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飲江曾是修理汽車和機械的技工;小説家董啟章是大學講師;作家呂永佳是中學教師。在香港文學中有這麼一個現象——作家在投身創作的同時或曾經從事其他職業。縱使他們多重身份的背後有各種原因,我認為一位作家的職業會影響其創作。而陳汗亦不例外,擔任電影導演的他亦著有詩集和小說,是香港電影業的一分子兼作家。本文旨在從陳汗詩作〈良心遺照〉中的香港電影感、寫作特色,以及時代命題的呈現三方面論證他從導演蛻變成詩人。
陳汗,原名為陳錦昌,生於1958年。本科中文系畢業,再赴英深造電影。1988年展開其電影生涯,與午馬導演合編《畫中仙》劇本,隨後編撰的劇本都獲獎無數,如《飛越黃昏》、《劊子手張霸》等,成為他的代表作品。[1] 投身電影界多年的他,還擔任過導演、監製等電影相關職務。與此同時陳汗亦對文學創作感興趣,寫過散文、小說和新詩,而其中新詩集《佛釘十架》和小說《滴水觀音》榮獲過香港文學雙年獎首獎。[2] 莫言曾評論其作品是「充滿了叛逆情懷和放蕩不羈的奇思異想的憤世嫉俗的懺悔錄,用多變的視覺……作品中充溢著罪感與痛感,給人複雜的美感」[3]。 陳汗無論在電影,還是寫作上都有出色的表現,並獲得兩個界別的認同。而本文會從他的新詩分析其詩作的電影色彩,以及詩的寫作特色。
陳汗的〈良心遺照〉在2003年刊登於《詩網絡》。[4] 這首詩的創作起源是1993年,南非記者凱文・卡特前往正在爆發內戰的蘇丹採訪。有一日卡特在救濟站一公里外發現地上一位飢餓虛弱的小女孩和等待捕食屍體的禿鷹。當時他為拍下這畫面,靜待二十分鐘,在不驚動禿鷹的情況下,選好拍攝角度。拍攝完畢後卡特並沒有把小女孩送到救濟站,只把禿鷹趕走便離開。事後拍攝的這張照片名為《飢餓的蘇丹》並刊登於《紐約時報》,更於1994年榮獲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這張照片引起了大眾很大迴響,掀起對卡特嚴厲的道德批判,有批評他見死不救,也有讚賞他專業的攝影技術。在獲獎後幾個月,卡特選擇結束生命,並留下一張紙條說:「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5] 卡特的生命就因良心的譴責而結束,而陳汗為這件舉世震撼的事寫下了〈良心遺照〉。
〈良心遺照〉雖不是陳汗創作生涯中的代表或成名作,但這首詩是最能反映出詩人如何既融合了自己過去職業的專業知識,又能建立個人寫作風格,創造出其獨有的詩特色。詩中記述了記者拍攝悲慘畫面的那一刻,呈現了禿鷹的飢餓、小女孩的掙扎,以及記者的專業。以下將從詩的香港電影感、寫作技巧以及時代命題的呈現三方面論述,見證陳汗由電影導演到詩人的轉變。
一、陳汗詩中的「香港電影感」
陳汗於一次訪談中曾說:「我追尋做一個『詩人導演』。」[6] 顯然而知,他皆享受寫詩和執導的工作,而這種心態促使他在創作的時候不斷交替這兩個身份,導致讀者在他的詩作中能讀出充滿香港電影感,而詩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場面調度的形式特徵和內心獨白的電影手法。
