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切結束後,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的身體就出現了這一個症狀。我獨自來到城市的邊陲。不是為了撬鬆它的地基也不是為了把它跟另一片大陸分開。我只是在毫無分寸的狀況下偶然遇上可以來這裡的許可,也就無可無不可地接受了這一個可能。我大約猜想到出面的人在做甚麼,我之後如果出去,大約也會跟大家一樣吧。我不知道自己到時的態度又會不會是無可無不可地接受這一切。
七八月的天氣燠熱難耐,每朝我在開有空調的室內吃著自己做的早餐。內容通常都是之前包好了的餃子再加一隻水滾蛋,如果那日有興致,就會做個全日早餐。落地大窗外總是藍天白雲,我看著每日電視裡的新聞報導,心裡總有多少不耐煩: 明明世界每天發生的事情是那麼多,但這新聞台全日新聞的數量卻是少得可憐,而我又知道即使到了今日仍是有很多不會用電腦的人只能依靠看電視去維持對世界的想像。算吧,反正我也顧不了那麼多。之後我打掃一次全屋,到了十一二點左右,我一天的主要工作便大致完成了。
每日除了早上和四五點的時間,我都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近我開始學習一首新曲子,當然這是於我而然是新的,這首曲子實際上已有約二百年歷史,應該可以說它是所有學古典鋼琴的人都想嘗試征服的一座大山吧。這很可能是想當然爾的說法,不是所有學鋼琴的人都會有甚麼共同的目標的,先不說大家愛好的程度不同,就算是狂熱的級數一樣,也未必就一定都會想彈某首曲子吧,反正古典鋼琴曲目的量和類型都是多得驚人。所謂「所有學古典鋼琴的人都想嘗試征服的一座大山」或許是我為免顯得自己太寂寞而現身的一個說法吧。這首曲子長約半小時,雖然形式上是奏鳴曲但卻沒有一般傳統的樂章劃分,所以它需要一氣呵成地演奏。當時這是很後期的效果了。練這種大型曲子通常都要一至兩個月時間,每日大約三四小時。有少數的天才可能三至四日就能練好吧,一開始想到這就感覺到心內有些窒礙,或許是覺得不公平吧。好在後來在書上看到一些演奏大師說他們是用了數年至十年的準備才去錄製這首曲子的,那我就跟自己說: 好吧,藝術果然是一輩子的事,急不來也不用急。每次這樣想的時候,心也覺得緩了些。
在練琴的時候,我偶然也會稍稍分神。因為屋內的西摩犬通常都會跟我一起在客廳。西摩是很乖的一隻白狗,體型中等,幾乎從來不吠。牠只有在想有人跟牠玩耍和給牠食物的時候才會裝可憐似的悲鳴著。這時候我都會稍為逗牠一下,好用心的摸順牠的毛,學學牠經常伸脷的狗樣,然後就叫牠繼續乖乖往一旁候著。至於另外兩隻貓就會一直在二樓閒淡著,不用我操心。
到了四點鐘,我會餵貓狗吃最後晚餐,然後帶狗出去散步和撒野。即便這是新界的大型屋苑,佔地廣而人煙少,但始於脫不掉香港夏天的本色,無風而翳焗,彷彿有個巨型的半圓玻璃罩蓋著了這地方。我的身體接受不了這裡的天氣,因為自從學校課程終結的春天起,我的頸、手肘位、背脊和胸口每逢遇上這樣的天氣時就會長滿一粒一粒的紅疹,這症狀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我覺得很徬徨,甚至認為嚴重得立即去了醫院的急診室。醫生說這是濕疹,在香港很常見,而西醫在這方面暫無根治方法。之後我再分別看過中醫和西醫,但他們都無法取消掉我這身體的情形。我感到懊惱,不單因為症狀出現時我感到痕癢難受,而是我很怕受到別人注視。尤其是我多數認定那不會是善意的目光。在屋園內跟西摩散步時,途中遇上的多數是外籍僱傭或中年婦女,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像我這樣的青年男子。一個多月下來,我想她們都多少覺得奇怪吧(我反正沒有特別留意她們的眼光),因為一般的青年在這時侯都應該還在上班。但這世界總是有很多例外吧,我們也不需要每個例外為自己的存在理由一一解釋,反正我就是每日在這一刻在這裡跟這隻狗散步,不是傷天害理殺人放火,也就可以相安無事繼續下去了吧。通常我都會這樣地安慰自己內心的不自然感。而我最終也沒有弄清楚這裡的人對我有甚麼看法,反而我透過這段散步的路程,多認識了些自己。
散步每日都隨著我症狀的開始而終結。回到大屋入面,先到二樓廚房緩緩喝下從玻璃瓶裡倒出的清涼的水,然後在客廳大梳化上攤坐一會,這時我通常都會望著兩層高天花下的倒樹型吊燈呆呆出神,一邊懸疑著天花會否支撐不到吊燈的重量而把我砸爛,一邊靜候身上的紅疹漸漸隱退.
