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們成長的漫漫長路上,總會留下一些零碎記憶,要待後來閃現發作,成為生命中一道難以跨越的創傷,或者傷患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其意義才能被領悟。吳其謙、曾詠聰的散文集《後青春期憂鬱》及《浮間舟渡》在去年內先後推出,二人既是大學同窗,畢業後又同樣身兼教師和作家,在書寫成長的各種鬱結時,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取態。去年十月,他們在一場新書活動中以「擺渡兩種憂鬱」為題展開對談,雙方「老best」式的互相調侃不時引來哄堂大笑,為這看似沉重的話題增添了幾分輕鬆與溫度。
是次對談由兩位作者的大學師兄、同為香港作家的李日康擔任主持。活動伊始,李日康憶述大學時期和他們共同籌辦「煩惱詩社」的往事:那時詩社中人趁著閒暇時間聚首一堂,創辦詩刊、輪流主持詩會,以「糊名」的形式寫詩、互評……這些群體生活的細節不約而同地見載於二人的新作中。如今回想,曾詠聰直言掛念往昔與詩友共度的時光;然而風風火火過後,群體生活不免逐漸過渡到個體發展,就正如吳其謙在書中所述,詩社成員的聚會從一年幾次的詩會,變成幾年一次的婚禮或百日宴。對此曾詠聰認為寫作就是如此孤獨,也是必須學會接受的。
興辦詩會以外,吳其謙補充道,成長時期的孤獨其實源於人的「自我」開始膨脹,意識到自己在群體間與別不同;而所謂個人與群體的張力則在於,當察覺自己與他人的差異時,究竟是選擇堅持自我,還是融入群體。他觀察到一些學生進入青春期後也是因為這個緣故開始孤僻、離群。那麼他自己又是如何選擇呢?吳其謙笑言自己往往在堅持和融入之間「彈性處理」——這答案看似「滑頭」,但也揭示出,真實身處在這股張力之中,應對的方法不可能是「一刀切」的。

李日康在談及〈隱喻〉這篇散文時指出,吳其謙的文字總帶著一段「凝望的距離」。吳其謙回應道,有時在教學時,會從正經歷悲傷的學生身上看見自己過去的模樣。他認為有些悲傷必須經過時間的洗禮才可真正排解,正如他自己亦是這樣成長過來,故此他寧可成為他們悲傷的「旁觀者」,而不作「心靈雞湯」式的強行開導。〈隱喻〉一文想表達的也正正是盡量為「真相」預留一些空間,就像「隱喻」這一修辭,不把真相說穿,而是用其他符號遮蓋著。或許這種「不說穿」的距離,對那一刻正在經歷憂鬱的人而言,便是剛剛好的距離。
相對於這種「各自安好」的模式,曾詠聰則提出另一條路徑:與其保持距離,不如向年輕人展露自己真實的軟弱,好讓他們知道成年人所需要面對的難處。這並非老生常談的說教,而是帶有承先啟後意味的「身教」,由是令學生知道,他們在課堂上睡覺或在網課時關掉視像他也會不開心,在上班時要戴起冷漠面具他也是被迫的——他也是「人」。對於這種截然不同的取態,吳其謙隨即拋出同學失戀向其求助的情境,詰問他在這一情況下如何可能展露自己的軟弱,二人就實際操作的方法針鋒相對一番,引來觀眾一片笑聲。

在對談的後半,話題轉到吳其謙在書中寫到的一件往事:童年時母親將自己珍愛的Game Boy(掌上遊戲機)轉贈給堂弟,多年後他在叔叔的家發現那遊戲機已經殘缺生鏽,成為一件雜物。他直言在割愛的那一刻根本無法預估失去的影響會有多深遠,直至擁有更多人生經歷後,才意識到那台遊戲機對自己的意義。長大後再回想,也只能歸咎於宿命——我們注定對生命中的某些傷害後知後覺,且根本無法在發生的當下阻止。
同樣令人難以完全釋懷的,還有城市發展的猝不及防。曾詠聰在其著作中敘述年幼時在荃灣一帶生活,自己隨年月的流逝長大成人,荃灣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急速發展,變成了「天橋之城」。他憶起以往與玩伴在社區會堂流連打鬧的日子,如今大家的生活軌跡不再重疊,便也不願再分享各自的喜怒哀樂,取而代之的是每年固定節日的固定祝福;至於城市本身,即使「荃灣」的名字依舊,但裡面的人、風貌、歷史、背景都已經改變,他當下所能眷戀的只是某段時空,而非空間本身。他認為這也是成長中必須接受的,但掛念卻也無可避免。
末尾兩位講者都認為成長的憂鬱是無法擺渡的。然而,一方面,正如曾詠聰在尾聲引述,吳其謙曾經告訴他有一段時間他因為生活得快樂,以致無法寫作,可見排解憂鬱的需要偏偏就是創作者一個很強大的「能力來源」;另一方面,在這場因著創作而來的對談中,兩位作者既自我釐清又互相嘲弄,現場的一片歡聲笑語,便正好顯示出,寫作之於他們的人生有著一種奇妙的解咒功效。
「擺渡兩種憂鬱——吳其謙、曾詠聰新書對談」
講者:吳其謙、曾詠聰
主持:李日康
日期:2025年10月19日(日)
時間:上午十一時半至中午一時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活動廳the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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