〈良心遺照〉運用了場面調度的電影形式特徵。這概念源自法語Mise en scène,原指舞台劇中安排演員出場、退場和對白時的考慮。[7] 後來亦指劇場上在固定的舞台限制下一切的視覺元素安排。轉移到電影方面來說,就是導演為攝影機安排的場景以及場景中的一切元素。[8] 新詩與鏡頭面對著同樣的問題,那就是空間的限制。作者需要在有限的字與行數呈現豐富的畫面,導演亦要考慮在有限的鏡頭空間呈現重要的畫面。〈良心遺照〉中幾行詩句寫到鷹在空中盤旋、小女孩在荒涼中行走和記者在黑暗處捕捉畫面。這三個角色在互不干涉的情況下共存在同一個空間,讓讀者想像豐富的情節。先讀到禿鷹鳥瞰且嗅到大地上鮮嫩的屍體,讓人想像到牠虎視眈眈獵物的畫面,繼而產生一種危機感。接著同一畫面下又見小女孩向家人哀嚎,為無力站起來而掙扎,讓讀者聯想到小女孩因戰爭傷害而令人心酸的畫面。另外,詩又記載攝影者做好拍攝姿勢並找好最佳視覺,調校鏡頭等動作。三個角色在有限呈現空間,提供無限的想像空間,並對比三者不同的心態。陳汗充分發揮了作為導演的角色,將詩呈現得好像鏡頭前的一幕,僅用幾句詩刻畫角色的動作和視覺細節。而這種講求細節的電影手法常見於香港的電影,以港產片《年少日記》為例,其中一幕戲中弟弟鄭有傑在家中被父親家暴的時候,畫面的另一面顯示著受父母寵愛的哥哥鄭有俊旁若無人地做功課。[9] 這是導演刻意將兩個角色安置在同一畫面,呈現兩兄弟在家中地位的懸殊的情境,跟〈良心遺照〉一樣形成強烈且深刻的對比。
另一方面,陳汗在詩中運用了港產片常見的人物獨白情節,即角色的內心想法或感受由自己親口說出。〈良心遺照〉中:
歷史,我吃光了罪證,我給趕走還擾擾的要回來
因為啊大自然循環,生物鏈的我,女孩和
攝影師,你的黑皮膚啄痛了我的神經啊[10]
這是鷹的內心獨白,剖白牠嘗試將捕獵食物無可奈何的行為合理化,一方面帶出鷹要殘忍地吃下小女孩這個行為合乎大自然規律,另一方面「啄痛了我的神經」展現了鷹對自己殘忍的舉動也受到良心責備,如同神經被啄痛一樣。而王家衛的電影,例如《阿飛正傳》中「一分鐘朋友」那一幕如是。張國榮用一分鐘的概念來向女方調情,成功令戲中的張曼玉迷上男主角「阿飛」。這一幕張曼玉說:「他有沒有因為我而記著那一分鐘我不知道,但我一直都記著這個人。」[11] 這角色的內心獨白顯示出女方的即時情感,表示已深深迷上男方。因此,陳汗在寫詩的時候,亦有意無意地使用了香港電影中常見的手法,令他的詩充滿電影感,無疑是受其職業所影響。
二、陳汗詩的寫作特色
擁有專業的電影資歷和扎實的中文系本科根基,陳汗得以在寫作上建立個人風格特色。以下將從一語雙關、標點和攝影專用詞的運用三方面分析〈良心遺照〉。
首先,陳汗的詩運用了一語雙關的寫作手法。詩中連環出現了四次「飢餓」,當中分別提到鷹、小女孩、讀者以及相機的「飢餓」。陳汗很巧妙地運用這詞,一方面表示人和動物生理上的基本反應,小女孩因戰爭下糧食短缺而飢餓;禿鷹因飢餓而覓食。一方面又表示人內在好奇心的飢餓,「相機的飢餓」指記者渴望拍攝出能引起注意的畫面,而讀者除了對卡特拍的照片感興趣,同樣會對卡特的輿論譁然感好奇。可見「飢餓」一語雙關的運用,擴展了詩的思考空間,讓讀者聯想到掀起這件悲劇的不只是無可避免的生理需要,更多的是人的好奇心所致。
其次,陳汗在詩中亦常見善用標點符號,尤其是省略號。這標點在〈良心遺照〉中一共出現了七次,而每次都意味著詩人渴望放慢讀詩的節奏,是期望讀者投放更多思考的位置。例如詩的最後一句寫到「我是第二隻……」[12] ,詩的尾聲視覺變得模糊,詩人不但沒有解釋「我」指的是誰,也沒有為詩的結尾留下圓滿的結束,只用省略號來模糊地用攝影師的口吻承認自己就是這件事中第二隻禿鷹,是傷害小女孩的其中一員。雖然無法肯定這種解讀方向是否完全正確,但正正達到詩人給予讀者解讀和思考空間的用途,大大增加了詩的趣味與深度。
再者,〈良心遺照〉中常能找到攝影的專用詞,展露了詩人從事電影行業的專業知識,亦成為陳汗詩作的寫作特色。詩中的視覺轉換都基於鏡頭的移動,先提到通過「鏡片的折射」把禿鷹、小女孩和攝影師「對焦」,接著專注在攝影師拍攝的過程,提到他「把光圈收暗」,準備按「快門」鍵,「把握⅛秒的機會」捕捉大眾感興趣或能引起熱話的畫面等。[13] 這些專業字眼除了切合到記者拍攝工作最常接觸的術語,亦反映對這些專業用語的熟悉,而這些用語必須是作者自身經驗所得才能融匯在作品之中。
