己不認識這個社會。」林生祥憶述。
同年,行政院長蕭萬長宣布美濃水庫將在一年內動工,反水庫運動形勢急轉直下,鍾永豐三番四次來到淡水找林生祥,希望說服他回鄉做運動音樂。林生祥對此記憶猶新,感嘆道:「永豐搞運動真的很有天份。其他人多數都是灰頭土臉的,只有他會說,『美濃的運動正精彩,很好玩,要不要回來玩?』」就這樣,林生祥決定回美濃,鍾永豐也真的帶著他到處「玩」。「那時好像當永豐的助理、跟班一樣,跟著他到處跑,跟人聊天。那段日子很有趣,見到各式各樣的人,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市井小民,各種人的臉孔、談話方式都不同」。
從他回鄉到現在,十八年過去了,林生祥也繞了一圈,造出《圍庄》,這張自交工時代之後最緊密結合議題的專輯。
由鍾永豐作詞、再丟給林生祥譜曲的創作模式也在此時確立了。他們多年來遇到的生動小人物,轉化成生祥歌裡的阿成、阿芬、阿欽、秀貞、仙人,也化為他們創作中源源不絕的養份。兩個人的合作從交工樂隊到生祥樂隊,從《我等就來唱山歌》到《圍庄》,即將踏入第二十年。「我們兩個加起來才是比較完整的 singer-songwriter。」
原本困於淡水偏遠山谷的林生祥,回鄉後又找到走下去的方法。餘者皆是後話了。
從他回鄉到現在,十八年過去了,林生祥也繞了一圈,造出《圍庄》,這張自交工時代之後最緊密結合議題的專輯。這些年來,交工樂隊常被引用為文化介入社會運動的經典案例,如今林生祥又怎樣看音樂在運動中的位置?據他觀察,台灣社會運動近年有專業化的傾向,在組織上分工更細,能對議題做到更紮實的研究。音樂人對議題的認識,多數遠遠不如運動組織者專業。「音樂人在運動現場比較像是一個觸媒的角色。在現場如果大家都是喊口號、講知識面的東西,其實很無聊,所以如果有支持這些運動的歌手出現,對於現場的氣氛、節奏會比較好。」
訪問結束時,我們跟林生祥說起〈我等就來唱山歌〉。這首歌描述美濃鄉民在第一次反水庫遊行中的一個片段。當時遊行隊伍分乘巴士從高雄北上,前往台北的立法院請願,進入台北後,帶隊的鍾秀梅(鍾永豐妹妹)發現鄉親們正對著台北的高樓發愣,於是立即拿起擴音器用客語大喊:「鄉親,大馬路走端正,鎮暴警察這麼多,不用怕!就當作自家的子弟。立法院這麼尷尬,沒關係,就當作自家的三合院。來!我們就來唱山歌,好不好?」
這一喊,鼓動了鄉民的士氣。當天,兩百多名美濃鄉民頭綁白布條,手執油紙傘,在立法院前高聲吶喊「反水庫,救美濃!」兩星期後,立法院通過凍結美濃水庫預算一年。
林生祥說:「我們做這個事情,最原始的原因就是從這個故事來的。」
近年台灣南部反空氣污染的抗議愈演愈烈,官員們一邊道歉,一邊加緊擴張區內石化工業,令當地居民憤怒不已。《圍庄》站在受呼吸道問題困擾的居民那邊,林生祥為無數的無聲者喊出「石化廠的煙囪管/點著香 點著香/它們拜天 眾神耳聾/它們拜地 農作反種/它們拜人 身體叛變/它們拜水 魚產失蹤」。音樂的槍管對準石化工業,在這條戰線上,但願《圍庄》一如十八年前的山歌,成為催生奇蹟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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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夜生火,鋒芒無分先後,
發掘創作新視角。
我短暫獲取麻木,我短暫
不煩惱意義,但想你。
散步
我把海浪收在秋天
在秋天裸露的骨架上
海浪冰冷地刮搔著
發出我的聲音,從身體
出發,豹的斑紋和陰影,我的
瞳仁落下在果核落下之處
我的皮膚和夜一起深了
──你還不睡嗎,你在為窗外
為那片荒野喚醒什麼,為那些騷動
起什麼名字?
步伐還要前進,路那麼長
伐倒前一刻的自己,路那麼長
所有意義還要埋沒
我從牆邊,拭起灰塵
我從牆邊、灰塵從身上再剝落,剝落
將豹的血管切開
吃牠的身體吃牠的骨;
吐出神經纖維和眼球
我短暫獲取麻木,我短暫
不煩惱意義,但想你。
十二月
我不會將明信片在現場寄出。
什麼是現場。什麼是明信片。
現場就一直在那而這是我想說的包含信件中
任何文字都是消極的抵抗
一旦翻明,就積極了起來:
一個非週末的假日。
混凝土疊在窗外
不知要疊到哪去
天空坐在我們身上
倒也非常乾脆
你記得雪嗎
污髒的雪
我們在雪夜下走了一陣
我也在這走了一陣
總之就是走,不是別的。
有沒有想過上半身其實是多餘的?
身子稍微向前傾。抬頭。抬很深的那種,後頸肉
曲疊在一起會誘人想要挪用意象的那種──
有沒有看到連接腿股的細長軀幹伸入雲漠?
前傾的身子是一段垂露的盲腸。
這時候就很好懂了,關於矛盾:
一個非週末的假日。
我將水煮沸,水氣上升又不復見但就一直在那
做點事情
和你無關的
和我無關的
我又在這走了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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