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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中的詩人———讀覃權《遠去》
洪慧
覃權（1944~1978)著有《遠去》一書，收錄了他寫於1967～1972的詩作。其詩與60年代尾到70年代初的香港重要詩人大相逕庭，他絕少處理政治抗爭或者是批判社會的題材。篇幅短小精悍，有時甚至是一句起兩句止。覃權的詩作多以比喻推進結構。覃權猝然撒手人寰，論者如關夢南就於〈覃權：坐上浮雲早逝的詩人〉一文中，拈出〈遠去〉一詩，謂其「無疑令人聯想到作者生前的預言」。
〈遠去〉
在孤寂而迷濛的群峰
之間之外
幽幽地飄浮著
沉默的雲
我坐上一朵
徐徐路去1968年7月6日
這樣說無疑是失之穿鑿。人皆有一死，以「遠去」的比喻而謂之預言，這對於闡明詩作的好處並無意義。但關夢南的文章也是有正確觀察的。譬如他指出這首詩的主題是「隱逸」，這就能點出覃權詩中的出世傾向。關於覃權的出世傾向，其實未嘗試不可從其身世參考。
覃權過身後，其兄代為出版遺稿《覃權詩集》。其兄長署名雨紗。適然著有〈記覃〉一文，指出覃權的哥哥名叫覃威。由此可知，雨紗即覃威。坊間有書名為《覃振傳》。此書甚為專門，無由得見。筆者只能參考網上零星落索的資料，拋磚引玉。覃振（1885 ～ 1947），湖南桃源人。覃振是華興會、中國同盟會、共進會等革命組織成員，官至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立法院副院長、司法院副院長等職務。覃振第三任妻子為全汝真。1937年覃振隨國民政府遷到重慶。1946年，覃振因國共內戰辭官，避居上海，1947年病逝。覃振與妻全汝真，育有二子一女，兄弟二人為覃威、覃權，女兒為覃琳。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參看雨紗，即覃威在《覃權詩集》所寫的跋。
「權弟曾給自己寫過一份履歷：覃權，湖南桃源人。四四年生於重慶，在上海長大。六一年來香港。」
「權弟，號捷初，乳名小毛弟。四四年六月廿七日生於重慶。勝利後遷家上海。四七年喪父。」
綜上可見，覃權籍貫與覃振籍貫吻合，同為湖南桃源人。覃權生於重慶，後遷居上海，與覃振由南京至重慶再至上海吻合。覃振卒於1947年，與覃權的父親於1947年過身吻合。覃振育有二子，分別為覃威、覃權，這亦與詩人的家庭背景吻合。故此推斷，覃權父親為覃振。
如此一來，就能為覃權鮮少處理政治題材有另一層的解釋。隱逸除了是覃權個性使然，亦是因其出身於國民政府要員的家庭。既是從中共治下的政權避居香港，自然也就行事低調。秦楚在〈悼覃權〉謂：「我覺得他乃是從魏晉竹林中錯誤地溜躂了出來而迷了路的」。這樣看來他確實是從竹林中迷路而來的。魏晉名士許多皆是出身自當朝大員，家世顯赫。東漢由清議而至玄談，又有因為司馬氏政權敗德無行，士大夫為免失言招禍，才轉入玄談之學。覃權一家避禍來港，家世敏感複雜，其詩鮮談政治而又不時描繪景物剪影，謂其人似竹林而來，秦楚之說可謂絕妙。
覃權的詩，〈孤獨〉、〈球場〉、〈臉〉、〈天穿著喪服〉、〈他默默地坐在〉都是頗為出色的詩作。我們且從〈他默默地坐在〉開始。
〈他默默地坐在〉
他默默地坐在
自鄰桌那婦人之咀中
衝出的
一列特別快車上
「喂，想些什麼呀？」
他彷彿聽見朋友這樣問
而悴然刺痛起來
想些什麼
他什麼也沒想
且已忘了是名乘客
1968年3月2日
首段已是一個巧喻。「特別快車」就是婦人不斷說話的聲音，語速飛快不斷，猶如機器，故謂之「特別快車」。「衝出」二字，盡得神髓。覃權說「他」坐在這列特別快車的意思，就是他身不由己，只能被逼聆聽這位鄰桌婦人的說話，正如坐上列車的乘客，生死也就半點不由自己。第二段借朋友一言「喂，想些什麼呀？」，描繪出「他」出神的模樣。列車是虛構的，這個朋友也是虛構的，只是「彷彿聽見」他提問。「他什麼也沒想／且已忘了是名乘客」，什麼也沒有想，只是託辭。1968年的覃權，正值少年。而《遠去》書中，又不時出現「女孩」、「少女」、「她」，更兼第二段所言「悴然刺痛起來」，其實就是他突然想起了愛情的傷痛，就這樣沉浸在回憶裡面。用情之深，彷彿自己和這個世界再無關連。他不單忘記了自己，連聒噪的婦女之言也通通忘了。這首詩以層層虛構和比喻，寫一次突襲而來的情傷，在結構上極具匠心，是《遠去》一書中的佳作。