從上述的一語雙關、標點和攝影專用詞三方面的寫作特色來說,陳汗在導演蛻變成作家的過程,建立了創作的個人風格,有些是他自身的寫作習慣,如用詞及標點,但亦有些是受其職業經驗影響,如使用攝影專用詞,令作品不經意地滲透著他的專業知識。
三、陳汗詩中的時代命題
〈良心遺照〉是一首圍繞「良心」命題的詩,陳汗沒有表明對卡特的良心審判,反而以「我」投射攝影師的角度,將批判權交給讀者。陳汗帶出的反思不帶有尖銳和諷刺,2003年他跟飲江對談時,他提到加入電影圈後經歷過諸多的不如意和失敗,但受訪時的他心態已變得寬容、不執意。[14] 這種態度無形展現在他的詩作之中。詩的最後一句,可解讀成攝影師認為自己就是第二隻禿鷹,冷血且無情地只顧著捕捉獵物,坐視不理小女孩的慘況。然而,若站在動物的角度思考,牠只不過在應付自己的需求:鷹要果腹;記者要完成工作的任務。在道德高地上看,兩者固然可獲得冷血的罪名,但若批判之前投放更多寬容,就會理解渺小的攝影師其實不能改變小女孩死去的命運。劉偉成曾說:「陳錦昌祈求的黑暗,常聯繫著死亡的場景,詩常存其四周的外在絕境,這反而是供養傷的烏托邦。」[15] 在世俗的批評懲罰了卡特之後,陳汗又透過詩來為卡特平反,小女孩的命運,以及蘇丹的戰爭絕非可以單憑卡特改變,照片的流出反而讓殘酷的現況在觀眾眼前表露無遺,批判者埋沒良心地狠狠指摘記者,卻從沒想到無辜女孩的死源自於戰爭。
陳汗除了引發要對卡特的良心作出判斷,亦反思那些提出批判的人所形成的責斥現象。這件真人真事再經過陳汗用詩的方式呈現在大眾眼前,令事件推向更有深度的層次,聯繫到時代的反思。從詩的背景來說,〈良心遺照〉刊登於沙士疫情時期的香港。社會上充斥著沒有絕對答案的良心批判,小則批判人的行為問題,大則批評政府處理疫情的成效,充滿指摘與批評。有趣的是,縱使這些話題總有過氣的一日,但這個現象和命題至今仍能讓人產生共鳴。甚至來到二十一世紀,香港人再一次經歷肺炎——新冠病毒時,仍有同樣地紛紛熱論申報確診個案、醫院處理屍體等良心問題。在歷史不斷重演和循環下,陳汗似乎意會到「良心」是每個時代都必然討論的命題,成為他帶出這首詩的意義。
總的來說,〈良心遺照〉印證了陳汗的電影工作經驗影響到其文學創作,又呈現了他電影以外個人的寫作特色。陳汗是一位對時代命題觸覺敏銳的詩人,他試圖引發讀者思考的良心判斷,更帶出責斥的現象是不斷地隨著時代流逝而循環出現。或許,我們都不難認識陳汗這位導演,但願更多讀者記得這麼一位既製作電影又能寫詩的香港詩人。
專著
王良和:《打開詩窗——香港詩人對談》。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李思逸:《文學與電影十講》。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
陳汗:《滴水觀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3年。
(法)雅克・奧蒙(Aumont, J.),(法)瑪利(Marie, M.)著;崔君衍,胡玉龍譯:《電影理論與批判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期刊
艾歌:〈在地獄的底層仰望上帝——陳汗、飲江對談〉,《文學世紀》,2003年第32期,頁63-66。
陳錦昌:〈良心遺照〉,《詩網絡》,2003年第7期,頁5-6。
劉偉成:〈久厭漂泊羈旅復整裝——論陳錦昌早期和近期詩風的遞變〉,《文學世紀》,2003年第32期,頁67-77。