天大約六點後便開始入黑。為了簡單方便,我每晚的晚餐不是白汁蘑菇意粉便是芝士牛肉漢堡。在晚餐的這段時間,除了西摩犬,兩隻大貓都會跟我親密互動。牠們三不五時就伸手碰碰我的手或跳上我的大腿。這些都是為了能分到我枱上的食物吃。寵物似乎是全天候吃不飽的動物,即使入侵了家居,牠們的心理還是維持在野生狀態,永遠未雨綢繆,隨時為捱餓做好準備。這城的人卻相反,除了因為資源充沛,這裡很多人即使不工作都不會為三餐發愁,因此市面流行的其中一個話題是瘦身。
由於這是住宅區,入夜後沒有練琴的時間我便開始研究正在練習的曲子的不同名家的演奏版本。現在很多經典的錄音即使不用付費也可以隨時在網上搜尋得到,但我沒有因為唾手可得而對這些錄音失去尊重,每次我都是一邊面對著樂譜一邊去欣賞和比較演奏者的音樂和樂譜之間的關係。演奏者可以粗略地分做兩種形態,一種是無我型,一種是自我型。無我型的意思是說這些演奏者都很尊重樂譜,程度高者甚至類似於教徒面對聖經的地步。他們在意版本的差異和樂譜的細節,希望能逼近作者的原意以致最終能演奏出作者心裡想表現的境界。這些演奏者都視自己為中介者,只為聽眾帶來作者的想法,在音樂裡他們把自己放在最後的位置。至於自我型的演奏,顧名思義,就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對這些演奏者來說,樂譜是一個讓他們藉以表現自己的工具,他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征服聽眾。這類型的演奏者有時為了更進一步表現自我,他們會只演奏適合自己風格的曲目類型或對表演曲目進行改編。在近代,我們越來越少見到後者的出現。世界的規範越來越完整,再加上世界彷彿已被我們看穿看透了,理所當然地人類對世界的想像力也越來越小了。
一個多月下來我大約聽了六七十個版本的李斯特奏鳴曲。當中我認為達到頂級的水準應該要數齊瑪曼和波哥雷里奇的演奏。他們正正是那類要付上數年至十年的汗水才願意把自己的聲音灌錄到唱片的鋼琴家。從結果而然,他們的功夫是沒有白費的。齊瑪曼的演奏音色輝煌,而波哥雷里奇的演奏指力鏗鏘。即使去到困難的樂段,他們的琴音都是十分清晰,完全沒有要依賴踏板去蒙混的需要。他們都是無我型的鋼琴家,有本事出入不同風格的作曲家而仍能演奏得面面俱到。儘管如此,他們所理解的李斯特奏鳴曲卻可說是南轅北轍了(當然並不是只有他們二人在同一首曲子的演奏分別那麼大,其實在我聽過的眾多老一輩演奏家中,他們每一個的演奏都是別具個性的。這也是為甚麼我聽了一個多月同一首曲子仍不會厭悶的原因)。齊瑪曼把這曲子歸納成傳統四個樂章的奏鳴曲式演奏,同時取得理性和感性的平衡,而波哥雷里奇則視這曲子為一首大型幻想曲,把所有段落緊密扣連,把曲子塑造成一場大型的魔幻敘述。他們的演奏都有極強的說服力,成就自己的同時,也證明了樂曲本身的偉大。
在這城市的一角我每日都過著這樣規律的生活,儘管這裡的生活內容不是這個城市的規律。每日形式單調的生活令我對時間的感覺變得敏銳,彷彿秒針每一次的行移都是鉛球從一個淺坑被推到另一個淺坑的緩瞬。但我似乎已經找到跟時間相處的方法,這也是令我可以永遠在這裡留下去的一條鑰匙,當然在物理上我的肉身是終究要離開的。然後不知在我在這裡住下來了多久的一日,我的電子郵箱捎來了一份檔案,我打開檔案,熒幕播放出我的演奏片段。那是我二月份跟同學們所舉辦的古典音樂會裡的其中一個節目。那是我在十月份開始準備的曲子,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六號。後來才從書裡看到,原來匈牙利狂想曲應該叫作吉普賽狂想曲才對。因為李斯特弄錯了,他一心以為自己找到的匈牙利民謠其實是吉普賽人的旋律。這個匈牙利人或許算是為另一個民族作嫁衣裳了吧。反正我練習的時候一心想著表現匈牙利的民族情緒,但現在聽到那時候的演奏便覺得其實這些都是在造作:我已騙不了自己。我根本體會不了甚麼民族情緒,我不是一個容易把自己擺進大群體裡面的人,否則我不會自我放逐到這地方來。所以這演奏是我的失敗之作,我亦懊悔那時願意聽導師的話把樂曲中段慢版的演繹從本來低吟的曉風殘月改成引吭高唱的大江東去。
在籌備音樂會時街上人心惶惶,當然這是世界不斷發生的事,只是當聲音不是在遠方而是在我們的城市發生時,事情就似乎要用慎重的心情去看待。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已經正視了這裡發生的事件,即使我們最後都是如常舉辦了音樂會,甚至我們當時只是把這件事當作一般用來充作日常閒聊的新聞而把它消耗掉。我們沒有我所預期的出現分歧:一方堅持做好本分,認為這也是為社會出一分力的方法;而另一方則忍受不了自身的冷漠,越發覺得羞恥而投入到街上的浪潮。沒有,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只是在我腦中曾經一閃而過的想像。我們的群體氣氛融洽得令我因曾經想把街上的議題帶入到這裡來而感到尷尬。