〈天穿著喪服〉、〈球場〉很能展現覃權的陰鬱之情。〈天穿著喪服〉：「荒地上那孤零的長椅／猶之一個屍體／無人埋葬」。覃權似乎對球場、公園等地情有獨鍾。〈球場〉：「移走了籃架的球場／憂悒地對天赤裸著／以示清白的自己／然而死刑早已判決」死亡的陰影不時纏擾著覃權。世間事物，悉皆蒙上陰鬱之情，當其反映於覃權身上，便是〈臉〉。
〈臉〉
他木然呆立於
陳列汽車的櫥窗前
對著裏面的格子鏡
凝視
一張被割裂的
出自地獄的臉
這叫他痛恨的
臉
像汽車一樣
準備出售
一塊
一塊地
出售
1967年12月10日
〈臉〉有自畫之意。覃權所選取的並不是家中房間的鏡子，而是「汽車的櫥窗」。站在商店的櫥窗前，一般都是因為被店內的商品吸引，偏偏卻又未有足夠的財力，故此駐足不前。覃權在此，則未必如此。他是被「格子鏡」所「割裂」的自己的臉所吸引。所謂「割裂的」、「出自地獄的臉」，其實就是他當時孤絕痛苦心情的體現。他發現自己就和店鋪裡的汽車一樣，被人待價而沽，不得自由。這種心情可以是批評現代社會的人際關係，可以是批評現代社會的僱傭關係，甚至可以是批評情人之間的關係，純就這首詩而言是無法判斷覃權這首詩屬於哪種感情的。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清楚地感到自己就像一項商品，被人利用。於是他就透過自己一格一格的臉來比喻一塊一塊的汽車，抒發自己被背叛的心情。詩歌最後三句，展示出覃權對詩歌節奏的掌握。「一塊／一塊地／出售」，正好配合一塊一塊那種逐少逐少的意思。節奏舒緩，更可顯示這次背叛是一種長時間侵蝕、纏擾覃權的過程。事實上，〈臉〉這首詩在香港詩歌史上並不孤單，稍遲一點的香港詩人張景熊，同樣著有〈臉〉，寫於1970年6月7日。覃權與淮遠、癌石等份屬好友。而淮遠、癌石等人又與張景熊為好友。張的〈臉〉則是借履歷表的相片來作出自嘲，「他想，也許只有用獸／才可以比喻／他自家的孤寂」。這與覃權「地獄的臉」亦是不無相通。讀者諸君有意亦可留意。
何阿嵐曾訪問詩人癌石，該文尚未發表。訪問過程中，癌石便謂覃權是「詩人中的詩人」。覃權詩作，很少就特定議題而寫，很多時都是踏踏實實地發展出巧喻。可以說，每一首詩都是完全可解，絕少有歧義繁多，無可追索之句。覃權的詩，是一種要求讀者感受而非理解、分析的作品。其詩不假外求，純然處理情感或者是瞬間印象所得的靈感，「詩人中的詩人」可作如是觀。至於其風流倜儻，甚至竟然在街上跟蹤毫不相識的女孩，繼而成為情侶，又投入電影拍攝，更成為男主角，凡此種種，則要待其知情老友來說了。我在這裡也就不越俎代庖。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透光
我們談的那場失敗
浪曉文
那一年世界酷熱得像個地獄。
一身黑色長裙的我，無聲無息地坐在博物館地庫二樓的展覽廳。裡面是一格格的展位，由純白色的假牆分隔開，換來半隱蔽式的空間安放每個藝術家的心臟。
「這是場戰爭，但勝利是不可能」，迴盪在我腦海的歌詞沒完沒了，為差不多一整年都沒有任何藝術活動的城市，重新開始。如果真的可以。
那時我做兼職的畫廊佔據了離正門最遠的角落，由於疫情蔓延過後經濟仍舊低迷，來看展的人也就當然寥寥可數。幾台中央冷氣順勢變本加厲地把場館吹得更冷清，也吹得我頭昏腦脹。我獨個坐在緊急出口的旁邊，被著一塊在莫斯科時買的頸巾，偶然與看畫的人聊天。
一位戴上藏青藍色鴨嘴帽的男人，停在一幅作品面前久久未有動靜，我從後注視著他高佻的背影，準備靠近一點向他介紹。
他發現我時，我在外科口罩內擠出一個笑容，但他沒有看見。
「藝術家十分年輕，三年前從藝術系畢業，創作主題都是在探索怎樣與人道別。譬如這一次，由她祖父因為癌症離開的那個清晨，她就一直把自己困在睡房，直至後來要買一套全白的衣服出席喪禮。『必須要全白出席。』她的姨姨這樣提醒她，於是她便連夜創作出一個全白色的系列，以五種不同的素材來傳達她對祖父的不捨，以及這種對她和她的文化而言象徵了永別的顏色。」