專訪
劉長欣:〈香港詩人陳汗:我追尋做一個「詩人導演」〉,南方日報網站: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3/0707/c25408-22105407.html 。
電影
編劇、導演:王家衛;監製:鄧光榮:《阿飛正傳》。香港:寰亞電影發行有限公司,2005年。
編劇、導演:卓亦謙;監製:爾冬陞:《年少日記》。圓桌會議室有限公司,2023年。
註:
[1]王良和:《打開詩窗——香港詩人對談》。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頁275。
[2] 同上註。
[3] 陳汗:《滴水觀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3年,頁4。
[4] 陳錦昌:〈良心遺照〉,《詩網絡》,2003年第7期,頁5-6。
[5] 陳錦昌:〈良心遺照〉,《詩網絡》,2003年第7期,頁6。
[6] 劉長欣:〈香港詩人陳汗:我追尋做一個「詩人導演」〉,南方日報網站: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3/0707/c25408-22105407.html 。
[7] (法)雅克・奧蒙(Aumont, J.),(法)瑪利(Marie, M.)著;崔君衍,胡玉龍譯:《電影理論與批判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42。
[8] 李思逸:《文學與電影十講》。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頁38。
[9] 編劇、導演:卓亦謙;監製:爾冬陞:《年少日記》。圓桌會議室有限公司,2023年。
[10] 陳錦昌:〈良心遺照〉,《詩網絡》,2003年第7期,頁5。
[11] 編劇、導演:王家衛;監製:鄧光榮:《阿飛正傳》,香港:寰亞電影發行有限公司,2005年。
[12] 陳錦昌:〈良心遺照〉,《詩網絡》,2003年第7期,頁6。
[13] 同上註,頁5-6。
[14] 艾歌:〈在地獄的底層仰望上帝——陳汗、飲江對談〉,《文學世紀》,2003年第32期,頁65-66。
[15] 劉偉成:〈久厭漂泊羈旅復整裝——論陳錦昌早期和近期詩風的遞變〉,《文學世紀》,2003年第32期,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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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像每隔三年,我就會帶同新作出現片刻。本以為《千鳥足》以後,我會回歸詩集構思,然而機緣巧合,我又出版一本散文集。這次結集主要來自各方專欄及寫作平台,除了首次擔任責任編輯的天一師兄外,曾點評和修改拙作的編輯們,我在此一併道謝。
2
徐焯賢是我一直想合作的文友,我的首本詩集曾在他出版社的日程表,奈何時機不對,最終擦身而過。今次請他寫序,他二話不說「出山」答應,更用上了我沉迷的好幾個意象,確實用心。下筆這刻我們才剛談過雷霆和溜馬的冠軍戰,彼此都對新世代雀躍,以及為舊人退場惋惜。
曾繁裕是我這幾年認識的朋友,一拍即合,我更邀請他擔任我婚禮兄弟團,甚至是證婚典禮司儀。他善良、正面、富有學養,還記得第一次相見是在《聲韻詩刊》的活動,回程時我們並肩而行,在交通燈的倉促間,他堅持留守原地,還腼腆地為自己做對的事道歉。