從春天開始到如今,我跟我身上的症狀已相處了大約半年時間,我開始認識到這不是醫生口中的濕疹病,因為一般濕疹是在轉季節的時候出現,而出現後會持續一段時間,即使復原也會留有印記的。但我的身體只會在炎熱潮濕或做劇烈運動的時候才出現紅疹,而且只要停止運動或回到室內較清涼的地方稍息,紅疹都會在大約半小時的時間內消失,身體回復到跟平常一樣。我來到這個地方前,出走過去台北和澳門一兩個星期,那邊的樓房密度低,樓高也低,即使溫度跟香港差不多高但仍有不斷的涼風送爽,在那裡我可以毫無顧慮地行走。或許我要找個專門的皮膚科醫生檢查才能比較認識到我自己身體是出了甚麼狀況。但我估計就算弄清楚原因,這狀況是將會繼續下去的。
因為要每天九點放養西摩犬的關係,我開始變得早睡早起,也因此戒掉了夜行的習慣。在市區居住的時候,我經常在大約零晨十二點的時候出門夜行,行程大約一至兩小時不等。路線通常時是由家裡出發,往西九龍走廊方向走,然後轉進馬頭圍道;回程是由亞皆老街中段開始,再沿著窩打老道走入彌敦道直到回家。夜行帶給我很大的自由感,平時擠塞的街道難得地落得個途人零星的下場,彷似降格成為了一個專為我而設的道路使用區。空氣不再稀薄,而且變得像大自然中的那麼清新,只是少掉了那份濃郁的綠野氣息。空寂偌大的街道在我看來有點超現實,好像電影《腦作大業》中那劇作人孜孜弄了一輩子的那個城市般大型的戶外劇場。因為路人稀少,以致於每次見到前方有人的時候感覺都會十分突兀,每個人的身分都是那麼懸疑,每個人的存在都是那麼的有分量,究竟他是從哪裡來,他會到哪裡去,我們同一在這個時間孤身經過同一街道,背後的理由會否有那麼一點的重疊……我覺得即使大家是對方的陌生人,我們都回復到一個人應該有的質感。不過後來有一次因為出於好奇,我翻來覆去地觀察一個陌生中年漢在街道餵貓的情況,這當然把他惹惱了,他走過來問我在幹甚麼,差點還想跟著我走一回。之後我為了避免再碰上這中年漢就只好改變了夜行路線,而且感覺也沒有以往那般放鬆了,因為我開始覺得這自由背後也是隱伏著跟日常所不同的另一種代價,而這種代價甚至會是血淋淋的。
單調的日子在這裡過得很慢,但尾聲來臨時我仍有著過得真快的感覺。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已初步學習了整首李斯特奏鳴曲,要去到能背譜演奏的程度應該仍需要多半個多月。愈了解這首曲子,我愈意識到它於我的意義。奏鳴曲於那個浪漫主義的時代仍然是一種霸權的曲式,大家都對它有一定的成見和要求,尤其是先前貝多芬所作的三十二首奏鳴曲似乎已窮盡了它的可能性和高度。李斯特雖稱這首曲子作奏鳴曲,但又處處顯露怪招,令專家苦惱著怎樣把奏鳴曲的結構套進去。感覺也許就像依賴星座或九型人格這類方法去觀察眾生的專家遇上一個例外的個案那樣不舒服吧。這樣的曖昧與浮動彷彿是一股含蓄的力量在鬆動著當時歐洲大陸的一塊底板。而到最後在我回憶起欣賞過的眾多演奏版本的時候,我發覺印象最深刻的竟不是齊瑪曼和波哥雷里奇的版本。最令我印象難忘的是阿赫里奇和喬治的演奏。他們都算不上是精雕細琢的演奏者,而且演奏極度隨性,是完全自我的類型。他們錄製的許多經典佳作(包括這首李斯特奏鳴曲)都可說是天才洋溢,是天賦本錢的顯現多於刻苦歲月的修為成果。然而他們的演奏神采都很快隨著青春的靈光消逝而消失。本來在我的學派背景看來,他們的演奏是屬於不平衡,有過度浪漫化甚至走向瀕臨瘋狂邊緣之嫌。但偏偏也是這種無懼的本色令我拜服。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晚上,我坐在床邊凝望著窗外的樹林,想把這裡的樹枝聲烙印在樹林暗綠的風景上然後化成我將來記憶中對此地最後的一格畫面。這晚天氣仍是燠熱難耐,而我仍是獨個兒躲在開有空調的室內。忽然樹林裡有一隻雪白的生物一閃而過,然後隱入到那森林深處,而我知道這都不是真實的。在第二日清晨,我在一片濃霧中坐車離開了這個地方。
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產生沒有意義的文字組合。
葉愛蓮在《字花》74期重寫劉以鬯〈打錯了〉,
讓命運在歷史鏡像間穿梭,
而這八位中學生又怎樣重新開啟
這篇微型小說內似小而大的機會世界?