戴帽的男人繼續一言不發。
「你在看的這一幅是用紙巾組成的，藝術家親手把每一張捲成煙頭的形狀，然後貼在畫布上，從正面近距離觀賞是密密麻麻的白玫瑰，像放在喪禮中的花牌。後退些再看，又是一種有與別不同的質感的白色。」
他微微點頭，繼續目不轉睛地看畫。
「紙巾對藝術家來說是極之親密的素材，因為小時候她經常流鼻血，祖父總會為她在牀頭放好一卷紙巾，又會跟她說擦鼻子時不要太用力。」
「所以她的牀頭一直都放著一卷紙巾。」
他突如其來的一句自言自語，讓我有點不懂反應。他說的，甚至乎不在我的講稿裡。
「藝術家說過，若果能把作品送上天堂，這些都將會是她帶給租父的禮物。」我只能隨便找些記得的資料來延長對話。
那時他轉過頭來，帽子下和口罩上的一雙淺啡色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看著我，沉默了幾秒，然後說：「我像是看到她用紙巾邊捲邊擦眼淚的樣子。」
接著到我詞窮，於是支吾以對：「嗯。」
「其實我一點都不懂藝術」，他很認真地說：「不過希望這五幅全部都能讓我買下。」
我差點以為自己有幻聽，不禁重複他的話：「五幅全部？」
「是的，要即場付費嗎？」
「喔，可以的，啊⋯⋯你稍等。」因為入行之來從未試過接觸過真的會買畫的客人，我如夢初醒般回答，然後手忙腳亂地去找來一部信用卡付款機，再跟據依稀記得的步驟來填寫訂單記錄。
「請問甚麼時候可以取貨？」他在訂單上留下他的地址和電話後問。
「按照規定，待藝術展結束，我們便會馬上安排送貨。」
「麻煩你了。」他有禮地向我道謝，之後「嘟」的一聲，成功過數，他便轉身離開。我把消息告知畫廊的老闆，她在通話裡表現得欣喜若狂。而我卻依舊半信半疑地想著，為甚麼說不懂藝術的人會有興趣一次買下五件作品。
展覽結束後，我把整個系列一併寄出，老闆亦心花怒放地把我轉做了全職員工。確認作品安全送達目的地後，事情看似告一段落。雖然我打從心底裡感到一切非比尋常，幾乎忍不住想要經過他的住所探個究竟，但最後還是抑壓得住好奇，久而久之將其淡忘。
幾年後的冬天，這個地方又多了幾場災劫。同一個藝術家將要再次舉辦個展，於是我把戴帽子男人的記錄找出來，想要趁機打電話邀請他出席開幕夜，可是打了三天都「未能接通」。
「這次藝術家跟誰告別了？」準備掛畫的時候，我一邊在幫忙開箱，一邊漫不經心地問策展人。
「一個她已經斷絕來往多年的人。」
「那為甚麼她還要大費周章？」
「關係不會因為分開而消失啊。」
「但那個人最近有事嗎？」
「嗯，聽說他家裡失火，被燒死了。」
我突然說不出話，一片黑煙把我蓋過，心想：「他必定是對藝術家很重要的人吧？」
我們把木箱裡的畫逐幅拿出來，小心翼翼地拆下包裝紙。映入眼簾的竟然是一對對淺啡色的眼睛，和那頂模模糊糊藏青藍色的鴨嘴帽。
「所以她的牀頭一直都放著一卷紙巾」我彷彿聽到他仍在竊竊私語，我不自覺地附和：「承托著她的眼淚，為她止血。」
我咬緊嘴唇，恍然大悟地望向畫廊的玻璃廚窗，上面貼著展覽的名字—「我們的失敗」。我難以置信地後退，雙手抓緊頭皮，甚至開始腦袋缺氧。
「妳怎麼了？」策展人驚慌失措地問。
我的喉嚨在發燙，像有甚麼卡住我所有的聲音，我緊緊捉住自己的脖子，急步走出了畫廊。我在無人的街角靠牆蹲下來深呼吸，大受打擊。冬天依然熱浪驚人，我的襯衫沾上我的汗珠，跟上了我的起伏。怎麼他把她的作品帶上天堂，怎麼她又把他的作品帶進地獄，而怎麼最後就只有我看得見。
不久策展人追出來找我，問我身體哪裡不舒服。那時兩位搬運工正抬起一幅男人的肖像，把它掛在迎向大街的假牆上，他的眼睛在淡色系中炯炯有神，與玻璃窗反射出閃爍的霓虹燈，一樣歷盡滄桑。我只好勉強擠出一個傻笑：「他戴帽子真的很好看⋯⋯」
而我們都得獨自度過彼此的生離死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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