能找他們寫序,於某一個階段畫筆,無言感激。
3
忙着校對期間,我為兩位朋友的散文集撰序。與作者的交情和讀後感,就此不作多談。值得一談的是,在相近的出版日子、相近的身份和氛圍,我們同中有異:埋首教學工作,在Excel中掙扎,卻又堅持自身,以感悟和觀察塑造有我們在場的世界。
只是世界逐漸變得陌生,有時候難免會在熟悉的街角迷路,有時候徬徨,有時候就只能盲目地向前走。我想起初中參加歷奇營,主辦單位安排了一場洞穴夜行,着我們逐一走進去,我看着有人夾着平安符,有人祈禱,有人大叫,輪到我進去那刻,黝黑的環境、很遠很遠的潺潺水流聲,以及從不缺席的恐怖幻想,我不由自主地高唱壯膽,唱的正是當年熱播的〈耿耿於懷〉。結局是被前方同學嚇倒收場,但這一節回憶確實具象:惟有耿耿於懷才能維持下去,哪怕不辨前路。
4
這段日子我經常碰到舊人。印象最深的是在鄰近校舍,遇到同學M。大學三年,我們浪擲時光,一起走堂,一起打籃球,一起歡笑,坐上地鐵就從九龍塘聊天至葵芳。畢業以後,我們都散失在各項日程。再遇到他,他已是西裝筆挺的上班族,而我穿着Polo,剛吃完牛三寶準備繼續教學。我是後來才知道他已長成該校校董:無償、掛名,但有一定地位。他看到我便在我的名字後附上一句粗言,我們握着手交換近況,好像這十年的經歷可以完全交代清楚,也可以隨便跳過,劇情無縫接合。直至我開始預告下一回:不如再相約打籃球吧?M卻淺淺地笑,說出一個我意想不到,又有弦外之音的話:「我唔再做依啲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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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大學文學獎頒獎禮,麥樹堅師兄刻意安排擔當評審的我,頒發感謝狀予少年作家的指導老師吳其謙。我倆在台上放肆玩笑,在頒與不頒、取與不取的胡鬧中,我聽見朱少璋老師和來賓解釋:他們很熟的,一起寫作多年。
6
浮間舟渡。誠如內文所談,我第一次讀到這個名字,是在大久保分享以後。那段時間我開始接受自己的位置,年過三十,工作和別人的期許裏,我就是一個有經驗的「社會人」。在退場的浪潮我接過一些頭銜及想法,那種後青春的壓抑和傷春悲秋,已逐漸不適用,甚或沒時間容我考慮或拒絕。疫情期間,我走到西貢學獨木舟,從基礎的一星星章,考至最高級別,差少許就當上教練。但要我說出任何心得,我想就只得拼命地划,即使風和日麗,即使驚濤駭浪,動作也是相若,沒有心思思索可行與否。
7
是的,三年過後。《浮間舟渡》記載了我很多變化:成家立室、開創文學科、到外地交流,以及生活中無數瑣事和感嘆。慶幸這段日子能有閒餘書寫和喘息,潮漲潮退,《浮間舟渡》恰如連島沙洲,舟翻過海浪後,就安躺一個無人小島,旁觀世界的日昇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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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撰文:Sunnie Wong
文學作品轉換到劇場空間時,需要經歷怎樣的變化呢?今年夏天,黃怡《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從書頁走進舞台,化身成粵語藝術歌曲劇場《擠迫的愛情與生活》。黃怡在紙上寫香港、寫愛情、寫戀人們在「擠迫之城」相互抱緊找到愛的方法,而劇場又會如何呈現這些千迴百轉的流動之愛呢?