巴士司機做了一個血腥的夢、
打電話的女人要找的原來就是老婦、
女童露出僥倖的笑容……拜託,你又打錯了!
六月是亡逝者交給追悼者的一個謎。
不能面對、無法挽回的,
交給聲光語詞。著名攝影師黃勤帶
親身印證著影像中共存的
消逝與永恆。五位詩人,攜帶六把聲音
在廣場的消失邊界對稱
以呼告去捕捉,以回音為現象。
困於傷逝的黑洞,唯有以讀制衡,
編輯部選來五份痛定思痛的文本。
己新的〈懸浮誌〉以放逐
避世為主軸,汩汩滲出處身某種
失落時空縫隙的彌留氣氛。
凡照片都是消亡的象徵。拍照片便是參與進另一個人(或事物)的死亡,易逝,以及無常當中去。
──蘇珊‧桑塔格《論攝影》
青洲船民檢疫站,1986
資深攝影師黃勤帶對亡逝並不陌生。一九八九年,他去了北京天安門廣場,拍學生,拍他們激動的臉,堅定的姿態。一九九九年,地點同樣是北京,他拍學生的墓碑,永遠停格的安靜的臉,和城市如常的冷冽與游離並置。最近的出版是他為核災後福島拍的照片,透過即影即有相機、極不穩定的相紙(相紙是Impossible生產),黃勤帶彷彿也參與進一場比明確的死難更無常、更難以覺察的幻滅裡去。但他說,我們說的消逝,不過是文字上的概念,影像世界完全是另一回事。於是,剛才的文字描述也許只合該在影像裡,或在影像的凝視裡逝去。
憑悼詩認出六四死難者
「在清明期間找墓碑,沒那麼礙眼。」六四十周年,黃勤帶和另一位攝影師趙嘉榮申請了《人民不會忘記》基金,重返北京,除了紀錄現場變化,也希望印證「天安門母親」整理的死者資料。他們的方法很原始:去北京的幾個公墓,逐行搜索,憑去世年月日和死亡年齡判斷,但最終的確認,還是要靠回來後核對丁子霖的書。在尋覓死者的過程中,最明顯的證據是一首詩。詩是死者父母寫的,意思仍然隱晦,但哀挽痛惜之情,一望而知。
黃勤帶自言是記者出身,有了文字資料,也想去現場印證,而那次拍攝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覺得事件根本未完,身為攝影師,能做的就去做,因此六四十周年重新採訪,出了《北京戀曲》,二十周年再出修訂本。他並沒有特別覺得自己是在紀錄消逝的人和事情,在他而言,後者本身就是攝影的本質,無論是新聞相片、為紀念而拍,攝影師的主題往往來自一些正在消亡或快要消逝的事物。
影像世界中沒有消逝這個文字概念
然而,黃勤帶指出,文字概念上的消逝,甚至我們口講的現在、過去、未來,都不適用於影像世界:「我們和影像接觸的方式永遠是現在式,不存在過去,每一次看同一張照片都是重新開始,看一張所謂舊照片,也可以感覺到未來,這感覺是因人因時而異的。」因此他認為,好的照片是跨越時空的,文字上的過去現在未來都濃縮在影像的空間裡,比文字的描述和解釋更重要的,是「每個人接觸影像那一刻所獲的時空信息。閱讀照片這行為永遠是現在進行式。」
當然,不是每張照片也有豐富、開放的連結可能,有足夠高的閱讀價值,有些照片,只是當時令人震驚,有些照片則經歷很多年而成為經典。「比如說,如果對象是你的家人,你就會帶著很多回憶去看,而香港人看香港的照片,感覺也會強烈些。但歷久彌新的照片是超越時空和事件的,它們通常承載著人的共性或人的普遍處境。」他由此提醒從事攝影工作的人要宏觀一些,不然只是永遠追逐著事件的紀錄,為明天的報紙做插圖的同時,也不要忽略事件背後的普遍性。問及普遍性所指,他坦言離不開事物的變化消逝:「文學裡也一樣,最大的主題就是人的主題,我們從出生開始就在完成消逝這個過程。」
西單,1999
死亡與世代的目擊
黃勤帶予人印象是內歛,精神矍鑠,在觀察中獲取力量。六四屠殺事出突然,他自言算是冷靜的一個,可能是因為做突發記者的訓練,即使有情緒有想法,也只會集中去想事件有甚麼處理方式。「做記者時幾乎每天都面對死人冧樓,車禍最多,跳樓其次。當時年輕,加上競爭大,不會擔心現場怎樣血肉模糊,只會關心有沒有拍到重要的東西。」最深刻也是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是在灣仔道,他知道有人跳樓,就立即從附近的報社趕到現場,卻找不到任何跡象,也不覺得有人圍觀,一抬頭,才發現屍體掛在招牌上。當然,更大的消亡其實是一個時代的消亡。翻攝影集翻到一張天后誕時拍攝的照片,時值一九九七年,由北角碼頭開出的船,沿途在維港撒溪錢。「我們現在最大的消逝就是殖民地歷史的消逝。」黃勤帶如是說。