何為藝術歌曲劇場?
「淺白一點來說,藝術歌曲劇場其實並不是一個全新創新的形式,它只是將古典音樂,即我們在音樂會上經常聽到的曲目,融入劇場表演之中。」負責劇場藝術概念的曾麗婷解釋,「藝術歌曲的形式相對簡單,藝術歌曲的創作大多以詩歌為基礎,通常由人聲和鋼琴伴奏組成,強調兩位表演者之間的平等和互動。在這種表演中,兩者都是獨立的藝術個體。」她表示,今次聲蜚希望以劇場的方式重新表達一些藝術歌曲,而劇場的表現方式涵蓋了多個方面,包括燈光設計、舞台佈景、服裝設計,以及表演者的動作設計。「我們特別邀請了專業的舞蹈指導來協助動作編排。」這次演出歌者的身體也成為表達的媒介。除了「聽見」之外,更可「看見」歌聲與肢體的交織,這樣的安排不僅增強了整個演出的視覺效果,更使歌曲與表演相得益彰,創造出一個全新的藝術體驗。

綵排照片 攝影:Maximillian Cheng

綵排照片 攝影:Maximillian Cheng
「在我們的劇場表演中,我們會運用不同的音樂素材來創造全新的體驗。我們曾嘗試過將不同作曲家的音樂結合在一起。音樂本身並不一定是以線性的方式來表達的。這樣的融合能夠創造出我們想要傳遞的訊息。」音樂總監林浩恩分享,「而訊息具有很大的彈性,不必局限於線性的敘述。我們可以探索一些更為概念性的主題,也被稱為開放式。」他期望,觀眾在觀看表演時,能夠從中獲得不同的解讀和感受。例如某些元素可能會讓觀眾聯想到十字架或者一棵樹。「這種自由的詮釋空間讓我們感到十分有趣,也為整個表演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
選用小說作為粵語藝術歌曲劇場的契機:香港產地直送
問及這次為什麼選擇黃怡的《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時,作曲家盧定彰便談起當時自己獲聲蜚邀請創作粵語作品時,「我們希望探索一些現代的粵語文本,這也涉及到與不同時代之間的對話,因此挑戰性相對較高。我們花了至少一兩個月時間來思考,是否有合適的現有華文文本來進行改編。」他笑言,「剛剛好Eva(黃怡)那時出版了一本小說,想到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小說《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寫香港擠迫與繁忙,以愛情觀察城市百態,「它最大優勢是,小說不是一個完全線性的敘事。書中有四十多個章節故事,非常適合用來創作不同的段落或場景,而全書的結構能夠讓我們想像如何將這些內容轉化為一個歌曲劇場,而這與我們的創作意圖非常契合。」他形容這是「叮」一聲的決定,在地的劇場與在地的文本,小說探討香港及不同人際關係,因此從形式主題上來說,非常適合他們的創作計劃。在今次劇作中,觀眾將聽見夢境與現實交錯的獨白,也會觀看到熟悉的日常,像聽到「咕姑固」般的香港早晨時間,這些通通被轉化為歌聲與舞動,時而幽默,偶爾沉重,突然煩躁,或是跳脫,如同香港的節奏。
內心的對峙:從作者到填詞人
黃怡得知要把小說改編為劇場時,直言感到受寵若驚。「看到作品被改編,並成為他人藝術生命的一部分,這是一件非常珍貴的事情。」而她認為改編文本時,自己要把原作者的身份縮小,將重心放在填詞人的角色上。「我不會死守劇情。如果某句話唱出來不好聽,我會考慮改字或者重構整個故事,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形式。」她笑言,「第一次寫這麼多歌詞,逼自己去押韻,第一次押這麼多韻!」