黃勤帶很重視攝影集的呈現,結集是經過編輯的,多了時間這軸心,獨立的照片由此在互相聯繫中呈現出厚度:「做一本書出來,承受時間的磨擦是很重要的。」雖然出版業式微,但他認為書這種載體並沒有衰落,相反,攝影書的興起才剛剛開始。「可以說,我們正處於一種世代交換的時期。我們之前是文字世代,現在是影像時代。人們自小接觸影像,攝影人口也愈來愈多,加上影像沒有地域限制,是全世界共通語言。」
福島,2012
欲望永不消逝
如果說消逝是人的普遍處境,攝影師同樣不能迴避的就是欲望,這個人的共性、共業。一提到福島,氣氛就變了,冷靜的黃勤帶冷峻起來,他語氣嚴厲地指出海嘯觸發的福島核災,本質上仍然是人禍。「人的欲望在背後作用著。本來有足夠的冷卻系統,三月的海水也不熱,但因為灑了水整個核電廠就要報廢,所以遲了做決定。欲望是人的共性,只考慮經濟利益,而沒有真正從人的利益去想。」在核電停用的一年,人們生活如常,最多不打領帶、關掉汽水機,但最終還是貪核電便宜,把計時炸彈重啟:「所謂社會發展,不過是欲望的膨脹。小康不夠,要發達。」
一看到自己以前拍的一張填海區的照片,黃勤帶突然說:「這張也有死亡的意味。填海不就是埋葬的儀式嗎?站著的這些人,連姿態都像極墳場準備掘坑的杵作佬。我當時還沒有這想法,只覺得荒謬。」這照片可說是香港這個填海之城用盲目的發展自掘墳墓的寫照。
就像六四死難學生的遺照,就像福島變天後的表面平靜,影像就這樣再次和觀者,和觀者的當下連結──它又活過來了,並再次證明它沒有消逝,而不必證明其長存的,是我們的欲望。
油麻地,1995
(照片為黃勤帶先生提供或得到黃先生同意刊載,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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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南繼年初獲得藝術發展局年度藝術家獎項後,年中喜事再臨:結集於1984,絕版多年的小說《慾季》重新再版。這實在是另一件文壇大事。重看舊版封面,一個赤裸女性張開大腿,露出被圓點遮蔽的私處,大膽畫風難免被人視為一般色情小說。事實上《慾季》並非普通渲染肉慾的文字,反而崑南想借情色表現一個身處社會邊緣,唯有借情色反抗的畸零人故事。
上圖:再版《慾季》內文插畫(插畫:夢特嬌‧全)
畸零人(The superfluous man)本是十九世紀俄國小說中開始出現的人物形態,這種人往往敏感聰慧,行事不同流俗,甚至離經叛道,自外於社會陳規,但往往因此處處碰壁。《慾季》主角畫家李山正是典型畸零人,他多年以來一直繪畫裸露女性胴體,大家因此誤解他,甚至他的情人冰也說:「你專畫女體,可見你的腦袋是穢褻的。」(註1)只是李山的情色並非色鬼的色情,而是反抗社會的工具。崑南在〈現代小説情色晶體的光譜〉中說過,他由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說話想到情色問題:
[海德格說:]這世上之所以有人,並不是為了人本身,而是為了存在的意義,只是為著,因為並且只有通過人,存在才能彰顯自身。
很明顯,性慾是一個大大的主觀/客觀的存在,這個存在通過人──人才自然而然更為彰顯自身了。人與人才建立一個嶄新的關係。因此,性愛,也可以很哲學的。(註2)
情色也是李山思考個體存在的工具。為甚麼要思考?這自然源於他與社會格格不入的性格,他對社會,對他人充滿愛:
他想,他愛過萍,愛過碧,當然也愛過冰,甚至,一些不知名的妓女,他也會依戀。他太輕易去愛了。
太輕易去愛,他熱愛國家,熱愛社會,熱愛生命與藝術,可是,經驗告訴他──「我希望如此。」
無可奈何的。
天下太平。朋友如手足,愛人如愛己──我希望如此。(註3)
這種熱烈的愛卻令自己陷於絕境。在與幾個少年男女的性愛派對中,他跟小女孩芳說:
「怎樣,老是有心事那般,不是失戀吧?」一個樂天的笑容。
他糊裡糊塗地說:「我永遠是一個失敗者。」
怎料她這樣說:「我想你一定是有毛病了。」
他沒有回應她,但他對自己說:是,我知道,有時,我卻不知道,正如,人之初,性本善並不一定令你快樂的。(註4)