從四十多個故事中挑選七篇,各配一首藝術歌曲和一首合唱歌曲,共十四首曲目,以「先詞後曲」與「繪詞法」的創作手法,把城市的親密與掙扎唱出來。「這次創作基本上是先有詞而後寫音樂。我和黃怡選定了一些章節作為框架,由她先創作歌詞,收到歌詞後我再設計音樂,過程中反覆討論和研究,看看哪些部份可作調適,好讓歌曲更有音樂性。」盧定彰補充分工細節,「這使我可以從文字中獲取音樂的靈感和意象,另一方面是歌詞的文學性也得以保留。」
粵語歌詞創作中的音樂挑戰
而改編又可以達至什麼程度呢?「我經常會問自己:這篇小說的核心主題是什麼?思考自己當初寫作的原因。如在〈春眠〉的故事中,我想表達香港的喧囂,特別是早上的噪音。即使是星期天,想要安靜地睡覺也非易事,這反映了香港的繁忙與噪雜。其次,是夢見自己心儀對象的那種奇妙經歷,這是一個有趣的主題,展現了城市生活中的情感特質。第三,我也想加入幽默的元素,讓故事輕鬆有趣。」然後,把三個主題分配到兩首歌中。「在這個轉化過程中,我並不拘泥於書中角色和劇情,貼實角色是不必要的,重點是主題,你可以在劇情中找到對應的主題。」

綵排照片 攝影:Maximillian Cheng
盧定彰指出,這次在詞曲上特別要考慮到粵語的音樂性和歌唱性,「例如,『的』字的使用要儘量減少,常見的是一篇文章中可能有十個以上『的』字。首先,「的」字是一個虛詞,沒有實際意義,然而它的音卻通常是高音。在音樂中,高音是容易被突出,但我們強調虛詞又是沒有意義的。又如想要在結尾部分使用高音,激昂一點,但詞語卻是低音的,這又需要重新調整。」他續道,關於粵語和音樂結合的細節,這從創作初期到現在的排練過程中,都在不斷處理校正的情況。
關於對「愛」的期望……
黃怡:「對於公演的期望,希望觀眾能與這個演出產生共鳴。既然我們能聽到不少德語、英語的藝術歌曲作品,但為什麼粵語這麼少呢?作品中描繪了許多香港城市的景觀和生活經驗,無論是搞笑還是哀傷的部分,我相信觀眾能在其中找到樂趣。我期待觀眾能夠笑著聊天離開,並且有很多話題可以延伸討論。如果這一部分能夠連接到觀眾,那我已經很滿足了。」
曾麗婷:「在音樂上,我希望觀眾能明白到古典音樂並不難以進入,尤其是新的古典音樂。這是我的第一個期望。如果觀眾看到美麗的高樓大廈佈景時感到觸動,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滿足的,能夠讓觀眾在我們的表演中找到共鳴,這是我最大的期待。而作為幕後工作人員,雖然這次我不是表演者,但我在過程中,逐漸找到了一個渠道來表達我對生活的想法。」
盧定彰:「以粵語演唱的藝術歌曲可說是鳳毛麟角,這次演出和合作也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我相信,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和嘗試,才能夠逐步拓展這個音樂形式。希望會有越來越多的創作者投入這一領域,未來能看到更多粵語藝術歌曲的發展。」
林浩恩:「我希望無論是表演者還是觀眾,都能夠找到一份自豪感。這可以是對自己身份的一種自豪,發現其實我們居住的地方還有很多值得驕傲的人和事物。觀眾在演出中看到的生活片段,發現自己並不孤單的瞬間。即使在劇場中談論生活的掙扎或愛情的困惑,我也認為有些並不是立刻就能找到答案的。就算是我自己,有些時候也意想不到會被一些劇中情節打動。這些時刻提醒著我,我仍然是一個有情感的人。」

攝影:Sunni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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