最後李山從他的同屋住客周師奶那裡得到慰藉。周師奶老公行船,長期不在香港,她的身體吸引了李山,但更重要是她成了女神般可以膜拜的人物。有一次聊天,她很通透地說出李山的鬱結:
「那麼,你可以做一個賺大錢的藝術家啊!」一針見血。
「問題在我沒有這個能力。」第一次他在陌生人面前承認這個事實,「我不想放棄一些東西。」
「你的信仰,是嗎?」
第二次的一針見血──李山抬起眼睛驚異地望她一眼,依然是周師奶,與過去的形象沒有不同之處。(註5)
李山的信仰是對人世的愛。要是情色(肉身)可以喚醒自身主體的自覺(精神),周師奶儼然兼具女神與神女(妓女)的角色,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上圖:再版《慾季》內文插畫
小說結局,李山精神崩潰,姦殺了周師奶,為他診症的童年好友張醫生記起他與李山通信:
張醫生憶及那三隻眼的往事,李山在信中的反應是──「目前為止,我認為女神或神女都是有三隻眼睛的,第三隻便是陰戶。」
[……]
李山在信中也說過──「我的女顏,也是女體,因為少了一隻眼睛,女顏是不完整的,人類的文化是女顏加上第二隻眼睛。」
女神與神女。(註6)
女體/女顏/陰戶就由單純的女性身體,變成人類文化的象徵,要是沒有女性生育,人類社會又怎能繁衍下去?女顏是社會,李山又在社會中,所以女顏反映他自身,也是心裡的照妖鏡,「女顏是你的第二個自己,從第一個自己走出來的第二個自己」,(註7) 所以李山才說:
他心中的女顏,只存在心中,那是不實在的。
心中的女顏,不外是一個惡魔,就算是惡魔,也得把它拿出來,去繪寫一個惡魔,或去做一個惡魔。
女顏不是誰。
女顏原是他。
菩提本無樹,相是心,心是相。(註8)
可是李山這個畸零人以情色去抗爭,到最後終歸失敗了,「如今連畫布也不能滿足他──應該說,他的環境,這個社會,不能滿足他」,(註9)他「走進一個魔的世界」,(註10)變成無藥可救的傻子。
上圖:再版《慾季》封面
其實這個以情色抵抗世界壓迫的畸零人,早在崑南1961年的小說《地的門》中已經出現,要是《地》的主角葉文海還稍為青澀,那麼《慾季》中的李山就是更瘋狂的抵抗者了,葉文海以交通失事而亡告終,李山則面對不知未來的痴呆狀態,不都同樣像希臘式的悲劇英雄?李山寫過一封信給周師奶,其中有幾句是:「殘酷的真理在──發現殘缺的圓全時,圓全的殘缺便開始了」,(註11)或許在這個殘酷的世界追求愛是永遠不能到達的希望。當香港書展抽起人物裸體的名畫畫冊,圖書館又會收起同志平權的兒童故事書時,崑南這本以情色抗爭的小說在書展中重版發佈,不正是意味深長?
20180715
註1:崑南:《慾季》(香港:藍藍的天有限公司,2018年),頁79。
註2:崑南:〈現代小説情色晶體的光譜〉,載鄭蕾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崑南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年),頁557 – 558。
註3:同註1,頁51。
註4:同註1,頁183。
註5:同註1,頁149。
註6:同註1,頁230。
註7:同註1,頁201。
註8:同註1,頁184 – 185。
註9:同註1,頁200。
註10:同註1,頁185。
註11:同註1,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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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天的氣溫沒預想中高,但站在烈日底下個多小時,陳絹還是不住地擦汗。她不敢喝太多水,因為廁所在老遠;況且,她必須在這裡等候那些來參加遊行的人;他們靠的是陳絹手上那塊直幡,要不然,偌大一個球場,擠滿各式各樣的團體,實在不知該怎樣集合了。陳絹又拿手背往額角一抺;眼底下是一片旗海,紅色的、黃色的、藍色的、綠色的,各種顏色各種形狀都有,把維園的半空擠成一片混沌。於是陳絹只好把手上的幡再舉高點——她的手已酸了,而且庇護中心的這塊實在太細小、太寒酸了。但即使做一個大的又如何呢﹖她一個人又拿不了。
終於,兩個熟悉的身影在人海中出現。陳絹向她們連連招手:「這裡啊﹗」艾達和科娜好一會才聽到喊聲,快步走來。陳絹笑著把直幡交給她們:「我去外面看看,可能有人找不到我們。」剛說著,手機就響了,又是清姐,已經是第三次打來了。
「你們到底在哪裡啊﹖」
「不是說了嗎﹖在足球場旁邊的角落呀﹗」
「足球場這麼大,我看不見你們呀﹗」
陳絹顧盼四周,「你看見那塊寫上禁毒標語的大橫額嗎﹖掛在球場旁邊鐵絲網上,綠色的。」
「在哪裡呀﹖看不見。」
「都說是足球場旁邊的鐵絲網。」《國際歌》忽然從大會喇叭中轟炸過來,陳絹只好對著電話大吼。電話那邊響起「嘟嘟」聲,另一條線要插進來。
「你找找看,禁毒的橫額,綠色的。」陳絹把線路駁到另一邊,果然是記者。
「你們現在在哪裡﹖我可以來採訪嗎﹖」
「當然可以,」陳絹用耳朵和肩膊夾著手機,扭開水瓶喝口水,「我們在足球場旁邊,我站在一張禁毒橫額前,綠色的。」
「你們這次有多少人參加遊行﹖」年輕的女記者個子很小,一邊問,一邊探頭往陳絹身後望。陳絹也回過頭去,見除了艾達和科娜以外,只另外來了一男一女。
「其實每年人數也說不準,」陳絹提醒自己保持微笑,然後從手提袋裡掏出新聞稿交給記者,「新移民婦女一向比較怕事,也不一定懂得來港島區的路。不過我們還有些義工,會陸續到來——對了,你也可以訪問我們的同工。她們知道很多故事。」
陳絹過去接過直幡,讓艾達和科娜跟記者聊天。電話又響起來了。
「陳絹,」丈夫的口吻老像中學同學,「我現在從地鐵站走來,要不要替你帶點甚麼﹖」
「不用了,」陳絹把垂到肘彎的手提布袋抽上來,「你過來吧。」
「外面人龍很長,進來至少十五分鐘。你要喝水嗎﹖肚子餓不餓﹖」
「真的不用了。」陳絹急著掛線,「我正忙著呢,不談了。」
才掛了線,電話又響了,「我看見你啦﹗」
陳絹往前望,果然見到清姐一拐一拐到來;阿彌陀佛,不用再接她電話了,陳絹鬆一口氣。
「終於找到了啊,」陳絹為自己剛才的語氣解釋,「實在太多電話,我應付不了。」
「其他人呢﹖」清姐也問了記者的問題,「怎麼就這幾個人﹖」
這次陳絹無言以對了。
「反對家庭暴力!正視婦女被虐﹗」
遊行隊伍終於出發了;陳絹領在隊頭,一邊跟著前面的人走,一邊托起大聲公喊口號,後面的人也就跟著叫起來。來到維園出口,一下子容不下這麼多人,大家自動排成直線慢慢前行——都是遊行的常客了,守秩序,講常識,過瓶頸位時得專注迅速。陳絹放下擴音器,趁這空檔又撥了電話。
「你到底在哪裡?」
「在你們後面吧……我猜……」
陳絹強搬脖子往後望;他們一隊才五十多人,陳絹不見丈夫。
「我看不見你啊,」陳絹往前挪了挪,「你現在的位置是甚麼?」
「這個……」
「你看見甚麼?」陳絹看著前面,「你看到外牆罩住綠色紗網的那幢大廈嗎?」
「在哪裡?」
「前面罩着綠色紗網的那幢,」陳絹又往前挪,「我們就在對面。對了,皇室堡對面。」
「皇室堡?」
「皇室堡你不知道?」陳絹又火起來,「你在香港出世不是嗎﹖」
電話那邊忽然斷了線;陳絹再撥,卻怎樣也撥不通了。前面不知是誰在吹號;隊伍終於穿過維園出口。陳絹只好放棄,重又托起擴音器:
「反對家庭暴力!」
「反對家庭暴力﹗」
「關注婦女權益!」
「關注婦女權益!」
「成立家暴警察﹗」
「成立家暴警察!」
「抗議政府漠視﹗」
「抗議政府漠視﹗」
陳絹沒命地喊,然而卻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她聽到的是一陣「隆隆」的鼓聲,一陣讓人背脊骨樑發涼的震動。回頭望去,只見一式一樣的面具,整齊地成「一」字排開,把整條馬路封起,像一壁緩緩向前迫近的牆垣;鼓聲是石牆移動時磨擦的聲音。陳絹轉過臉去,前方是一陣旗幟的海浪,紅黑色的,迎面撲來。她覺得自己像被夾在中間的一株雜草,只要四周的聲浪再大些,就要斷了。
口袋裡的震動把陳絹拉回現實。這次卻是母親打來的。
「你今晚回來吃飯嗎﹖」
「甚麼﹖」
「我說呀,你今晚回不回家吃飯﹖」
「隨便啦,好的。」陳絹知道,如果不這樣回答,是妄想掛線的了。有人在她背後拍了一下。陳絹按著電話回頭望,是丈夫。他一言不發,接過陳絹的手提袋,掛在自己的肩上。
「我正忙著,不談了。」
陳絹著義工把橫額抬高些,深呼吸一下,喊:
「反對家庭暴力!」
「反對家庭暴力﹗」
「關注婦女權益!」
「關注婦女權益!」
熱空氣載著她們的聲音,在高樓大廈之間迴旋著,往上升,往上升;夠不著太陽 也夠不著白雲,便在半空散開了。一隻麻雀站在大廈外牆邊緣向下望,牠看見平時熟悉的街道鋪滿了往前蠕動的螞蟻,無聲的、看不見臉孔的,往同一方向整齊地遷移。然而麻雀並不感到奇怪,也不驚惶;在天空中生活,牠已看慣了地面上一切異樣新奇的事物,這每年一次的情景,實在沒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麻雀雙腳一撐,好像要往下掉,卻忽然一抬頭張開了翅膀,「呼」的一聲劃過天空。牠滑翔到另一座大廈的天台;風穿過牠的羽毛,習習地吹到城市的另一邊去了。今天的天空像過往的天空一樣,寧靜一如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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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黃昏的屋邨走廊上,經過電視聲、炒菜聲、煎魚的腥氣和一塊塊熟悉的鐵閘掛布,陳絹終於站在母親家門的鐵閘外面,看著屋內的母親不住在廚房與客廳之間進進出出。晚上八時,母親忙碌一如受驚的母雞,手裡拿著各種蔬菜、肉食、碗筷,穿梭於飯桌、冰箱與灶頭之間。她甚至沒發現女兒已站在門外好幾分鐘。如果我是個入屋行劫的賊匪,她手上的武器,就是紅蘿蔔、一袋滲血的生豬肉,和幾條菜心了吧﹖陳絹搖搖頭,自行掏出鎖匙開門。母親這才抬頭看她一眼:「回來了﹖」沒等回答,便又拿著滿手的物事回到廚房去。陳絹含糊地「嗯」了一聲,算是招呼;丈夫把擴音器、紙板等放在門口的角落,親切地喊了一聲「媽」。母親每次看見女婿都顯得很開心,笑著說:「快開飯了。你們先看一會電視。」
陳絹瞄了一眼;丈夫把紙板都翻到背面,看不到上面的口號。她擠進廚房,只見母親正在剁豬肉,豬肉在密集狠準的刀法下,已剁成稀巴爛了。陳絹別過臉去,倒了兩杯水;走出客廳,丈夫已經打開電視了,英文台剛開始報導晚間新聞。陳絹把水杯遞給丈夫,眼睛卻盯著螢幕。第一宗就是遊行消息。鏡頭掠過一個又一個的團體、隊伍,一張又一張的臉孔。主辦單位說,參加人數約有七萬人,訴求是爭取民主政制、改善民生、控制樓價等。也有人爭取小班教學、全民退休保障、保育古蹟。一如所料沒有她們的份兒。丈夫說:「回家後我把照片放上網。」陳絹沒有搭腔。
「開飯了。」母親興致勃勃地捧著餸菜,從廚房走出來,「快過來。」
夏日的晚上,滿身臭汗坐在溫度三十度的空氣裡,這餐晚飯像一道被迫著欣賞的美好風景;只有母親對自己煮的菜從沒懷疑,總是大把大把地下箸。一碟鹹魚蒸肉餅很快便吃個精光;幾顆白色的肥肉在又油又稠的汁液中浮動。母親還把餸汁澆在白飯上:「今天下午我打了好幾次電話給你,都打不通。」
「是嗎﹖我的電話一直開著。」陳絹拿起電話一看,沒有母親家裡的來電顯示。「你甚麼時候打來的﹖」
「兩三點左右啦。」母親把肥肉送進口中。
「可能是同一時間太多人打電話,」丈夫夾了一條菜心,卻沒有吃,「我跟你講電話時,也是忽然斷了線。」
「哦﹖我以為是你掛斷電話。」陳絹低頭扒飯。
「我沒有,」丈夫拿筷子把白飯扒鬆,「是突然斷線。那段時間線路太繁忙了吧。」
「幹嗎,飯菜不對胃口嗎﹖」母親忽然拿筷子敲敲丈夫的碗,「吃這麼少﹖」
陳絹瞄了一眼,果然只吃了一點。
「不,」丈夫笑道,「天氣熱,胃口差些。」
母親站起來關門窗,開空調,背著他們說:「你們剛才又去甚麼遊行了﹖」陳絹和丈夫都沒作聲。。母親又說:「我說呀,有甚麼用﹖有工開,有飯吃,這就是了。」空調開了,登時傳來低沉的「隆隆」聲,像母親的嘮叨:「你呀,別再讓她去了。你自己也不要去。我另外煮個麵給你吃可好﹖」
「媽,你不用費事。」陳絹皺眉。
「真的,不用費事,」丈夫笑道,「我慢慢吃就好。」
「不費事呀,很快便煮好。」母親放下筷子,用身上的圍裙擦擦嘴巴,便站起來,重新到廚房裡操作起來。她將會煮一個麵,送到女婿的面前。母親總是以自己的判斷來決定對方的需要,然後馬上付諸行動。她忠於母親的職份,樂於應酬家裡的各項瑣碎事務,包括一頓飯要煮兩遍。然而陳絹從不認為母親是個溫柔的人。丈夫乖乖把麵吃完,一直保持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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